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史先生(前北加里曼丹共产党第二分局书记洪楚庭)将其文稿《北加里曼丹共产党与北加里曼丹革命》一书电子版赐予，本网站将予以连载。
第二章砂拉越解放同盟在斗争低潮与积极准备
武装斗争时期（1963－1965年9月16日）
第一节 林和贵独掌砂盟大权
汶莱人民武装起义和12.11大逮捕之后，在盟中央、在省委会和公开斗争的领导力量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削弱。几个月之间，被驱逐、被捕之后，虽还有林和贵独掌大权与单独指挥，各省领导机关还能继续运转。但如果这个时后，林又被捕或立场动摇，盟就可能出现群龙无首，组织就可能会瘫痪或瓦解。这种危机的可能出现，跟盟善攻不善於守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遭到敌人镇压时，就不能进行更有效的针锋相对的斗争，而处於较消极被动。
第二节 砂盟决定积极准备武装斗争
在汶莱人民武装起义和敌人的逮捕镇压下，砂拉越华族革命人民和革命者普遍都认为不开展武装斗争，革命是没有前途的。主要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仓促地决定了积极准备武装斗争。
林和贵在决定积极武装斗争之前，他没有争取其他盟中央同志和各省主要领导的意见，就于1962年底作出决定。政策决定之后，1963年一月开始通知全砂执行。对政策只作简单的传达，而设有详细的说明与具体执行的指示。各单位接到政策之后，立即就根据各自的理解和能力，很积极地加予执行。
1963年初，林和贵就不断地分批派人越界到印尼西加去积极准备武装斗争。同时，盟中央领导人的林和贵、文铭权和黄纪作也从不同的路线集中到了印尼西加，恢复了盟中央的领导与建立了国外的盟组织，并领导和推动国内外的革命斗争和积极准备武装斗争，使国内外盟组织的斗争形式互相呼应。
大约1964年初，盟又根据当时的革命形势提出第三项革命总方针，即“以地下工作为主，以民族工作为中心，放手发动群众，积极准备武装斗争。”这个革命总方针，为盟指引了前进的方向，也促进了盟的巩固与发展。
积极准备武装斗争的决定和开展，有力的打击了反动派的气焰，稳定了革命同志和革命群众的立场和增强革命的信心，并鼓起了大家的革命干劲和热情，以及使革命组织摆脱了被瓦解的危险，而且还得到巩固发展。但后来在国内没有及时开展武装，也不小的打击了大家的革命积极性,加重了革命内部的分化淘汰。
第三节 巩固与保存的严重挑战
在敌人不断的逮捕镇压下，革命组织与革命阵地的巩固，革命干部与革命力量的保存，面临越来越大的困难。巩固与保存，是对立统一的，巩固决定保存，保存也能促进巩固。
革命进入积极准备武装斗争时期，是革命从进攻到撤退和革命从非武装到武装斗争的过渡阶段，也是革命从高潮走向低潮的时期。
(一)在巩固革命力量方面
要巩固革命组织和革命阵地，最好的办法是坚定革命同志和革命群众的革命思想立场、做好保干工作和开展适当的对敌斗争，例如尽早的开展武装斗争。
1963年在我们的革命斗争进入斗争低潮之后，我们仍然不断的遭到敌人越来越严重的进攻、打击和破坏，使革命者的斗争考验也越来越大，思想上的苦与死，个人利益与革命利益，个人前途与革命前途等等的尖锐与剧烈的斗争;斗不好，就会被淘汰。有的已投入非法保干(以隐藏达到保干)，受不了考验，回家去或放弃革命。有的在非法保干中被捕，受不了考验，出卖了组织,造成对革命更大的破坏。这种被捕后叛变，到了1965年前后发展到高峰，而且这些叛变的干部还包括各省省委干部,并且还出了陈传淦内奸。同时组织内也出现了严重的分化淘汰，各省的领导机关受到很大的破坏，第一省省委会还被敌人所操纵;民族工作和公开工作也受到很大的破坏，革命阵地也受到很大的缩小，革命已面临生死存亡的危险。
革命所以出现这么严重的危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及时在国内开展武装斗争。这可以从以后边区武装部队开到国内那一省开展武装斗争，那一省的革命就巩固发展了，便可以得到最好的证明。
(二)在保存革命力量方面
敌人不断的加强通过各种办法夺取革命组织的秘密，特别是叛徒的出卖和暴露，使被暴露的同志不得不转入郊区或农村实行非法保干，后来有的同志为了减少家庭和社会的不良影响，以便更好的坚持革命，也加入非法保干的队伍。
最初采用非法保干是住在农民群众的家。利用群众的家保干,我们和群众都感到不便，又容易暴露被捕和连累保干群众。住进地洞，也证明不方便和不灵活。后来才保在群众家后芭直至森林,并实行武装自卫。
我们在处理非法保干方面，曾犯上两方面的错误：一方面是没有及时从群众家转到后芭、森林去保，造成较多干部被捕。另一方面，当农村非法保干面对较大困难、缺乏条件保更多人时，把较不太红的干部转回城市。这些回城市的干部，不放弃革命的,也容易被捕。这是在保干上犯了右的错误。
非法保干，是从非武装过渡到武装斗争的一个很重要的政策。没有这个政策，组织很快就会被打垮，革命力量很快就会被消灭。如果我们在实行这个政策没有犯错误，能够及时从群众家转进后芭和森林保，并以小组为单位和武装自卫，依实际的需要实行武装宣传组织群众和武装除特，以至逐步的开展游击斗争，也即开展武装斗争。这样，我们就能在国内自力更生的搞武装，更早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更好的配合和支援边区的武装斗争。
第四节 民族工作的受到重挫
1963年开始，是我们的革命斗争进入低潮和进行武装斗争准备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在国内不论是公开或秘密活动都受到比较大的削弱。
革命低潮初期，利用人联党还能开展一些民族工作，后来随着人联党活动的半停顿状态，我们也难於派出干部去推动，所以公开的民族工作也随之几乎停顿下来。
在秘密民族工作方面，在1963年初越界印尼之后，第一、二省的秘密民族工，几乎都到印尼去，很大的削弱了国内的民族工作。第三、四和五省的民族工作虽还能坚持,但敌人在1965年之前所发动的清河运动中，几乎所有的秘密民族工作点被一扫而空;只有在第三省三、四个建在混合区的点，才能长期的坚持，并对武装斗争作出贡献。
不论是革命处於低潮或高潮，都说明：我们那时秘密的民族工作重点必须是混合区而不是深入民族区。
在敌人的高压下，国内的革命斗争的败退，我们只有尽早结束武装斗争的准备和开展武装斗争，并通过武装的形式去开展民族工作，我们才摆脱民族工作的冬眠状态。
第五节 继续坚持的国内革命斗争阵地
这次革命低潮中，已形成狱外与狱中两条战线，彼此相互促进，是很有利於革命的巩固和坚持的。
(一)狱外还坚持的革命阵地
在敌人的不断镇压下，到了1965年之后，工运和公开合法政党的革命活动，几乎是停止了，只有第一、二、三和四省的农运，第一和第三省的学运还能坚持活动，但革命力量都已遭到很大的削弱。
(二)狱中革命阵地坚持得最好
1962年12月11日起，就不断有革命者被捕入狱，到了1968年底，已有三、四百人(革命群众不算)被关在监牢里，过着生活不自由、吃不好，有时有的还要受严刑拷打的非人生活，他们讲直生活在人间地狱里。在黄冠俊的领导下，他们不但坚持了斗争，还在牢内把革命力量重新组织起来，和开展牢内的革命斗争。
在这个革命斗争的低潮里，狱中比狱外同志坚持革命得更好，动摇放弃革命的很少。狱中同志的胜利坚持斗争，给了狱外同志很大的激励。
第六节 国际统一战线的开展
“砂盟组织的对外统一战线，在非武装斗争时期，主要是通过砂拉越人民联合党，跟星、马和汶莱的左派政党保持了密切的来往。还组成五邦社会主义战线，共同反对成立马来西亚，争取北加三邦摆脱殖民地的枷锁，实现自治独立。
1962年6月22日之后，文铭权和黄纪作自我放逐到中国之后，才和中国共产党建立关系，并开始接触其他的兄弟党。
1963年初，林和贵带领几百名同志越界到印尼去积极准备武装斗争和开展国际统一战线的工作。他把越界的同志分为秘密和公开两条线，重新组织起来，并通过学习和加强政治思想教育，使盟的组织得到巩固发展和发挥出新的战斗力。
在秘密工作方面，活动重点是山口洋、坤甸和三发等地，在林和贵的直接领导和带动下，同志们除了通过学习和积极提高自己之外，他们有的被分配去秘密或半公开组织印尼的华族群众，有的上印尼边区开展民族工作(第一、二、三省印尼边区的民族工作还得到加强)，有的还进行生产,以解决部分粮食问题。
1963年初，文铭权和黄纪作从中国到砂印边区和国内撤退到印尼西加里曼丹的同志汇合。文铭权又负责砂盟的最高领导职务并兼搞统战工作。
1963年初，我们越界到印尼积极准备武装斗争，直到1966年中为止，在这几年的对外统一战线主要活动中心是在印尼的椰加达和坤甸，负责统战的主要领导人是文铭权、叶存厚和林广民。
叶存厚和林广民在长达三年时间在印尼的椰加达负责国际统战工作，在争取国际社会主义国家和一些新兴独立国家的援助，是取得了一些成绩(至少得到道义上的支持)。他们还分配人员去接受印军训练，以及安排人员进印尼抗马自愿军参加战斗和接受医药训练，等等。
在印尼期间，我们负责统战人员跟阿查哈利和阿末再迪有密切的来往。1965年初，在印尼宣布成立一个称为北加里曼丹合众国革命政府 (Negara Kesatuan Kalimantan Utara-NKKU)，阿查哈利任总理，国防部长是阿末再迪，内政部长是文铭权，乡村部长是叶存厚，财政部长是由林广民当任。1965年3月16-29日，在椰城举行第一届北加里曼丹合众国革命政府政治协商会议。三邦不同民族的代表(汶莱9个，砂拉越22个，沙巴4个)出席了会议砂盟派文铭权、叶存厚、林广民、黄纪晓、杨柱中、钟桂文等出席会议。会议也决定成立北加革命联合阵线。
1965年4月，许多亚非国家在椰加达举行了万隆会议十周年纪念活动，以阿查哈利等的北加代表团受邀参加活动。在大会上呼吁殖民主义者遵从联大的决议，让殖民地国家获得独立。在会议期间，北加代表团会见了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和一些民族解放阵线的代表及其他亚非国家代表，并争取他们对北加革命的援助。
1965年5月，我北加代表团也出席在非洲加纳所召开的第4届亚非人民团结组织会议。
同年5月尾，组成的代表团还访问了中国，副总理陈毅接见了我们的代表团。
在椰加达的国际外交活动期间，我们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大使馆、马来亚民族解放同盟代表处、越南民族解放阵线等等，都有着密切的来往和合作。”(引自《北加里曼丹革命四十年》)
印尼9.30事件后，革命对外关系的中心转移到中国,北共主席文铭权驻在北京负责这项工作。后来中马建交，80年代中共对国际外交政策作了调整与改变，至此国际统战关系也随之结束。
北加革命40年，除了有得到印尼几年短暂的一些物质支援之外，其他国际的支援主要还是道义的。
一个小国寡民的国家，要取得民族解放、革命的胜利，没有国际实际有力的援助，没有有利时机的配合，是不会成功的。
第七节 国内革命组织百临瓦解
1967年初，砂拉越国内的革命斗争已处於很低潮的状态。第一省的革命组织已被敌人的政治部操纵;第二省的革命组织力量早已呈现空虚;第三者的革命组织基础还相对好，但也只有洪楚廷一位在领导;第四省，省委会早已瓦解，还有一小股革命力量，是由古春辉带领进行活动，不论是第三省或第四省的革命组织都难承受更大的打击。所以砂印边区的革命武装力量不能及时发展到国内，国内领导又无法适当开展武装斗争，无须再多久革命组织就可能被瓦解。
狱外革命组织被瓦解了，狱中斗争就难於长期坚持，砂印边区的武装斗争必然更加孤立无援，我们的革命斗争必将会失败得更早。
革命组织面临瓦解的主要原因是：
(1)革命斗争的社会和组织基础相对薄弱，斗争历史短与经验不足，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在斗争上难於应对得好。
(2)在非武装斗争阶段的攻守关系处理不够好。不及时提出战略退却时的战略战术，致使面对6.22和之后敌人的不断反扑中处于被动挨打，结果动摇不革命的比被捕入狱的还更多，破坏也更大。
(3)太忽视国内的革命斗争与武装斗争准备。接近林和贵当时的意愿，是把全砂的大部分领导和革命力量集中到印尼西加去。1963年初他自己也到了印尼，国内却没有一位中心领导，对国内组织的联系和指导都跟少，各省工作处于较自流状态。1963年初，三位盟中央领导已集中於印尼西加，也没有派一位回国加强领导。领导力后来如能加强，陈传淦内奸事件是可避免的。
(4)不及时实行武装保干、宣传组织群众和开展武装斗争，所以不但不能保存好干部，也不能更好动员群众。
在这次革命斗争低潮里，我们的组织不会被瓦解，主要是我们还有一定的组织和群众基础，不论是同志或群众对革命和武装斗争还有信心。
第八节 革命斗争低潮的经验教训
为了更好的战胜革命斗争低潮，以下的经验教训是必须加予吸取的。
一、 必须加强对国内各省的领导和联系
在革命高潮时，盟中央对各省的领导和联系就不够，到了革命低潮的困难时期，就更加的不够，偶尔得到指示，各省的革命斗争更处於独立的状态。
在革命高潮时后，有盟中央领导着国内的斗争，还有组织部负责联系各省的盟组织。但是到了革命低潮时期，每个盟中委都到国外去;组织部五个人，林和贵和谢嫣素也到印尼去，剩下的王慧英在1964年向敌人作交代，陈金美於1965年被捕叛变，陈传淦於1966年当了内奸，这表明国内的最高领导力量这时已不复存在。我们的领导力量受到很大的削弱，而敌人对我们镇压的各种力量却得到很大的加强，这就是我们不能很好战胜革命低潮的一个关键因素。
二、必须注重巩固内部
在复杂、艰险和长期曲折的革命斗争低潮里，面对的考验
是多方面的。这时，在组织内如没有加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没有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没有加强革命理想与信仰教育，没有加强革命世界观和人生观教育，没有加强对革命长期、曲折和艰苦性的教育，没有加强对革命光荣、幸福、自豪和革命苦乐的教育，每位同志是很难站稳革命立场，无畏、坚定和乐观地坚持长期的低潮斗争的。
三、必须注重保存革命干部力量
在敌人不断的逮捕镇压下，组织内逃兵、叛徒和内奸的出现是难免的，组织秘密的被暴露是随之日益严重化，干部力量的损失也越多。因此，为了巩固组织和坚持革命阵地，提拔和培养新的干部固然重要，但保存好现有干部更显得迫切和重要。
这时，为了保存好革命干部力量，最重要的做法是把可能被捕的干部及时转入地下实行非法保干。保干在农民群众的家容易暴露也容易被捕，所以必须尽快转到群众的后芭或森林去保。同时必须创设广泛的周旋能力，以实行武装自卫和武装宣传群众，以至逐步开展游击斗争。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战胜各种困难，更有效地保存自己。
除此之外，也可把暴露的干部力量，转到别邦别国(如印尼)去隐藏去保存，也是能起有效的保干作用。
四、必须及时的开展武装斗争
在国内，对积极准备武装斗争进行了一阵之后，就没有一位领导能够解决怎样开展武装斗争的问题，只消极的等待国外领导的指示，以致不能及时开展武装斗争。
不能及时在国内开展武装斗争，使到我们对敌人的残酷镇压不能给予有力的反击，使革命长期任从敌人的摧残，革命力量不断的削弱，革命阵地不断的缩小，组织内分化淘汰和叛徒不断的出现，也严重的脱离了群众，灭我志气而大长了敌人的威风，更使革命面临了生死存亡的危机。
在当时的条件下，即使我们还不懂得什么叫武装斗争，我们也可从室内非法保干到室外非法保干，再从室外非法保干结合武装自卫和武装宣传组织群众，从而逐步的开展游击斗争。或者当能掌握组织军队和初步懂得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时，也可以个别地区的个别小组或小队开展斗争，取得经验，再逐步扩大武装斗争。当时在国内如能这样的去学习和掌握战争，就有可能更早的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
在这一次的革命斗争低潮中，使我们深感到创业难，但守业更难。同时也深感到，在这一次的斗争低潮中，不通过武装斗争，就不能扭转革命的低潮，革命就不能巩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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