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欧洲殖民浪潮曾给殖民地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但殖民者往往以救世主自居，认为他们给殖民地人民带来的是“欧洲人道主义”救助。近期，斯坦福大学历史学教授多尔顿通过研究发现，从19世纪末开始，在殖民者的宣传下，很多欧洲人都认为自己的国家帮助非洲、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人们进行了必要的政治经济改革以及教育和科技普及。而事实上，殖民地人民并非是“欧洲人道主义”的受益者，他们面临的往往是恶劣的工作环境、缺衣少粮的生活以及暴力统治。
多尔顿长期致力于研究帝国主义和人道主义在欧洲历史中的发展和影响，曾著有《一个帝国的分裂：宗教、共和主义和法国殖民主义制造》一书，讲述了天主教传教士和共和主义批评家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如何塑造殖民地政策的。近年来，多尔顿在多个国家的公共和私人档案馆里搜集资料，试图研究从19世纪到20世纪中叶，伴随着法兰西帝国崛起和衰落过程中的暴力统治、殖民地灾难和人道主义悖论。他发现了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法属刚果殖民地的一段微观历史，并开始做重点研究。当时的殖民者计划大规模修建铁路，从今天刚果共和国首都布拉柴维尔延伸到大西洋沿岸的黑角。殖民者曾声称该项目可以帮助刚果人民摆脱贫困和所谓的“野蛮状态”，但是铁路修建的后果是大规模的社会断层、可怕的劳动环境，并最终造成两万多名当地人死亡。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多尔顿谈到，这场悲剧被当时殖民者和政治家们所否认。他们与媒体串通，大力描绘该项目为刚果人民带来的福祉和利益，不愿意承认并回避当地人付出的惨痛代价。铁路修筑完成后，公众只对铁路本身感兴趣，殖民地人民的人权问题和切身利益则被忽略。时至今日，这段历史几乎被人们所遗忘，相关研究非常少，英语世界的研究几乎是零。同时，他通过深入研究发现，铁路修筑过程也是一段故事丰富、扣人心弦的历史，其中暴力的殖民者、激奋的法国记者和作家，包括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还有一次又一次向国际组织表达抗议的非洲人民，都像电影画面一般展露出了人性的各个层面。
多尔顿前往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调查。他发现，该铁路的建造对于早期艾滋病的传播有很大的影响。微生物学家追踪到，20世纪20—30年代，艾滋病病毒从黑猩猩到人类的跨物种传播曾发生在铁路修筑地区。当时，有法国医生对大量死亡的铁路工人尸体进行解剖，发现他们死于无法解释的疾病。而该病症在今天看来和艾滋病非常相似，多尔顿推测拥挤恶劣的铁路建设环境也许是早期艾滋病传播的理想据点。所以他提出，除了现在已知的罪恶，铁路的修筑还无意中造成了这种全球致命疾病的早期传播。
多尔顿认为，种种西方思想和实践中关于社会发展和人道主义传播的内容往往产生不良后果，殖民者们曾经试图用各种方法重新塑造地球上的非西方社会，但往往危害胜过好处。西方人道主义传播的历史不可避免地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相关，他们相信只有发展资本主义才是所有国家通往现代化的道路，这是西方人道主义的黑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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