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伊斯兰(Political Islam)属宗教性的政治思潮和运动，它是将伊斯兰教作为政治动员的工具，以实现某种政治目的的宗教一政治思潮和运动。广义的政治伊斯兰包括穆斯林兄弟会等温和派伊斯兰运动，以及基地组织等激进的“赛莱菲一吉哈德”派伊斯兰运动。狭义的政治伊斯兰仅指穆斯林兄弟会等温和的伊斯兰运动。
伊朗伊斯兰革命后，政治伊斯兰在中东崛起，并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发生冲突，自此，美国与政治伊斯兰的关系成为影响美国外交和国际关系的重要问题。美国学者约翰·埃斯波西托指出，“美国外交与政治伊斯兰深深纠葛，卡特以来的每一位美国总统都必须应对政治伊斯兰”。进入21世纪，政治伊斯兰激进派频繁发动针对美国的恐怖袭击，政治伊斯兰从名义上的恐怖主义上升为对国际安全及美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之一。“9·11”事件后，在反恐的背景下，美国与政治伊斯兰的关系成为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2011年，以突尼斯政治剧变为肇始，多个阿拉伯世俗威权政权倒台。剧变后，政治伊斯兰在阿拉伯世界群体性崛起，突尼斯伊斯兰复兴党(Ennahda)、埃及穆斯林兄弟会(the Muslim Brotherhood)、摩洛哥正义与发展党(PJD)等伊斯兰党派通过选举上台。一向反美的政治伊斯兰崛起，为美国带来新的挑战。本文拟梳理美国与政治伊斯兰关系的历史沿革，分析政治伊斯兰崛起对双方关系的影响，并展望其发展趋势。
一、西方学术界对政治伊斯兰的研究(略)
二、美国对政治伊斯兰的认知与政策
2011年，阿拉伯世界剧变之前，美国对政治伊斯兰的认知及政策，以伊朗伊斯兰革命和“9·11”事件为界划分为三个阶段。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前，美国对政治伊斯兰的关注仅限于埃及穆兄会等影响较大的逊尼派伊斯兰组织。伊朗伊斯兰革命后，美国致力于遏制执政的伊朗什叶派政治伊斯兰。“9·11”事件后，美国开始打击基地组织等政治伊斯兰激进派。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伊朗伊斯兰革命
政治伊斯兰在美国本土的活动始于20世纪30年代。1935年，埃及穆兄会在美国建立第一个支部。1962年1月，北美地区第一个公开的穆兄会组织——穆斯林学生联合会(Muslim Students Association)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成立。美国政府与政治伊斯兰的直接接触则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1953年9月，旅居瑞士日内瓦的埃及穆兄会成员、哈桑·班纳的女婿赛义德·拉马丹(SaidRamadan)，应邀参加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与国会图书馆联合举办的“伊斯兰文化国际研讨会”，并作题为“关于穆兄会的事实”的发言。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会见了拉马丹及其他会议代表。在美期间，拉马丹还就穆兄会问题接受了《中东报道》(Middle East Report)杂志的专访。美国中央情报局专门就其参会情况撰写了一份报告，报告称，“他是与会者中最难对付的，因为他关心的是政治问题，而不是文化问题”。其后，美国为拉马丹在德国等欧洲国家的活动提供支持，希望穆兄会帮助美国抵御苏联在中东的渗透。1977年，优素福·格尔达维(Yusuf al—Qaradawi)等穆兄会成员在瑞士卢加诺成立国际伊斯兰思想研究会(HIT)，致力于在欧洲重建穆兄会组织。1978年，该机构在沙特开会，决定将总部迁至美国，由在美国天普大学任教的伊斯玛仪·法鲁基(Ismail Faruqi)担任会长。
美国政府解密档案显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媒体和学术界对伊斯兰教和伊斯兰世界“东方主义”的视角和话语影响下，美国对穆兄会持负面评价，将其定性为在宗教狂热趋势下产生的“反体系”“反西方”的“反动”组织。美国中央情报局在1947年l0月16日的一份报告中指出，“战后穆兄会迅速发展，由于其强调(回归)伊斯兰，对外国对阿拉伯世界的干涉极端厌恶，使其成为埃及稳定的最严重的直接威胁，也是影响大中东的一个重要因素”。中情局1949年9月27日的一份报告将穆兄会成员描述为，“狂热的宗教分子和民族主义者，他们极端厌恶外国势力，采取恐怖主义的斗争方式”。⑦中情局1955年11月15日的一份报告，将穆兄会描述为“反动的⋯‘从事恐怖行动”的组织。1949-1959年，美国国务院有多份关于埃及穆兄会的机密报告、备忘录和报刊摘译等文件，内容涉及其组织结构、人员构成、招募机制和动员方式等方面。虽然，美国认为政治伊斯兰不是“进步”力量，但在该阶段，美国在中东的首要任务是与苏联竞争，以及应对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挑战。因此，美国认为政治伊斯兰是阿拉伯世界可资利用的政治力量。美国曾鼓励沙特国王费萨尔建立一个伊斯兰神圣联盟，在阿拉伯世界孤立埃及。
(二) 伊朗伊斯兰革命至“9·11”事件
伊朗伊斯兰革命是美国对政治伊斯兰政策的转折点。美国自此认识到，政治伊斯兰是一支能够对美国构成威胁的力量。然而，美国仍低估了政治伊斯兰威胁。一方面，它遏制伊朗，巩固与阿拉伯盟友的关系，利用伊拉克建立遏制伊朗的屏障;另一方面，苏联入侵阿富汗后，美国支持阿富汗逊尼派政治伊斯兰——七党联盟，并向参加抗苏斗争的“阿拉伯圣战者”提供资助。这显示当时美国对政治伊斯兰的政策尚不明确，美国遏制伊朗、苏丹等国执政的政治伊斯兰，却忽视了来自非国家行为体的政治伊斯兰威胁，将在阿富汗抗苏的政治伊斯兰作为合作伙伴。同时，美国区别对待不同教派的政治伊斯兰，遏制强势的什叶派政治伊斯兰，将逊尼派政治伊斯兰看作伊斯兰国家弱势的政治反对派，没有给予足够重视。埃斯波西托指出，“美国曾认为，逊尼派伊斯兰运动的危害比什叶派伊斯兰运动小”，“长期以来，遏制伊斯兰主义意味着遏制什叶派”。
伊朗伊斯兰革命后，美国认识到与政治伊斯兰接触的必要性，开始与其接触和对话。美国驻突尼斯使馆派外交官与伊斯兰倾向运动(MTI，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前身)领导人阿卜杜·法塔赫·穆鲁(Abdelfattah Mourou)会谈，后者在会谈中表示，伊斯兰倾向运动无意改变突尼斯世俗国家性质。其后，在突尼斯政府干涉下，美国停止了与伊斯兰倾向运动的接触。
里根政府时期，美国国防部智库网络评估办公室(Ofice of Net Assessment)中东问题专家哈罗德·洛德(Harold Rhode)受国防部和国务院派遣，与多国政治伊斯兰进行接触。
20世纪70年代末起，美国对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政策主要遵循保守派学者和官员珍妮·柯克帕特里克的观点，即巩固美国与中东威权政权的关系，维护中东政局稳定，使美国中东战略服务于对苏冷战的全球战略。1979年，柯克帕特里克撰文批判卡特政府的人权外交及其在伊朗推进民主的努力，认为美国放弃中东传统权威主义政权将破坏美国在中东的反苏联盟，她指出，“总体而言，权威主义政权更符合美国的利益”，并对“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在面对投票箱时，能够做出理性的选择”表示怀疑。此后，“柯克帕特里克主义”(Kirkpatrick Doctrine)被里根政府采纳，并成为“9·11”事件之前指导美国中东政策的原则。在这一原则影响下，美国支持“友好的”中东威权政权遏制政治伊斯兰，对中东民主化采取消极态度，防止政治伊斯兰利用民主机制上台。
乔治·H.布什政府延续了里根政府对政治伊斯兰的政策。1991年，负责近东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爱德华·杰雷吉安与苏丹全国伊斯兰阵线领导人哈桑·图拉比(Hassan Turabi)会谈。1992年6月，杰雷吉安在华盛顿子午线国际中心(The Meridian House International Center)发表题为“变化世界中的美国、伊斯兰和中东”的讲话。该讲话被认为是美国对阿尔及利亚选举的回应，也是其首次关于政治伊斯兰的政策宣誓。杰雷吉安在讲话中表达了对政治伊斯兰参加选举动机的质疑，认为，“我们怀疑那些利用民主程序上台的人，他们唯一目的是利用民主程序夺权和寻求政治控制。我们深信一人一票，不支持一人、一票、一次”。‘子午线讲话”得到阿拉伯国家政治伊斯兰的回应，突尼斯伊斯兰复兴党领导人拉希德·加努西致信杰雷吉安，对讲话给予积极回应。此后，二人就政治伊斯兰相关问题多次通信。杰雷吉安回忆与加努西的交流时指出，“我的谈话对象是政治家，而不是精神领袖，或空想家”。
1991年，美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外交官与哈马斯接触。但这一时期美国政府对与政治伊斯兰的接触犹豫不决，洛德的使命遭到部分美国官员的质疑。1992年，“奥斯陆进程”启动前夕，美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接到停止与哈马斯接触的指示。20世纪90年代，随着埃及穆兄会势力不断扩张，渗透到议会、行业协会和公民社会组织，美国认识到与穆兄会接触的必要性，美国驻埃及使馆外交官与埃及穆兄会多次接触。穆兄会领导人伊萨姆·阿尔亚尼(Essam E1-Erian)和易卜拉欣·胡代伊比(Ibrahim E1.Houdaiby)均承认双方长达数年的接触。在评价会谈成果时，胡代伊比称，“在会谈中，双方相互提防。美国人担心这样的会谈将引起埃及政府不满，从而造成未知的后果”。1998年，在埃及政府干涉下，美国与穆兄会的对话中止。
在克林顿任内，相继发生了世贸中心爆炸、美国驻东非使馆爆炸等事件，使美国加深了对伊斯兰恐怖主义危害的认识，并做出强硬回应，但美国并未就对政治伊斯兰的政策作出实质性的调整。1993年，负责近东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马丁·因迪克(Martin Idynk)指出，“政治伊斯兰是中东的麻烦制造者。”1994年，克林顿在约旦议会发表的演讲中指出，“中东地区有两种力量，一种是政治伊斯兰代表的暴政，另一种是美国代表的自由”。
(三)“9·11”事件至阿拉伯剧变
在乔治·w.布什任内，先后发生“科尔号”事件和“9·11”事件等一系列针对美国的恐怖袭击，美国与激进政治伊斯兰的矛盾不断激化。“9·11”事件后，美国学者刘易斯认为，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根源是伊斯兰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失败，美国应积极促进伊斯兰世界的现代化进程，通过推广民主和自由消除伊斯兰世界恐怖主义的根源，这个被称为“刘易斯主义”(Lewis Doctrine)的解决方案被提升为美国中东政策的指导原则。一方面，美国发动反恐战争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发动阿富汗战争，推翻庇护基地组织的塔利班政权。发动伊拉克战争，推翻反美的萨达姆政权;另一方面，美国推出旨在以民主改造中东的“大中东倡议”，积极推动中东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以期将中东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美国学者安吉尔·拉巴萨指出，“9·11”事件使美国决策者认识到，“美国与政治伊斯兰的冲突在外交、经济、军事和心理等多个层面展开”。2006年2月，美国国防部在其《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指出，“美国正卷入一场兵刃之战和一场理念之战。⋯‘只有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失去其宿主人群和缄默支持者的信任，美国才能获胜”。2006年8月31日，美国总统布什在美国退伍军人大会发表讲话，将全球“反恐战争”定义为“反伊斯兰法西斯战争”，指出这场战争是“西方民主自由力量”与“伊斯兰法西斯主义”的战争，认为“伊斯兰法西斯主义”是20世纪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的继承者。这标志着美国从官方层面将伊斯兰极端主义定义为“邪恶意识形态”。在打击政治伊斯兰激进派的同时，布什政府仍保持与政治伊斯兰温和派的接触。美国中央情报局设立政治伊斯兰战略分析项目，项目主任为埃米勒·纳赫莱(Emi/e Na—khleh)。他与3O多个国家，分属不同派别的数百位伊斯兰主义者进行了会谈。他指出，“在会谈中，我被问及最多的问题是：美国为何支持威权政权?”2005年，埃及穆兄会在议会选举中获得88个议席，美国认识到有必要与穆兄会议员接触，遂派外交官与萨阿德·凯塔特尼等穆兄会议员会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艾略特·阿丹姆斯认为，“虽然穆兄会在埃及是非法的，但我们认为与部分穆兄会议员接触是有益的”。在这一时期，美国政府内部仍有人反对与政治伊斯兰接触。布什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政治伊斯兰专家玛丽·哈贝克(Mary Habeck)指出，“穆兄会一直遭受打压，这使它变得极为神秘和具有欺骗性。因此，许多研究该组织的人对其缺乏信任，即使其宣称致力于实现民主”。
奥巴马上台后，致力于缓和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美国推动巴以和谈、从伊拉克撤军、把从阿富汗撤军提上日程。2009年，奥巴马在开罗发表面向伊斯兰世界的讲话。在讲话中，奥巴马延续了“子午线讲话”中关于政治伊斯兰的政策，称“我们将欢迎所有民选的和平政府——只要这些政府在施政时尊重本国人民”。美国驻埃及使馆邀请穆兄会成员出席了演讲会。2009年，美国国务院成立了一个专门负责与政治伊斯兰接触的工作小组，奎恩·米切姆(Quinn Mecham)被任命为负责人。该机构建议美国政府加强与政治伊斯兰，特别是埃及伊斯兰组织的接触。在与政治伊斯兰温和派接触的同时，美国继续打击政治伊斯兰激进派。2011年，基地组织领导人奥萨马·本·拉登被美军击毙。
三、政治伊斯兰反美主义的产生及其根源
政治伊斯兰在反对西方殖民主义、寻求民族解放的斗争中产生，反对西方殖民主义是政治伊斯兰与生俱来的目标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色列在西方国家支持下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建国，美国在巴以冲突中支持以色列。虽然，政治伊斯兰的根本目标是反对伊斯兰国家世俗政权，实现社会和国家的伊斯兰化，但是，政治伊斯兰认为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应对伊斯兰世界积贫积弱的状况负责，因而将其作为斗争对象之一。
(一)政治伊斯兰反美主义产生的背景
自中世纪以来，欧洲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充满了矛盾和冲突，十字军东征及近代以来欧洲列强对伊斯兰世界的殖民统治，使穆斯林对西方的集体情感中充满仇恨和不信任。与欧洲国家不同，美国作为新兴的西方国家，在其与伊斯兰世界交往的初期，曾被阿拉伯人民和穆斯林视为进步力量的代表。美国与中东的最初交往是基督教传教活动，但传教活动收效甚微。1823年起，美国开始在埃及、土耳其、叙利亚等国建立学校、医院等机构，这为美国在中东树立了正面的形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反对英法武力解决苏伊士运河危机，并在安理会提出要求以色列从埃及撤军，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援助的动议，赢得了阿拉伯人民的好感。
1955年，在美国幕后支持下，“巴格达条约组织”成立，美国企图通过在中东建立军事同盟，遏制苏联对中东的渗透。苏伊士运河危机后，美国认识到中东的战略地位和石油资源的重要性，并将其作为抗衡苏联的重要战场，美国的中东政策从相对超脱演变为全面介入，试图填补英国和法国退出中东后留下的空白。艾森豪威尔主义的出台、美国插手约旦内政和武装干预黎巴嫩危机，标志着美国开始全面介入中东事务，成为中东最重要的外部力量，美国在阿拉伯世界的负面形象开始形成。随着阿以冲突的不断升级，美国取代英国，成为犹太复国主义主要支持者，从而成为英法殖民主义在中东负资产的继承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反对当时阿拉伯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泛阿拉伯民族主义，使阿拉伯人民认识到美国企图维持阿拉伯世界分裂的现状，对中东采取新殖民主义政策，以达到控制中东、攫取石油资源的目的。美国支持以色列，并与阿拉伯威权政权结盟，加深了阿拉伯人民对美国的怨恨，政治伊斯兰的反美主义开始形成。
(二)政治伊斯兰反美主义思想的形成
有别于19世纪伊斯兰现代主义者提倡学习西方、致力于伊斯兰教和伊斯兰社会现代化，20世纪初的巴基斯坦伊斯兰主义思想家艾布·艾阿拉·毛杜迪和埃及穆兄会创始人哈桑·班纳认为，西方殖民主义给伊斯兰世界带来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威胁。他们反对效仿西方和依附西方，以维护伊斯兰世界文化和社会的纯洁性。埃及穆兄会思想家赛义德·库特卜发展了政治伊斯兰反美思想。库特卜厌恶西方社会道德沦丧和拜金主义，对美国支持以色列深感不满。他号召穆斯林抵御西方文化侵袭，推翻世俗政权，建立伊斯兰国家。库特卜的思想对政治伊斯兰运动的激进化、暴力化，以及反美主义在中东的蔓延产生深远影响。毛杜迪和班纳为政治伊斯兰反美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库特卜则将政治伊斯兰反美思想转化为行动主义。
(三)政治伊斯兰激进派反美主义的形成
20世纪70年代，政治伊斯兰在阿拉伯国家遭到镇压，生存空间日益狭小。在推翻本国世俗政权无望的情况下，一些激进伊斯兰组织开始调整斗争目标，把泛伊斯兰事业作为斗争重点。以本·拉登为代表的“赛莱菲一吉哈德”(salafi—jihadi)派将反苏作为政治伊斯兰斗争议程国际化的第一步，他们首先支持伊斯兰势力反对亲苏的南也门政权。苏联入侵阿富汗后，他们利用库特卜主义，以及埃及伊斯兰主义者穆罕默德·阿卜杜·萨拉姆·法拉吉(Muhammad abd al—Salam Faraj)、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者阿卜杜拉·阿扎姆(Abdullah Azzam)等人的“圣战”思想，动员穆斯林前往阿富汗参加抗苏斗争。苏联从阿富汗撤军，不仅使政治伊斯兰激进派受到鼓舞，也使它们失去了斗争对象。海湾战争后，美国在伊斯兰教圣地驻军，激化了政治伊斯兰反美情绪，政治伊斯兰开始将美国视为苏联之后的新敌人。1996-1998年，本·拉登先后发表三个“法特瓦”(伊斯兰教宗教判令)，将以色列和美国分别称为“近敌”和“远敌”，号召穆斯林袭击世界各地的美国人及其盟友。自此，政治伊斯兰激进派与美国走向全面对抗。
(四)政治伊斯兰反美主义的根源
政治伊斯兰反美主义是以伊斯兰世界的反美主义为背景的，其根源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第一， 在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下，霸权国的强权政策，引发弱者的反抗。美国学者丽萨·维丁指出，“伊斯兰主义已成为一种系统的反帝国主义思想”。近代以来，伊斯兰世界是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伤害最深的地区。在冷战后美国“一超独霸”的国际秩序下，美国的中东政策伤害了伊斯兰国家的利益和穆斯林的感情，使穆斯林形成相对被剥夺感和受害者心态。美国是西方殖民主义在伊斯兰世界负资产的继承者，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伊斯兰世界苦难的制造者，政治伊斯兰将反西方思想化约为反美主义。
第二， 文化和宗教自卫是政治伊斯兰抗拒美国霸权的主要原因之一。加拿大学者哈立德·本·赛义德认为，“拉美国家因为经济剥削而产生反美主义，中东地区为捍卫文化和宗教抗拒西方霸权”。近代以来，面对强势异质文化的冲击，伊斯兰世界产生强烈的文化自卫意识，体现在对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抗拒，以及伊斯兰文化的回潮。政治伊斯兰利用了伊斯兰世界的反美主义，将其作为动员民众的工具。美国学者埃玛尼·加迈勒指出，“普通民众难以理解政治伊斯兰基于伊斯兰教法的政治体系，它便利用抵抗外部势力的话语获取民众支持”。
第三，美国长期支持中东威权政权，使政治伊斯兰对威权政权的不满转化为反美主义。遏制政治伊斯兰是中东威权政权与美国结盟的基础，美国担心中东民主化导致政治伊斯兰上台，因而维持与中东威权政权的盟友关系。“9·11”事件后，共同应对政治伊斯兰激进派，打击伊斯兰恐怖主义，成为双方合作的新内容。在美国默许甚至支持下，中东威权政权长期打压政治伊斯兰，使穆兄会等政治伊斯兰温和派成为美国反恐斗争的牺牲品，从而加深了其对美国的不满。
四、美国与政治伊斯兰冲突的实质
关于美国与政治伊斯兰冲突的性质，学术界存在不同看法。西方学术界往往从文化、宗教、意识形态差异入手，得出“文明冲突”的结论。伊斯兰国家学术界则认为，双方冲突源于权力和利益之争，美国对伊斯兰世界核心利益的损害，是反美主义产生的根源。因此，可从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两种视角，分析导致二者冲突的物质因素和观念因素。
(一)现实主义的视角
美国与政治伊斯兰代表两种不同的文明、意识形态和世界观，二者之间的冲突，从表象上看是两种文明的冲突。然而，文明并非国际冲突的主体，不同文明之间是竞争关系，不会自动地发生冲突。在民族国家体系下，冲突的主体是国家，冲突的诱因是利益和权力之争。没有一场战争和冲突纯粹由意识形态、宗教等非物质因素引发，或纯粹为意识形态和宗教而战，其中或多或少地包含利益和权力斗争的因素。
因此，美国与政治伊斯兰之间的冲突，可以用现实主义的利益一权力范式解释。从现实主义视角看，美国与政治伊斯兰冲突的实质是利益与权力冲突，两种宗教和文明之间的冲突只是表象而非实质。美国对伊斯兰世界根本利益的损害，是政治伊斯兰反美主义的根源。因此，二者之间的冲突并非文明的冲突。黎巴嫩前总理萨阿德·哈里里指出，“穆斯林用赞赏的目光看待美国人民和美国文化，伊斯兰不是美国的敌人。双方冲突的根本原因是美国对以色列的无条件支持”。
(二)建构主义的视角
如果说美国与政治伊斯兰之间的冲突蕴含文化、宗教和意识形态因素，那么双方在历史上形成的敌对的共有观念是导致冲突的主要原因，而不是两种文明固有的、不可避免的冲突。我国学者田文林、林海虹认为，“伊斯兰与西方间存在的文化差异本身并不会自动地导致‘文明的冲突’。决定二者关系性质和趋向的真正根源并不在于文化本身的差异(因为这种文化差异仅仅是一种静态的、以典籍文化为表现形态的文化差异)，而是伊斯兰与西方漫长冲突的历史造成的观念敌对”。
从建构主义视角看，施动者的互动导致了结构的形成。施动者造就结构的机制是所谓的互应逻辑。互应意味着行为体的主体间实践活动。两个国家在从来没有交往的情况下是没有共有知识的，因此也就没有结构。双方一经交往，初始行为通过互应机制会使互动中的双方产生并加强一些观念，并开始共同拥有这些观念，于是便产生了文化。如果行为体相互为敌，它们便带着这一观念确定其身份和利益。
美国与政治伊斯兰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的相互敌对的观念，导致双方在互应机制下建构相互为敌的身份。政治伊斯兰崛起不仅对美国在中东的霸权形成现实威胁，还作为一种反西方的意识形态，对美国带来挑战。美国学者伊莉莎白·赫德认为，“与其说政治伊斯兰是对现代性的反动或回归传统，不如说它是一种现代政治话语，它挑战、甚至颠覆了西方世俗主义中固有的关于宗教与政治的基本认识”。然而，美国并未探究政治伊斯兰崛起的原因，从自身角度审视政治伊斯兰反美主义产生的原因，而将其化约为一种反动的宗教原教旨主义，将西方与政治伊斯兰的冲突归结为文明的冲突。西方根据其世俗化的历史经验，对以宗教之名参与政治的政治伊斯兰形成“保守、落后、激进”的刻板印象，在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催化下，“伊斯兰威胁论”和“伊斯兰恐惧症”在西方蔓延。美国学者帕维兹将伊斯兰恐惧症的根源归结为西方对伊斯兰教的一些错误认识，例如，西方普遍认为，伊斯兰教是僵化的、无法与时俱进的宗教;伊斯兰教与其他宗教没有共同价值观;伊斯兰教是落后于西方的野蛮、过时和非理性的宗教;伊斯兰支持恐怖主义，是一种崇尚暴力的政治意识形态。“文明冲突论”体现了西方对伊斯兰文明的误解，是西方对伊斯兰仇恨的历史回声。“文明冲突论”不仅没有找到双方冲突的根源，反而将加深双方的敌意。因此，美国与政治伊斯兰冲突的实质是利益冲突，文明冲突只是其表象。将利益冲突歪曲为文明冲突，不仅无助于双方关系的改善，还将使双方敌对的共有观念不断强化，导致更激烈的冲突。
冷战结束后，美国开始寻找新的假想敌，在某种先验的观念驱使下，将政治伊斯兰定位为敌人。政治伊斯兰则在互动机制和身份构建机制的驱动下，在美国与伊斯兰为敌的语境下，自然而然地成为美国的敌人。美国学者穆罕默德·尼莫尔指出，伊斯兰恐惧症和反美主义互为因果，彼此强化，成为恶性循环。如果双方均不摒弃这一先验的逻辑，通过改变自身立场和政策，致力于构建和谐的共有观念，双方的关系将不断恶化，使二者之间的冲突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
五、美国与政治伊斯兰关系的走向
阿拉伯世界剧变后，政治伊斯兰在埃及、突尼斯、摩洛哥等国崛起，美国一向担忧的中东民主化的结果成为现实。与1991年阿尔及利亚选举和2006年巴勒斯坦选举不同，政治伊斯兰的这一波崛起并非是局限于一国的孤立事件，穆兄会在中东核心国家埃及的崛起更是一个影响深远的历史性事件，这无疑为美国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政治伊斯兰也同样面临挑战，上台执政后，政治伊斯兰首先面临的是经济发展问题，这要求其必须处理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
然而，经过一年多的执政实践，政治伊斯兰没有经受住执政的考验，参与政治生活并未使其温和化。在意识形态领域，它无法化解与现代性之间的冲突。在经济治理方面，它无法提出有效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应对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的挑战。突尼斯和摩洛哥的伊斯兰政党在对待伊斯兰化议程、与世俗政治力量的关系等问题上，采取了较为务实、灵活的政策。埃及穆兄会则仍固守其以伊斯兰化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并未随着融入政治生活温和化。穆尔西担任总统后，不断以威权手段扩大权力，推行伊斯兰化议程，在经济治理方面无所作为。在其上台一周年之际，埃及爆发大规模示威游行，要求穆尔西下台。2013年7月3日，埃及军方以民粹主义的手段“响应人民呼声”，将穆尔西罢黜。8月14日，埃及军政府对穆尔西支持者的抗议活动场所发动“清场”行动，造成数百人死亡，数千人受伤。穆兄会逾千名成员被逮捕，该组织面临被军政府取缔、再次转入地下活动的命运。
对于政治伊斯兰的此番起落，美国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政策。剧变后，美国开始重新认识政治伊斯兰，调整对政治伊斯兰温和派的政策，接受其崛起的现实，开始与其接触和对话。2011年2月，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珀在国会作证说，“穆兄会基本上是世俗的”。这是美国官员首次公开对穆兄会给予“正面”评价。2011年4月，美国政治伊斯兰问题专家内森·布朗在众议院作证，介绍穆兄会情况。布朗对穆兄会给予积极评价，他指出，“我认为穆兄会基本上没有什么‘隐藏的议程’。”“在大多数国家，穆兄会已经接受了民主。事实上，它从未从原则上反对民主。”2011年6月30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表示，美国将启动与穆兄会“正式、直接、无限制”的对话。美国驻埃及大使安妮·帕特森(Anne Patterson)及其他外交官与穆兄会及其自由与正义党高层频繁接触，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副国务卿伯恩斯、国防部长帕内塔、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克里、前总统卡特等政要与穆兄会及其自由与正义党领导人进行了1O余次公开会谈。穆兄会上台后，美国多次承诺对埃军事和经济援助保持不变。为支持穆尔西政府，帮助其克服经济困难，美国设立“埃及企业基金”，用以支持埃及中小企业发展。2013年3月，美国国务卿克里访问埃及时，宣布该基金首笔6000万美元援助款将到位。同时，美国积极推动埃及政府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间的谈判，以使埃及尽快获得48亿美元的紧急贷款。美国还与穆尔西政府在中东事务上展开合作。2012年11月，加沙爆发军事冲突，在美埃两国政府共同斡旋下，以色列与哈马斯达成停火协议。
埃及军方罢黜民选总统穆尔西后，尽管麦凯恩等多名议员主张将军方此举定性为政变，但美国政府一直避免使用“政变”一词，以免被迫暂停对埃军事援助，损害与埃及军方的关系。为显示其平衡的立场，美国副国务卿伯恩斯访埃，要求军方尽快开启包容性的政治过渡进程。美国政府与穆兄会保持联系，并要求军方释放穆尔西，尽快开启政治过渡进程。埃及军方实施“清场”行动后，美国对该事件的反应仅为取消两国联合军事演习，推迟一批战斗机的交货期。虽然，克里和奥巴马分别发表声明，谴责暴力行为，但同时也批评了穆尔西，美国的模糊立场遭到埃及冲突双方的批评。这说明美国虽曾支持穆尔西政府，但埃及军方是保障美国在中东政治和安全利益的盟友。因此，美国默许了军方的行动。美国避免在埃及冲突双方之间“选边”，说明其影响中东事务的意愿和能力下降，中东政治按照其内部力量的消长进行逻辑演变。
经历30余年的对立后，美国与政治伊斯兰的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美国对中东事务影响力下降的背景下，政治伊斯兰的此番起落使美国陷入支持民主和维护安全的两难境地。一方面，美国放弃了对政治伊斯兰的僵化政策，对政治伊斯兰温和派与激进派采取不同政策，在继续打击激进派的同时，务实地与温和派合作。另一方面，从安全利益考虑，美国以实用主义应对埃及等阿拉伯国家内部世俗力量与政治伊斯兰的博弈，对宗教与世俗两种意识形态和政治力量的消长，采取无为而治的态度。随着身份的改变，执政的政治伊斯兰不得不放弃激进的反美主义，但美国默许埃及军方对穆兄会的打压，将加剧政治伊斯兰对美国的不信任。虽然美国与政治伊斯兰的意识形态分歧犹存，但意识形态和政权性质并不是决定美国与中东国家关系的主要因素。在中东地区，美国既有沙特这样的“伊斯兰盟友”，也有伊朗这样的‘‘伊斯兰敌手”。既有穆巴拉克时期的埃及这样的“世俗盟友”，也有萨达姆时期的伊拉克这样的“世俗敌手”。即使在伊斯兰党派中，也有科威特伊斯兰宪政运动(ICM)这样的亲美派。因此，决定未来美国与政治伊斯兰关系走向的是现实利益，以及彼此对对方采取的政策。
原载《国际政治研究》(季刊)201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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