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5·13”学生斗争感言
：林雁
最近新马朋友们正在紧锣密鼓筹备纪念新加坡“5·13”学生斗争60周年的活动，引起我的关注。我阅读了不久前收到的有关文章及史料，感怀至深。不嫌自己年老声嘶，我也来加入这一《大家唱》。(注)
据1956年10月15日新加坡《南洋商报》报道，全新华文中学学生家长千余人昨天下午举行大会，就学潮事态严重，一致通过多项决议，要求中华总商会出面处理这关系华文教育前途的重大事件，使华中、中正两校早日恢复常态;要求公开审判被捕的子女，否则无条件释放;要求对中学联被封的控状公开审理，否则应恢复其注册;要求政府以积极有效与诚实的方法，求得此次事件早日圆满解决;等等。大会结束前，赴会者起立举起右手，由主席吴采唐女士领导共同宣誓：“我们决以团结的力量，支持实践大会的议决案，争取家长及子女的切身利益与人身安全”。到会家长同声高呼家长团结万岁，万岁万万岁。
针对教育部长周瑞麒不满学生家长向集中于华中、中正两校学生供应粮食、衣物一事：吴采唐致辞时责问，难道我们的子女在学校留宿，我们要让他们挨饿受寒，才能使周教育部长满意吗?这于人情上也是说不过去的，请问为人父母的，谁愿看到自己的骨肉受寒挨饿?针对首席部长林有福说他没有忘记中国人的习惯，吴女士说：“我希望身为华人的首席部长能多多关怀华文教育。”吴采唐的演讲博得全场掌声雷动。接着高景瑚等八位家长登台发表演说，批评政府的错误措施。他们都希望子女人身安全，能安心求学。最后千余名家长一致宣誓他们要为子女的利益抗争。
前天我收到老友张泰永发来的他夫人蔡石君写的文章。文章回顾当年学生的英勇抗争并有许多人被捕入狱后说：“当年和我关在欧南路监狱的都是女‘同胞’，她们中有见义勇为，敢于担当的华校学生家长联谊会主席吴彩唐等数十人。”又说：“我在‘5·13事件’后就认识她。她作为学生家长联谊会主席，由于勇于带领学生家长在关键时刻，站出来同情、支持和帮助她们的儿女进行合情合理的斗争，在学生家长和同学们中间享有很高的威望，同学们亲热地称她为吴妈妈。她的儿子方小浪，在‘5·13事件’以及随后在华中为了争取适龄学生免役大集中时，表现得非常英勇。”
文章还指出，殖民当局千方百计企图破坏和瓦解学生的斗争，不惜安插“职业学生”到同学们中间活动，还把沥青装进酱油瓶送来给同学，甚至丧心病狂地企图制造命案。一天晚上，两位刚换岗的纠察同学，因为过于劳累，没回到纠察总部休息，而是在就近的课室就寝。当他们朦朦胧胧欲入睡时，其中一位同学差点被掐死。他感觉自己的喉咙被一双有力的大手紧紧掐住，在这生死关头，他使尽全身的力气，拼命挣扎，拳打脚踢，终于把凶徒击退。真是惊心动魄!击退凶徒的不是别人，正是当年担任纠察、身材高大威猛的方小浪同学。
读着这些文字，吴妈妈那犀利的词锋和铿锵有力的声音仿佛就在我的耳际回响，她的高大形象在我面前屹立着，把我带回到那动荡的火红年代。
其实，吴妈妈不是别人，正是我的岳母。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我就认识她。她和丈夫方式先生都是资深的华校教师。日本占领时期，他们拒绝为日本人的学校服务，宁愿到金马仑高原避难，投笔务农。日本投降不久，他们回到雪兰莪加影华侨中小学继续任教。方老师是我小学六年级的国文老师和班主任，对我有直接和较深的影响。战前我只读过三年书，中文小学一年，英文小学两年。日本时期荒废了三年八个月的学业，战后已经超龄，我决心夺回失去的时光，如饥似渴地读书，多次跳班。1945年下半年读了一学期小学五年级，1946年就跳班读小学六年级。这一年是方老师教国文。由于他的循循善诱，我的中文大有长进，打下较好的基础。吴老师虽没有直接教我，但我知道她很关心和爱护学生。她教的班里有一位乡下来的穷学生，名叫云志诚。云志诚是个勤学刻苦的好学生，吴老师很喜欢他。她细心观察，发现中午下课时，多数学生都到篮球场旁边的小摊贩买点零食，唯独云志诚总留在教室里埋头读书。她知道这位穷学生一定是没有零用钱。于是，一天中午，吴老师邀云志诚到家里吃午饭。此后差不多一年，吴老师总是执意要云每天来吃午饭，不来她就不高兴。几十年过去了，云志诚回中国参加工作退休后出版了一本回忆录，其中一章专门谈到加影华侨中小学的日子，他对吴老师的关爱总是念念不忘，亲切地称她为恩师。
1948年6月，加影华中被封闭后，方、吴两位老师到巴生附近的仁嘉隆小学教书。吴老师班里有一位女学生陈秋兰，因家里贫穷加上重男轻女，父母叫她中途退学。吴老师多次耐心说服家长，终于让秋兰继续读下去。秋兰很有志气，刻苦学习，中学毕业后还赴伦敦读护士，成为对国家、社会有用的人才。几十年后她仍然十分怀念吴老师，感激老师对她的帮助和爱护。
以上仅是两个较突出的例子。方、吴老师毕生从事华文教育，敬业乐业，晚年已是桃李满天下。虽则依然两袖清风，但他们无怨无悔。由此可见，他们面对华文教育被英殖民当局任意摧残的局面，怎能不痛心疾首，奋起抗争呢!
1956年我和方、吴老师的大女儿方小慧在广东汕头重逢，由谈恋爱进而准备于1958年结婚。当小慧写信征求父母的意见时，他们因对我比较了解，欣然表示赞同。此后他们对我更是关怀备至，爱护有加。1962年，我在北大印尼语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外语学院教马来语。当年中国的马来语教学刚刚起步，在师资、书籍和教材等方面存在诸多困难。虽然印尼语和马来语源自同一语种，但也有明显差别。我们这些教师也必须边教边学。当年中马尚未建交，购买马来文书籍存在许多不便。我多次把教学上需要的一些课本，包括马来文学著作及图书馆需要的书列出清单，请爸爸在新加坡购买后邮寄到北京。他老人家总是不辞辛劳，有求必应。这不仅对我个人进修马来语有很大帮助，而且也为北京外语学院马来语教学的发展默默作出贡献。这是鲜为人知的一件事。
我和方家从相识、领教到结亲，度过了大半个世纪，那是一个战乱连绵、苦难深重、激情澎湃的大时代。我深切体会到，方家的经历是一部充满苦难和付出的历史。方、吴老师的大女儿、大儿子大约十六、七岁离家，于1951年先后去中国求学。小女儿后来也负笈澳洲，身边只剩下一个小儿子方小浪。1956年吴妈妈和小浪双双被捕入狱，家里只剩下方老先生孤身一人。他虽形单影只，无依无靠，但也坚强地挺过来了。小慧在广州得到这消息时，为爸爸、妈妈、弟弟担忧，伤心流泪。冷战时期世界分为两大阵营，居住在中国和新马的家庭成员除了靠书信来往，犹如生活在两个世界，天各一方。小慧和爸爸分别18年后才能在北京重逢，享受大约一个星期的十分难得的团聚。她离家32年后才能在香港和妈妈重聚。试问，一个人的一生能有几个18年和32年?而妈妈和小浪于1956年被捕后分别关在不同的监狱，直至小浪被驱逐出境和遇难，都没能见上最后一面，不料竟是生离死别，令人情何以堪?如今，在纪念“5·13”学生英勇斗争的日子里，想起敢于仗义执言，维护华文教育和学生权益的吴妈妈以及在斗争中表现勇敢机智的方小浪，不禁令人更加肃然起敬、深深怀念!
注：《大家唱》是当年学生运动中一首非常流行的歌曲，歌词大意是：来，来，来，来，你来，我来，他来，我们大家一起来，一起来，来唱歌，一个人唱歌多寂寞，多寂寞；一群人唱歌多快活，多快活！………当年，这首歌对鼓舞同学们的斗志起了积极作用。
(林雁，2014年5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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