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牵动欧洲神经的希腊大选落下帷幕，希腊激进左翼联盟Syriza以超过36%的选票赢得大选，成为欧元区第一个反对紧缩的执政党。这也是战后欧洲首次出现由激进政党执政的政府，在经济大萧条的大背景下，左翼联盟一系列诸如“反对紧缩”、“减免一切债务”、“结束5年灾难”的口号确实对普通民众诱惑很大，尤其是“结束5年灾难”的口号让希腊人民找回了久违的民族自豪感。但是，希腊人真能如愿吗?恐怕未必。
一、失败的国家：国家治理能力不足
国家治理能力是指国家为社会、政治、经济，政府为市场，中央政府为地方政府指引政治方向的能力，换言之，也就是一个有权有效的全国性政府把自己的意志和目标转化为现实的制度能力。根据现代国家的政治现代化经验教训，国家治理体系大致由十种基础性的治理能力组成，分别是：强制能力、汲取能力、教化能力、统领能力、再分配能力、规管能力、吸纳能力、整合能力、学习适应能力、认证能力。没有基础性的国家能力，就谈不上国家治理，当然这个国家也不可能很“成功”。对于希腊来说，笔者认为，国家治理能力不足正是造成其债务危机的根源。
极端失衡的财政收支体系是希腊的一大“特色”，这一切都源于希腊的再分配能力、统领能力、汲取能力和认证能力的不足。再分配能力不足体现在希腊作为老欧盟15个成员国中最贫穷的国家，经济上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发达国家，但是在财政支出上却显得极为“土豪”，花起钱来也极为“任性”，尤其是在保障全民高福利方面一点也“不含糊”。例如，希腊人一年可以领14个月工资，每年6个星期的假期，平均退休年龄53岁(欧盟平均67岁，未来计划到70岁)。在养老金方面，希腊公民的养老金是退休前收入的96%(法国为50%)，而且同样可以一年领取14个月，更为荒谬的是公务员的未婚或离婚女儿，可以在父母死后继续领取他们的养老金。因此希腊的老龄化负担约占GDP的15.9%。如果希腊现有养老金制度维持不变，它的资金缺口将在十年内累积至4000亿欧元，这几乎是希腊国民生产总值的两倍。另外，希腊的统领能力也出现严重的问题，体现在其臃肿而低效的公务员系统上。在希腊，仅政府部门的公务员数量就占全国劳动人口的10%，造成这一后果居然是因为希腊政客可以向民众许诺让他们做公务员。如果算上公共部门的从业人员，比例会更高。希腊公务员每个月可以获得介于5欧元至1300欧元之间的额外奖金，而发奖金的名目林林总总，包括会使用电脑、会说外语、准时上班等。如此一来，高昂的福利支出不仅给政府带来了强大的财政压力，而且养成了希腊人懒惰的习性，难怪美国媒体讽刺说，希腊人像亿万富翁那样消费，实际上连百万富翁都不是。
高福利并不必然导致经济或社会危机，然而更为可悲的是，希腊政府的税收汲取能力和认证能力远远跟不上其他欧盟国家，而认证能力的低下也直接影响其汲取能力。有分析指出，希腊财政状况恶化跟希腊的“全民逃税”现象有很大关系。由于征管不善，希腊国内偷税漏税非常严重。根据希腊媒体援引希腊企业联合会的估算，希腊全国每年偷逃税款高达300亿欧元(相当于希腊国家产出的15%)，尤其令普通民众不能容忍的是该国的精英人士的逃税行为，据《热文》(Hot Doc)杂志公布的《拉加德名单》(Lagarde list)所披露的拥有瑞士银行账户的2000名希腊人的名字，全是清一色的权贵阶层，而连续几届希腊政府对逃税行为的打击却十分不力，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1981年刚上台的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PASOK)承诺要重新分配财富，曾使希腊上层社会陷入恐慌。不过最后什么都没有发生。希腊资产阶级在PASOK的统治下好端端地活了二十年，也不曾少一块肉。此外，希腊的“贪腐文化”也是造成希腊国库亏空的一个原因。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4-2015年全球竞争力报告》，对全球133个国家竞争力进行了排名，其中希腊排名第81位。报告认为，政府官僚低效、腐败是希腊最严重的问题，贿赂、献金和其他公职腐败致使希腊政府每年损失200多亿欧元，相当于希腊GDP的8%。政府腐败缺乏公信力，阶级固化、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使得普罗大众早已不顾国家的安危，只顾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这也许是为什么外界所不能理解“希腊人为何如此贪婪”的原因之一。
二、失败的民主
提升国家能力与推进民主政治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命题，强大的国家能力是推进民主政治基础和保证，而成功的民主运作反过来会有助于提升国家能力。在国家基础能力中，吸纳和整合能力的强弱无疑是衡量民主能够有效运作的杠杆。吸纳和整合实际上就是我们讲的有序民主的两个侧面。吸纳能力是指让人民大众有序进入政治过程，从而影响政府政策走向的能力，它要求建立一套机制，使政府能力将所有政治化的社会势力纳入制度化的参与渠道。整合则要求政府应建立制度，对不同社会群体表达出来的各种政策偏好加以整合。可悲的是，希腊民主政治的吸纳和整合方式存在重大缺陷，最终反而使其民主政治对其债务危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希腊民众为了争取高福利，用选票选举承诺高福利的政党上台;政治家们为了上台掌权，则不断提高福利水平。在经济环境良好的情况下，民主制的确可以实现其理性决策的制度目标，然而经济一旦衰败，公民集体的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时，这种制度就很难发挥其原有的功效。这种制度一旦走向极端，就会使高贵的政治理性被人的欲望所掩盖，所造成的是被选出来的政治家丢失了最为宝贵的政治品性——审慎。因此，本来应该作为领导者的政党领袖，最后都不得不在一张张选票中妥协，将国家的利益和命运抛到脑后，迎合民众贪婪的需求。
在希腊债务和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都远远超过加入欧元区的标准的情况下，为了民众的高福利标准，希腊政府花了三亿美元请高盛帮忙隐瞒债务，竟神奇般地于2002年成功加入欧元区。于是各政党在欧元区的怀抱中击鼓传花般的享受下去，甚至为了所谓的民族尊严和自豪，斥资160亿美元的巨资举办了2004年奥运会。最终，无尽的贪婪造就无尽的灾难，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2009年10月初，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新官上任，却赫然发现前任给自己留下的巨大财政赤字。最后不得不对外宣布，2009年政府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预计将分别达到12.7%和113%，远超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3%和60%的上限。希腊债务危机由此拉开大幕。为了获得援助，希腊政府必须实行紧缩政策，却激怒了民众，引发大罢工，希腊政府陷入两难境地。然而正如马基雅维利所说，民众永远是不会知足的，一旦要收回之前给予他们的好处，将引起更深的不满。希腊政治家的纵容培养了希腊人只会享受不会奋斗的品性，想要立刻让其勒紧裤子生活可谓痴人说梦，这也就给左翼联盟这种激进政党登台的机会。
三、失败的政党？
那么，“左翼联盟”的上台就真能力挽狂澜吗?
“左翼联盟”最初是希腊一些激进左翼政党组成的一个竞选联盟，在 2012 年 6月议会选举前转型为一个独立、统一的政党。从意识形态看，“左翼联盟”的自我定位，是既非共产党也非社会民主党的民主社会主义多元左翼政党。它支持混合经济，尤其强调女权主义、民主权利和环境保护等“新政治议题”。其成员主要包括那些致力于克服资本主义弊病的具有激进民主主义和生态导向的力量，以及一些要求发展民主和强调民族自决权的进步人士。因此，“左翼联盟”虽然起源于工人运动，但并非一个工人阶级政党。从党员和选民基础看，虽然党创立时的相关文件呼吁“有工作和文化的男女性、青年人和被排除者”加入其中，但却绝非阶级性吁求。从“左翼联盟”的整个发展进程看，它是一个典型的“兼容型”政党，致力存在于“希腊社会的每一角落和缝隙间”。从政策主张看，“左翼联盟”展现了明显的激进色彩。在国内政治中，它支持政教分离、同性婚姻、移民地位、软性毒品合法化，反对在公共领域使用摄像镜头，等等。在欧洲政治层面，“左翼联盟”对欧盟的发展前景转向怀疑论和悲观主义，支持 “欧盟经济和政治结构的全面重建”。从与市民社会的关系看，“左翼联盟”虽然也致力于发展与工会组织的联系，但影响非常有限。相反，在社会运动领域，通过积极参加并尝试影响各种新社会运动，尤其致力于加强与青年一代运动参与者的联系，“左翼联盟”产生了重要社会影响。
可以看出，“左翼联盟”具有1968年以来西方“新左翼”政党的一些显著特点，比如缺乏统一的意识形态、去阶级化、选民主要集中于社会中间阶层等。它早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以工人阶级为基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传统政党，本质上它已经异化成后现代的左翼政党。它虽然部分源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但却早已放弃像阶级斗争、革命、真正的政治参与之类令人“不适”的不符合“普世价值”的话语，甚至作为一个左翼政党连社会民主主义也只字不提。因而，他们真正力量在于他们所信奉的“机会主义”，通过联合其他分散得力量组成松散联盟，提出迎合民众的“政治口号”。甚至对于曾经的对手右翼政党，它也可以为了“反对欧盟”的目标走在一起。进一步说，它的上台后也并非要真正地去解决固有的经济结构性难题，为经济增长和改善民生注入长久的动力，而是不切实际地“为反紧缩而紧缩”、“为上台而上台”。希腊的经济危机给了左翼联盟登台的机会，但它的登台或许也为下一次提前选举埋下伏笔。难怪美国中左翼学者理查德·沃林会这样批评后现代左翼政党：“口头的激进者，行动上的侏儒”。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左翼联盟”上台后将会面临更大的挑战。激进左翼联盟党在竞选中承诺结束紧缩、追求正义、降低税率、惩治腐败等，提出将最低月工资从目前的586欧元(约合654美元)恢复到紧缩前的751欧元(838美元)、禁止大规模裁员、创造30万个工作岗位、拿出20亿欧元(22亿美元)资助贫困家庭等。如果兑现这些承诺，那么在希腊经济尚未全面复苏的情况下，新政府将面临“无米下锅”的财政窘境;如果违背承诺，不但无法面对选民，甚至在派别林立的激进左翼联盟党内部也会引起反弹。在与欧盟的关系上，欧盟作为外在的压力也有助于希腊推动有效的经济改革，以德国为主的北欧国家要求希腊必须采取紧缩政策，进行结构改革，扭转原来的财政状况和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这种方案过去几年在接受救助的几个国家，如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甚至包括希腊，都取得了一些效果。这些国家均在2014年出现了不同幅度的增长。而另外两个重债国家法国和意大利在没有外来压力的情况下，经济复苏迹象不明显。所以，倘若左翼联盟上台不顾国家的长远利益，一味为迎合民众而迎合民众，与欧盟拼个鱼死网破，无论新启用的弱势货币德拉马克可能提供何种解救，在那之前，希腊都将先经历多年的苦难——银行挤兑、经济联系丧失，以及恶化的社会冲突，而且失去外来改革的动力，对于早已养成闲暇生活习性的希腊人来说，无疑是失去了复苏的最后一股动力，其结果必然是个人主义之风盛行下的国家劫难，与强调城邦利益至上的古希腊人相比，这也许是对自诩为西方文明发源地的现代希腊人莫大的讽刺。
因此，从长期看，利用与欧盟各国博弈的契机，消除政治腐败、提高经济竞争力、扩大就业、增加税收、逐步削减财政赤字，也许是重新使希腊经济回归正常，并且可持续发展的“治本”之路。不过，这显然是一个包括改造国民性在内的高难度的“马拉松”工程，也许到最后，希腊人还真得向他们“自认”的老祖宗检讨检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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