其实，日本近年来一直存在爆发经济及社会危机的可能性因素，甚至可以说今天已经走到了面临社会经济总危机的前夜，因为多种因素已经具备了总危机的基本性质。
(一)以311 大地震为标志，日本进入生活质量的绝对下跌阶段。这是社会经济总危机的直观性表象
311 大地震其实就是一场名副其实的大灾难、大危机。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使日本在基本生存方面丧失了一直以来的安全稳定性;在能源供给方面出现了“弃核”等颠覆性变化，对于日本这样能源、资源极度匮乏、本冀望“核能”成为社会经济支柱的国家来说，这无疑对社会经济生活造成“釜底抽薪”的效果;在衣食住行等国民生活质量各方面，都呈现出战后从未有过的绝对水平下跌的情况。这是社会经济总危机最直观性的表象。
十几年前，日本就已经宣称进入了“追求更高生活质量”的成长阶段。但311 大地震后，日本人在家需要两张图∶“地震预测分布图”与“核辐射超标图”，吃菜喝水都颇费思量。想出门到美欧躲躲，又需要一张“世界恐怖袭击警示图”。偌大的世界，竟容不下人们“衣食住行，平安保命”的最原始愿望。至于劳动安全、职业安全、生活稳定等就更难保障。这与一般周期性危机起伏造成的失业等明显不同。这种危机影响人多且不分族群。据学者统计，仅以日本核电站周边50 公里为避难区，就将涉及1200 万人，相当于日本人口1/10，这完全不同于一般偶发的局部灾害。这种危机的深度与广度在战后从未有过，而且在日本还将产生复杂的连锁效应，现在还仅仅是开始。
(二)今年4 月1 日消费税上调启动“增税加负”浪潮，将经济困难的巨大压力再度直接施加在民众头上，引发民意浮动与反弹。这可能构成社会经济总危机的引爆点
近来，日本最流行的词汇，就是“消费税”。今年4 月1 日开始，日本终于再次将消费税从5% 上调至8%。这是继1989 年出台消费税3%，1997 年上调至5% 之后，时隔17 年的再次上调。这项增税法案并不是安倍内阁决定的，而是两年前民主党执政时通过的。
增税法案的理由，主要是日本社会保障体制出现严重亏空，需要开辟新的财源来填补亏空。换言之，日本由于少子老龄化问题，交养老基金的人越来越少，领养老金的人越来越多。因此政府的年金基金漏洞越来越大。国民医疗保险基金也大致如此，日本的社会保障制度面临崩溃。刚刚通过的日本2014 年度的国家预算显示，全年95 万亿日元的国家预算中，用于社会保障的资金就高达32 万亿日元，占据整个国家预算的三分之一。因此日本不得不依靠提高消费税，来获取填埋漏洞的新财源。
由于日本公共债务余额屡创新高，按债务占GDP 的比重看，日本已经位于世界首位。今日的消费增税，只不过是进入“加税增负时代”的入口而已。这样的举措，可能形成下列恶性循环：“增税加负”必然导致民众生活水平绝对下降→消费水平绝对降低等进一步导致经济全面弱化、冷化，加上外交失衡造成外部环境恶化→民众经济上的困难与失望会进一步加大，这些压力可能逼日本政府作出更强硬的选择→这样就更加破罐破摔，最终导致危机。因此，消费税上调启动的“增税加负”，可能会构成社会经济总危机的引爆点。
近日日本各大媒体都以“物价上升，工资不足”为题，结合增税大做文章。而占大多数的中小企业的交涉收效却明显很差，工资上调率普遍走低。日本舆论普遍认为：政府虽然在工资上调之外，还考虑向低所得家庭给予现金补贴等对策，但如果工资不能持续上调，家庭生计就不敢放开。日本经济财务相甘利明3 月28 日称：“希望工资上调能扩展到中小企业，而不仅是大企业”。但这种经济的良性循环仍前景不明。
工资低，难上调，再加上日本正式职工录用仍然低迷，更加剧了民众收入的不升反降。今天，日本人生活上除上述“地震预测分布图”、“核辐射超标图”之外，还要再加上“增税涨价图”，衣食住行都受到较大的影响。这种压力与地震等造成的灾害有所不同，因为人类在面对共同敌人——自然灾害时有一种同仇敌忾、反而缓解社会冲突的天性，尤其是日本这种单一民族、比较团结，全民抵抗灾害意识很强的国家，在面对地震等自然灾害时，常常表现出特有的凝聚力，这也是311 地震后日本虽受害极重却并未出现社会动乱的主要原因。但是，人们受害之后的痛苦即使暂时不予发泄，却不等于消失。如果出现其他特别是人为因素的刺激时，很可能会综合发酵，外化表达出来。尤其日本地震之后救灾等工作不力，政府及企业的对应迟缓备受指责，有关救灾的负面报道比比皆是。这时再加上消费税上调启动的“增税加负”，将各种困难转嫁到民众身上，必定更加刺激日本民众与社会的情绪，引发民意浮动与反弹，由此引爆社会经济的总危机，这种矛盾的综合性爆发，可能是安倍经济学乃至安倍政府面对的最大挑战。
(三)经济困难会深化日本政治经济的不平衡，使安倍保守化成为化解经济危机的选项，这是酿成日本社会经济总危机恶性发展的政治根源日本在上述经济特别是国民生计、税负、社保等社会经济基础领域面对的困境，恰好与今天日本政治经济的多重矛盾不期而遇，使本来已经很复杂、困难的局面蒙上了政治的阴影。
应该指出，日本政治经济的关系在今天有冲突与依存的双重表现。一方面，从2012 年底上台开始，安倍政治学就与安倍经济学出现互相“打架”的矛盾。这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东京奥运。本来东京奥运是一个很好的“中长周期”增长点，对于日本有很积极的刺激意义。东京奥运作为一个资本运作收益期，具有号称300 亿美元的奥运直接经济效应以及15 万个就业机会，注定会给日本注入活力。同时，“奥运”还会成为一个推动全面合作、相互理解的积极要素，对于外向型发展的日本而言，无疑提供了极大的利用空间。但是，这个安倍经济学的“第四支箭”，却受到了安倍政治学目前正在构思并实施的政治发展周期——武器出口、松绑集体自卫权、修宪、走向政治军事大国等影响，特别是日本这些政治举措都与错误的历史观(参拜靖国神社等)、亚洲观及领土悲情纠集在一起，综合发酵。
这样的政治周期与奥运的经济周期必然发生碰撞，当然会对日本的社会经济危机雪上加霜。
但另一方面，安倍政治学就与安倍经济学又具有相辅相成的相互利用、依存的关系。首先，在历经一年推动的经济政策见效不大的情况下，安倍开始考虑利用政治手段为经济“帮忙”。今年4 月1 日，安倍政府通过了旨在取代“武器出口三原则”的“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全面放宽武器出口限制，把过去隐性的武器技术出口“化暗为明”，使日本的武器出口合法化。这当然主要是一个政治动作，实质上是要否定战后对日本的非军事化改造，逐步架空和平宪法第9 条，为日本走向政治军事大国铺平道路。但是，它同时也是一个经济举措，因为日本有2000 多家企业生产军品，可生产坦克、飞机、舰船、导弹及通信侦察器材等各型军事装备。这样适于“政治表现”又“钱途无量”的松绑举措，自然会给日本政治经济同时带来“生机”，“日本经团联”等也表示支持。而且，一旦日本踏上武器出口的轨道，那么制造国际冲突、加剧紧张局势，就会与扩大军工收益形成“正相关”变动，后果自然不难想象。
其次，由于安倍政权急速向右转，在行动上全面向周边国家及国际社会“摊牌”，毫无顾忌地挑战中韩等国的核心利益与重大关切，使日本与中韩等国很难像过去那样保持“政冷经热”的局面，也开始出现政经互动、恶性循环的新特征。
这就使得日本的危机很可能出现恶性质变，政治外交上的纠纷很难像过去那样被人为地控制在原有纠纷领域不扩散至经济贸易等领域。最近两年中日经贸额的减少就说明了这个新特点已经出现，这是一种双输的游戏，但正在成为中日现实博弈的客观走向，无疑是我们所有人都不愿意看到的，问题自然在于我们(中日双方)有没有能力和智慧来管控这种局面。但是，这种矛盾肯定会对日本目前的社会经济危机带来更大的政治外交变数，这是毫无疑义的。
(四)国际社会和平的、不可逆的此消彼长式变局使日本的困境更具持续性，这是日本社会经济总危机的国际背景
之所以能够形成这样的变局，首先是因为世界实力关系发生了变化，“多极化”已经成为基本特征，任何大国都很难再颐指气使，为所欲为。其次是利益格局发生了变化，“一体化”国际市场及相互依存的经贸关系，使得互惠共赢成为现实利益机制，零和对抗的成本过高，削弱了挑起冲突的利益动机。再次是大国格局发生了变化，“新型、成熟的大国关系”不仅在中美之间，也在世界所有大国之间显露端倪。虽然还不能使大国之间杜绝争斗，但至少可以培育新的合作氛围，使上述客观变化贯彻于大国关系的互动之中。最后，当然最重要的是时代发生了变化，“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已经成为世界的主流，近年来连美国都很难在战争中获利，只能冀望于发挥巧实力、软实力，美国为反恐等战争动乱付出的代价就是时代潮流的反面教训，而中国等坚持和平发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取得的成就，正是今天时代精神的充分体现。
日本在这场变局中同时经受了大的经济周期上的“弱化”效果与发展不平衡规律“消长”效果的冲击，而且是在完全和平、非颠覆性的一体化格局中逐渐走向今天的困境。这就使得任何希望借助其他非经济手段(如炒作中国威胁、构建亚洲小北约等)改变这个格局、或扭转变局方向的企图很难得逞。这不仅是日本，也是美欧共同面对的困境。同时，这也是国际社会成熟、进步的象征，使得日本在面对危机时的选项受到了限制。日本只能在这个国际社会正常的秩序格局中寻找自己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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