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利亚在历史上是欧亚两大陆对冲的第一道关口，可以说它既是欧亚大陆力量变局的第一个旋转门，也是欧亚力量交锋的晴雨表。叙利亚至伊朗一线的地区安全与中国的西陲安全息息相关。缅甸具有无可替代的联通中国与印度洋的特殊的战略通道作用，云南特有的地缘位势使其成为中国经过缅甸进入印度洋的最主要的门户。在中国印度洋战略中，云南具有不可替代的“桥头堡”地位。
扎格罗斯—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山带是中国西南安全的战略屏障
印度洋北岸和中国有什么关联呢?如果特别注意一下立体地图上的扎格罗斯—兴都库什—喜马拉雅这条山带，就会看到这条山带对中国西南安全是一条巨大战略屏障。这是由世界最高山脊连接成线且难以逾越的山带，因其特殊的地理形势，它几乎成了古今侵略者的死亡地带。古代的希腊人、罗马人，近代的法国人(拿破仑)、英国人和现代的苏联人、美国人都没有征服这道山带，再先进的科技在这里都不起作用。这个屏障给中亚地区和中国带来了极大的地缘政治优势，也给中国大西南带来优质且低成本的安全环境。由于这个屏障的存在，当年亚历山大打到印度就停了下来;蒙古人算是猛一些，1259年蒙哥大汗亲自率领四万军队越过这道屏障进入中国四川，但最终还是困死在重庆钓鱼城下;①1914年，占领印度的英国人曾打到拉萨，最终还是抗不住地高天寒而南撤。
凡事都要两面看，保护中国的屏障同样也是限制中国的屏障。连通中国西域与中亚继而西方的丝绸之路被今人赋予了过多寓意，其实这条路最初的开通是为了中原政权的安全需要。汉朝时，为了联合西域部族合击匈奴、而不主要是为了商业的目的，张骞冒死率人西进开发出这条道路。同理，我们今天的丝绸之路建设也不会只是一个田园牧歌的进程。当前，我们有些研究提议以修建整合亚洲大陆铁路的方式推进中国西进的“新丝绸之路带”，这想法非常好但也很浪漫。回想一下当年俄国人在中国境内修的那条中东铁路，开始说是共同抗日的需要，后来竟演化为两国的宿怨，这种怨气一直影响到20世纪50年代;相反，几乎是同期开工的在俄国境内修建的横贯东西的那条近万公里的西伯利亚大铁路②迄今却一路畅通。设身处地，今后我们在其他国家境内修建道路，难道不会再碰到同样的尴尬吗?没有历史经验支持的建议，提出来还是要谨慎些。目前，我们在一些东南亚国家修的铁路已经出现类似问题。一个国家在别国领地上修铁路而不加以控制，这是说不通的;而控制就要有矛盾，矛盾大了就难以避免冲突。以前，我们知道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今后，我们也要知道商业尤其是国家间的重大商业经贸往来也是政治的延续。可见，通心要先于通路，通心要有持久的耐心，在心未通而又力所不及之处，路不可过于深入，重资产投资还得做相应收缩。
世界视野中的“丝绸之路”
连接中国与中亚的丝绸之路，关乎中国西陲安全，而在向当地人民学习的过程中，加强与中亚国家的交往才是化解中国西陲安全风险的政策基线。2013年9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重要演讲，首次提出了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倡议;10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重要演讲时明确提出，中国致力于加强同东盟国家的互联互通建设，愿同东盟国家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都说明中国与中亚国家交往远不只是一个物流过程，更多地应是交心的过程。通关贵在通人，通人贵在通心。如无这些，仅有武帝的“武功”而没有武帝的“文治”，丝绸之路就不会有后来的延续。习近平主席“一路一带”构想所包含的哲学思想已经不能仅从经济发展的思路来理解，而应当从“环球同此凉热”——即世界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共产党人的大情怀来理解。
丝绸之路也是东西方相互影响之路。目前北约东扩已经合并了东欧的部分国家，地中海南岸也为欧洲控制，那下一步怎么办?依据历史经验，就是打通叙利亚。叙利亚是欧洲人进入麦金德所说的控制世界的“心脏地带”的门户。拿下叙利亚，也就打通了经伊朗高原③进入中亚并经此即可由帕米尔高原④进入中国新疆的道路。当年亚历山大大帝、罗马军团、十字军和蒙古人的东进和西出，这里都是必经要路。法国学者鲁保罗认为：“那些不想经北部绕过里海的行人，则必须穿越伊朗这一富饶、人口稠密、接近肥沃的新月形地区，这一切都使这条道路变得非常繁忙。如果政治事件有时会使这条道路封闭，那么它也必然会重新开放。”⑤
从叙利亚沿伊朗高原东进中国的那条路在历史上是传统的丝绸之路之一。这条屏障的最西端是叙利亚，这里是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在历史上也是欧亚两大陆对冲的第一道关口，也可以说它是欧亚大陆力量变局的第一个旋转门。罗马人东扩，蒙古人西进，都是到了这个地方受到抵抗并因此固定了东西方的政治格局。由于他们的斗争关乎汉朝的安全，张骞出使西域时派副手访问安息帝国，安息国王派了2万多兵骑迎接，⑥因为他们也需要中国的支持。当时的安息位于今天的伊朗高原，其西端就是今天的叙利亚，位于今天欧洲东扩的前线。今天的北约东扩就是昨天罗马东扩的重演，在叙利亚激烈抵抗前，今天欧洲的妥协也是昨天罗马在此妥协的再版。可见，叙利亚至伊朗一线的地区安全与中国的西陲安全息息相关。1904年，哈·麦金德在《历史的地理枢纽》一书中说：
这里是早期文明地带中最脆弱的地点，因为苏伊士地峡把制海权分成东西两部分，而从中亚延伸到波斯湾的波斯干旱荒原，使游牧势力总有机会打到那一片把东面的印度、中国与另一面的地中海世界分隔开来的大洋边缘。每当巴比伦、叙利亚和埃及绿洲的守备薄弱的时候，草原民族就可以把开阔的伊朗高原和小亚细亚作为前进的据点，从那里穿过旁遮普而进入印度，经过叙利亚而攻入埃及，越过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的断桥而进入匈牙利，维也纳地当欧洲内地的入口处，抗阻着从两方面——直接穿过俄罗斯草原与绕道黑海、里海以南而来的游牧民族的袭击。⑦
15年后，哈·麦金德在《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一书中以更为简炼的语言再次重申这样的观点说：
谁占有大马士革，谁就有旁门通向另一条路——在两洋之间沿幼发拉底河谷而下之路。这同一个区域，既是历史的发祥地，又是现代最重要的交通大道的交叉点，不可能完全是一种巧合。⑧
印度是北印度洋最重要的国家，但对中国西域安全权重排序上却不是最重要的国家。常有媒体看着平面地图说印度对中国有大威胁。如果看看历史，再看看立体地形图，就会知道印度没有大规模北上强攻的能力，当然中方也没有大规模南下并实行控制性占领的能力。这还得归因于喜马拉雅山的屏障作用。历数古代史，印度人什么时候打到过西藏、占领过拉萨?没有，都是北方游牧民族从西面顺印度河南下进入印度。当然，这也不能说印度人没有北上的想法，也不是说中原人没有南下念想，只是说在这一地区双方实在没有实现这种想法的地理条件。1962年底，我军横扫盘踞在藏南的印度侵略军后为什么马上退回来呢，因为地形不行。喜欢读三国的毛泽东自然会注意曹操占领汉中后又不得不放弃汉中退回秦岭的原因：藏南孤悬且直抵印度西北平原，由北而南，攻易守难，且后援难以为继。如陷南地，无以回旋，极为被动。由南而北，则是攻难守易。毛泽东充分利用藏南地形的这种特点，对入侵者发起凌厉的攻势，势如破竹，速启速合，没有留给印军占其地利以逸待劳的时间。
上文说叙利亚是欧亚格局的转换门，现在再加一句，叙利亚也是欧亚板块交锋的晴雨表。所以，从中国西陲安全的角度看，较之于印度，叙利亚至伊朗高原直至阿富汗一线的国家对于中国西域安全有着更大的地缘政治关联。
缅甸之于中国的地缘政治意义
在印度洋北岸的东面，对中国安全有重大关联的是缅甸。缅甸位于亚洲东南部、中南半岛西部，其北部和东北部同中国西藏自治区和云南省接界，东部与老挝和泰国毗邻，仰光濒临伊洛瓦底江。缅甸西部与印度、孟加拉国接壤。缅甸南临安达曼海，西南濒孟加拉湾。缅甸从南到北长约2090公里，东西最宽处约925公里。地势北高南低。北、西、东为山脉环绕。北部为高山区，西部有那加丘陵和若开山脉，东部为掸邦高原。靠近中国边境的开卡博峰海拔5881米，为缅甸最高峰。
伊洛瓦底江是亚洲中南半岛的大河之一，也是缅甸的第一大河。西部山地和东部高原间为伊洛瓦底江冲积平原，地势低平。伊洛瓦底江河源有东西两支，东源恩梅开江(Nmai Hka，中国境内称独龙江)，发源于中国境内察隅县伯舒拉山南麓，西源迈立开江，发源于缅甸北部山区。独龙江东南流经云南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西境，然后折转西南，进入缅甸，过贾冈南流，称恩梅开江。两江在密支那城以北汇合后始称伊洛瓦底江，南流后注入印度洋安达曼海。伊洛瓦底江全长2714千米，流域面积43万平方千米。在伊洛瓦底江东面并与其北南平行的还有萨尔温江(又名丹伦江)，为缅甸最长河流。该江源于中国青藏高原唐古拉山南麓，称为那曲。离开源头后进入云南境内改称怒江，入缅段称萨尔温江，或丹伦江。入缅后南下在毛淡棉附近，分西、南两支入安达曼海的莫塔马湾，并在河口处两支流间形成比卢岛。不含中国境内，河长1660公里，流域面积20.5万平方公里。
凡能坐大者，必有外援;凡有外援，必有通道。缅甸之于印度，其通往中国的道路要平缓通顺许多，纵贯缅甸北南的伊洛瓦底江——其交通意义相当于贯穿中国东西的长江和贯穿中欧和东欧的多瑙河⑨——更给缅甸交通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从中国云南昆明经保山至瑞丽出境，顺瑞丽江可达缅甸的伊洛瓦底江并由此直入印度洋。故此，特别是在近代以来东海被困之后，缅甸就成了中国大西南与国际联系的重要通道。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看到这一点，他在《亚洲的问题》一文中说：“获得缅甸使印度得以将边界向东推延，从而避开喜马拉雅山脉，打开了向长江上游地区及中国西部省份施以政治和商业影响的通道。”⑩
明代中期，中国东海尚未出现危机，此前西南方向对于中原诸王朝而言，只是稳边安民的问题，这可从明王朝在西南设立的一系列管理机构的命名看出，如“车里军民宣慰使司”、“缅甸军民宣慰使司”、“老挝军民宣慰使司”等。11但到明末，东海倭患蜂起，特别是清兵入关后，西南便成了各类反清力量的聚啸之地，缅甸之于中国的地缘政治的战略意义也随之上升，渐成为中国大西南诸力量获取外援的重要通道。1937年，日本全面侵略中国，东海的制海权沦落日本之手，中央政府迁至重庆。由此，缅甸通道对于中国的战略意义陡然提升。美国地缘政治的重要学者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说：“日本的扩张势力差不多完全把我们同俄国和中国的交通截断了。从俄国和印度到中国的陆路，运输量有限，没有能够使中国得到接近必需的军需。要想最后击败日本，大部分有赖于有效地改善这种情况。”12 1937年，在中国东部被全面封锁的情况下，中央政府于10月始征调云南民工20万人，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修成了连接昆明至瑞丽的中国境内段公路，进入缅甸后又继续修建了经过缅北的公路，两段合称“史迪威公路”13，中国由此从境外获得大量战略物资，为抗战胜利提供了有力支持。
1959年6月，苏联政府背信弃义片面撕毁了中苏双方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9月9日，苏联塔斯社就中印边境争端发表声明，公开偏袒印度尼赫鲁政府，反对中国。9月15日，美苏举行“戴维营会议”，随后赫鲁晓夫就来到北京劝说中国“不要用武力去试探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14”，与此同时，苏联政府开始鼓吹苏美两国共治世界的“戴维营精神”。1961年始，肯尼迪政府对越南发动“特种战争”，1962年4月至5月，苏联驻中国新疆领事馆怂恿新疆伊犁、塔城民族冲突，造成当地居民大量外逃。
这一系列事件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他开始考虑“要准备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合伙整我们”15及“敌人怎样进攻我们怎样对付”16的问题。当时中央军委提出“北顶南放”17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则判断“敌人很可能是中间突破”18。
为了对付“从中间突破”的可能性，在各种方案中，毛泽东首选以西南为重心的“大后方”建设。集中投资于四川东部山区和中部平原，特别是重庆一带，在四川西南端的攀枝花和甘肃酒泉建造钢铁基地。与此同时，毛泽东提议“三线建设”。1964年5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毛泽东说：“第一线是沿海，包钢到兰州这一条线是第二线，西南是第三线。攀枝花铁矿下决心要搞，把我们的薪水都拿去搞。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是不行的，要准备上山，上山总要有个地方。”当罗瑞卿讲到总参谋部担心密云、官厅这些水库的泄洪量太小时，毛泽东将北京的安全与四川联系起来，说：“北京出了问题，只要有攀枝花就解决问题了。北京淹了，还有攀枝花嘛。应该把攀枝花和联系到攀枝花的交通、煤、电的建设搞起来。”19第二天(5月28日)，刘少奇主持召开有各中央局负责人参加的会上进一步强调：“昨天在主席那个地方谈的基本的一点就是搞四川这个第三线。主席着重地讲了攀枝花，酒泉也提到了，但不是摆在第一，第一是讲攀枝花，其他各方面少搞，搞攀枝花。”2011月26日，毛泽东在听取西南三线工作汇报时说：“国民党为什么修长江—都匀—贵阳那一条线，而不修川汉那一条线?是什么道理?川汉铁路21，满清未修，就闹风潮，选的是北线。为什么要修川汉线，要找历史资料做比较，都要研究一下，做个比较。”随后毛泽东向在座的同志提问并回答说：“《三国志》讲黄权随刘备东征，刘备打了败仗，黄权被隔断于江北，没有路走，只好降魏。降魏的人中有人造谣，说刘备杀了他的家属。曹丕要给开追悼会，他说不要开，刘备不会杀他的家属。后来证实果然没有杀。是没有路走，回不去了嘛!”22这说明，毛泽东这时考虑的也是大西南的国际通道和国内从大西南返回中原的交通问题。显然，缅甸在其中的战略地位自然不可小觑。
毛泽东三线建设方案的提出来自对大西南地缘政治特点的深刻认识，除了来自他自身丰富的历史知识外，还与他1935年随中央红军经黔、滇、蜀北上陕甘的亲身经历有关。在云贵与蒋军周旋期间，因北上渡江困难，中央已有了建立川滇黔根据地的设想，23毛泽东也一定有了万一北上不成如何经营黔滇川苏区并与南面国家处理关系，以及如何从西南打通国际通道的通盘考虑，这种考虑又被黔贵川地区在随后的抗日战争时期所发挥出的联接国际大通道的突出作用所验证。基于这些经历，在20世纪60年代美苏南北夹击中国的时刻，毛泽东才会有“北京淹了，还有攀枝花嘛”即再次迁至大西南的判断，并做出“应该把攀枝花和联系到攀枝花的交通、煤、电的建设搞起来”24的重大决策，这与隋炀帝曾率大军北驱突厥、南下平陈的经历使他认识到大运河对中国统一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出于同一个道理。1962年，毛泽东在西南开战，显然是为了夺取西南方向的主动权。
除了伊朗之外，西南的缅甸出口大大提升了缅甸之于中国的地缘政治意义。在太平洋战争期间，缅甸之于中国的战略作用得到了充分显示。当时若没有缅甸，中国的抗战就会更加艰难。鉴于这样的经验，中国政府一直重视西南方向的国际通道建设。2011年国家建成渝新欧国际大通道，有了这条通道，中国大西南就有了北上大西北进入中亚的出口，如能再进一步开发与伊朗、缅甸相接的传统通道，这样，中国大西南这盘棋就下得活了，对于毛泽东提出的“黄权之问”，在50年后就可以有让毛泽东满意的答卷。
在中国安全问题上，最令人担忧的是东西共振的形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大西南往往担当着绝地翻盘的特殊的战略作用。
东北亚对中国西南的战略联动作用
我们研究历史会发现，历史上真正能对中国大西南安全产生重大压力的方向——因为喜马拉雅山的屏护及中国在几乎陡直的喜马拉雅山地中所处的居高临下的地势——较少地来自南方印度洋，而更多地来自东北亚。比如清兵入关、日本从东北入侵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拿下东北、挥师过江后国民党在大西南的纵深布局等，都促成了大西南的战略地位及其相关通道的战略需求陡升;而20世纪60年代初的中印关系的紧张和冲突，又不能不是美国对新中国东部越逼越近的海上封锁继而介入对越南内战的联动结果。
对东北亚问题有较早直觉的是隋朝皇帝杨广。杨广在中国历史上是对中华民族有大贡献的人物，在他即位之前，中国经历了“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分裂和战乱，与秦始皇及其业绩出现的历史背景相仿。有了这样几乎持续了三个半世纪(公元220～581年)的动荡背景，他们那一代人对国家统一就有了强烈的共识。杨广在位期间为中国统一和安全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件是修了贯通北南的大运河，想一举贯通中国大江南北——这件事算是做成了。如果没有这条大运河，明朝不可能把国都定在北京。第二，他意识到未来中国边陲的安全威胁将来自东北亚。于是他三次出兵朝鲜，想一举而定万世太平——这件事却办砸了。
这招致后世文人的非议，他们讽刺隋炀帝好大喜功。但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后来历史上的颠覆性的力量——比如导致大明、大清以至民国覆亡的冲击力量，不都出于东北或东北亚吗?唐太宗曾也认为炀帝好大喜功，可他执政后也同样认识到东北亚的危险性，并于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出兵东征高丽。1949年初，从西柏坡准备进京的毛泽东风趣地将此行比喻为“进京赶考”，在回答周恩来“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的话时说：“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25明乎此，再重温毛泽东的“我们决不当李自成”这句话，意义就深刻了。毛泽东说的不仅是李自成政权甫立即腐的教训，更是说他没有守住山海关的教训。面对吴三桂的变节，李自成并没有做认真准备，仅带了五万兵过去了，26不及半月便全线崩溃，退出北京，次年(1645年)即被杀于湖北通城九宫山。明朝及李自成大顺政权的失败及后来日本又从东北入侵中国的历史教训说明，东北亚对中国安全有着生死攸关的意义。东北破，北京就得迁都，随之而来的后果不是政权易手就是国家分裂。若此，大西南就成了中国抵抗力量绝地反攻的唯一地方。东北一带一马平川，势逼中原，且距离北京太近。1644年李自成刚入北京，清兵就过来了;1949年年底我们刚踏入北平，1950年下半年美国就来了。如不死，李自成接下来的目的地最有可能就是大西南的滇缅一带。如果当时认为美国来了仅仅是为了朝鲜，与我们无关，那李自成的悲剧很快就会来到眼前。故此，毛泽东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反过来想，如果没有朝鲜战场的胜利，同期西南剿匪及后来的西藏解放的难度将会大幅提高。
从隋朝至明朝再到民国的颠覆国家的力量一直都是沿着这条线越推越大的。1937年3月，毛泽东在《祭黄帝陵文》中说：“琉台不守，三韩27为墟。”笔者理解这是说琉球、台湾和朝鲜半岛的齿唇依存关系。但1895年日本在“甲午海战”后窃取中国台湾、1910年全面占领朝鲜、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诸事件所展示的连贯逻辑同样表明：“三韩”不保，中原为墟。朝鲜半岛是中国——当然也是俄国——东方安全的重要屏障：此门洞开，且不论由此可能造成的中国东北动乱及其对中国工农业经济的影响，仅从地缘政治上及近现代历史经验看，更会直接威胁中国京畿重地，并对中国的整体稳定造成重大冲击。只有朝鲜半岛稳住了，我们的大东北方可无忧，反之，东北亚的任何动荡都会很快传导到北京中枢，北京动则全局动，全局动则西南重。所以毛泽东当时特别看重明成祖把国都立在北京的经验，说他“不怕蒙古人的铁骑，是个有胆识的人”，28这是因为他特别重视“关外问题”：关外问题即全国问题，全国问题很快便会转化为西南问题。明乎此，我们理解了毛泽东20世纪40年代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50年代初“抗美援朝”及60年代强调“三线建设”举措、乃至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战之间的战略关联。
毛泽东早就看到“关外问题”对华北平原在中国地缘政治中的极端重要性，并予以高度重视。1945年日本失败前夕，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5月1日，毛泽东在关于政治报告讨论的结论中指出：“东北四省极重要，有可能在我们的领导下。有了四省，我们即有了胜利的基础。”29 1950年，美国出兵东北亚，毛泽东一改隋、唐远征为援助朝鲜的方式，借苏联的支持，出兵协助金日成一举将“关外问题”远远推到“三八线”之外。抗美援朝的胜利彻底杜绝了新中国重蹈李自成因忽视或失控于“关外问题”而功败垂成的任何可能，中国东北从而华北由此稳定至今。毛泽东与唐太宗、隋炀帝一样都注意到东北亚政局对中原政治的影响，比较而言，不同的只是毛泽东没有把边界锁定在山海关而是锁在朝鲜半岛的“三八线”。这是“唐宗宋祖”们的文治武功“稍逊风骚”的地方。
从这个视角观察，中国东北通道乃至朝鲜与西南通道乃至缅甸，对于中国全局稳定具有紧密的战略联动的意义。
在中国印度洋战略中，云南具有不可替代的“桥头堡”地位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所说的“大西南”，一般说来应包括四川省、云南省、贵州省、西藏自治区。顾祖禹云：
云南古为荒服，自汉以来，乍臣乍叛。盖疆域辽阔，部落环伺，崇山巨川，足以为保据之资。故时恬则牛驯蚁聚，有事则狼跳虎噉，势固然也。西南一隅，反覆最多。麓川抗戾于前，缅甸恣睢于后。蚕食邻封，志欲渐广。尾大之祸，议者早见其端矣。说者曰：云南山川形势，东以曲靖为关，以沾益为蔽。南以元江为关，以车里为蔽。30西以永昌为关，以麓川为蔽。北以鹤庆为关，以丽江为蔽。故曰云南要害之处有三：东南八百、老挝、交趾诸蛮，以元江、临江为锁钥。西南缅甸诸蛮，以腾越、永昌、顺宁为咽喉。西北吐蕃，以丽江、永宁、北胜为扼塞。识此三要，足以筹云南矣。虽然，云南者，南临交广，晋太康初，陶璜为交州牧，言宁州诸蛮接据上流，水陆并通是也;北时川蜀，诸葛武侯欲专意中原，虑群蛮乘其后，乃先南讨。蒙氏据有云南，屡为唐剑南之祸是也。《元史》言：云南之地，东至普安路之横山，西至缅地之江头城，凡三千九百里而远;南至临安之丽沧江，北至罗罗斯之大渡河，凡四千里而近。31
顾祖禹是明末清初的学者，一部《读史方舆纪要》集中国地缘政治之大成，并奠定了在中国古代地缘政治领域的巨擘地位。但顾先生的著作有极大的局限性，这就是他更多地是从稳边安民和国内治理的角度考虑包括云南在内的中国国内各区域的地缘政治作用。这在经济已卷入世界经济体系及中国已在这个体系中获得巨大发展的今天，显然不适应了。今天，我们应当从中国与印度洋的关系角度思考中国大西南尤其是云南的战略地位。
云南东接广西、贵州，北接四川，西北与西藏接壤。省内南北相距8个纬度，地势北高南低，南北之间高差悬殊达6663.6米。与缅甸、老挝、越南三个国家接壤。在中国大西南诸省中，云南是与缅甸交界最长的省份，滇缅边界由北至南约1997公里，连贯云南西陲，与缅甸的两条南接印度洋安达曼海的水上运输大动脉伊洛瓦底江和萨尔温江不仅接源而且几乎全程同向南行。这样的地缘政治位势对中国走向印度洋极具战略价值。
若再进一步结合前述顾祖禹的分析，云南在大西南的地缘政治作用可总结如下：
首先，如就国内治理而言，在大西南地缘政治中，四川是全局的重心，重庆是大西南进入中原的桥头堡。正因此，抗日战争中国民政府首选重庆为全国抗战的政治中枢。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解放中原并跨越长江后即兵向四川。8月20日，毛泽东复电刘伯承、邓小平等电报：“同意你们十九日关于向川、黔进军的基本命令。”32 10月19日，毛泽东复电林彪等就明确告之：
西南重心是四川。33
顾祖禹也有同样见解，他说：
云南古蛮瘴之乡，去中原最远。有事天下者，势不能先及于此。然而云南之于天下，非无与于利害之数者也。其地旷远，可耕可牧，鱼盐之饶，甲于南服。石桑之弓，黑水之矢，猡、獠、爨、僰(猡、獠、爨、僰，可能指当地部落的名称—引者注)之人，率之以争衡天下，无不可为也。然累世而不一见者，何哉?或曰：“云南东出思、黔已数十驿，山川间阻，仓卒不能以自达故也。”吾以为云南所以可为者，不在黔而在蜀，亦不在蜀之东南，而在蜀之西北。34
1972年，晚年毛泽东再次强调二十多年前的看法，8月17日，他在一份文件上批示说：“四川是祖国的战略大后方，是三线建设的重点。”35
其次，如果我们由北调头转南、放眼印度洋，从对外开放和世界治理的视角审视中国大西南的地缘政治作用，就会产生新的认识，这就是：
西南的重心是云南。
第三，鉴于前述缅甸之于中国所具有的无可替代的联通印度洋的特殊的战略通道作用，云南的这种特有的地缘位势使云南成为中国经过缅甸进入印度洋的最主要的门户。在中国印度洋战略中，云南具有不可替代的“桥头堡”地位。
节选自张文木《印度洋长策：目标2049》一文，全文参见：//m.drhuete.com/Article/guofang/2014/11/33208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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