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4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内务部部务会议上表示，俄罗斯遭遇利用“颜色技术”的企图，它涉及从非法街头活动到社交网络的公开仇恨宣传。他说：“极端分子的行为越来越巧妙。我们遭遇利用所谓颜色技术的企图，它涉及从组织非法街头活动到社交网络的公开敌对仇恨宣传。”
对俄罗斯人来说，颜色革命并不陌生。这个带有极强意识形态风格的概念一直挑动着俄国的情感神经。自90年代以来，俄罗斯周边一直是颜色革命的高发区。塞尔维亚(2000)、格鲁吉亚(2003)、乌克兰(2004)、吉尔吉斯斯坦(2005)在20世纪初期相继爆发颜色革命，青年人走上街头，以非暴力运动方式抗争对当局的不满，要求民主化和政治变革。
通过政治抗争上台的叶利钦对颜色革命并不陌生。这位合法性来自大众支持的总统绝不会相信俄罗斯会爆发颜色革命。在叶利钦时代，俄罗斯因“自由”而多受赞誉。可是普京的到来却改变了这一切。玛利亚·李普曼(Maria Lipman)撰文指责普京的上台毁掉了叶利钦留下的自由民主的政治遗产，将俄国再次推向历史的深渊：静止的恐怖氛围，国家无所不为、专制禁令盛行，社会虚软无力，人人孤独而又陌生……普京时代意味着民主的凋谢和威权的兴起。让西方难以置信的是普京的支持率稳步提升，俄国人已经厌烦叶利钦时期民主动荡，欢迎铁腕人物掌权。双方对俄未来道路不同认知是颜色革命与反“革命”斗争的起点。
普京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化解俄罗斯的颜色革命焦虑
颜色革命：西方NGO操纵下的政变
俄国人对颜色革命的焦虑可以回溯到2003年格鲁吉亚玫瑰革命。
当颜色革命在第比利斯爆发时，俄国精英感到诧异，并对萨卡什维利(Mikheil Saakashvili)2003年发动的“欧洲化的、不流血的民主革命”甚为反感。2003年11月，俄罗斯电视台对谢瓦尔德纳泽进行采访。他将“颜色革命”解释为西方通过操纵选举发动的政变。俄杜马安全委员会成员、前联邦安全局局长科瓦廖夫(Nikolai Kovalev)丰富了谢瓦尔德纳泽的叙述，直接将颜色革命定义为一场“贝尔格莱德式的政变(Belgrade-style Coup)”。
俄罗斯并不相信政变能够自动发生，幕后必有推手。开放社会基金会的扰攘做法和索罗斯的豪言让俄国精英难以平静。民主化经俄媒体报道，成了索罗斯革命实验的重要手段。难以忍受国家尊严受到侵犯的俄民众却发现，旁边躺着却是索罗斯“颜色革命”成功的试验品。俄罗斯感到自身深受“资本主义”的包围之中。俄国人的本能和传统的不安全感发挥着作用，对西方更为先进的技术和手段感到莫名的恐惧。
这种恐惧随着乌克兰橙色革命触动着克里姆林宫神经。库奇马政府倒台无异于一场政治地震。它放大俄罗斯对西方积压空间的传统恐惧，也将克里姆林宫逼至一隅。类似多米诺骨牌效应般的颜色革命就像西方带有魔力的技术工程。似乎这种工程只需注入大量资金和人力，就能撬动整个政权。观察乌克兰选举的克林姆林宫技术专家们亲眼目睹这场失败。有效政治基金会主席帕夫洛夫斯基(Gleb Pavlovskii)大声警告，“乌克兰实验上若取得成功，那些技术也将用之于俄”。他的焦虑似乎得到季莫申科(Yuliya Tymoshenko)证实，“只要乌克兰结束橙色革命，我们会给俄罗斯以橙色”。
西方通过有计划的“革命政变”，不仅将俄罗斯成功转变为政治上的“他者”，也弥散出颜色革命技术神话。普京对此恐惧颇深，“最危险的就是创造不断革命的系统，不管是红色的还是什么蓝色的”。这套行之有效的技术系统在欧亚大陆上不仅能够成功动员起群众反对现存政权，也能扭转对俄罗斯的情感和态度。
逼近的颜色革命：分裂精英的政治运动
季莫申科的预言似乎没错。
2004年俄国社会福利改革法案的出台引起社会强烈不满。2005年初，针对政策的抗议行动演变为全国范围的示威游行，年青人走上街头表达不满，反对的口号从经济诉求扩大到政治变革。克里姆林宫外围抗议者呼喊着“普京下台”。统俄党内部精英分裂，对普京执政多有微词。甚至效忠普京的俄罗斯国家党(Rodina Party)也走向背叛。俄狂热民族主义者罗戈津(Dmitry Rogozin)用列宁主义般口吻放言;“反犯罪、反腐、社会、科学和技术革命万岁”。普京首次感觉处境危险，克里姆林宫一时之间站在了爱国主义的对立面。
3月份，吉尔吉斯斯坦爆发的郁金香革命加速俄精英对颜色革命认知的分裂。颜色革命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实验成功极大地丰富了其引爆政治运动的形式与内涵。在“革命”话语的框架下，社会被切分为弱势群体和既得利益者，并在利益分配和价值问题上无法妥协。权利诉求只能通过公民不服从和社会抗争来实现。政府与社会的分裂也加剧精英的分裂，切割线沿着价值和政治投机延展开来。正如莫斯科市长卢日科夫(Yurii Luzhkov)欣喜地讲到，“1917年正在等我们”。
与传统的政治运动相比，颜色革命对青年尤其具有吸引力。它拥有知识和艺术再生产的功能。在政治运动中，青年人利用现代通讯技术(手机、互联网和国际媒体)展现自己的正义价值和青年活力，并获得心理支持。绘画、音乐、口号、雕塑和报道等诸般政治象征物巧妙将政治运动和时尚文化融合在一起。在政治运动中，青年们分享政治运动的愉悦和痛苦，与国外的支持者相联系，在网络上寻求运动策略并获得资金支持……这种形式剥离了严肃的政治斗争氛围，赋予诗意和浪漫，并让青年人享受到团结对抗的心理愉悦，并在政治领袖的动员下迅速燃起抗争的热火，走向政治极化。
俄政党在青年运动中活跃，左翼分子和日里诺夫斯基(Vladimir Zhirinovski)在青年中影响力迅速提升。长期保持政治冷漠的年青人的政治参与热情被引爆，向往着父辈生活的他们组织各种红色左翼青年政治组织，而向往着公正、民主和自由价值观的年青人则走上街头组织游行抗议，更有甚者表达自己狂热的民族情绪。
防范“革命”技术：普京的政治技术
将自己封闭起来逃避革命就是未来的阿卡耶夫和库奇马。克林姆林宫政治技术专家帕夫洛夫斯基强调积极应对，“与社会对话，动员更广泛的支持者”是解决革命剧目的唯一路径。能有效动员青年支持普京政权是解决颜色革命问题的重要路径。由克里姆林宫资助的青年组织“纳什”(Nashi)于2005年2月成立，主要以18-22岁青年大学生为发展对象，并在各大城市发展分支机构。他们一方面缅怀逝去的苏联，注册“Soviet”域名(http://www.nashi.su/)的网站，另一方面他们反动员“橙色”青年，将他们称之为西方势力的爪牙，甚至是法西斯分子。与此同时，青年近卫军、齐肩并进等政府和执政党支持的青年组织相继成立。
2007年7月17日，塞立格湖(Lake Seliger)畔的“纳什”夏令营活动场面
这支普京总统周围的青年近卫军们发挥了巨大作用，成功运作了多个社会运动。2006年，青年近卫军组织举办政治选秀节目，强化对普京政权的政治认同，扩散影响力。2007年4月，1.5万名纳什成员走上街头发放宣传册和特制电话SIM卡用于传递信息，并在爱沙尼亚大使馆组织进行爱国主义示威，抗议爱沙尼亚拆除塔林解放纪念碑。发动有效的政治动员，开放政治-社会沟通桥梁，运作青年政治组织缓解了普京政权应对颜色革命的压力。
NGO也是普京政权防范颜色革命的另一重点。俄国家安全局主席尼古拉-帕特鲁舍夫(Nikolai Patrushev)在杜马会议上宣称外国智囊机构发展俄NGO组织，直接削弱了俄国家安全，并呼吁对NGO立法规范行为。2006年规范NGO的法令出台，对NGO进行广泛的管辖，并有权对疑有“威胁俄主权、政治独立、民族团结、文化遗产和国家利益”的海外NGO予以取缔。NGO在接受管辖的条件下，无不将过多精力耗散在与政府部门打交道，活动积极性也大为降低。
加强党建，打压反对党则是另一重点。统俄党2003年成为国家杜马第一大党，在党建上狠下功夫：一方面进行规模较大的清党运动，发展党内组织，加强党的意识形态建设，拓展外围势力;另一方面，在营造社会影响力和良好形象上投入较多，并扩大政治资源和势力，占据多个政府高位。俄罗斯“一党独大”制的政治架构在数年的党建工作中逐步成型，成为在政治上对抗精英分裂的有效力量。对于支持西方价值的右翼力量联盟、民主党和公民力量党激进右翼势力，俄政府采用又打又拉的方法。一方面拒绝选民登记，而另一方面则分化其中内部势力，引其倒戈。
最后则是加强精英内部的凝聚力量，发展国家意识形态。2005年，普京团队创造出“主权民主”理念，强调主权和俄罗斯的特殊性，“我们不仅是为了民主，也要为了俄国”。在俄罗斯面临来自外部和内部的共同威胁时，是国家能够保证俄罗斯生存下来。国家意识形态更新也更新了新的精英样式。俄国式的“知识分子”正在被普京式的“国家精英”所浸染。这些努力的实质则是将俄国改造成为不惧革命剧目威胁的强大国家。
创意阶层与互联网抗争的兴起
阿拉伯之春给俄罗带来震撼，非暴力抗争运动所迸发出来的能量令人震惊。突尼斯和埃及的革命触动了俄罗斯“官方反对派”以外的另一群人。他们被俄社会学家称之为“创意阶层(creative class)”，拥有专业知识背景，在媒体、教育、金融、商业和工程领域发挥巨大影响的“政治阶层”。美国学者理查德·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将他们视为对后工业时代经济的重要标志，也是新世纪政治变革的革命性力量。这些人在政治上善于表达意愿、善于运用娴熟的沟通技巧，在政治上谋求更多的话语权和力量。创意阶层在现代俄罗斯政治体制中无法找到自己的位置，他们知晓权力的运作，却没有形成政治势力，与政府也甚少联系。
创意阶层懂得使用网络技术、在媒体运作和政治组织上更为娴熟，也了解政治的象征价值。他们对政治异常敏感，并很容易与西方社会建立联系，获取信息和力量。被误认为是“中产阶级”的这些人给普京政权带来更多不是稳定，而是变革的力量。
基于网络互动的无领导组织防卫(Oborona)成立于2005年，旨在发动非暴力抗争运动，并已运作了大量的集会游行和快闪运动。组织活动都在网上进行，并有多个组织协调委员会，垂直发展下线组织，并以平行沟通的方式讨论运动策略。防卫组织还发展自己的象征物，设定政治计划，有条不紊的参与主流政治抗争运作。
类似防卫一样利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散播信息、进行动员的政治技术日趋成熟。智能手机的出现将使得抗争者能更为有效的利用社会网络更新和下载信息，并能迅速组织起抗争力量。社会运动的动员水平随着信息的多样化、多感官化、多层次化而迅速提升。互联网成为散播信息、社会动员和“革命”技术分享的最好纽带。俄城市创意阶层的扩大和智能手机的普及将打破俄罗斯与西方沟通的安全阀门，为反对派借鉴更多的政治斗争经验以及获得国外多方面支持奠定基础。
颜色革命：没有硝烟的信息心理战
随着乌克兰危机的持续发酵，俄罗斯逐渐卷入到乌克兰的地缘动荡中，并扮演重要角色。从对乌克兰的军事干预到将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俄罗斯的大国雄心得到自俄格战争以来的巨大满足。普京支持率一路攀升，列瓦达中心(Levada Center)的8月民意调查显示，普京的支持率达到了87%，成为自2008年八月战争以来的最高纪录。
但随后的油价狂跌、卢布崩溃以及西方的制裁给俄国带来更多的阴影。莫斯科尝到了与西方较狠劲的苦楚，更是在经济、政治斗争上心力交瘁。长普京时代在2014年进入了拐点。精英们惴惴不安，俄国政治中新势力也在悄然成长。2015年2月底俄罗斯前第一副总理、著名反对派领袖涅姆佐夫在莫斯科街头遭射杀，其象征意义远大于现实关切。一石激起千层浪，俄罗斯当前社会的人权和民主问题一时成为西方媒体的口诛笔伐的焦点，甚或恶化普京政权的国际形象。
危机时局下，俄罗斯对西方的认知又回到2005年。对西方操纵油价、经济制裁和乌克兰军事干预的忧虑逐渐转变为对西方包围俄国的恐惧。俄罗斯，犹如孤岛一般处于西方势力的环围之中，随时都可能遭到侵略或内部崩溃。2015年的俄社会却较为团结。全俄民意研究中心(VTsIOM)最新公布的民调数据显示，68%俄民众认为俄罗斯有遭受入侵的风险，而49%的公民支持俄罗斯军队的当前作为。多数民众勒紧腰带支持普京的大国战略。相比之下，苏联解体时遗留下来的俄精英政治敏感加上普京的灰色记忆使得克里姆林宫将这种恐惧理解为颜色革命的酝酿，革命剧目可能再次在俄国上演。
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马诺罗(Andrei Manoilo)将西方运作的信息心理战分为五个阶段：第一，构造活跃政治人群，形成势力;第二，促进活跃政治人群政治极化，提供革命剧目相关资源和信息支持;第三，帮助极化人群动员、发起政治抗争运动;第四，发动NGO和媒体力量，完成抗争运动试验，建立链式反应;第五，利用链式反应组织多次政治运动，反馈消化运动成就，并组织多个政治势力在政府更迭时期发作，摧毁政权。马诺罗揭露出的信息心理战折射出俄罗斯对西方成熟的革命剧目运作的担忧。2015年3月4日，普京在内务部会议上称，俄罗斯正在遭遇颜色革命技术攻击。极端主义分子正在策划更多的暴力恐怖事件，俄罗斯正面临危险。
颜色革命从政变、政治运动逐步转变为与西方社会进行的信息心理战。危机时局下俄式认识经历三层锐变，层层锐变反映的是俄在危机时的对抗本能，是俄式恐惧的防御心理。担忧苏联悲剧重演的俄罗斯，能否再次走出颜色革命的阴霾，靠的并不是技术，而是俄民众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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