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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之乱：谁应为伊拉克负责
跌宕起伏：失衡的中东
ISIS：“基地”变异
“基地”组织卷土重来
十年之乱：谁应为伊拉克负责
徐菁菁
被释放的魔鬼
今年2月的一天，《纽约客》记者在巴格达拜访了伊拉克总理马利基。在那间出于安全考虑而没有一扇窗子的总理办公室里，马利基脸色苍白，不苟言笑。他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说起话来声音单调，面无表情。那时，他正被安巴尔省的局势所困。
去年12月，由于政府逮捕一些逊尼派议员，安巴尔省爆发抗议活动。在安全部队清空一个逊尼派抗议营后，当地的部族民兵愤而开战。为了缓和与地方的关系，马利基做出让步，选择将军队撤出安巴尔。谁料，“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S)组织借势攻打费卢杰和拉马迪。反马利基政治联盟、安巴尔省部落革命委员会旗下的逊尼派武装和政府军彼此拆台。两座重镇就此失手。
面对记者，马利基坚持，军事行动不会让国家走向分裂。他信誓旦旦：“首先，我们必须保证伊拉克的统一。”仿佛是一种回应，总理说话间，密不透风的办公室突然摇晃了起来，茶杯发出叮叮当当的撞击声音。在办公室百米开外，一辆汽车爆炸了。那是当天巴格达发生的8起汽车爆炸袭击之一。34人因此失去了生命。办公室里，人们沉默了一阵。马利基转向一个助手：“去看看发生了什么。”
2011年底美军撤出伊拉克后，巴格达对国家的控制力日渐衰弱。2013年对马利基来说尤其难熬。拉马迪和费卢杰失守前，当地数万反政府游行者走上街头。在巴格达，逊尼派穆斯林最神圣的艾布·哈尼法(Abu Hanifa)清真寺里，周五祷告后，寺内人声鼎沸，人们高喊：“马利基滚蛋!我们受够了!”
ISIS危机的爆发，被视作伊拉克逊尼派和什叶派冲突激化的衍生物。接受什叶派马利基的政府，还是接受逊尼派极端武装的治理?在逊尼派聚居的北部，许多人默认了后一种选择。这是ISIS得以迅速扩张的重要原因。如今，ISIS打算在这个国家最脆弱的神经上痛击一拳。6月中旬，该组织的一名发言人说，他们对什叶派政权的复仇不会通过攻占巴格达来实现，他们要征服纳杰夫和卡尔巴拉。那是整个穆斯林世界的什叶派圣城。伊拉克什叶派大阿亚图拉·阿里·西斯塔尼已经向什叶派发出“圣战命令”。
伊拉克战争11年，国家的和解与秩序的重整愈发渺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中东问题权威学者法瓦兹·吉尔吉斯(Fawaz Gergess)说，伊拉克权力分裂已成定局，无论总理马利基如何挽救，都不可能再回到以往的中央集权。
大多数西方媒体和分析家将历史归结为伊拉克持续动荡的根源。1916年，英、法以黑箱操作的方式签署《赛克斯-皮科协议》，在奥斯曼帝国的中东土地上创造了现代国家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约旦和英国托管的巴勒斯坦。国家边界的划分没有考虑该地区复杂的民族和宗教现实。奥斯曼帝国的巴格达、巴士拉和摩苏尔三个省被捏合成了今天的伊拉克。在奥斯曼帝国治下，这三个省有不同的行政管理机构，彼此往来十分有限。北部摩苏尔靠近叙利亚，那里的阿拉伯人和叙利亚的阿拉伯人更为亲近。巴士拉主要由什叶派穆斯林组成，巴格达的主导是逊尼派。而摩苏尔的北边则是库尔德民族的地盘。简而言之，作为现代民族国家，伊拉克在国家建构上有天然的缺陷。
建立现代国家后的伊拉克历史，特别是萨达姆的执政，常被演绎为占国家人口20%的逊尼派对占人口60%的什叶派的残酷压制：萨达姆出生于逊尼派农民家庭。他执政后，逊尼派中的提格里特集团独揽大权，政府大规模逮捕和处死以什叶派宗教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反对派组织成员。许多西方媒体和分析家认为：今天伊拉克教派冲突正是萨达姆政策的恶果。
但这种历史叙述并不能解释一切。旧金山大学中东研究项目主席史蒂夫·祖内斯(Stephen Zunes)指出，在神学上，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差别并不比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差异更大。过去，“伊拉克教派混居的村庄里往往只有一座清真寺，逊尼派和什叶派在一起祷告”。
伊拉克活动家拉伊德·贾拉尔(Raed Jarrar)出生在巴格达。在他的记忆中，教派并不是伊拉克社会生活中的核心内容。“事实是，伊拉克的逊尼派和什叶派在一个国家里已经共同生活了很长时间，从没有发生过彼此屠戮的情况。人们混居在一起，通婚非常常见。我就是半个逊尼派半个什叶派。教派并不是国家意识的组成部分。我在伊拉克出生，从来没人问我是逊尼派还是什叶派。我也不知道我的亲戚、邻居、同事们的教派是什么。这并不是说大家彼此包容，而是人们并没有意识到教派背景会是个问题。这就像是在美国，你不需要知道你朋友属于基督教的哪个派别。”
《伊拉克宗派主义：统一的对抗性视角》一书的、新加坡大学中东研究所研究员法纳尔·哈达德(Fanar Haddad)告诉本刊：“今天伊拉克呈现的教派斗争结构是2003年之后的产物。在伊拉克历史中，教派身份认同与教派关系的政治化并不是持续存在的。事实上，在伊拉克93年的历史上，教派与政治是分隔的。民族、种族和地区身份也同样如此。”
从现代国家建立之日起，伊拉克各届执政者都在努力建立国家的统一文化身份，以抵抗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的民族身份、逊尼派和什叶派的教派身份，各地方部族的归属情结都可能带来的离心力。
1968年，阿拉伯社会主义复兴党开始长期执政。他们的策略是从伊拉克地区的辉煌历史中寻找文化资源来构建新的国家认同。伊拉克是两河流域的核心地区，有3000年的文明历程，苏美尔人、阿卡德人、亚摩利人都曾在这里创造辉煌的文明。复兴党试图推广这样一种概念：两河流域文明的创造者是当今伊拉克人的共同祖先。用萨达姆的话说：“阿拉伯民族的历史并不始于伊斯兰时代。”那么教派之间的分歧也就不应当成为民族团结的障碍。
1969年4月，政府在摩苏尔恢复了新春仪式这一古老节日。摩苏尔是历史上著名的亚述王朝古都尼尼微古城的所在地。在新春仪式上，游行彩车上供奉的是阿拉伯帝国的大地图和阿拉伯历史上的杰出英雄人物。巴格达的尼布甲尼撒空中花园、古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新巴比伦的空中花园都得到了展示。在20世纪70年代，伊拉克政府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振兴和恢复包括舞蹈、音乐、诗歌在内的传统文化。用古代两河流域和中世纪伊斯兰的名字来命名现代伊拉克的行政省份和行政机构成为一种时髦。巴比伦、尼尼微和伊斯塔尔、吉尔伽美什、卡迪西亚这些古老的名字都重新出现在地图上。
萨达姆上台后，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被进一步强化。1980年，他成为第一位出席摩苏尔新春庆典的总统。1981年，他亲自选定两河流域时期的古都巴比伦作为庆祝他打响两伊战争一周年的地方。当时的副总统马鲁夫在庆典中发表讲话，将两伊战争称作萨达姆的“卡迪西亚”战争。发生在636年的卡迪西亚战争是阿拉伯联军与波斯之间的一场决定性战役。战争将波斯军队赶出伊拉克，并最终使波斯萨珊王朝覆灭。
复兴党对什叶派反政府组织的残酷镇压是历史事实，但这是基于稳固政治权力的考虑，而非宗教意识形态的选择。1979年，伊拉克开始在什叶派圣城卡尔巴拉举行乌卡达尔(Ukhaydar)节，宣传什叶派和逊尼派的同源性。在1984年节日的开幕式上，伊拉克副总统说：“今天阿拉伯人的英雄萨达姆对敌人(伊朗)拔出的宝剑，和伊玛目阿里的剑是相同的。”这显然也是在向什叶派民众大献殷勤—在先知穆罕默德的合法继承人问题上，什叶派只效忠第一代伊玛目阿里及其后裔。这是他们和逊尼派在神学上的主要分歧。在整个两伊战争期间，萨达姆政权都在支持什叶派清真寺的修建。
这种政策的效果是不可否认的。1921年，统治伊拉克的费萨尔一世曾感慨伊拉克人充斥了宗派观念，毫无爱国之心。60年后，在长达8年的两伊战争中，有大量伊拉克什叶派士兵投身于与伊朗的战斗，尽管当时霍梅尼建立的是一个什叶派伊斯兰国家，并愿意为伊拉克什叶派的夺权提供帮助。
拉伊德·贾拉尔记忆中教派身份模糊的伊拉克社会正是基于这样的国家认同。但在过去10年里，巨大的变化已经发生。“我们经历了地区历史上最大的宗派和民族‘净化’运动。500万伊拉克人被卷入大迁徙。我所居住的巴格达社区逐渐演变成了一个纯粹的逊尼派社区。什叶派不是死于袭击就是迁移到其他地方去了。而在我居住过的另一个地方，同样的情况发生在逊尼派身上。”
在首都巴格达，两派分居被实体化了。在居民区里，美军和伊拉克政府为抵挡爆炸修起了三四米高、40厘米厚的钢筋混凝土防爆墙。不同街区的入口处设有检查站，全副武装的士兵或警察对可疑车辆进行盘查。作为安全措施，巴格达居民一般都持有注明居住街区的特殊证件，安全人员往往只允许居住在该地区的居民或者相熟的人员、车辆进入。
教派对立像被释放出牢笼的恶魔，与国家重建中的政治权力斗争纠缠在一起，将伊拉克拖向深渊。问题是：潘多拉魔盒是怎样被打开的?
失效
“冷战”结束后，伊拉克和美国之间爆发了两次战争，这两次战争都将伊拉克国家命运的转折和地区力量的重塑捆绑在一起。
1988年，两伊战争结束。在这场两败俱伤的战争中，伊拉克和伊朗的国家经济实力都受到重创。萨达姆并非一无所得。在国内，伊拉克的军备大为扩充，拥有了地区一流的军事实力;在地区舞台上，伊拉克的泛阿拉伯主义在与伊朗的对抗中被抬到了最显著的高度。萨达姆声称要遏制霍梅尼输出伊斯兰革命，保卫阿拉伯民族的东大门。这得到了阿拉伯世界的全面响应。自1978年埃及、以色列讲和后，阿拉伯世界进入群龙无首的时代。对于两伊战后的萨达姆来说，趁余威并吞科威特，可以缓解战后的经济困顿，扩充国家实力，坐实地区的第一把交椅。
但“冷战”结束这一更大的棋局打乱了萨达姆的算盘。维持一个稳定和安全的海湾是美国的一贯原则，这关系到让中东石油稳定地流入世界市场的这一关键国家利益。在“冷战”时期，美国一方面与态度温和的海湾君主国保持合作关系，另一方面在两伊之间制造并维持均势，避免和苏联进行对抗。为此，在两伊战争中，美国恢复了与伊拉克中断20年的外交关系，以向伊拉克提供贷款、出口补贴、战场情报、出售军民两用产品和提供军事技术，对苏联支持的伊朗实施武器禁运的方式平衡战场上的战局。
1990年，当萨达姆决定吞并科威特时，局势已经发生了变化。苏联解体使美国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在海湾，美国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安排地区格局，同时应对两伊的挑战。这时，一个作为地区领袖的伊拉克的出现是不被允许的，海湾战争在所难免。
海湾战争对萨达姆的统治是一次全面打击，直接牵动了伊拉克政治结构的变化。萨达姆提出，科威特在历史上曾是伊拉克巴士拉省的一个县，吞并科威特是实现阿拉伯统一的一个重要步骤。但实际上，多年来，阿拉伯世界各国已经建立了强烈的主权意识。这种泛阿拉伯主义的解释不但没有发挥号召力，而且1990年海湾危机爆发后，多数阿拉伯国家都对伊拉克投出了反对票，卡塔尔、沙特等国家直接参加多国部队对伊作战。在国内，复兴党鼓吹多年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身份认同变得难以自圆其说。执政党必须找到新的途径来整合国家。
在两伊战争时期，政府对伊斯兰的强调主要是为了安慰国内的什叶派。90年代以后，伊斯兰已经成为复兴党形象的组成部分。萨达姆在讲话中对《古兰经》的引用越来越长，占领科威特也被赋予宗教意义的象征。这种宣传在1991年1月初的巴格达峰会上达到顶峰。一些伊斯兰激进分子称萨达姆为穆斯林的哈里发。1994年以后，政府开展禁酒运动，关闭了电影院鼓励清真寺组织“回归信仰”运动。政府在清真寺、神职人员身上花了大量的钱，让人们在各级学校甚至复兴党内部接受义务的宗教课程。清真寺逐渐成为社会的中心，神职人员的地位日渐提高。
与此同时，为保持国家机器的忠诚，萨达姆强烈依赖家族来掌握国家实权。他的兄弟掌管着内务和安全部门，和他有亲戚关系的马吉德家族控制着工业、国防和军工。在这个不得不依靠血缘关系控制的伊斯兰化的权力堡垒中，逊尼派的主导地位不可避免地变成了一个越来越显眼的问题。
两伊战争结束以后，与战前伊拉克外汇储备350亿美元相比，伊拉克的经济实力比战前的1979年差了1000亿美元。海湾战争后10年的国际制裁使伊拉克经济一蹶不振，进一步促进了伊拉克社会结构的瓦解。过去，复兴党政府自上而下地分配充裕的石油财富，直接为民众提供工作岗位、补贴和各种公共服务，这保证了中央政府在社会生活中的核心地位，传统的部族体制被边缘化。但90年代以后，执政党的经济基础被瓦解，萨达姆越来越依赖于部族的网络统治，中央权力不断向地方让步。
为笼络部族，复兴党将从前没收的土地重新交还到部族首领手中。同时恢复了部族法，其中包括允许对为保持家族荣誉而杀死不贞妻子的男子采取宽大的处理方式这样的条款。部族可以公开使用部族名字，可以与复兴党、军队和政权人物有联系。这在过去都是违法行为。
在1995年，大约有60%的国民大会代表是部族领导人及他们的代表。高层领导中几千人的特别保护部队几乎都来自于阿尔布·纳塞部落。一半的共和国卫队都来自阿尔布·纳塞部落或者其同盟部落。这些部族力量被重新武装，在某些地方甚至拥有运载火箭发射台。
民主泡影
在整个90年代，美国并不急于推翻萨达姆政权。海湾战争后，美国在中东一家独大。以军事存在为例，美国在海湾拥有一支航空母舰和两栖作战部队，在阿拉伯半岛建立了军事基地。对于克林顿政府来说，只要推行“东遏两伊、西促和谈”的政策，维持现状，就足以达到美国国家利益的四个目标：确保石油以合理价格稳定流向世界、确保以色列的安全、防止敌对大国的出现以及遏制伊斯兰极端势力。
但“9·11”的惊雷使得美国对中东政策进行了颠覆性的检讨和反思。在掌握国家管理权的新保守主义者看来，稳定压倒一切的传统中东政策已经不再能够保证美国的利益。不少学者认为，中东专制主义统治创造了有利于基地组织和其他极端主义势力获取支持的环境，政治自由的缺乏破坏了和平和繁荣。要根除恐怖主义对美国的威胁，就必须在中东推动民主化。由此，民主从一种理想主义的追求上升到与美国国家安全息息相关的重要地位。
针对那时的局面，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赖斯回忆说：“我真的认为，此时此刻与1945到1947年那个时期相似，那是遏制政策形成的时期……今天国际政治的结构板块已经发生了巨变。最重要的是要抓住这一机会，重新界定美国的利益和对国际机制的立场，所有这些均是从前难以实现的。”2002年，在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的一次讲演中，布什政府的国务院政策计划室主任理查德·哈斯回应了赖斯的想法，提出应该以“整合主义”取代“遏制战略”，将其他国家锁定在反恐，制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支持自由贸易、民主、市场经济这些政策中，用基于这些议题的机制来进一步将它们更加紧密地规制起来。
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在中东寻求推进民主化的突破口，白宫不再有耐心让摇摇欲坠的萨达姆政权自生自灭。
随着巴格达市中心广场上巨大的萨达姆雕像被推倒，盖在宗教、部落矛盾之上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外衣被彻底揭开了。2007年，伊拉克陷入内战后，美国内布拉斯加韦斯里安大学政治系教授凯利·伊顿反思说：“推翻萨达姆政权实际上释放了这个残暴的独裁曾经扼制的分裂势力，不是为伊拉克的自由民主革命扫清道路，不是带来和平与稳定，而是导致无政府和混乱的出现。”
在旧金山大学教授史蒂夫·祖内斯看来，美军在占领伊拉克之初的一些政策，加剧了伊拉克的持久混乱。为了彻底清除旧政权的影响，战事结束后，美国立即开展政治清算，宣布取缔复兴党，解散伊拉克政府机关、军队、各种情报机关、安全部队和警察力量。尽管这一做法将一小撮萨达姆骨干分子扫地出门，但是也使成千上万伊拉克人失去工作。他们当初加入复兴党只是因为党员身份在萨达姆时期是在公共部门就业的前提条件。大清洗造成的结果是整个伊拉克必须从头开始建立国家机器，管理国家所需要的专业和技术人员大部分被排除在公共服务之外，军队的解散又为反叛者提供了现成的兵源。更重要的是，复兴党建立的国家机器依然是以世俗观念和原有国家认同为基础的，它的解散，为教派党派和武装留下了大量政治真空。
2003年9月，美国文职行政长官布雷默管理的伊拉克临时管理委员会公布了伊拉克临时政府25名部长人选，这些人选包括13名什叶派穆斯林、5名逊尼派穆斯林、5名库尔德人、1名土库曼人和1名基督教徒。这份名单看似公平却埋藏下了巨大隐患。祖内斯评论说：“美国占领下的当局鼓励按教派、民族，而非能力和其他政治意识形态分配席位。这使得每一个政治问题的争论焦点都不再基于其对于国家的价值，而是哪些政治团体会有损失，哪些会得益。这在政治党派、议会团体和政府部门之间造成了巨大的不稳定，迅速划定了宗派的界限。”
拉伊德·贾拉尔回忆，临时政府成立后，宗教和民族差异彻底摆到了台面上。政治组织开始打起了这张牌。“在人们真切地感受到他们居住的地方发生变化之前，他们先在政治宣传和新闻报道中看到了这一点。”
在随之而来的民主选举，人口数量占优的什叶派联盟毫无悬念地获得胜利。但即使是什叶派联盟内部也同样派别林立。对国家未来的权力构架，各派都有不同的想法。2005年，在一场全民公决中，伊拉克人投票修订了2005年宪法。为了平衡各个派别的利益，这份宪法极为柔性。人们同意安全部队理应由文职政治领导人掌握，但却没有提出防止武装派系化的方案。宪法规定石油产业理应惠及全体伊拉克人民，但对于由谁来决定石油权益的分配却语焉不详。宪法规定伊拉克是一个联邦国家，却没有对联邦制的类型和权力范围进行有力的界定。宪法115条甚至规定，每个省份都有权在地方委员会内部组织公投，如果得到2/3的赞成票，该省就能够宣布自己获得“联邦地区”自治地位。2011年，逊尼派主导的萨拉丁省就曾借此宣布自己成为“联邦地区”。
今年，伊拉克进行了战后第三次选举。在民主外衣之下，政治派别之间的丑陋斗争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在美国撤军后的第一天，总理马利基就下令逮捕逊尼派副总统哈希米，罪名是他曾领导着一支暗杀小组，刺杀警察局官员和政府官员。一位西方外交官告诉媒体，事实上，“在内战时期，很多政治领导人都有自己的暗杀小组”。
砝码
中东政治版图的特征之一，是各国的国家利益诉求在宗教和民族纽带的纠缠下形成极其复杂的关系。一个国家的政权更迭，即可产生广阔的地区效应，而地区格局的任何变动又会对具体国家的内部政治构成牵制。伊拉克位于海湾地区的核心，同时拥有庞大的逊尼派和什叶派人口，它既是波斯民族和阿拉伯民族的对立前沿，又是中东什叶派和逊尼派阵营力量天平的决定性砝码。这都意味着，在权力真空的情况下，伊拉克现行政治的稳定性将受到更多外部因素的影响。
小布什政府的“先发制人”和大中东民主化政策极大地改变了阿拉伯国家的外交心态。与海湾战争不同的是，美国在这次战争中并没有能够组织起一支多国部队，阿拉伯国家并没有派部队参战。包括埃及和沙特在内的长期盟友都对美国的民主化用心充满疑虑。而伊战后，地区局势的发展也并不如同美国的战略预期。
在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前，沙特、伊朗和伊拉克在海湾地区呈现鼎立的三足。伊拉克可靠的军事能力，一直被沙特视作地区抗衡伊朗的战略支柱之一。随着美国解除复兴党武装力量，沙特与伊朗之间微妙的战略平衡实际上被打破。从沙特的角度看，伊拉克的孱弱意味着对抗伊朗的前沿堡垒被美国移除了。沙特驻美大使费萨尔(Saud al-Faysal)亲王一直反对美军撤离伊拉克，他说：“沙特王国一直认为美国未被邀请就来到了伊拉克，同样它未被邀请将不应该离开那里。”这显然是在担心美军撤离伊拉克所留下的权力真空会被伊朗填满。自伊拉克战争后，2003到2005年，中东的军火贸易急剧上升，武器进口从29.32亿美元急剧攀升至59.81亿美元，增长了一倍。
伊拉克战后什叶派的掌权是沙特不愿看到的。直到2007年，利雅得还未在巴格达建立使馆。沙特王子奥费萨在2009年4月4日访问约旦时坦率地说：“美国在该地区的政策的结果，是使伊拉克臣服于伊朗。”这一担心并非子虚乌有。2007年，伊朗前总统内贾德在德黑兰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占领者的政治势力将很快崩塌，很快我们将看到一个很大的权力真空。当然，在伊拉克的协助下，我们准备与邻国以及地区伙伴，如沙特，一起来填补个空缺。”
确保伊拉克的亲伊朗立场是伊朗宗教地缘战略的至关重要的环节。伊拉克是仅次于伊朗的第二大什叶派国家。伊拉克的外交取向在教派层次上关乎逊尼派与什叶派的力量对比，在国家层次上关乎伊朗与地区对手的力量平衡。由于在地理上处于什叶派之弧的核心地带，伊拉克外交上亲伊朗还是亲海湾逊尼派阿拉伯国家直接关乎什叶派地缘板块的完整性。
伊拉克战争后，伊朗在伊拉克共设有5座使领馆，分别设在巴格达、巴士拉、卡尔巴拉、埃尔比勒和苏莱曼尼亚。巴士拉是伊拉克第二大城市、南部石油化工重镇和最大的港口城市，是石化产品海路出口的咽喉;卡尔巴拉是什叶派的宗教圣地;埃尔比勒是北部库尔德自治区的首府;东北部的苏莱曼尼亚与伊朗毗邻。
早在2007年，就有学者描述伊朗在伊拉克的影响力：“在纳杰夫，这一什叶派穆斯林最神圣的城市，伊朗的旅游车每天载着1200名朝圣者来到拥有黄金屋顶的伊玛目阿里的圣坛。在此，一个较大规模的主要由伊朗资助的翻新改建活动正在进行。一个伊朗代表团正在该市访问，希望将每日朝圣者的数量提升到5000。当地市场上充斥着伊朗的产品，从砖头到袜子，什么都有。街道摊贩已开始仓促地学习波斯语，以便同旅游者交流。”2006年伊朗对伊拉克的出口达到18亿美元，仅次于土耳其。伊拉克南部是伊朗之外唯一一处使用伊朗货币里亚尔的地方。那里的自由贸易区吸引伊朗的货物大量涌入巴士拉的商店，其中包括煤油和煤气。
伊朗与伊拉克什叶派宗教和政治派别之间有历史深远的联系。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曾在伊拉克驻留十几年。当前伊拉克什叶派领军人物大阿亚图拉西斯塔尼出生于伊朗东部省份呼罗珊。现任伊拉克总理马利基曾在德黑兰留居8年，在24年的海外流亡生涯里，他始终与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保持密切关系。
伊拉克什叶派武装巴德尔组织(Badr Organization)和萨德尔派(Sadrist Movement)一直受到伊朗伊斯兰政府的支持。巴德尔组织由伊朗革命卫队训练和武装，两伊战争期间就曾与伊朗军队协同作战。2003年后，有大约1.6万名民兵以个人身份直接加入伊拉克军队、警察和安全部门，其中大部分都来自归国的巴德尔组织成员。
在沙特看来，伊朗的渗透已经直接影响了伊拉克的政治局势。2008年3月，在伊拉克南部城市巴士拉，什叶派武装“迈赫迪军”与伊拉克安全部队展开武装对抗。4月，在科威特召开的“伊拉克邻国间会议”讨论中，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质问伊朗外交部长莫塔基(Manouchehr Mottaki)：“你们对于巴士拉的干涉要到什么程度?”莫塔基针锋相对：“比你们的程度轻。”
2012年之前，由逊尼派阿拉伯国家掌控的阿拉伯联盟一直拒绝将阿盟峰会的举办权授予伊拉克，其根本原因则是伊拉克在地区政策上与伊朗相近。伊拉克是少数在叙利亚问题上追随伊朗、反对颠覆巴沙尔·阿萨德政权的中东国家之一。2011年11月，阿盟峰会暂停了叙利亚的成员资格，伊拉克投了弃权票。2013年3月，阿盟峰会授予叙利亚反对派成员席位，伊拉克也提出了反对意见。
根据《纽约时报》报道，沙特国王阿卜杜拉曾警告美国前副总统切尼，如果美国从伊拉克撤军，沙特将在财政上资助伊拉克逊尼派组织任何针对伊拉克什叶派的战争。沙特还宣称，如果发现有德黑兰支持下的什叶派武装使伊拉克逊尼派陷入危险境地时，沙特将进行军事介入来保护伊拉克的逊尼派组织。
事实上，在美军撤离伊拉克以前，沙特并没有采取可见的行动支持伊拉克逊尼派组织，其主要考虑是避免陷入资助美国敌人的尴尬境地，与美国发生冲突。但2011年底，在伊拉克局势并无好转的情况下，奥巴马从伊拉克撤出全部美军。美国的全球战略重心向亚太转移，在中东地区实施战略收缩已是难以扭转的趋势。此后，中东各国对地区出现的权力真空的争夺会日益激烈。美国乔治城大学教授梅赫兰·卡姆拉瓦指出，在叙利亚战场上，沙特、卡塔尔为推翻巴沙尔政权，不断向叙叛军提供人力、资源和财政援助，“这直接促成ISIS的崛起”。
〔参考资料：海德(伊拉克)：《美国撤军伊拉克后伊朗和沙特的抗衡》，《阿拉伯世界研究》，2010年1月;韩志斌：《伊拉克复兴党民族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跌宕起伏：失衡的中东
徐菁菁
西方世界赋予“阿拉伯之春”民主革命的意义。但实际上，与伊拉克类似，当专制政权被推翻后，这些国家并没有实现真正的民主过渡。缺乏现代政党政治经验的社会，在社会矛盾激化和旧秩序破裂时，转而投向了根深蒂固于传统的宗教和部族力量。原先专制但较世俗的共和政体被消解，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政党和地区武装占据了政治舞台，激化了国家内部地区之间、民族之间、宗教派别之间、世俗主义者和伊斯兰主义者之间的持续对抗。
地区的绝对主导力量美国在这场“民主革命”中秉持了实用主义的策略。与撤军伊拉克相应，它不再直接干预各国局势。对利比亚的空袭也是在法国领导的名义下进行的。它一面帮助利比亚军阀打垮卡扎菲，另一面默许沙特出兵巴林镇压什叶派示威;在埃及，它在民众运动的大势所趋之下放弃了盟友穆巴拉克，在军方将自由选举产生的执政者穆斯林兄弟会赶下台时，它又拒绝承认这是一场军事政变。
奥巴马政府种种表现说明，在不涉及维护以色列安全、遏制反美势力、打击恐怖主义、维持稳定的石油供应这些根本利益的情况下，美国不愿再为中东背负更多的包袱。美国力量的后撤意味着，在中东变局的再平衡过程中，沙特、埃及、土耳其、以色列、伊朗等地区大国之间的相互之间博弈将更为激烈。而在决定性力量缺席的情况下，多种均势力量的对抗意味着更大的变数，更长期的动荡。叙利亚的3年内战证明了这一点。
利比亚
2011年10月20日，在利比亚战事爆发8个月后，卡扎菲及其子穆塔西姆遍布伤痕的尸体被放在苏尔特一家肉铺的冷库里任凭好奇民众围观拍照。卡扎菲时代就此落幕。
盘根错节的部落力量是推翻卡扎菲政权的主要内部力量。利比亚的部落传统可以追溯到1951年利比亚联合王国建国前，当时由的黎波里塔尼亚、昔兰尼加与费赞三块地区组成的利比亚还只是一个地理学上的概念。这些地方由140多个部落组成，人们用忠诚交换物质利益和安全，所有人无条件地服从首领。
卡扎菲及其率领的“自由军官组织”在1969年的“九月革命”中推翻伊德里斯王朝，成立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在整个70年代，卡扎菲不断对利比亚政治体制进行调整，但从来不以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为方向。在这里既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宪法，也没有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和部委机构。为巩固权力，卡扎菲依靠自由军官组织，将卡扎法、瓦法拉、马卡哈部落整合为自己的亲信。部落成员占据了各类权力机构的重要职位，部落政治不但没有消除，反而更为强大了。
卡扎菲对国家政治控制力的下滑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外交上，利比亚与西方国家尤其是与美国关系恶化。从1982年起，美国就以利比亚支持恐怖分子及在国外搞颠覆活动为由，宣布对利比亚石油实行禁运，并对除食品、药品和医疗设备的所有出口到利比亚的美国产品强加出口许可证，从利比亚撤出2000名石油技术人员，并要求西欧盟友参与制裁。
战争的紧迫感令利比亚不断花费巨资从苏联等国家购入武器。但从1986年初开始，由于石油价格从每桶30美元暴跌到10美元。利比亚的石油总收入从一年前的220亿美元跌到80亿美元以下，赤字达到20亿美元。
在四伏的危机中，卡扎菲本能地在部落政治上走向极端。瓦法拉部落在与卡扎法部落的权力争夺中被排挤，由政权的支持者变成为昔兰尼加的反对派。
2011年2月15日，班加西人率先走向了街头后，示威游行活动在利比亚多个城市蔓延开来。8天后，东部就基本脱离利比亚政府的控制。随后，交战双方陷入拉锯战。由于利比亚持续的动荡将对世界原油市场产生不小的影响，北约军队决定出兵干预，在3月19日发起了以“奥德赛黎明”为代号的袭击。8月，反对派武装全面控制了首都的黎波里。
卡扎菲垮台后，利比亚进入国家重建。虽然以班加西为基地的“国家过渡委员会”被国际社会广泛认可为利比亚人的唯一合法代表，但推翻卡扎菲政权的重要力量—民兵武装组织及其背后的部落力量在新政权建立后并未解散，势力反而迅猛发展，同时控制了领土和经济资产，并且试图永久保持掌控权。
2014年5月16日，班加西爆发了自2011年战争结束以来最大规模的冲突。退役将领哈夫塔尔以“根除恐怖主义”为由，对当地多支伊斯兰民兵武装发起大规模打击。在持续动荡中，利比亚于6月25日举行了自2011年卡扎菲政权倒台以来的第二次议会选举。选举后利比亚安全局势急速恶化。全国已处于再度爆发内战边缘。美军军方6月21日表示，美国从利比亚撤出公民的准备工作已完成，美军舰艇和海军陆战队正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军事基地待命。时隔3年，又一场内战似乎正在步步逼近。
埃及
2011年初穆巴拉克的辞职揭开了埃及动乱的第一个谜底，但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此后，由原执政党“民族民主党”演变而来的“新民族党”，由穆斯林兄弟会组建的“自由和正义党”，由各种分散、多元力量构成的自由派三大政治势力不断分化组合，以谋取对埃及未来的主导权。
在埃及的各派政治势力中，作为连续存在时间最长的现代伊斯兰团体，穆斯林兄弟会的实力最为强大。到20世纪40年代末期，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的成员人数曾一度达200万之众。1952年，纳赛尔将军建立共和国。世俗的军方与穆斯林兄弟会主张的伊斯兰法治理理念发生冲突。1954年，穆斯林兄弟会数次试图暗杀总统纳赛尔，最终导致政府的残酷镇压。
穆斯林兄弟会的领袖们从这一经历中得到了迥异的教训，包括埃及现代伊斯兰主义思想家赛义德·库特卜在内的一些人走向了极端主义，认为对抗现代国家强制力的唯一手段就是伊斯兰圣战。而穆斯林兄弟会创始人班纳的继承人哈桑·胡代比则做出了更为明智和谨慎的决策。他的继承人乌玛尔·蒂尔米萨尼宣布放弃在国内战略中使用暴力。这一让步使得萨达特总统允许穆兄会作为社会组织而存在。穆兄会对埃及社会的持续影响得以保存下来。
2002至2004年间，穆斯林兄弟会加入了反对派组成的“变革运动”，抗议对巴勒斯坦人的压制，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并迅速转向国内政治领域，提出包括对选举进行司法监督、停止紧急状态法、改革总统选举流程等一系列政治要求。在穆巴拉克下台后，穆斯林兄弟会成为埃及社会最具有组织性和政治经验的政治组织。2012年6月17日，代表穆斯林兄弟会的“自由与正义党”主席穆罕默德·穆尔西得以在总统选举中击败代表世俗派的前总理艾哈迈德·沙菲克，成为埃及历史上首位民主选举产生的总统。
穆尔西上台后的最大悬念在于埃及军方是否能够向其移交权力
穆尔西于2012年12月26日颁布总统令，宣布前日在全民公投中获得通过的宪法正式生效，这部带有伊斯兰教法色彩的宪法的出台引爆了强烈抗议。世俗民主派和自由派认为，穆兄会可能利用投票箱上台，劫持民主，建立实行“沙里亚”的伊斯兰国家。
与此同时，穆巴拉克政权垮台后，本来满目疮痍的埃及经济再遭投资锐减和旅游业衰落的双重打击。穆尔西未能制定出可行的解决方式，经济困境更加严峻。根据埃及国际合作部的统计数据显示，该国的年经济增长率从2011年革命发生前的7.2%直降至2012～2013年的2.1%，失业率却从8.4%上升至13.2%，贫困率从2010年的19.6%上升至2013年的25.2%。
2013年7月4日，在反政府动乱持续数日后，埃及军方解除了总统穆尔西的全部职务。国防部长塞西宣布废除临时宪法，提前举行总统大选，并委任最高宪法法院院长曼苏尔为过渡总统。此后，伊斯兰力量和埃及军方之间长期存在的敌意骤然激化，国内暴力冲突不断升级。2013年7月16日下午，国家进入紧急状态。8月15日，埃及经历了“阿拉伯之春”开始以来最为血腥的一天。埃及军方在开罗阿达维耶清真寺外广场和复兴广场对前总统穆尔西的支持者展开了武力“清场”，导致数以千计的人员伤亡。
据统计，从2013年7月至2014年1月末，共有3143名埃及人在各类政治暴力事件中丧生，1.7万人在超过1100场示威和冲突中受伤。同时，极端组织也加大了对埃恐怖袭击的力度。截至2014年1月底，共有281名埃及人死于恐怖主义袭击。
军方以高压回应动乱。2013年8月17日，临时政府总理贝卜拉维要求解散穆斯林兄弟会，并将其从法律上定为非法组织。10月9日，埃及社会团结部部长宣布，将穆兄会从非政府组织名单里删除。
2013年12月1日，埃及修宪委员会完成并通过了最终修订版的新宪法草案，临时总统曼苏尔向全体选民发出公投倡议。当月中旬，埃及政治过渡路线图的重要一步—新宪法草案以98.1%的高支持率通过，这是埃及自2011年发生政治动荡以来的第二部宪法草案。
新宪法草案由247项条款组成，相较2012年宪法有较大改动。在政党制度方面，新宪法草案明确禁止以宗教为基础成立政党;在议会制度方面，草案决定改“两院制”为“一院制”，取消协商会议(议会上院)，且取消议会中工人和农民代表比例不得少于一半的强制性规定;在司法制度方面，则允许军事法庭审判平民等。草案还规定，国防部长的人选必须是军人，并需得到最高军事委员会同意。新宪法草案强化了国家机关的执政地位，军方、司法机关和警方可以联合起来对付穆兄会。实际上，被赋予自治权的军方是新宪法的最大赢家，而伊斯兰主义者是新宪法的最大输家。
对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及其支持者的大规模抓捕，在埃及全境展开。2014年3月起，审判陆续在明亚、盖勒尤卜等省份进行，逾千人被判处死刑。6月3日，埃及最高选举委员会宣布，前军方领导人塞西以96.91%的得票率战胜左翼政治家萨巴希，赢得总统选举。革命3周年后，埃及重回军人总统时代。
面对埃及局势，美国在战略利益与现实政治主张之间进退维谷。在穆尔西民选政府被推翻后，美国国务院以防止埃及国内冲突为由，于2013年10月9日宣布暂停对埃及15亿美元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包括暂停交付一些大型军事装备及对埃及政府的现金援助，直到埃及在民主过渡方面取得“可信的进展”。之后，美国继续释放混合信号，一面对新政权的高压统治予以谴责，一面又宣称希望结束双边关系危机，更新援助力度。
在阿拉伯世界，沙特是埃及军方重新夺权的最坚定支持者。前总统穆尔西被罢黜后，沙特国王便成为第一个向埃及军方发来贺电的外国元首。此后，沙特联手阿联酋、科威特等海湾国家向埃及提供了累计超过12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埃及内阁去年底将穆尔西所属的穆斯林兄弟会定性为恐怖组织后，沙特亦追随埃及将其列入恐怖组织名单。6月初埃及总统选举结果出炉，沙特国王即在十几分钟后向塞西发去贺电，并呼吁埃及的援助国召开国际会议，帮助埃及度过当前的经济危机。沙特的积极响应既是出于巩固传统的盟友关系的需要，也是出于对地区伊斯兰主义政治崛起可能威胁本国君主统治的担忧。
在地区以外，俄罗斯也积极介入埃及变动。今年3月，塞西远赴莫斯科，就一份20亿美元的军火协议与公开支持其竞选总统的普京展开了讨论，被视为对美国“放弃埃及”政策的回应。与此对应，6月22日，美国国务卿克里火速造访埃及，并宣布将解冻在埃及前总统穆尔西去年下台时遭到冻结的5.75亿美元军事援助款，并迅速拨款。此外，美国还承诺向埃及提供10架阿帕奇直升机，用来打击在西奈半岛的武装分子。
叙利亚
2011年3月初，叙利亚南部城市德拉市的15名小学生在公共场所涂写反政府标语，遭到警方拘押。3月15日，数十名叙利亚人在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哈米迪亚市场游行，揭开了反政府活动的序幕。3月18日，德拉市爆发了上千人参加的游行，随后抗议风暴蔓延至叙利亚全境。示威者提出结束国家紧急状态法，呼吁政治改革，争取自由权和惩治腐败等多项政治要求。
作为回应，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宣布结束自1963年开始实施的“紧急状态”法案，保障民众“游行示威权利”。但政府的让步反而激起民众更大的热情，反对派提出新的要求，如重组安全机构、修改叙利亚宪法等。4月22日，叙利亚出现了最大规模的抗议，政府镇压行动也开始升级，爆发大规模流血冲突，此后局势逐渐由和平抗议转向暴力冲突。
叙利亚此番危机的爆发与国内经济、政治、宗教问题密切相关，加上外部因素干预，矛盾进一步激化，事态迅速向恶性循环方向发展。
叙利亚什叶派占总人口约20%，而逊尼派则占到国内总人口的70%，教派间利益此消彼长。掌握叙利亚政权的阿萨德家族属于什叶派的分支阿拉维派，只占叙利亚总人口的6%，阿萨德掌权后，被认为是异教徒的阿拉维派开始掌控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并由此成为叙利亚社会的特权派别，以阿萨德家族为核心，阿拉维派形成了掌控叙利亚的利益阶层，并控制着该国的安全部队：巴沙尔的弟弟马赫尔·阿萨德领导着该国精锐部队—共和国卫队和第四装甲部队，巴沙尔的姐夫阿瑟夫·沙乌卡特是军队的副总参谋长。
1976年，叙利亚国内爆发了持续6年的叛乱，1982年2月发生在西部城市哈马的大屠杀成为高潮事件：哈菲兹·阿萨德将叛乱归因为哈马的穆斯林兄弟，派出军事力量进行了镇压，对哈马的逊尼派穆斯林实施了焦土政策，叛乱者控制的清真寺和其他建筑物被重炮夷为平地，导致几万人被屠杀。2004年，东北部城市卡米什利的库尔德人发动了反政府暴乱，此后数月，叙利亚警察与当地的库尔德人和阿拉伯部落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对峙和冲突，造成了至少30万人死亡。这些过往历史，都为叙利亚的宗教、民族分裂埋下了火种。
而阿萨德家族在40多年的专制统治期间，长期对内实行高压政策和严密监控，积压了大量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叙利亚民众要求改革的呼声日益强烈。2000年，巴沙尔就任叙利亚总统后曾力图改革，承诺在政治上，释放政治犯，放松言论控制，打击贪腐行为，禁止神化领导人;在经济上，推行9个五年计划，提出了改革、发展和现代化“一揽子计划”，吸引外资，改善民生。但由于受到复兴党内部元老和既得利益层的制约，改革进程缓慢，经济形势恶劣，失业率高达20%。同时，政府部门腐败问题严重，巴沙尔的弟弟马希尔以及他的叔伯兄弟都不同程度地涉嫌贪污腐败，政府工作效率低下，官僚作风盛行，国内矛盾并未缓和。
叙利亚位于中东十字路口，扼守重要的能源走廊，在以伊朗为首的什叶派力量和以逊尼派为首的阿拉伯力量的角逐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使得叙利亚的政治格局受到了更多外来力量的干涉。
从2006年起，美国政府开始秘密资助叙流亡组织“公平和发展运动”600万美元。借助美国经费，该组织于2009年4月在英国伦敦成立了巴拉达电视台，利用舆论在叙利亚制造分裂和派系斗争，用人权、民主攻击巴萨尔政权，要求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叙利亚问题爆发后，中俄否决了美国向安理会提出的关于叙利亚问题的决议草案。美国绕开联合国，孤立中俄，拉拢“反巴沙尔国际阵线”，全方位支持叙利亚国内外反对派。2012年7月，希拉里在华盛顿再次会见叙利亚反对派领导人，要求西方大力培植反对派，向其提供武器，组织海外军团，当时的总统候选人麦凯恩也曾公开表示：首先支持他们，第二给他们武器，第三与我们的盟国一道建立庇护所，不派地面部队，使用盟国的空中力量保护那个地区，并帮助这些人进行公平的战斗。
沙特阿拉伯在叙利亚爆发起义后，统治者政策分歧不断，随着叙利亚暴力活动加剧，主张采取强硬路线的人胜出，2013年叙利亚危机进入白热化后，为阻止俄罗斯对叙利亚当局的支持，沙特阿拉伯多次向普京施压，包括以“会尽量约束伊斯兰极端分子袭击俄罗斯”换取“俄罗斯放弃巴沙尔”的暗示。根据阿拉伯国家外交官的说法，沙特和卡塔尔等海湾君主国家已向叙各反对派组织提供了大量资金和武器。
作为叙利亚的盟友，伊朗和俄罗斯在危机中充当了阿萨德政权的后盾。叙利亚化学武器危机之后，美国可能对叙利亚动武引起伊朗领导层高度重视。伊朗总统鲁哈尼、议长拉里贾尼等政要2013年8月31日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应对叙利亚危机的措施。伊朗议会代表团紧急出访黎巴嫩和叙利亚，向两国高官通报情况协调立场：伊朗强烈反对任何外来军事干预，如果美国对叙利亚实施军事打击，伊朗不会保持沉默。
俄罗斯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对叙利亚的军事干预。在叙利亚化学武器危机爆发后，正是俄罗斯的斡旋使美叙两国免于直接冲突。另一方面，俄罗斯的政策目标非常明确：确保俄罗斯的石油利益和军事基地，保持俄叙两国的传统盟友关系。俄罗斯多次邀请叙利亚最大的反对派组织“全国联盟”到莫斯科会谈。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说，俄罗斯从未说过，叙利亚危机的解决必须在保留叙利亚现总统的条件下才能进行。
在叙利亚危机之初，政府军频频失利，阿勒颇、拉卡等城市接连陷落，首都大马士革遭受两次“总攻”。但随着局势发展，政府军逐步夺回战场主动权，不但挫败反对派两次向首都大马士革发起的“总攻”，又在中部城市霍姆斯和大马士革城市周边的战斗中接连取胜，基本巩固了从首都到沿海地区的战略核心区域，维系了叙利亚政府的生命线。阿拉伯社会复兴党在上世纪60年代上台后，引导国民强化国家认同，叙利亚民众反对外来干涉意识很强;过去几十年里，阿萨德家族的执政维护经济精英利益，保障民众基本生活需要，复兴党在叙利亚仍有较好的民意基础，加上阿拉维派内部的团结，阿萨德政权在最初的摇摇欲坠中逐步站稳了脚跟。
而派别林立的反对派内部则在不停分化。目前叙利亚反对派组织大约在100个以上。成立于2011年8月23日的“叙利亚全国委员会”总部设在伊斯坦布尔，由100多位反派团体代表组成，已经获得美国、英国、法国、西班牙等少数国家承认，美国称其是“唯一合法的对话者”。在2013年叙利亚化学武器危机后，在确认美国不会军事干预叙利亚局势后，各方势力重新洗牌。立场较为世俗的“叙利亚自由军”和宗教色彩浓厚的“支持阵线”、“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等武装组织之间的对立日趋明显。反对派阵营自相残杀情况变本加厉。进一步削弱了其在战场上的协调作战能力。
沙特
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中，沙特的吉达市街头涌现抗议人群，在首都利雅得，人们为了争取妇女权利纷纷走向街头，网络上还宣扬要求更多民主的言论。为遏制骚乱的苗头，2011年3月1日，沙特开始发放总值360亿美元的社会福利。3月18日，国王阿卜杜拉宣布了新的社会福利措施，涵盖涨工资、发放现金补助、新建50万套住房。在政改层面上，针对妇女权利问题，阿卜杜拉还宣布给予妇女选举权，允许她们参加2015年的地方选举，此外还特赦了一位违反驾车禁令的女性，使其免受鞭挞处罚。他还承诺3个月内成立反腐委员会，而且还增加6万个军警职位，声称“要对任何试图破坏国家安全和稳定的人给予打击”。国王这些“软”功夫，从表面上起到了平抚民生的作用。
同时，沙特极为警惕外部的威胁。2011年2月14日，巴林示威群众聚集首都麦纳麦珍珠广场，与警方冲突升级，最终造成60余人身亡。骚乱初期示威者要求获得更好的工作，赋予什叶派平等的政治权利，示威后期演变为呼吁推翻逊尼派当权者哈利法王室家族，其王室地位岌岌可危。就在巴林内乱愈演愈烈之际，3月14日，沙特派兵进入巴林，镇压了示威活动。这也是中东动荡以来，首次出现外国出兵跨境干预一个国家局势。
巴林内乱始自什叶派，什叶派示威引发的外溢效应波及沙特东部，使得沙特什叶派问题浮出水面。18世纪伊斯兰教瓦哈比派创始人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瓦哈卜，发起了一场宗教改革运动，试图恢复伊斯兰教的本来面目。1740年左右，他投奔了部落酋长穆罕默德·伊本·沙特，双方结成联盟。瓦哈卜借酋长的实力传播教义，而后者则以瓦哈比教义为精神动力，开拓疆土，建立国家。现代沙特王国，也正是在这两股力量的作用下创建的。
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瓦哈比教与什叶派之间的教义存在严重的冲突。沙特是唯一否认什叶派穆斯林身份的国家。政府禁止什叶派编著、印发本派宗教著作，长期不准什叶派宗教读物进入沙特，从而限制什叶派教义宣传。此外什叶派的宗教场所严重缺乏，什叶派不得自由修建胡塞尼亚和清真寺。什叶派的宗教活动也被限制，不得公开举行纪念侯赛因死难阿舒拉节。在沙特的小学、中学和大学教育中，瓦哈比派主义被尊为正统思想。什叶派的历史和文化完全排除，甚至还出现诋毁、扭曲的现象。官方教材中公然指责什叶派朝拜的行为，政府还规定什叶派教师不得公开自己的信仰，否则会受到重罚。
经济上，什叶派的生活水平也很低。沙特东部居住了大多数的什叶派，东部地区石油资源丰富，但这些民众的生活并未得到改善。直到1987年，东部省才出现了第一座现代医院。阿美石油公司中，有四分之一的员工是什叶派，但极少能进入管理层，大部分什叶派员工都从事体力工作。而在参政方面，什叶派的参政渠道也被限制。国家机关里，顶层官员中也难觅什叶派的身影。什叶派女性的地位更低，什叶派妇女不能在学校长期任教，相较于一般沙特妇女所受的限制更多。
正因为如此，中东什叶派力量的任何消长都会牵动沙特王国的神经。1979至1989年，沙特什叶派受伊朗革命的鼓动，举行示威游行，焚烧汽车，砸毁商铺，还袭击了银行。官方不得不出兵2万，进行武力镇压。
“阿拉伯之春”后，沙特一方面需要妥善处理什叶派问题，另一方面还要警惕逊尼派极端主义势力。沙特与逊尼派极端势力之间关系复杂而又矛盾，沙特希望在与地区什叶派政权的较量中利用逊尼派极端主义势力，另一方面，逊尼派极端主义势力视美国为敌，与美国合作的沙特也可能是他们的袭击目标。
英国《卫报》和德国《明镜》报道，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在国务院内部文件称：“沙特继续是(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关键性财务基地。”外界猜测，沙特是“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S)最大的财主。6月，ISIS与伊拉克政府焦灼交战，伊拉克局势陷入混乱时，沙特只是进行呼吁伊拉克建立和解政府。但在7月初，伊拉克边境撤离2000多的士兵，使沙特边境防守呈真空状，沙特国王下令部署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国家面受潜在的“恐怖分子威胁”。3万沙特士兵严守与伊拉克边境。此时，沙特不得不重视ISIS对本国安全的威胁，也不得不重新审视中东当下格局。另外如果极端分子公然挑起教派矛盾、激起沙特什叶派与邻国什叶派里应外合，那么激烈的动荡势必震动沙特这个阿拉伯世界的“稳定之锚”。
2003年，美国改变“冷战”后形成的“东遏两伊(伊朗、伊拉克)，西促和谈(巴以)”的外交策略，以一场推翻萨达姆的战争打破稳定的中东格局。美国驻军成为伊拉克权力真空的填补力量，制约着以反美为目标的伊斯兰极端势力和地区逊尼派、什叶派力量之间的政治主导权争夺。小布什政府下台后，美国全球战略向亚太地区转移，在中东的战略收缩成为定局。
2010年底，美国开始从伊拉克撤军，2011年底，美军全部撤离。在这一过程中，一场来势汹涌的政治动荡席卷阿拉伯世界，在突尼斯、利比亚、埃及和也门推翻了政府，在叙利亚掀起了持续至今的内战。这些国家的共同点极为突出：专制政权长期执政，经济结构缺乏活力，无法为高比例的年轻人口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以微小的社会事件为导火索，社会群体对政权的不满被全面引爆。
西方世界赋予“阿拉伯之春”民主革命的意义。但实际上，与伊拉克类似，当专制政权被推翻后，这些国家并没有实现真正的民主过渡。缺乏现代政党政治经验的社会，在社会矛盾激化和旧秩序破裂时，转而投向了根深蒂固于传统的宗教和部族力量。原先专制但较世俗的共和政体被消解，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政党和地区武装占据了政治舞台，激化了国家内部地区之间、民族之间、宗教派别之间、世俗主义者和伊斯兰主义者之间的持续对抗。
地区的绝对主导力量美国在这场“民主革命”中秉持了实用主义的策略。与撤军伊拉克相应，它不再直接干预各国局势。对利比亚的空袭也是在法国领导的名义下进行的。它一面帮助利比亚军阀打垮卡扎菲，另一面默许沙特出兵巴林镇压什叶派示威;在埃及，它在民众运动的大势所趋之下放弃了盟友穆巴拉克，在军方将自由选举产生的执政者穆斯林兄弟会赶下台时，它又拒绝承认这是一场军事政变。
奥巴马政府种种表现说明，在不涉及维护以色列安全、遏制反美势力、打击恐怖主义、维持稳定的石油供应这些根本利益的情况下，美国不愿再为中东背负更多的包袱。美国力量的后撤意味着，在中东变局的再平衡过程中，沙特、埃及、土耳其、以色列、伊朗等地区大国之间的相互之间博弈将更为激烈。而在决定性力量缺席的情况下，多种均势力量的对抗意味着更大的变数，更长期的动荡。叙利亚的3年内战证明了这一点。
ISIS：“基地”变异
魏一平
一段据称拍摄于7月4日的视频里，一位自称巴格达迪的男子在伊拉克北部城市摩苏尔的清真寺里发表演说，他的语调平静而谦卑：“我是你们的领袖，如果你认为我是对的，请支持我，如果发现我有错，请帮我改正。”如果属实，这将是有关他的第一份公开视频资料。
2011年本·拉登被击毙之后，巴格达迪被美国反恐部门称为“世界上最危险的人”，他是ISIS组织的领导人。这个全称为“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的组织，几天前刚刚宣布要建立一个以伊斯兰主义为准则的理想国，“在这个国家中，人们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极端的宗教思想，表达他们对伊斯兰宗教的设想”。同时，ISIS还公布了一张未来的领土地图，声称要在5年内占领整个中东，非洲东部、中部和北部，欧洲的伊比利亚半岛，黑海东部、南部和西部，以及亚洲中部和西部，其“终极控制区”的面积比历史上的阿拉伯帝国还要广大。
ISIS的攻势要比以往那些反政府武装猛烈得多。今年1月份，在伊拉克做生意的华商陈宪忠才从当地媒体上看到有关这个组织的密集报道，很快，它就占领了距巴格达以西只有60公里的费卢杰。“当时新闻上说这个组织在费卢杰只有400人，但是政府军打不过他们，因为他们和当地的居民混居在一起了。”刚刚回国的陈宪忠向本刊记者介绍，“他们一打进来，政府马上停水停电，现在伊拉克40多摄氏度的高温，老百姓能不恨政府么，怨声载道，就更支持这个组织了。”
取得当地民众支持是ISIS的一贯策略。ISIS声称代表伊斯兰教逊尼派，旗帜鲜明地打出反对什叶派的旗帜，所以，它选择的进攻地区大多是传统逊尼派控制的区域。被占领城市的逊尼派老百姓接受电视采访时说：“恐怖分子进来了以后没有一声爆炸、汽车炸弹和枪响，这个城市很安全，但我们现在怕的是政府军，因为政府军会用大炮和飞机轰炸我们，所以我们选择逃跑。”
拿下费卢杰之后，ISIS并没有贸然向首都巴格达挺进，而是以此为基地不断巩固势力。陈宪忠介绍说，ISIS组织很善于破坏伊拉克什叶派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他们把幼发拉底河上的水闸关闭，导致洪水泛滥，淹没了巴格达郊区，当地老百姓怨声载道，后来政府实在没有办法，就另外挖了一条渠，把水引出去，才算解决了这个问题。
生活在巴格达市区的陈宪忠起初并没有切身感觉到危险，直到今年6月上旬，ISIS从北部叙伊边境发动大规模进攻，轻而易举就攻下了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苏尔。当地号称3万政府军，结果被800名武装组织人员打得溃不成军，在24小时之内纷纷丢下武器，假扮成平民四散逃跑了。陈宪忠他们开始担心起来。
摩苏尔距离巴格达不足400公里，ISIS加快攻势，用一天的时间就向前推进了200公里，第二天直接打到了离巴格达仅100多公里的萨姆拉。“当时心里的确有些恐慌，觉得巴格达可能要失陷。”陈宪忠和同事赶紧储备了食品和汽油，盘算了一下，一旦战争打进城里，最起码可以坚持3个月，汽油也够开车前往邻国，才放下心来。执政的马利基政府马上发表讲话，把所有北部靠近边境的军队调回巴格达，在巴格达形成一个包围圈，又紧急号召什叶派民兵组织参战。“现在政府军、警察部队、民兵组织把巴格达围起来，形成三层包围，还在巴格达北部挖了战壕，反对武装一时难以向前推进，双方僵持住了。”陈宪忠对政府军防守巴格达有信心，他打算观察一段时间，等局势稍微平稳后就返回伊拉克。
面对来势汹汹的ISIS，伊拉克政府开始了全民总动员。摩苏尔被占领的第二天，政府就通过电视、报纸等媒体启动了招募民兵的计划，请出宗教领袖在电视上讲话，各个部落的酋长也在礼拜日的大会上号召人们拿起武器，共同对抗反政府武装。最危急的时候，什叶派最大的宗教领袖号召全体什叶派穆斯林，“只要是能拿起武器的就要上战场”。同时，马利基政府承诺给民兵发工资，只要是报名注册的，就发给400多美元的工资，在交战区参加民兵组织注册的，政府的官价是700美元，跟恐怖分子的工资相同。对于连年战火，失业率极高的伊拉克来说，上战场也是个不错的工作。短短几天时间，就有上百万人报名参战，小的只有十四五岁，老的五六十岁。
不过，ISIS在心理战方面似乎更有经验。他们统一装扮，黑衣黑裤或者一身迷彩服，套着黑色头罩，只露出两只眼睛，扛着黑色的旗帜，旗子中间用白字写着“真主是最伟大的”口号。“没人见过他们的脸，也几乎没有人见过他们步行，除非是打巷战的时候把车停下，平时一直都是坐着皮卡车，架着机关枪或三七高射炮，在路上疾驰。”陈宪忠介绍说。这种符号化极强的面目更渲染了其恐怖气氛。
6月13日，ISIS把一段屠杀俘虏的视频传到了自己的网站上，立刻引起轩然大波。“他们用推土机推两个大坑，都不深，人绑好了，排成两排，头朝外脚朝里，趴在地上，武装分子就拿着冲锋枪把他们一个个打死，直接埋到坑里，地上的土都被子弹打得飞起来了。”看过这段视频的陈宪忠回忆说。虐杀俘虏的视频一出，对政府军产生了极大的震慑，很多政府军士兵纷纷弃械逃散。
能够把伊拉克政府军打得落花流水，ISIS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组织?我们只知道它拥有1.1万～1.3万核心武装人员，其中3000人是外籍士兵，加上摇摆不定的部落附从武装总共两三万人;它控制的地区跨越伊拉克和叙利亚，在伊叙边境两侧占据近20万平方公里土地，所辖省(市)数量据称已达16个，人口近400万，已经具备了一个国家的规模。可是，有关它的起源、内部结构、领导层，以及资金来源等核心信息，外界仍所知甚少。
但从翻译上就能看出这一组织的复杂性。ISIS，英语即Islamic State in Iraq and the Sham，如果直接翻译，应该是“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可是，为什么要翻译成“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这还要从中东的历史和教派之争说起。
其实，“沙姆”和“黎凡特”指的都是同一片地方，从地理上看就是图鲁斯山脉以南、地中海东岸、阿拉伯沙漠以北和上美索不达米亚以西的一大片地区，大致就包括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巴勒斯坦和约旦五国。如果再加上伊拉克，地缘政治学又常常用“肥沃新月地带”来称呼他们。生活在那里的人最早培育出了小麦，因为小麦拥有更多的碳水化合物，能够为人类提供更多的热量，促使人的脑容量变大，肥沃新月地带成为古代文明繁盛之地，也伴随着各种战争。到了近代，又因为丰富的石油储藏，这一地带成为列强纷争之地。
“沙姆”和“黎凡特”的称谓，背后所折射的就是“文明的冲突”。在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兴起之前，这一地区在罗马官方语言里一直用“叙利亚”(Syria)来指代，是一个希腊名词。伊斯兰教兴盛之后，阿拉伯世界将之改称“沙姆”(Sham)，意指“北边”—以阿拉伯半岛为基准，外迁人口到叙利亚地区是向北。而在中古法语里，又称作“黎凡特”(Levant)，“东方、日出之地”的意思—以意大利为基准，地中海东岸泛指中东。虽然两者所指相同，但是，“沙姆”代表了阿拉伯半岛的语境，那是逊尼派极端主义的发源地;而“黎凡特”则代表了西方世界的语境，是外部世界对这一地区不带感情色彩的中性称谓。因此，虽然名字中ISIS组织使用了“Sham”一词，但在西方强势的语境内，还是通常将之翻译为“黎凡特”。
翻译之争折射了ISIS的诞生土壤，即伊斯兰世界对西方世界的对抗，但是现在，组织的头目巴格达迪决定舍弃这一争论。6月29日，在宣布建国的同时，他宣布要把“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直接改名为“伊斯兰国”，并向全球穆斯林发出号召，声称自己就是“先知穆罕默德唯一的合法继承人”。该组织发布的一份录音声明中说：“聆听哈里发的指示并服从他，支持你蒸蒸日上的国家吧。”第二天，“基地”组织北非分支和“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分别通过互联网向ISIS表示祝贺，称其是“英雄”—“你使我们这些信仰者心花怒放，你使我们高昂起自豪的头。”
“基地”组织
虽然各地分支表示支持，但是，“基地”中央组织却迟迟没有表态。甚至，早在今年2月3日，“基地”中央组织就发表正式声明，宣布和ISIS断绝关系。“基地”领导人扎瓦西里甚至不承认ISIS与“基地”有瓜葛。
“基地”切割的原因，表面上是不认同ISIS的极端恐怖手段，尤其本·拉登死后，“基地”推举的新领导人扎瓦西里是一个埃及外科医生，一直以来被称为“基地”的宰相和首席战略师，以策划轰动性的爆炸行动著称，并不推崇手段残忍的斩首等行为。而ISIS却是以公开斩首为标志性宣传方式。今年3月初，网络上开始流行一段视频，就是ISIS直播了一名男子被剁手的画面。ISIS组织宣称这个“小偷”已经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并且自己要求剁手来洗清罪恶。画面上，一个眼睛被蒙住的男人，右手被压在了桌子上，围观的是全副武装的叛军，一个穿着传统白色长袍的男人站在桌子前面似乎是宣读什么，接着一个戴着巴拉克拉法帽的拿着长刀的男人挥刀砍掉了“小偷”的右手，鲜血喷溅，“小偷”昏倒。
除了在恐怖手段上的分歧，ISIS的运行也与“基地”组织有很大不同。“基地”组织一直以来奉行严格保密的封闭式运行，其筹款和招募等活动都是“黑箱操作”，外界不得而知。而ISIS则采用了类似于跨国公司那样的运行方式，甚至像上市公司一样，发布年度财政报告，详细记录每次袭击活动的内容及其参与者信息，方便领导人了解每位参与者的家庭状况，以便在他们死亡或者被捕时支付赔偿金，同时也是为了向捐款者展示“业绩”。根据ISIS的“年报”，2013年ISIS在伊拉克发动过近万次行动，其中包括1000次暗杀、安装4000枚土制炸弹，释放了数百名激进囚犯。
中国社科院中东研究室主任唐志超向本刊记者分析，两者更根本的分歧是目标，"基地’组织以攻击美国代表的西方世界为主要目标，而ISIS以攻击什叶派穆斯林、推翻现有什叶派政权，建立伊斯兰主义国家为主要目标”。换言之，本·拉登创建的“基地”组织，更强调破坏性，以颠覆和打击为主，却没有提出明确的建设方案;而ISIS除了颠覆，还提出了明确的建国方案，对获取政权更感兴趣，“目标更具体，更明确”。
但是，两者的分歧并不能抹杀他们的关联，从历史渊源看，ISIS仍是“基地”组织圣战思想的产物。从组织看，ISIS也是在与“基地”组织的合作中壮大起来的。
最近的源流可追溯至1979年。这一年发生了三件大事，对阿拉伯世界和中东地区影响深远。首先是埃及和以色列签署和平条约，埃以开启和平进程;其次是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成立了霍梅尼领导的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共和国，伊斯兰教进一步复兴;第三则是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美国打出反抗共产主义占领伊斯兰的旗号，利用伊斯兰的反抗精神，扶持了圣战组织。中国社科院西亚非研究所研究员殷罡向本刊记者分析：“不同于埃以冲突是民族冲突，阿富汗战争是文明的冲突。”苏联撤军后，阿富汗的圣战组织被美国抛弃，失落感增强，但其圣战意识已经成型，转而对西方世界的利用产生憎恨，便选择对抗美国为新的目标。创建于1988年的“基地”组织，就是当年的阿富汗圣战组织之一。
民族冲突与文明冲突混杂，催生了复兴的伊斯兰主义运动。不过，典型的伊斯兰主义运动侧重地区和国家斗争，但是本·拉登早期的精神导师阿扎姆指出，许多所谓的国界是欧洲殖民者强加给伊斯兰世界的。“不幸的是，当我们想到伊斯兰主义的时候，我们总是从国家的角度进行思考。我们没能让我们的视野跨过异教徒迫使我们接受的地理边界。”这一思想奠定了“基地”组织圣战的全球性质。
学界一般把上世纪80年代反苏的“基地”组织前身称为第一代，而把反美的“基地”组织称为第二代。整个90年代，“基地”组织在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庇护下，对美国展开一系列的恐怖袭击活动，到2011年9月11日，以攻击纽约世贸双子塔达至巅峰。
“9·11”之后两个月，“基地”组织的军师扎瓦西里出版了名为《先知旗帜下的骑士》一书，仔细规划了“基地”组织的长期目标，提出首先是要创立一个以教法为基础的国家作为基地，然后从这里出发，收复伊斯兰失去的荣耀，重建哈里发。但是，此时，美国已经开始对庇护“基地”的阿富汗开始猛烈轰炸，“基地”不仅无法实现创立国家的计划，还要面临寻找新出路的挑战。
上世纪80年代，为了反抗库尔德地区的萨达姆世俗政权，在伊拉克北部，伊拉克与伊朗、土耳其交接地区，诞生了几个伊斯兰运动组织，其中一个名为伊斯兰游击队的组织脱颖而出，迅速壮大。美国对阿富汗的轰炸开始后，许多阿富汗的阿拉伯人纷纷通过伊朗和土耳其进入伊拉克北部，寻求伊斯兰游击队的保护。
在这些离开阿富汗进入伊拉克的组织中，有一个人叫扎卡维，他是一个名为“认一论和圣战”组织的创建者和头目，本来在阿富汗西部城市赫拉特建有自己的训练营，负责协助欧洲和阿拉伯各国的圣战者偷渡进入阿富汗并训练。在伊斯兰游击队的据点，为了躲避轰炸而来的扎卡维遇见了更多约旦老乡，他们都是之前去阿富汗参加过反苏的早期圣战者。很快，在伊斯兰游击队的支持下，扎卡维在伊拉克北部站稳脚跟，建立了直属训练营，培植自己的支援网络，为迎接阿富汗“基地”组织的大撤退做准备，也为后来ISIS的建立奠定着基础。
扎卡维
有“恐怖主义战略专家”之称的扎卡维是个化名，意思就是“萨卡来客”。其真名叫艾哈迈德·法迪勒·卡赫拉伊拉，1966年10月出生在约旦首都安曼北部城市萨卡的少数民族聚居区，这是一个巴勒斯坦难民和贝都因部落相互混杂的混乱地区，当地人说，只有强盗才敢走上这里的街头。扎卡维的部落是一个来自沙漠的贝都因小部落，扎卡维的个性或许与其部落渊源有关。由于沙漠严酷的生存环境，贝都因人以实用主义精神支配下的合作与慷慨而闻名，他们毫不留情，无论伤害过去多久，都要立志复仇。贝都因人流传一句谚语—“如果一个人等了40年就报仇，不免过于草率了。”
扎卡维出身贫困，他本人有7个姐妹和两个兄弟，父亲是民间游医，母亲患有白血病。扎卡维的堂兄扎瓦拉曾回忆道：“他个子不算高，却是个打架不要命的家伙。”幼年丧父的扎卡维很快沦落为街头小混混，他酗酒、文身、打架，还曾因为“持小刀伤人”和强奸而被控犯罪。上世纪80年代末，伊斯兰极端主义开始在邻近的巴勒斯坦难民营里兴起，扎卡维开始经常光顾清真寺，思想发生转变。1989年，在刚刚与自己的表妹结婚后不久，他就不辞而别，踏上了赴阿富汗参加圣战的路。
在阿富汗，他结识了两位对其日后思想塑造起关键作用的人—一位是本·拉登的早期精神导师阿扎姆，另一位则是著名的萨拉菲学者迈格迪西。萨拉菲是伊斯兰教的一个极端主义教派，主张信奉未删改的伊斯兰原教义。扎卡维与迈格迪西打得火热，两人回到约旦后建立了一个叫“认一轮”的新组织，开始召集年轻人，筹办武器训练，目标是发动圣战。
1994年，约旦政府将迈格迪西和扎卡维逮捕，各自判处15年监禁，送到沙漠深处的斯瓦盖监狱服刑。正是在这个监狱里，扎卡维成了名副其实的圣战组织领导人。
为了防止鼓动其他犯罪分子，狱方把所有伊斯兰极端分子集中关在一座大型牢房里，这在无意中为他们之间的联合创造了条件，形成了一个地下的酋长国。在监狱里，扎卡维醉心于全面学习《古兰经》，与迈格迪西热烈讨论组织的神学和意识形态，他在自己的铺位周围挂上毯子，为自己创造了一个用于私人学习和思考的帐篷。
扎卡维知道，一个成熟的伊斯兰圣战组织必须要有一位强势的领导，扎卡维的彪悍性格帮助他迅速在狱友们中间树立了威望。狱医萨卜哈在接受采访时评价他“非常危险”：“狱友们崇拜他，又惧怕他，他只需轻轻一瞥，就可以管理那些家伙。”更关键的是扎卡维的自律，他每天长时间工作，使用桶装石块举重，锻炼身体，早上拜访因为民事或者刑事指控而被羁押的狱友，向他们宣扬狂热的宗教精神。
很快，迈格迪西发现，扎卡维取代了自己的地位，成为监狱里真正的领导。但他并不高调，而是有一种避世态度，一位狱友回忆扎卡维“冷酷、自律、惜字如金，只有在演说的时候才讲话”。狱友给他起了个“陌生人”的绰号，他很喜欢这个称呼，往家里写信或者邮寄贺卡的时候也使用这个签名。
1999年，约旦新国王宣布大赦，扎卡维获释。出狱后的扎卡维也曾试图过一种普通人的生活，当时他的妻子已经给他生下了至少两个孩子，扎卡维曾想过做批发蔬菜的生意。但是，约旦安全部门颁布了一项政策惩罚伊斯兰好战分子，扎卡维无法获得工作，也不能从事任何生意，他决定重返阿富汗。
回到阿富汗的扎卡维去拜访了“基地”的训练营，但是他并没有向本·拉登宣誓效忠，而是选择自己单干。在塔利班政权的保护和支持下，他在阿富汗西部城市赫拉特建立了自己的训练营，将之前的“认一论”组织改为“认一论和圣战”组织。“9·11”后他去了伊拉克。
居住在英国的“基地”恐怖分子马萨里透露，早在2001年美国开始轰炸阿富汗之后，萨达姆就已经主动联系过“基地”组织，因为他相信，塔利班政权一旦崩溃，伊拉克将成为美国的下一个目标，因此，他希望能够与基地达成一种合作，共同对抗美国。2003年伊战打响，伊拉克成为四散逃窜的“基地”组织的理想战场。这时候，先期两年抵达的扎卡维在伊拉克的苦心经营终于有了用武之地，他协助“基地”组织打通了通往伊拉克北部的通道，并积极提供后勤支持。
与此同时，扎卡维开始在伊拉克大肆进行恐怖袭击活动，以此巩固自己的地位。2003年8月，他一口气策划实施了两件大案—先是让一辆载满爆炸物的货车冲进了联合国在巴格达的办公室，造成23人死亡;10天以后，又让自己的岳父驾着装有大量爆炸物的汽车冲入什叶派穆斯林的圣地伊玛目阿里清真寺，导致85人死亡。经此两案，扎卡维成为事实上在伊拉克圣战者的头领。
先知穆罕默德归真后，圣裔主要有两个分支：一是从穆罕默德的叔父阿拔斯传承下来的派系，另一个是从穆罕默德的女婿和堂弟阿里延续下来的派系。阿拔斯系曾建立了阿拉伯帝国，但对阿里一系采取高压政策，最终形成了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分野。
身为逊尼派的扎卡维认为，袭击什叶派穆斯林比袭击美国人要重要得多，这也是他和本·拉登的分歧所在。2004年初，在伊拉克战争接近一周年的时候，扎卡维在网站上发表一封信，号召逊尼派穆斯林站在他一边。他不仅仅要他们打击美国佬，还要打击什叶派。扎卡维认为，如果逊尼派和什叶派团结起来，将使反美战争变成一场民族抵抗运动，这不是他所想要的“圣战”。
2003年8月到2004年12月之间，扎卡维和本·拉登之间多次通信，内容主要是讨论究竟什么是圣战的基础。起初，本·拉登反对袭击什叶派目标，并敦促扎卡维尽量避免平民伤亡。但扎卡维在回信中明确表示，如果本·拉登不支持他的想法，他就退出“基地”。最终，似乎本·拉登做了让步，因为这时候的“基地”组织失去了塔利班政权的保护，急需开辟新的战场。而此时的扎卡维知道自己羽翼未丰，仍需要本·拉登这样的符号化领袖。
于是，两人开始合作。2004年10月，扎卡维表示“效忠”本·拉登，并把自己组织的名字改为"基地’伊拉克圣战分支”。作为报答，本·拉登号召去伊拉克进行“圣战”的穆斯林遵从扎卡维的指挥，他甚至称扎卡维是基地组织在伊拉克的“王子”。美国国家反恐中心认为，扎卡维的网络延伸至40个国家，与全世界24个武装组织建立了联系，扎卡维已经后来居上，超过了他的“前辈”本·拉登。扎卡维表现出极端残忍的一面，成为“恐怖”的象征。2004年5月11日公布的一份录像资料中，用刀砍下美国人质伯格头颅的戴面罩恐怖分子，就是扎卡维本人。
“基地”二号人物扎瓦希里曾致信扎卡维，对砍头、袭击平民等行为提出警告。此后，扎卡维做出让步，停止使用砍头手段，至少不再公开使用。但是，他不放弃挑起伊拉克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矛盾。整个2004年，利用伊战后混乱的国内形势，扎卡维策划实施了一系列针对什叶派穆斯林的大型爆炸案，死伤惨重。
巴格达迪
2006年5月，扎卡维公开了一段自己的视频，不同于以往“基地”领导人的视频都是在封闭的屋子里，扎卡维拿着一把冲锋枪，在野外朝天空射击，他背后的岩石和植被出卖了他。对此分析后，美国反恐情报部门很快就发现了扎卡维的踪迹。2006年6月7日，美国总统小布什发表演讲，宣布通过空袭定点清除了扎卡维。同时丧生的还有他16岁的新妻子和18个月大的儿子。
与本·拉登同样悬赏2500万美元的扎卡维被杀，是美国反恐战争一次标志性胜利。分析认为，扎卡维的死，与“基地”组织有关。由于两者在目标上的分歧，“基地”组织与扎卡维貌合神离，实际上已经抛弃了他。
扎卡维死后，伊拉克“基地”分支陷入群龙无首的局面，与“基地”中央组织越发疏远。当年10月，由“认一轮”、伊拉克圣战大会等组织联合组成的一个圣战组织联盟，在伊拉克北部宣布建立“伊拉克伊斯兰国”(ISI)，其主张是建立一个像塔利班那样的政教合一的政权。根据“基地”中央指挥部的建议，该组织应该由一名伊拉克国民指挥。现在，这位指挥的化名就是巴格达迪。
巴格达迪的真名是易卜拉欣·巴特利·萨马拉伊，他1971年出生于伊拉克萨马拉城的一个宗教家庭，是巴格达伊斯兰大学的伊斯兰学博士，其家族兄弟及其他男性亲属都是教士或古阿拉伯语的教授。巴格达迪行事十分低调，他从不公布自己的照片，目前仅流传出两张他的照片，还是2005年他被美军抓获期间拍摄的。许多巴格达迪的手下都没见过他的真实面目，他在发表讲话时从来都戴着面具，因此被称为“隐形圣战者”。
2005年，巴格达迪被美军抓获，在伊拉克南部的“布卡营”关了4年，2009年获释。情报显示，第二年，一位前萨达姆军队的将军介绍他加入了“基地”组织。与扎卡维相同的是，巴格达迪手段狠辣，抓到俘虏后会一律枪毙或砍头，并拍下行刑过程发布到网上。很快，他成长为ISI的领导人，美国悬赏1000万美元取其首级。与扎卡维以地名来选择化名一样，巴格达迪的意思就是“来自巴格达”。
与扎卡维类似的另一点是，巴格达迪也坚决主张打击什叶派穆斯林，以挑起宗教派系战争。中国社科院西亚非研究所研究员殷罡向本刊记者分析，萨达姆是逊尼派世俗政权，在任时对极端逊尼派还起到了一定的压制作用，美伊战争后，美国所犯的致命错误就是解散了复兴社会党，只要与复兴党有关的公职人员一律革职，彻底消灭了世俗政权，扶植什叶派掌权。由此，带有反抗情绪的逊尼派和前萨达姆政权人士，便成为逊尼派极端组织的后盾，为其提供各种有形和无形的支持。
恰在此时，“阿拉伯之春”的爆发，又为巴格达迪提供了迅速壮大的好机会。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由于叙利亚与伊拉克相反，是少数什叶派统治多数逊尼派，因此，叙利亚的反政府武装都是逊尼派。而叙伊边境地带基本上是传统逊尼派控制区域，ISI的武装分子很轻松就可以通过伊叙边境进入叙利亚。他们随后在叙利亚组建了一支名为“胜利阵线”的激进组织，内战期间迅速扩张，并趁机吞并部分叙利亚反对派组织。为充实“胜利阵线”的战斗力，ISI在2012年7月发布视频，煽动追随者在伊拉克全境实施“劫狱”、“越狱”。随后一年内，他指挥24起汽车炸弹袭击、攻击9座伊拉克监狱，致使数百名被囚极端分子越狱。很快，巴格达迪领导的这一组织成为叙利亚反对派武装中最为强悍的一支力量，在叙北部、南部和东部夺取领地方面起主导作用。国际恐怖组织研究所的报告显示，“胜利阵线”宣布对45起分别造成数十人丧生的爆炸袭击负责，其中一次自杀式爆炸袭击致死60人。
2013年3月，“胜利阵线”攻占叙利亚东部城市拉卡，成为第一个被反叛组织攻下的省会城市。拉卡拥有百万人口，是叙伊边境地带的重镇，拥有丰富的石油储备，巴格达迪的组织在领土、人力、资金等方面都有了突飞猛进。当年4月，他宣布合并伊拉克境内多个伊斯兰组织，将“伊拉克伊斯兰国”和“胜利阵线”统一成一个组织，并将其改名为“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即ISIS。
依靠油田收入，ISIS在拉卡及周边行使行政管辖，甚至还开通公共汽车。同时，巴格达迪开始试验政教合一的统治方式，ISIS对任何非穆斯林的公民都征收14克的黄金，压制他们的信仰，否则等待这些公民的就是死亡。在一份声明中，该组织宣称已经和当地基督教的领袖会晤过，并且给对方提供了三个选择：皈依伊斯兰教，适应现状，面对死亡。在ISIS制定的新法规下，基督教徒禁止拥有武器，并且不能向穆斯林出售猪肉和酒，并被禁止在公共场所饮酒。复兴教堂、画十字或者表现出其他宗教行为、在公共场所祈祷等行为也将会被处罚。
2014年1月，巴格达迪又杀回了伊拉克。借伊拉克逊尼派和什叶派所领导的政府之间的紧张之际，ISIS攻陷了由逊尼派为主导的费卢杰市。这时候，伊拉克政府才发现，之前总是被轻易击溃的ISIS，经过叙利亚内战的洗礼，已经能够娴熟地实施地面协同作战，缺乏训练的政府军已经不是其对手了。
新恐怖主义
6月22日，ISIS与政府军在摩苏尔的战斗打得正酣，巴西世界杯上小组赛阿根廷对伊朗队，伤停补时阶段梅西的一记远射打进，把伊朗队淘汰出局。赛后，ISIS在推特上发言，邀请梅西加入圣战，因为伊朗支持什叶派的马利基政府，因此也是ISIS眼中的敌人。与传统恐怖组织非洲“博科圣地”射杀观看世界杯的群众不同，ISIS并不绝对反对西方文化，它的头号敌人是什叶派等异教徒，头号目标是建立逊尼派领导的伊斯兰理想国。这些组织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恐怖组织，而更像是伊斯兰极端主义与狂热民族主义的混合体。
为了建国目标，ISIS需要依赖比传统恐怖组织更雄厚的资金。初期主要来自海湾国家的资助，马利基曾公开谴责沙特和卡塔尔的富翁，通过捐赠的方式来洗钱。但是，随着ISIS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北部的攻城略地，它开始拥有了更牢固的财政基础。现在，ISIS已经控制了伊拉克最重要的炼油厂，并控制叙利亚富油区代尔祖尔省70%的面积，对于无法控制的炼油厂，他们与当地部落达成协议控制石油出口。在拜伊吉炼油厂的血腥争夺战中，他们安排停火让工人能安全撤离，以便战斗结束后工人还能工作。
此外，勒索和抢劫控制区的住户和企业是他们另一个资金来源渠道。仅在摩苏尔，该组织每月就征收800万美元的“革命税”，逃亡的什叶派遗留下来的企业和资产也会被他们征收和变卖。最重大的一次活动是抢劫摩苏尔的国有银行，捞到了4亿美元和大量黄金，使得ISIS的总资产达到20亿美元，一跃成为全球最富裕的恐怖组织。
2010年2月27日，美国总统奥巴马飞往北卡罗来纳州的勒琼军营，宣布其伊拉克撤军计划。在“空军一号”上，他给伊拉克总理马利基打了一通电话，敦促后者要主抓这个让伊拉克人民自己主导安全的机会。到达军营后，他又给前总统小布什打了个电话，向他礼节性地通报了自己的计划。7年前，是小布什下达命令向伊拉克开战。在伊拉克问题上，两位总统的分歧人所共知。但是，奥巴马坚持撤军，他承认美国“有所不能”，要通过撤出伊拉克战场，振兴国内经济来巩固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
当年8月19日凌晨，美国在伊拉克的最后一支战斗部队—美军第二步兵师第4斯特赖克旅抵达伊科边境。“两名全副武装的士兵跳下装甲车，互相比赛着跑进科威特。”美联社随军记者在报道中描述当时场面。士兵们尽情欢呼，把子弹退出弹匣，合影留念，然后回家。2006年，美国曾经在伊拉克调整策略，收编了一些逊尼派民间武装，成立了逊尼派执行委员会，暂时压制了教派之间的冲突，共同对付“基地”等恐怖组织。但是现在，美军撤出之后，伊拉克昔日的教派斗争死灰复燃。
与单纯的破坏、威慑西方社会的第二代“基地”组织不同，以ISIS为代表的第三代“基地”组织，地理分布更分散，人员构成更复杂，目标也五花八门，更重要的是，他们更懂得利用互联网，手段也更残忍更血腥。
本·拉登被杀(2011年5月1日)的第三天，巴格达迪威胁要报复。很快，他在伊拉克制造了一起自杀式爆炸，造成24名警察死亡，72人受伤。在中国社科院中东研究室主任唐志超看来，本·拉登的死，一方面让“基地”组织损失了精神领袖，可另一方面，也让这位精神领袖真正成为与西方价值观对抗的符号，进一步激励了后来的圣战者。全世界各地的圣战分子，都喜欢穿着印有本·拉登头像的T恤奔向各个角落的战场。
互联网社交的普及，让基地组织开辟了另一个无形的战场。现在，一个组织的头目不需要全球飞行，也不需要抛头露面或者召集会议，只需要在推特或脸书上建立一个账号，就会得到全球极端分子的膜拜。ISIS在伊拉克攻城夺地的同时，其成员也通过社交网站大肆招募新成员。“工作不是很多，拥有不错的薪水，包吃包住。”他们在论坛上匿名发表招聘广告，甚至与留言者“积极互动，有问必答”，ISIS还会在招聘广告后附上“进入伊拉克指南”，提醒应征者需要携带智能手机和充电器电源转换插头，但不要携带任何伊斯兰教的经文或者书籍，带上足够的现金等等。
在全球经济低迷和“阿拉伯之春”的熏陶下，青年失业率进一步增加，年轻人更容易通过互联网受到极端思想的影响。恐怖组织深知这一点，他们努力比以往表现得更残忍、更酷。ISIS的成员一般露面的时候只露出两只眼睛，但在其发布的斩首和枪决视频中，总有一名男子会公开把自己的面容暴露在公众面前，他就是人称“首席刽子手”的沙克尔·瓦赫伊布。瓦赫伊布留着标志性的大胡子，一字眉，眼神冷酷，他1971年出生于巴格达，除了首席刽子手外，他还是武装组织的战场指挥官和战术官，多数情况下他都亲自审讯或处决俘虏。在一段视频里，他端着冲锋枪在公路上拦住一辆大卡车，把三名司机叫出来询问他们每天祷告的仪式，发现他们并没有严格遵守伊斯兰教义做祷告后，他眼都不眨地开枪射杀了他们。
唐志超分析，后本·拉登时代的恐怖组织开始呈现出小型化、区域化、本土化的特点。ISIS绝大部分头目和指挥人员来自伊拉克、利比亚、沙特和突尼斯，而参加实际战斗的人员大部分来自利比亚和伊拉克。它雇用了很多外籍士兵，甚至还为来自不同国家的穆斯林专门组建了“车臣部队”、“法国部队”、“德国部队”、“比利时部队”。
更要命的是，这些奔赴前线的圣战分子，随时都可能回到自己的祖国，转眼间就变成一颗定时炸弹。英国军情六处前反恐负责人理查德说，6月的最后一个周末，估计300名圣战分子通过“伪造死亡偷偷溜回”英国。对情报部门来说，详细追查他们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务”，遭受恐怖袭击的威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
伊斯兰理想国
神秘的巴格达迪终于现身了。
一段据称拍摄于7月4日的视频里，一位自称巴格达迪的男子在伊拉克北部城市摩苏尔的清真寺里发表演说，他的语调平静而谦卑：“我是你们的领袖，如果你认为我是对的，请支持我，如果发现我有错，请帮我改正。”如果属实，这将是有关他的第一份公开视频资料。
2011年本·拉登被击毙之后，巴格达迪被美国反恐部门称为“世界上最危险的人”，他是ISIS组织的领导人。这个全称为“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的组织，几天前刚刚宣布要建立一个以伊斯兰主义为准则的理想国，“在这个国家中，人们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极端的宗教思想，表达他们对伊斯兰宗教的设想”。同时，ISIS还公布了一张未来的领土地图，声称要在5年内占领整个中东，非洲东部、中部和北部，欧洲的伊比利亚半岛，黑海东部、南部和西部，以及亚洲中部和西部，其“终极控制区”的面积比历史上的阿拉伯帝国还要广大。
ISIS的攻势要比以往那些反政府武装猛烈得多。今年1月份，在伊拉克做生意的华商陈宪忠才从当地媒体上看到有关这个组织的密集报道，很快，它就占领了距巴格达以西只有60公里的费卢杰。“当时新闻上说这个组织在费卢杰只有400人，但是政府军打不过他们，因为他们和当地的居民混居在一起了。”刚刚回国的陈宪忠向本刊记者介绍，“他们一打进来，政府马上停水停电，现在伊拉克40多摄氏度的高温，老百姓能不恨政府么，怨声载道，就更支持这个组织了。”
取得当地民众支持是ISIS的一贯策略。ISIS声称代表伊斯兰教逊尼派，旗帜鲜明地打出反对什叶派的旗帜，所以，它选择的进攻地区大多是传统逊尼派控制的区域。被占领城市的逊尼派老百姓接受电视采访时说：“恐怖分子进来了以后没有一声爆炸、汽车炸弹和枪响，这个城市很安全，但我们现在怕的是政府军，因为政府军会用大炮和飞机轰炸我们，所以我们选择逃跑。”
拿下费卢杰之后，ISIS并没有贸然向首都巴格达挺进，而是以此为基地不断巩固势力。陈宪忠介绍说，ISIS组织很善于破坏伊拉克什叶派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他们把幼发拉底河上的水闸关闭，导致洪水泛滥，淹没了巴格达郊区，当地老百姓怨声载道，后来政府实在没有办法，就另外挖了一条渠，把水引出去，才算解决了这个问题。
生活在巴格达市区的陈宪忠起初并没有切身感觉到危险，直到今年6月上旬，ISIS从北部叙伊边境发动大规模进攻，轻而易举就攻下了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苏尔。当地号称3万政府军，结果被800名武装组织人员打得溃不成军，在24小时之内纷纷丢下武器，假扮成平民四散逃跑了。陈宪忠他们开始担心起来。
摩苏尔距离巴格达不足400公里，ISIS加快攻势，用一天的时间就向前推进了200公里，第二天直接打到了离巴格达仅100多公里的萨姆拉。“当时心里的确有些恐慌，觉得巴格达可能要失陷。”陈宪忠和同事赶紧储备了食品和汽油，盘算了一下，一旦战争打进城里，最起码可以坚持3个月，汽油也够开车前往邻国，才放下心来。执政的马利基政府马上发表讲话，把所有北部靠近边境的军队调回巴格达，在巴格达形成一个包围圈，又紧急号召什叶派民兵组织参战。“现在政府军、警察部队、民兵组织把巴格达围起来，形成三层包围，还在巴格达北部挖了战壕，反对武装一时难以向前推进，双方僵持住了。”陈宪忠对政府军防守巴格达有信心，他打算观察一段时间，等局势稍微平稳后就返回伊拉克。
面对来势汹汹的ISIS，伊拉克政府开始了全民总动员。摩苏尔被占领的第二天，政府就通过电视、报纸等媒体启动了招募民兵的计划，请出宗教领袖在电视上讲话，各个部落的酋长也在礼拜日的大会上号召人们拿起武器，共同对抗反政府武装。最危急的时候，什叶派最大的宗教领袖号召全体什叶派穆斯林，“只要是能拿起武器的就要上战场”。同时，马利基政府承诺给民兵发工资，只要是报名注册的，就发给400多美元的工资，在交战区参加民兵组织注册的，政府的官价是700美元，跟恐怖分子的工资相同。对于连年战火，失业率极高的伊拉克来说，上战场也是个不错的工作。短短几天时间，就有上百万人报名参战，小的只有十四五岁，老的五六十岁。
不过，ISIS在心理战方面似乎更有经验。他们统一装扮，黑衣黑裤或者一身迷彩服，套着黑色头罩，只露出两只眼睛，扛着黑色的旗帜，旗子中间用白字写着“真主是最伟大的”口号。“没人见过他们的脸，也几乎没有人见过他们步行，除非是打巷战的时候把车停下，平时一直都是坐着皮卡车，架着机关枪或三七高射炮，在路上疾驰。”陈宪忠介绍说。这种符号化极强的面目更渲染了其恐怖气氛。
6月13日，ISIS把一段屠杀俘虏的视频传到了自己的网站上，立刻引起轩然大波。“他们用推土机推两个大坑，都不深，人绑好了，排成两排，头朝外脚朝里，趴在地上，武装分子就拿着冲锋枪把他们一个个打死，直接埋到坑里，地上的土都被子弹打得飞起来了。”看过这段视频的陈宪忠回忆说。虐杀俘虏的视频一出，对政府军产生了极大的震慑，很多政府军士兵纷纷弃械逃散。
能够把伊拉克政府军打得落花流水，ISIS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组织?我们只知道它拥有1.1万～1.3万核心武装人员，其中3000人是外籍士兵，加上摇摆不定的部落附从武装总共两三万人;它控制的地区跨越伊拉克和叙利亚，在伊叙边境两侧占据近20万平方公里土地，所辖省(市)数量据称已达16个，人口近400万，已经具备了一个国家的规模。可是，有关它的起源、内部结构、领导层，以及资金来源等核心信息，外界仍所知甚少。
但从翻译上就能看出这一组织的复杂性。ISIS，英语即Islamic State in Iraq and the Sham，如果直接翻译，应该是“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可是，为什么要翻译成“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这还要从中东的历史和教派之争说起。
其实，“沙姆”和“黎凡特”指的都是同一片地方，从地理上看就是图鲁斯山脉以南、地中海东岸、阿拉伯沙漠以北和上美索不达米亚以西的一大片地区，大致就包括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巴勒斯坦和约旦五国。如果再加上伊拉克，地缘政治学又常常用“肥沃新月地带”来称呼他们。生活在那里的人最早培育出了小麦，因为小麦拥有更多的碳水化合物，能够为人类提供更多的热量，促使人的脑容量变大，肥沃新月地带成为古代文明繁盛之地，也伴随着各种战争。到了近代，又因为丰富的石油储藏，这一地带成为列强纷争之地。
“沙姆”和“黎凡特”的称谓，背后所折射的就是“文明的冲突”。在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兴起之前，这一地区在罗马官方语言里一直用“叙利亚”(Syria)来指代，是一个希腊名词。伊斯兰教兴盛之后，阿拉伯世界将之改称“沙姆”(Sham)，意指“北边”—以阿拉伯半岛为基准，外迁人口到叙利亚地区是向北。而在中古法语里，又称作“黎凡特”(Levant)，“东方、日出之地”的意思—以意大利为基准，地中海东岸泛指中东。虽然两者所指相同，但是，“沙姆”代表了阿拉伯半岛的语境，那是逊尼派极端主义的发源地;而“黎凡特”则代表了西方世界的语境，是外部世界对这一地区不带感情色彩的中性称谓。因此，虽然名字中ISIS组织使用了“Sham”一词，但在西方强势的语境内，还是通常将之翻译为“黎凡特”。
翻译之争折射了ISIS的诞生土壤，即伊斯兰世界对西方世界的对抗，但是现在，组织的头目巴格达迪决定舍弃这一争论。6月29日，在宣布建国的同时，他宣布要把“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直接改名为“伊斯兰国”，并向全球穆斯林发出号召，声称自己就是“先知穆罕默德唯一的合法继承人”。该组织发布的一份录音声明中说：“聆听哈里发的指示并服从他，支持你蒸蒸日上的国家吧。”第二天，“基地”组织北非分支和“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分别通过互联网向ISIS表示祝贺，称其是“英雄”—“你使我们这些信仰者心花怒放，你使我们高昂起自豪的头。”
“基地”组织卷土重来
徐菁菁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S)，究竟为何种组织?
仔细地分析，它是第三代“基地”组织，或者说是变异了的“基地”组织。与“基地”组织前两代对抗西方不同，这一代“基地”组织，尤其以极端逊尼派组织的“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S)为代表，他们的目标由外而内，什叶派替代西方成为他们的攻击对象。曾经“文明的冲突”，被教派与信仰的冲突代替。理解伊拉克境内的这场内战，特别是理解极端逊尼派的崛起，其起点仍得从“冷战”结束后，第一次海湾战争论起。这是美国在“冷战”结束后，以一场战争而完成对苏联失去的中东资源的接收。之后，小布什采取更为激进的战争选项，将萨达姆政权抹去。这两场战争，彻底改变了伊拉克的政治格局。
与伊拉克战局同时，美国稍早还在阿富汗打了一场更耗时日的战争。曾经由美国资助的反苏联的“基地组织”，就是美国在阿富汗战场上主要的对手。2011年，本·拉登被击毙，或者这是反恐的一个标志性胜利?作为一个具体的人，本·拉登也被抹去了，但作为一种符号，他的死亡或者是另外一种新生。之后，基地组织不断地因势蜕变。“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S)即为变异后的第三代。
抹去萨达姆之后，阿拉伯复兴党40余年构建的以泛阿拉伯主义为核心的世俗化的国家身份认同崩溃瓦解，沉睡已久的传统力量被释放出来。国家内部地区之间、民族之间、宗教派别之间、世俗主义者和伊斯兰主义者之间，此起彼伏、持续对抗成为伊拉克战后国家重建的重大挑战。这个时候，2011年，在取得击毙本·拉登标志性胜利的同时，奥巴马政府决定从伊拉克撤军。因为两次战争，伊拉克世俗化的国家认同被瓦解，再由于美国的撤军，这个国家极端脆弱的各教派、各地区与各民族之间平衡，失去支柱。动荡渐起。伊拉克的动荡，接壤伊拉克之东的波斯民族的伊朗，以及南部接壤的君主政体的沙特阿拉伯，三国之间，平衡亦不复存在。
更让人意外的是，就在美军撤出这一年，一场名为“阿拉伯之春”的运动席卷中东。这场以民主诉求为表征的运动，其内里则一如之前的伊拉克，国家内部结构性矛盾的显性化，更大面积、更多国家亦因此动荡。中东失去平衡，或者说中东进入一个再平衡的过程。在这种混乱的格局里，“基地”组织卷土重来。只不过，现在他们对西方的兴趣不再如其前辈。教派之间的分歧，被他们重新借为思想资源，以求建立自己的理想国。或者中东于我们，只是一个遥远的地理概念，而“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S)，也只不过是一个绕口的名词而已。可能实情不应如此。
2014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石油净进口国。中国石油(601857,股吧)消费国增量水平也位居世界之首。中国进口石油中有一半来自中东。其中伊拉克、伊朗、科威特、阿联酋的石油外运都要通过伊朗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伊拉克出口原油的一半供应中国，中国是伊拉克石油产业最大投资者，中国在伊共有1万多名中资企业员工。在伊拉克战后的国际投资中，中国的投资占到60%。所谓全球化，当然不是一个听起来响亮的词语。
在这一背景下理解中东成为一种必需。ISIS、“基地”组织和伊拉克则是我们进入中东、认识中东的入口。
6月上旬，一支名叫“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S)的逊尼派极端组织从伊拉克与叙利亚接壤的北部边境发动大规模进攻，轻而易举就攻下了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苏尔。这支仅拥有1.1万～1.3万核心武装人员的非正规军用一天的时间向前推进了200公里，直逼巴格达。
目前他们并未对层层设防的巴格达展开进攻，虽此，如今它控制的地区已跨越伊拉克和叙利亚。在伊叙边境两侧占据近20万平方公里土地，所辖省(市)数量据称已达16个，人口近400万，已完全具备了一个国家的规模。6月29日，这一组织声称要建立一个逊尼派领导的伊斯兰理想国，组织头目巴格达迪要求全球穆斯林向其效忠。与巴格达比较，他们更重要的目标是“建国”—国际社会确实需要考虑：中东的版图是否将发生变化?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S)，究竟为何种组织?
仔细地分析，它是第三代“基地”组织，或者说是变异了的“基地”组织。与“基地”组织前两代对抗西方不同，这一代“基地”组织，尤其以极端逊尼派组织的“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S)为代表，他们的目标由外而内，什叶派替代西方成为他们的攻击对象。曾经“文明的冲突”，被教派与信仰的冲突代替。理解伊拉克境内的这场内战，特别是理解极端逊尼派的崛起，其起点仍得从“冷战”结束后，第一次海湾战争论起。这是美国在“冷战”结束后，以一场战争而完成对苏联失去的中东资源的接收。之后，小布什采取更为激进的战争选项，将萨达姆政权抹去。这两场战争，彻底改变了伊拉克的政治格局。
与伊拉克战局同时，美国稍早还在阿富汗打了一场更耗时日的战争。曾经由美国资助的反苏联的“基地组织”，就是美国在阿富汗战场上主要的对手。2011年，本·拉登被击毙，或者这是反恐的一个标志性胜利?作为一个具体的人，本·拉登也被抹去了，但作为一种符号，他的死亡或者是另外一种新生。之后，基地组织不断地因势蜕变。“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S)即为变异后的第三代。
抹去萨达姆之后，阿拉伯复兴党40余年构建的以泛阿拉伯主义为核心的世俗化的国家身份认同崩溃瓦解，沉睡已久的传统力量被释放出来。国家内部地区之间、民族之间、宗教派别之间、世俗主义者和伊斯兰主义者之间，此起彼伏、持续对抗成为伊拉克战后国家重建的重大挑战。这个时候，2011年，在取得击毙本·拉登标志性胜利的同时，奥巴马政府决定从伊拉克撤军。因为两次战争，伊拉克世俗化的国家认同被瓦解，再由于美国的撤军，这个国家极端脆弱的各教派、各地区与各民族之间平衡，失去支柱。动荡渐起。伊拉克的动荡，接壤伊拉克之东的波斯民族的伊朗，以及南部接壤的君主政体的沙特阿拉伯，三国之间，平衡亦不复存在。
更让人意外的是，就在美军撤出这一年，一场名为“阿拉伯之春”的运动席卷中东。这场以民主诉求为表征的运动，其内里则一如之前的伊拉克，国家内部结构性矛盾的显性化，更大面积、更多国家亦因此动荡。中东失去平衡，或者说中东进入一个再平衡的过程。在这种混乱的格局里，“基地”组织卷土重来。只不过，现在他们对西方的兴趣不再如其前辈。教派之间的分歧，被他们重新借为思想资源，以求建立自己的理想国。或者中东于我们，只是一个遥远的地理概念，而“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S)，也只不过是一个绕口的名词而已。可能实情不应如此。
2014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石油净进口国。中国石油消费国增量水平也位居世界之首。中国进口石油中有一半来自中东。其中伊拉克、伊朗、科威特、阿联酋的石油外运都要通过伊朗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伊拉克出口原油的一半供应中国，中国是伊拉克石油产业最大投资者，中国在伊共有1万多名中资企业员工。在伊拉克战后的国际投资中，中国的投资占到60%。所谓全球化，当然不是一个听起来响亮的词语。
在这一背景下理解中东成为一种必需。ISIS、“基地”组织和伊拉克则是我们进入中东、认识中东的入口。
（文章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14年第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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