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发现了两起华盛顿招募间谍人员案，德国驱逐美国情报官，成为伊拉克战争以来德美关系的最低点。除了显示北约内部缺乏诚信，此事表明在山姆大叔心底，德国还是大有“非我族类”之嫌。简言之，在美国领导的“西方文明”之内，存在不同的“亚文明”，其中德意志是华盛顿最不信任的分支。这种疑心的根源，可以上溯到先后两次世界大战，日耳曼民族都是盎格鲁·萨克逊民族国家的死敌。
今年凑巧是一次大战爆发100周年，鉴于政治忌讳，大部分论客没有提到正是一次大战，牢固树立了德意志民族在英美主流文化中的“野蛮人”形象，在英语世界中获得了“匈人”(Huns)的蔑称。而这一“匈人”别号，则可追溯到中国的义和团变乱。1900年，义和团“扶清灭洋”，与清军共同围攻北京外交使团区。被杀洋人中，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级别最高。在派遣八国联军时，德皇威廉二世号召德军要像千年前阿提拉王率领的匈奴人一样毫不留情，在中国为德国扬名立万一千年。到了一次大战，英美宣传抓住这一讲话，统称所有德国人为野蛮的“匈人”。二次大战纳粹军人的德文皮带扣标记“GottMitUns(上帝与我们同在)”的“Uns(我们)”又继续被英美士兵读作“Huns(匈人)”。
因为地理位置和历史，德国人在欧洲一直难以避免落后野蛮的形象。因为除了匈人，罗马帝国遭到的其他主要的“野蛮人”入侵，便是旺达尔人和哥特人，均属于日耳曼族。这些文化历史事实，使得地处中欧、在欧洲列强中最后崛起的日耳曼德意志，被欧洲老牌国家视为在开化程度上只是略强于更加落后的斯拉夫人。此外，德国自身也带有一种“非欧”心态，以及与斯拉夫俄罗斯特有的“惺惺相惜”。沙俄发展时期吸引了数以百万计的日耳曼移民，伏尔加德意志自治苏维埃共和国维持到1941年，都是例证。
德国复杂的“非欧”心态以及“俄罗斯情结”，在新近的乌克兰危机中表现得非常明显。连默克尔总理办公室里也安放了德意志公主出身、最早征服克里米亚半岛的俄国叶卡捷琳娜大帝画像。德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玛斯·曼恩也曾经特别强调与“西方”的文化分异。《明镜》周刊月前以“德国究竟有多‘西方’?”为题，惊呼乌克兰危机引起德国自身的认同矛盾。
另一方面，英语世界对德国的戒心始终存在。1949年，英国伊斯梅男爵归纳了北约组织的一箭三雕使命“拒俄、纳美、抑德”，是个精辟总结。从撒切尔夫人反对两德统一，到奥巴马政府监听默克尔总理电话，以及最新暴露的美国招募德国间谍的案件，无不证明英语国家的“非我族类”疑心病。
维持已经将近70年的“英美合约”，完全证实华盛顿的“内外有别”。“英美合约”是五个老牌英语国家(英美加上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的情报合作条约，长期绝密，以致澳洲总理直到1973年才知悉此事。
据此密约建立的电子情报监听系统“梯队”(Echelon)，在互联网之前，是截听全球所有地方的电话、电报、电邮、传真等的庞大系统，包括一组距离地球数千公里的深空卫星，其监听天线大如一个足球场地，可以追踪地面通信线路，从而成功地截听市内短途电话电讯。
总之，“英美合约”构成了美国情报收集的国际“内圈”，决不与其他北约成员共享，而且与华盛顿自我声称以及对北京的指责相反，这完全包括商业经济情报。2001年7月，欧洲议会便发表报告，指责“梯队”进行商业间谍活动，打击欧盟成员的经济利益。
作为“匈人”的德国，因此与美国在间谍情报工作上一直矛盾深重。科索沃战争时，德国就对美国在军事情报上始终“藏一手”大出怨言。1999年，德国也是欧洲第一个出面反对美国政府想全面控制私人和商业电子通信加密系统的企图。2001年，德国政府下令禁止在武装部队和外交系统等“敏感部门”使用微软视窗操作系统，理由是视窗内码不公开，无法验证有否泄密的“后门”。随着德国经济成为雄视欧洲的“第四帝国”，以及北约架构之外可能浮现的“德俄轴心”，华盛顿加紧对柏林的间谍工作，在所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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