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何看待当代的日本毛泽东研究
日本是全球中国研究成果最多的国家。他们对中国的关注，以深细、广泛、系统、执着见长。认识日本的毛泽东研究，需要在中日关系史以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的大框架下进行。全球格局、地缘政治以及日本国内政局的走向，也是观察日本毛泽东研究不可或缺的要素。冷战结束前后，随着世界两大阵营的此消彼长，日本的毛泽东研究开始呈现淡化和弱化趋势，但依然是全球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宗。从整体趋势看，左翼思潮不再占主流，相关研究人员、研究机构即使是在左翼思想依然延续的情况下，也逐渐被淹没在所谓“纯学术”的学院式研究风气之中。同时，由于中国国内大量有关毛泽东的原始文献被披露，相关研究不断深化与细化，日本原有左翼科研机构在冷战时期所独有的科研优势不复存在。因此，原有的左翼样态研究，不再独占鳌头，而是成为众多中国研究的分支。特别是近年来，右翼学者与左翼学者的对立日益凸显，对左翼不无削弱作用。右翼学者不仅在政治上反动，而且在学统上背离日本学界一向崇尚的严谨求实学风。他们的所谓毛泽东研究，“以论代史”，别有用心，主观性极强，已经称不上是“学术”。2013年，日本著名的左翼毛泽东研究专家竹内实先生去世，或许可以看作日本毛泽东研究由左翼思潮占主流向非左翼凸显转型完成的一个标志。如何突破现有的局促格局，走向振兴，是摆在日本左翼学者面前的最大挑战。
不过，无论左翼抑或右翼，或者中间派学者，他们有一个基本共识，即毛泽东虽已去世三十多年，但毛泽东依然是解读当代中国的核心要素。因此，日本的毛泽东研究成果，在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依然是数量最多的。2009年，时值新中国成立60周年，在日本国会图书馆以关键词“中国”检索到的图书有3783件，期刊文章有8370件;而以“毛泽东”为关键词检索到的图书则为24件，报刊文章36件。2013年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中国”研究图书1894件、报刊文章6563件，“毛泽东”研究的图书和文章则分别为16件、27件。很明显，相比之下，关键词“毛泽东”的研究的确不多。此外，以关键词“毛泽东”检索到的图书和报刊文章，2010年为33件、24件;2011年为29件、18件;2012年为25件、24件。然而，通过对这些信息的分析，仍可以看出2009年以来日本研究毛泽东的一些新走向与新变化。
二、研究机构、学术团体及代表人物
传统的研究机构、学术团体仍旧是研究重镇，但与现实的联系更加紧密，关注对象更加宽泛，更加关注新中国成立后的毛泽东，力图在新的形势下有所作为，发出声音。近年来较活跃的学术团体，首先要提到的仍旧是1951年成立的日本现代中国学会，主办刊物《现代中国》，现有会员约700人。现代中国学会继2007年以“重审‘毛泽东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再认识”为题的年会报告之后，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2009年，召开了国际研讨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60年——中国的成就与未来走向”。根据这两次年会的主题论文等成果，2009年出版了论文集《新中国的60年——从毛泽东到胡锦涛的连续与不连续》(日本现代中国学会编：《新中国的60年——从毛泽东到胡锦涛的连续与不连续》，东京：创土社，2009年)，共收论文12篇，集中反映了当代日本毛泽东研究的基本状况。东京大学名誉教授近藤邦康、首都大学教授奥村哲、爱知大学教授砂山幸雄等，处于不同学术背景和立场的分别从政治、经济、法律、外交、文化等方面就毛泽东与新中国的关系(贡献和失误、正负面影响)进行了整体梳理评价，观点主张不尽相同，甚至相悖，但是相关研究的代表作品，反映了当代日本学者对新中国60年间各种社会思想理论动态的捕捉情况。
其次，1946年成立的中国研究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日本成立的第一家专门研究当代中国问题的学术机构，主办刊物《中国研究月报》。这个刊物近期的毛泽东研究特点，是通过刊登与毛泽东有关的书评，对现有研究进行回应，表明的观点。刊登有庆应大学教授高桥伸夫为学习院女子大学讲师金野纯的专著《中国社会与大众动员——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权力与民众》(金野纯的专著从社会学角度考察《中国社会与大众动员——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权力与民众》，受到极高的关注，另有多篇书评分别刊登在《现代中国》《历史评论》《社会经济史学》《亚洲经济》等日本学界的重要刊物上，书评者从地方史、革命史等角度进行了评介)写的书评(2009年第4期)，东京大学教授代田智明为明治大学教授丸川哲史专著《鲁迅与毛泽东：中国革命与现代性》写的书评(2010年第10期)，神奈川大学终身教授小林一美为冯克·迪克特专著《毛泽东的大饥荒》以及杨继绳著作《毛泽东：大跃进秘录》两本书写的书评(2012年第6期)等。由于该研究所的学术声誉甚高，所以这些书评颇有代表性，很值得关注。
此外，一些学术研究杂志及大学的学刊，也是毛泽东研究成果的重要发表平台。如：《久留米大学法学》刊发小竹一彰《关于毛泽东论人民内部矛盾初期版》(2013年第68号)的文本考察、广岛哲学会编《哲学》上刊发沟本章治论文《从朱子哲学看毛泽东〈实践论〉〈矛盾论〉》(2012年第64卷)、《佛教大学大学院纪要》刊发土田秀明论文《关于毛泽东〈矛盾论〉构想的考察——以毛泽东的抗日战争观为中心》(2009年第37期)、《东洋大学大学院纪要》刊登土田秀明论文《对泡尔生〈伦理学原理〉批注的一个考察：杨昌济与毛泽东的初期思想》(2012年第49卷)、历史科学协议会主办《历史评论》刊发和歌山大学教授三品英宪论文《毛泽东时期中国的统治正当性逻辑与社会》(2012年第746期)、《明治大学教养论集》刊发石井知章论文《K.A.魏特夫的中国革命论(其二)：毛泽东的抬头与第二次统一战线之形成与崩溃》(上、下)(2011年总第467期;2011年总第472期)，等等。总体看，对毛泽东经典论文的研究仍受日本学者关注，且上述研究承袭了日本学界的好传统，大都扎实、严谨，力求论有所据，虽然水平不一，有些观点可商榷，但确是相关研究的主脉与骨干。新成立的当代中国研究基地引人注目，在把毛泽东研究推向系统化、深入化、国际化方面有望取得成效，反映了新的动向。2007年启动的基地联合项目“当代中国地区研究”，至2013年已汇集了以早稻田大学、京都大学、庆应大学、东京大学等8个研究基地的中国研究力量，通过人员整合、资源共享而创建网络型学术组织。各基地实行五年计划、通过立项开展专题研究，目的是为实现“当代中国学”研究系统化，并培养年轻的研究人员。2009年创办了中文年刊《日本当代中国研究》，以此向海外推出能代表日本中国研究的最新优秀成果。从各基地的立项情况看，毛泽东研究作为近现当代中国研究中的重要部分，受到重视。例如，近年来在中国颇为走红的京都大学共同研究组负责人石川祯浩就于2010年4月23日，在《当代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项目启动会议上，“以毛泽东未公开著作集为例”作了报告(http://www.zinbun.kyoto-u.ac.jp/~rcmcc/group107-gb.htm)。这批年轻学者与曾经的左翼学者界限明显，他们多受美欧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影响，创新意识强，急于建构话语模式，也有一定的学术功力。
在日中国学者开始进入学界主流，已经具有一定的话语声音，但有分化趋向。居日中国学人在各种学术交流平台上抛头露面已屡见不鲜，他们的学术发言权也不断提升，甚至占据重要位置。上文介绍的研究机构、学术团体以及基地中，都可以看到他们的研究成果。早稻田大学教授刘杰担任《日本当代中国研究》编委，日本现代中国学会编《新中国的60年——从毛泽东到胡锦涛的连续与不连续》收入有中国学者、日本神户大学教授(回国后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季卫东论文《作为中国式抵抗权思想的当代毛泽东》、日本桃山学院大学副教授唐成论文《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经济成果》等，可以说明日本学界日益看重这些在日中国学人的成果。这些学者，熟悉中国和日本的国情，了解双方的学术话语特性，与两国本土学者在研究视角和观点上均有所区别。但是，他们相互之间的立场观点也歧异明显，其中甚至有人完全接受并运用西方的研究理念，有失公正客观。特别是由于出身背景、生存压力等原因，他们还无法左右话语权。
三、研究方法上的几个特征
1.重视史料的传统仍然强劲，在史料发掘上不遗余力
以已故京都大学终身教授竹内实主持编辑的《毛泽东集》(竹内实主编：《毛泽东集》，东京：北望社，1970年-1972年)和《毛泽东集补卷》(竹内实主编：《毛泽东集补卷》，东京：苍苍社，1983年-1986年)为标志的日本毛泽东文献搜集编纂的传统和成就广为人知。至今，日本学者依然承袭此风，以此为能。但相关工作显然难度空前，因此有关成果只能是补苴罅漏，如觅古董。当然，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2010年9月，横滨国立大学终身教授村田忠禧在西藏博物馆发现一封毛泽东1954年4月10日写给达赖喇嘛的信，在当时公开出版的文献中尚未收录。他就此进行了考证，建议进一步公开史料(村田忠禧：《关于在西藏博物馆发现的毛泽东写给达赖喇嘛的信》，在日华人教授会议、NPO中日学术交流中心编：《东亚论坛》2011年总第7期)。中央大学教授斋藤道彦披露并考证了一篇题为《反对统一》、发表于1920年10月10日上海《时事新报》、署名“毛泽东”的文章，指出这篇文章在竹内实监修《毛泽东集》《毛泽东集补卷》以及长沙《大公报》均未见到(斋藤道彦：《关于毛泽东的〈反对统一〉》，《中央大学论集》2012年总第33期)。2004年6月，《文艺春秋》杂志公开了一桥大学教授加藤哲郎发现的毛泽东写给日本共产党原领导人野坂参三(曾用名“冈野进”、“林哲”)的两封亲笔信后，2010年，庆应大学教授寺出道雄等人重新解读其中毛泽东于1945年5月28日写的一封信，分析毛泽东在写信时对战争结束后的中美、中日关系的构想(寺出道雄、徐一睿：《毛泽东给野坂参三的信》，《三田学会杂志》2011年第2期)。立命馆大学教授北村稔以一份当时任南斯拉夫《政治报》驻北京记者于1966年8月至12月间发表的报道为基础，“尝试着对‘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的1966年8月期间，刘少奇与毛泽东、邓小平之间展开的权力斗争的核心部分进行探讨”(北村稔：《毛泽东与刘少奇、邓小平》，《立命馆文学》2010年总第619期)。观点姑且不论，但这些还是反映了日本学者对史料发掘的精细精神，这是他们的特长。
2.重视外来的作品，力图给出自己的评价，但在评价过程中，泥沙俱下，不免偏颇
颇受日本学者关注的外来翻译书籍，主要有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沈迈克合著《毛泽东最后的革命》(朝仓和子译，东京：青灯社，2009年)、菲利普·肖特《毛泽东传》(山形浩生等译，东京：白水社，2010年)、冯克·迪克特《毛泽东的大饥荒》(中川治子译，东京：草思社，2011年)、杨继绳《毛泽东：大跃进秘录》(原著名《墓碑》，香港：天地图书公司，2008年。日文版是中文版的缩写，内容约为原文的70%)(伊藤正等译，东京：文艺春秋，2012年)，贾帕斯·贝克《饿鬼)》(川胜贵美等译，东京：中央公论新社，2012年)、钱理群《毛泽东与中国》(原著名《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2年)(羽根次郎等译，东京：青土社，2012年)、李锐《中国共产党私史》(原著名《李锐新政见：何时宪政大开张》，香港：天地图书公司，2009年)(小岛晋治编译，东京：岩波书店，2013年)等。这些翻译出版的著作，或自称涉猎中国各省的秘密文件，或声称进行过缜密的调查采访，或反映美国汉学界的成果，因此颇受日本学界关注。日文版一问世，就有专家纷纷撰写书评大力推荐。其实，这些著作可议之处甚多，其中三位中国的作品，并未被中国主流学界接受。但是，由于这些著作具有所谓的“震撼力”，揭露了不少所谓的“历史真相”，不免流走一时。相反，近年来中国大陆学界主流研究中取得的很多重大成果，却在日本社会和学界没有引起什么反响。这表明，日本的毛泽东研究，浸淫于西方汉学的整体环境之中，很大程度上与出卖所谓学术噱头纠缠在一起，这是许多正直的日本学者所看不惯的。究其原因固然很多，但有一点不可否认，正如一桥大学大学院研究员阿部干雄所指出的，一些日本学者“单纯照抄西方的价值观”，“他们的中国大陆观完全是划一的，把中国看作‘(压抑的)一党专政’‘没有报道自由’‘缺乏民主’”的国家(阿部干雄：《中国革命结束了吗?——评丸川哲史著〈鲁迅与毛泽东：中国革命与现代性〉》，《情况：为了变革的综合杂志第三期》2010年第7期)。而如果仅从这种角度来挑选中国存在的问题进行翻译介绍，当然会背离科学精神。由于日本一贯有重视“情报”的传统，所以引进外来作品，今后依然会源源不绝，因此，甄别真相，将继续成为正直的学者的研究课题。
3.重视实证研究，追踪历史细节，有碎片化倾向，难免出现误区
日本是资本主义国家，学术界对中国大陆主流学术成果持怀疑态度，这丝毫不奇怪，但是，他们由此而对来自中国主流学者的客观研究成果介绍不足，则不能不让人感到遗憾。他们自身以及来自西方的一些著作和论文，往往过分聚焦于历史细节，被细节遮蔽双眼，从而忽略了时代背景以及其他宏观因素的考察，偏离历史主义的研究原则，最终得出脱离历史语境的结论。更有人戴着有色眼镜看毛泽东，在科学研究的幌子下，试图达到污蔑、抹黑毛泽东的目的。而这种作品，在日本学术界持续受到一些人的关注，甚至成为研究的基础材料。例如，小仓正昭以李志绥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新庄哲夫译，东京：文艺春秋，1994年)为依据，考察毛泽东在整风运动、大跃进、人民公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所谓权力斗争中反映出的思想、人格和政治理想(小仓正昭的这一专题论文共7篇，2012年开始发表，汇总于2013年度《铃鹿工业高等专门学校纪要》第46卷)，就不属于“论从史出”，而是主题先行。还有人依据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土屋京子译，东京：讲坛社，2005年)，摘录出题为《毛泽东的战略与人生》的文章，试图将毛泽东丑化为极端个人主义、极具谋略、残忍、欺骗的人物(高田常信：《毛泽东的战略与人生》，《德岛文理大学比较文化研究所年报》2010年总第26期)。其实，李志绥、张戎的书早就广受批驳，以此类出版物做研究依据，除了表明的政治偏见与立场，已经与学术研究多有距离。
当然，对这类书籍，公正的日本学者进行了坚决抵制与驳斥。如横滨国立大学终身教授村田忠禧、横滨市立大学终身教授矢吹晋，均有专文发布，本文不再重复(村田忠禧针对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翻译了林克等著《历史的真实》(香港：利文出版社，1995年)，日文书名为《〈毛泽东的私生活〉的真相》(东京：苍苍社，1997年)。矢吹晋批驳张戎等《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的书评最先发表在日本21世纪中国综研编《中国情报源》(东京：苍苍社，2006年)，后收入他的论文集《中国政治经济的虚实》(东京：日经BP社，2007年，第8-61页)。中文版可参见郑萍编译《矢吹晋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及其在日本的反响》，http://www25.big.jp/~yabuki/2007/maoshuping-gb0710.pdf)。值得一提的是，小仓正昭从中国传统的“对”的思想角度考察毛泽东的思维及行为模式、丸田孝志关于毛泽东图像的研究(丸田孝志：《中国共产党根据地的权力与毛泽东图像》，丸田孝志：《革命的仪礼》，东京：汲古书院，2013年，第177-213页)，在研究视角上颇有特点。
四、研究内容上的若干热点问题
近年来，日本学者的毛泽东研究与美欧以及中国同行的研究具有很强的同步性。如对毛泽东的评价、对毛泽东时代的重新审视、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执政逻辑的质疑、对中国共产党以及毛泽东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毛泽东在海外的影响、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思想的关系、关于毛泽东经典著作的研究、青年毛泽东思想形成的研究等，都是近期毛泽东研究中关注较多的课题。当然，对于那些有待加强和深入探讨的问题，日本和西方学者之间更容易具备共同的意识，更容易对话。但另一方面，即便日本学者之间，他们的学术背景、基本立场、研究方法、表述方式也不尽相同，有时还会大相径庭。我们既要看到他们之间的同一性，也要看到其歧异性。
1.关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连续性与不连续性
自从中国开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以来，如何认识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就成为日本学者关注的问题。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到来之际，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更是成为一个热点。日本现代中国学会从2006年开始，对新中国的历史进行全面探讨，于2009年编辑出版《新中国的60年——从毛泽东到胡锦涛的连续与不连续》(日本现代中国学会编：《新中国的60年——从毛泽东到胡锦涛的连续与不连续》，东京：创土社，2009年。东京成德大学阿南友亮、东京大学加岛润等人发表在《现代中国》2010年总第84号上的书评也很有参考价值)。该书分为“再论毛泽东时代”、“再论邓小平时代”、“在胡锦涛时代复活的毛泽东”、“世界史中的中国”四个部分，对所谓毛泽东时代以及后毛泽东时代进行了专题研讨。相对于许多人把中国改革开放前后时期割断、分别看待的看法，本书更多地阐述了毛泽东时代与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之间的多种意义上的连续关系。
例如，从政治学与社会学相互结合的角度，学习院女子大学讲师金野纯的《“文革”时期民众的集体行为》、立命馆大学教授宇野木洋《从作为问题的近代看“毛邓”时代——关于后“文革”时期文化批评领域的预备考察》、首都大学教授奥村哲的《冷战与中国的社会主义体制——作为历史的毛泽东时代》，归纳起来看，不论观点如何，他们把毛泽东时代进行的“无产阶级专政”、“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群众运动”等，看作实现社会主义体制的方法;其结果，对于促进国内民众的均质化，加强一体性、凝聚性，形成新中国的“近代国民性”发挥了作用。在他们梳理下的新中国的60年，就是不间断地培养近代国民的过程。另外，从法学角度，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兼任神户大学教授)季卫东的论文《作为中国式抵抗权思想的当代毛泽东》梳理了毛泽东时代“造反有理”命题的提出动机、逻辑内涵以及社会意义，认为这个命题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时代，在实行政治经济法治改革中将被赋予新的内涵和形式得以扬弃，而“新的毛泽东形象”则被作为一种民众的“抵抗权的符号”存在。这些论文，立足于民族国家认同的视角，引入集体记忆、社会结构的方法，显得很有创新性，也有启发。
关于改革开放前的经济成就，学术界原本存在“是否濒临崩溃”的争论。桃山学院大学副教授、在日中国学人唐成《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经济成果——以国民经济水准为焦点》，对包括消费、教育、卫生在内的人民生活水平进行了国内、国际的纵向和横向比较，做出了肯定性评价，与一些认为毛泽东时代经济几近崩溃的意见不同。唐成认为，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经济发展成果为基础，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是无法实现的。东京大学加岛润在对唐成论文的评论中提出，在肯定毛泽东时代经济发展的“正的遗产”的同时，也要考虑无效率的制度和组织等“负的遗产”(加岛润：《书评：新中国的60年——从毛泽东到胡锦涛的连续与不连续》，《现代中国》2010年总第84号)。不过，毛泽东时代在经济上存在“正的遗产”，二人并无分歧，而这种观点，之前早有日本学者指出，但唐成的文章仍很值得关注。
此外，有学者对“1978年”这个被认为是当代中国历史上的转折点的意义进行了重新探讨。爱知大学教授砂山幸雄的论文《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指出，从思想文化史角度看，“1978年”的转折不仅仅停留在“脱离文革”一点上，当时的“解放思想”表现出多样的方向性、可能性，但这些在之后的历史过程中逐渐被单线条的“改革开放”思想所压倒。另外，针对通常把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看作划分改革开放转折时期的通行看法，神户大学教授加藤弘之《改革开放的开始与结束》从引进市场经济的角度考察，还指出实际上改革开放早于此前已经有局部性的起步，而之后在某些方面也出现过阻挠改革开放的情况。这篇文章看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改革开放因素，有一定的合理性。当然，加藤的文章把中国的改革开放说成是向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过渡，属于西方学者的基本观点，但他充分肯定了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功。
2.关于毛泽东与中国革命和现代性的讨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界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叙事模式出现了争论。与革命史观相对应，出现了包括现代化模式的多样化的研究主张。尽管早有日本学者采用这种叙事模式，但中国学界的变化，还是对日本的中国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2010年-2011年出版的《新编原典中国近代思想史》(共7卷)(野村浩一等编，东京：岩波书店)就反映了这一新的研究动向。该书关注“文明”“近代”“革命”三个支点，翻译整理了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相关资料约300篇，包括毛泽东起自《民众的大联合》、截至《关于“三反”“五反”的斗争》的文稿和谈话共20余篇。这些文献中既有革命文献，还有从国民统合、学术、女性等视角收编的文章，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今日本学者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基本立场。
《新中国的60年》所收论文也可以看出。日本学者关于毛泽东与中国革命和现代性的研究，绕不开已故著名评论家竹内好的观点。东京大学终身教授近藤邦康表明，自己从“中国近代与毛泽东”视角研究毛泽东时，就是以竹内好的毛泽东研究为基础的(日本现代中国学会编：《新中国的60年——从毛泽东到胡锦涛的连续与不连续》，东京：创土社，2009年，第9页)。竹内好于1951年发表论文《毛泽东评传》认为，作为后发达地区，东方的近代化是在对西方的抵抗中展开的，毛泽东率领中国人民最终取得革命胜利，在经历了1927年-1930年间在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后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从此，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合为一体，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主义成为同义词，这是“纯粹毛泽东”，或称“原始毛泽东”(竹内好：《毛泽东评传》，《中央公论》1951年第4期)。对于竹内好的评价，子安宣邦进行了重新解读，提出质疑。他认为：竹内好的毛泽东认知“过于文学性”，竹内好在“人民中国”成立之初对“毛泽东”形象进行的“惊人”表述，是因为“毛泽东”是竹内好对“近代日本”的自我否定而重构出的他者形象，是具有新的价值的、革命的、“中国式近代”的人格形象的肉体体现，竹内好把对于“人民中国”内在的抵抗与斗争、生长与成熟的全部解读，统统集中到“毛泽东”身上;但是，60年代以后，竹内好描画出的“中国革命”“毛泽东”形象丧失了光芒，而其建构者竹内好也从此陷入了沉默(子安宣邦：《文学的、过于文学的“毛泽东”：读竹内好〈毛泽东评传〉》，《现代思想》2012年第11期)。
通过对文学家鲁迅和政治家毛泽东进行比较研究，也是这个研究课题的一个切入点。明治大学副教授丸川哲史出版专著《鲁迅与毛泽东：中国革命与现代性》(东京：以文社，2010年)，以鲁迅和毛泽东的实践活动为中心，把内战、抗日、建国、“文革”、改革开放整个革命史看作中国特有的走向现代化的尝试，分析了通过“革命”这种“残酷的选择”构筑起来的中国的现代性。认为，中国的现代性并非在作为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而独立的过程中形成，而是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领土割据的五四运动为起点形成的，“反帝”、“捍卫主权”、“党”、“干部”、“整风”、“思想改造”这些不同于西方近代概念的关键词，成为中国现代性特征的表述。一桥大学大学院研究员阿部干雄认为，丸川哲史的书是在当代沿用了竹内好的问题意识，即通过考察中国的现代性，来批判日本的现代性本身，是“作为方法的亚洲”(阿部干雄：《中国革命结束了吗?——评丸川哲史著〈鲁迅与毛泽东：中国革命与现代性〉》，《情况：为了变革的综合杂志第三期》2010年第7期)。冈山大学终身教授岩间一雄的3篇连载论文《鲁迅与毛泽东》指出，鲁迅与毛泽东在对待中国革命问题时，在通过反封建、农民革命来推翻旧社会这些点上存在共同性，但在打破民众的奴隶精神以形成自主自立的主体而采取的方法上却存在“文学的方法”和“大众的方法”之间的本质性区别(岩间一雄：《鲁迅与毛泽东》，《人权21》2009年第6期、2009年第10期、2010年第2期)。
3.关于大跃进的探讨
大跃进期间的自然条件、死亡人数和人为因素等，是学者争论的热点。日本学者关于这些问题的探讨，主要通过翻译出版外来的研究成果来体现。如迪克特《毛泽东的大饥荒》、贝克《饿鬼》以及杨继绳《毛泽东：大跃进秘录》等翻译作品即是。针对这些著述，日本学者发表了多篇激烈的评论，从中可以读出他们关注的问题。神奈川大学终身教授小林一美对迪克特和杨继绳的书作了长篇评论，称它们为“迄今为止的纪念碑式的著作”，认为它们“详细介绍了档案资料中的统计数据，具有很高的记录价值。”对于大跃进中死亡人数，学界争议很大，而评论者却未置一词。对于大跃进失败的原因，小林一美特别指出，由于大多数的地方党员完全不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甚至包括毛泽东及中央干部的多数都对社会主义理论一知半解，而一般民众文化水平低，因此，从党员到干部都在宏大的空想之中，试图依靠“暴力”来实现“共产主义”。针对日本学者对大跃进、大饥荒等敏感、难点问题上的研究成果不足的现状，小林一美颇为不满。他批评道：现在的日本学者缺乏学术探讨的锐利精神，难以成就自身的独立研究;他们有嗅着气氛、避开对“危险、深刻的政治问题”进行调查和研究的倾向;他们应该考虑自己的研究的价值和意义，考虑研究在国际上是否有前沿性(小林一美：《两本巨著，追踪毛泽东时代的悲剧，“饿死几千万人”的实态：杨继绳〈毛泽东：大跃进秘录〉、冯克·迪克特〈毛泽东的大饥荒〉》，《中国研究月报》2012年第6期)。这种论调，既有对日本学者的鞭策，但字里行间，也具有某种意识形态的内涵。
4.关于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
学者从不同角度关注这个问题。近藤邦康秉持他的一贯观点，认为“抵抗外来的侵略，突破内在的束缚，发挥人民的力量，把国家独立和人民革命相结合”是贯穿于作为革命者和建设者的毛泽东的思想中的根本思想，由此出发，毛泽东试图通过“文化大革命”实现新世界，此中具有复杂的国际和国内背景，但其方法是“自我破坏性自我毁灭性”的(日本现代中国学会编：《新中国的60年——从毛泽东到胡锦涛的连续与不连续》，东京：创土社，2009年，第5-32页)。金野纯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发生在一党专政的极度政治化的生活世界里的各种变动的总称,他把聚光灯对准政治社会学侧面，认为这个时期民众独特的集体行为，不仅仅缘于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特征或毛泽东的个人性格等，而是社会结构、“被身体化的价值观和行为样式”、政治过程相互作用的表现。他认为，“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群众运动，“同时具有对政权的反叛和忠诚的相反向量”，在“反体制的同时，又宣誓忠诚于其顶峰的毛泽东”(日本现代中国学会编：《新中国的60年——从毛泽东到胡锦涛的连续与不连续》，东京：创土社，2009年，第33-58页)。
而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庆应大学教授大西广则从社会经济文化以及人的发展的角度展开对“文化大革命”中“文化革命”的分析。大西广在论文《毛泽东、文化革命与文化层次》中提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运动的贡献。他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不同经济利益者之间的阶级斗争，如果从当时人的发展水平来看，毛泽东进行了合理的政策判断。他指出，“人的发展内容和程度”是社会制度转换的前提，“要变革社会，需要变革人自身”，因此，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其实就是“文化的革命”。正因为毛泽东认识到了儒教思想和资本主义文化之间的连续性，因此他把文化革命的对象指向了“封建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二者，但由于当时人们的文化发展水平的限制，“文化革命”最终失败。又由于“革命方式”也存在严重问题，最终变成了“非文化的”“文化革命”。从这个角度讲，“尽管毛泽东的‘文化革命’的意图正确，但时期过早，因此成为‘非文化的’”革命(大西广：《毛泽东、文化革命与文化层次》，社会主义理论学会编：《资本主义的极限与社会主义》，东京：时潮社，2012年，第77-92页)。日本的学术研究具有较大的宽容度，从大西广的文章可知，即使“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敏感议题，在日本也不乏对之予以正面评价的学者。
或许在中国读者看来，日本的整个中国研究，时常会给人怪怪的感觉，毛泽东研究也不例外。有时，他们会“幼稚”得可爱，有时又会“荒唐”得可笑。对个别历史细节与碎片的“钻研”，还会显得笨拙。凡此，均与日本的历史文化以及日语特有的表达方式密切相关，需要“他者”深邃地进入其语境才能通晓。令人欣慰的是，在右翼学者以及政治上别有用心的人之外，日本从不缺乏学养深厚、真诚正派的中国研究专家。他们刻苦钻研、兢兢业业、立场公正、对华友好，是日本的中国研究队伍中的健康力量。这一特征，在关于毛泽东的研究格局中表现得很明显。在他们看来，“毛泽东是了不起的伟人”;毛泽东不仅是中国的，也是值得全世界人民研究的(郑萍：《日本学者的毛泽东研究：与村田忠禧教授对话》，金民卿、赵智奎主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报告No.6：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92-97页);毛泽东是个说不完的话题，“毛泽东仍然是评价中国的非常重要的标准”(大西广：《毛泽东、文化革命和文化层次》，社会主义理论学会编：《资本主义的极限与社会主义》，东京：时潮社，2012年，第91页)。因此，他们对与毛泽东有关的文献与成果，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与精力。尽管他们得出的一些结论，中国学者或许并不认可，但不可否认，他们的研究成果值得中国学者参考或借鉴。我们关注日本的毛泽东研究，也应该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这些学者身上。
参考文献：
[1]村田忠禧：《毛泽东著作研究的回顾与今后的课题》，《晋阳学刊》2013年第6期。
[2]尚庆飞：《近年来国外毛泽东研究若干趋势的分析与思考》，《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年第6期。
[3]程麻：《日本毛泽东研究的宽与深》(上、下)，《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7月13日、2010年7月20日。
[4]郑萍：《冷战后日本的毛泽东研究》，《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9年第9期。
[5]周一平：《日版〈毛泽东集〉〈毛泽东集补卷〉校勘与研究》，香港：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2013年。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本文原载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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