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求“领导世界，实现美国世纪”，是美国的既定国策。为实现这一战略目的，美国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策划。
利用消费主义和后现代文化日益膨胀，消解和排异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展示美国文化的魅力，是美国全球意识形态化的主要战略之一。
谋求“领导世界，实现美国世纪”，是美国的既定国策。为实现这一战略目的，美国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策划。其中，策划意识形态的系统性和结构性控制，是美国开展文化帝国主义运动、谋求文化霸权的核心技术和基本模式。“美国制造”成为国际社会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文化现象。
教义制造
虽然美国宪法规定了政教分离原则，但是美国意识形态的最重要基础却是美国人的宗教意识。按照理查德·尼克松的说法，美国“是世界上最笃信宗教的国家”。正是由于这一点，宗教对美国的影响是深刻而广远的。在美国，不仅宗教信徒人数众多，而且美国政府决策层人士中宗教信徒占据较大比例。同时，在政治选举中、美国日常生活中，宗教都无处不产生影响。而在教会以特殊身份与强大利益集团联合并参与政治生活时，宗教就发挥了巨大效用。根据费尔南·布罗代尔的研究成果，宗教信仰是美国生活方式的基本要素。美国是一个宗教社会。种种统计都表明，信教人数几乎达到100%。本杰明·富兰克林早在1782年就说过，在美国，无神论是人们闻所未闻的，不信宗教是非常罕见的、秘密的。今天仍然是那样，没有不在上帝影响下的官方语言。不论是伍德罗·威尔逊，还是艾森豪威尔，都自愿地把美国的所有对外活动视为“十字军东征”。由此可见，美国实际上是由社会政治精英们通过宗教教义或者活动有组织地策划和推广意识形态的。
媒体制造
在美国，电视、电台、报纸、杂志、网络、出版社等媒体都是作为公司获得运营许可证，由富人组成的执行董事会来操控。媒体—政府—大公司之间形成利益链条，相互合作进行意识形态控制。第一，以政府意志为主导，控制信息传播。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美国媒体的信息来源和评价主要依据美国政府及其意志。美国广播公司晚间世界新闻、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晚间新闻、全国广播公司晚间新闻、美国有线新闻电视网和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等媒体在发动战争的前3个星期中，相关信息的63%来自政府官员或前任官员，使得报道有强烈的支持战争的倾向。反对战争的人员只占所有人员的10%，仅占特邀嘉宾的3%。第二，制造双重标准，混淆事实真相。美国在对政治盟友和对手的媒体报道明显存在双重标准。20世纪90年代，关于土耳其库尔德人问题，美国向土政府提供了80%的武器以解决民族冲突。应当说，这是一起反人类的非人道主义行为。不过，对于这场有损于美国政治形象的种族清洗战争，被政府和利益集团控制的媒体却故意淡化或回避了。1990年到1999年《洛杉矶时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新闻周刊》、《时代周刊》等媒体的有关报道仅仅有14次。然而，在针对萨达姆使用毒气杀害本国同胞的报道和评述中，上述媒体使用“种族灭绝”来描述伊拉克杀害库尔德人的次数却高达132次。第三，倾向权贵意愿，左右政治舆论。2001年，美国广播公司晚间世界新闻、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晚间新闻、全国广播公司晚间新闻里引用的美国人讲话中，超过1/3的是来自华盛顿的政界人士。这些政界人士中75%的政党背景为共和党，24%为民主党，只有1%为其他党或独立人士。对共和党人的青睐是由于他们控制政府的行政部门和政治资源。因此，美国的媒体应和了这样一种现象：新闻是深思熟虑的暗中操纵的产物，也是意识形态及经济权力结构的产物。
产业制造
利用消费主义和后现代文化日益膨胀，消解和排异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展示美国文化的魅力，是美国全球意识形态化的主要战略之一。在这一基本动机的驱动下，美国借助全球化趋势的涌动，利用渠道和路径进行意识形态的传播和控制：一方面，驱动文化消费，输出文化产品。美国利用广播、电视、电影、广告、流行音乐、通俗文化等大众媒介和大众文化，推动美国文化进行全球性消费，目的在于将自己的强势文化渗入到各国日常生活中，造成文化失落或断裂，继而仿效美国文化，寻找以美国为基点的新的文化归属。另一方面，实施文化殖民，实现文化霸权。近年来，美国通过对外文化教育交流及援助项目等，向落后国家大量输出文化产品，促使目标国认同和接受美国的文化符号及价值观念，于是这些国家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西方文化产业大国的“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的全球入侵，并由此产生文化殖民现象，造成民族文化的认同危机。现在，这场由美国导演的“消费主义文化”借助全球性商业信息大爆炸的时代背景，借助商业运作和文化包装，正在进行跨国界行动，潜移默化地传播一种“文化的同一性”：向美国认同、向西方认同的价值观念，深刻侵蚀着不发达国家的民族文化和自我认同。文化帝国主义运动已然对其他文化共同体全面发动了新的文化战争。
敌人制造
制造敌人，维护意识形态控制的合法性，是美国的外交传统。早在俄国十月革命前，美国两个共产主义政党——美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工党刚刚成立，美国统治集团就进行了政治镇压。1920年1月2日，美国司法部在全国70个城市进行大规模的突袭，对共产主义势力实施政治恐怖。以后，反共主义一直是美国的主要官方意识形态和政治行动。在国际社会中，美国在1918年6月就派出7000名军事人员干预俄国革命事业。二战后，美国又制造了新的意识形态模式——以凯南和杜勒斯为代表的“冷战思维”。其中，杜勒斯强调：“我们可以有信心把这样一种假设作为我们的政策的根据：国际共产主义强求一致的统治，在中国和其他地方一样，是一种要消逝的，而不是一种永久的现象”，美国应该尽其所能使“这种现象消逝”。冷战后，文明冲突与文化安全一直是战后国际社会争论的主要话题之一。其中，美国大加渲染两个话题：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和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前者宣布：在全球化视阈下，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对立必将以共产主义在20世纪的失败而告终结，自由民主制度将成为终结所有精神文化现象的主要元素和有利武器，这同时意味着所有民族国家的文化走向将以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文化路向为主要参照;后者则肯定地认为，当今国际事务的全部矛盾关系，主要反映在由各个不同的文化价值体系所组成的文明单位间或宗教间的冲突上。这一冲突将会在不同的文明结构板块的断裂带上展开。这两位学者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并不能成为我们考察和思索世界事务和民族、国家命运的唯一范式。上述历史和文化冲突问题的炒作幕后推手，与美国政府和媒体存在极大关联确为毋庸置疑的事实。
(原载： 2011年05月24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姜安 单位：深圳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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