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门政府与胡塞武装组织 2015年1月19日宣布在首都萨那停火。双方之间的冲突造成9人死亡、79人受伤，大量建筑被毁。
(一)也门：被恐怖主义绑架的国度
四年前的1月14日，在非洲大陆最北端的突尼斯爆发了一场反对独裁、争取自由的革命，执政23年的本·阿里黯然下台，逃亡沙特。这场突尼斯之变，迅速席卷了整个中东北非的阿拉伯世界，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国，相继上演了一场场剧烈的政治变革，史称“阿拉伯之春”。
然而，四年过去了，这场以“春天”冠名的社会变革，却没有给这些国家带来和煦的阳光与暖暖的春意，反而陷入更为激烈与混乱的权力争斗，内战不断，恐怖横行，民不聊生。不久前，发生在巴黎的恐怖袭击事件，有自称为也门“基地”分支组织站出来认领。
就在1月19日，也门什叶派胡塞武装组织包围了位于首都萨那的总理府，双方发生激烈交火。而这只是2011年以来所发生众多交火事件之一。“阿拉伯之春”导致前总统萨利赫被迫辞职，失去中央权威之后，也门陷入了部落混战局面，“基地”组织趁机坐大。
《国际先驱导报》驻也门首都萨那记者刘万利与商英侠，记录下了他们在这个被恐怖主义绑架的国度里的所见所闻所感。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刘万利、商英侠发自萨那：
逃离阿拉伯半岛，从亚丁港坐船行驶一天一夜，就来到了也门唯一一块闻不到硝烟的土地。索科特拉岛是印度洋上的一颗明珠，这里的人们还坚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习惯，岛上大部分地区至今仍未通电。
阿卜杜拉·拉夫是索岛原住民，中等身材，皮肤黝黑，虽然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但可以说一口流利的英语。知道我已经在也门生活三年，他显得很吃惊，“没想到还有外国人愿意在也门待这么久“。
“你看这里和萨那有什么不同吗?我们这里没人带枪，也没人配刀。与也门大陆相比，这里很安全但却没有游客肯来了，”他说。
经济低迷人们生活雪上加霜
索科特拉岛于2008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曾经是海湾和欧美国家游客的度假胜地，但在2011年“阿拉伯之春“革命后，也门大陆硝烟四起，索岛虽无战乱，但也失去了往日的喧嚣。
根据也门政府的统计数字，2009年共有约102万外国游客来到也门，索科特拉岛是最受游客喜爱的目的地之一;而到了2013年，到索岛的外国游客数量锐减到2500人。
“2013年12月是西方的圣诞假期，本来我要接待一个20人的欧洲旅行团，但12月5日，首都萨那的国防部被‘基地’组织袭击，随后这个旅行团就取消了来这里的行程，”拉夫说。
在这个有约6万人的小岛，除渔业外，旅游业是人们赖以生存的行当。
索岛的旅游业是也门经济的缩影。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受“阿拉伯之春“影响，也门经济在2011年萎缩了12.7%，虽然2014年GDP增长率恢复到约2%，但与2010年前年均4%以上的增长仍相去甚远，而贫困人口比例则从2009年的42%上升到2012年的54.5%。
经济低迷使得人们本就艰难的生活雪上加霜，恐怖主义、部落武装和分裂主义势力趁机坐大。
在索岛的岩壁上，前南也门的旗帜随处可见，仅一海之隔的亚丁市已经成为分裂主义势力的大本营。
也门是最早脱离殖民统治的阿拉伯国家之一，但战乱硝烟从未在这片大地上消散。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北也门和南也门相继成立共和国，之后两个国家内乱不断。1990年，北、南也门宣布统一，成立也门共和国。仅仅4年之后，原北、南也门领导人在统一等问题上矛盾激化，爆发内战，半年后，南方军队战败，也门再度统一。但南部分裂主义势力一直没有放弃重建南也门的野心。
2004年，盘踞在也门北部萨达省的什叶派胡塞武装组织与政府军爆发武装冲突，直到2008年双方才签署停火协议。但仅仅过了3年，一场席卷阿拉伯国家的剧变浪潮再次将也门拉回到战火当中，至今仍未看到硝烟散去的迹象。
中央政府无力团结国家
受突尼斯和埃及革命影响，2011年1月，大量也门民众走上街头举行游行示威，要求时任总统萨利赫辞职。已经执政33年的萨利赫意图修改宪法实现总统终身制，但在中东剧变的背景下，这样的要求显然无法让民众接受。
眼看着部分政府军倒戈支持反对派，萨利赫及时接受了国际社会调解，同意和平移交权力，并获得豁免权，免得步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等国领导人的后尘。
经过一年多的政治动荡，政府颜面扫地，中央权力大幅削弱，难以掌控地方部落势力;恐怖组织迅速滋生壮大，使得也门成为恐怖主义输出地;分裂主义势力也利用人们对中央政府的绝望情绪加速独立步伐。
1995年，也门内战结束后，也门政府开始经济、财政和行政改革。在十余年的时间里，GDP平稳增长，虽然国内贫困人口比例仍然处于高位，但经济运行基本平稳。
然而，人们希望变革的愿望过于迫切，感性压倒了理性。
“阿拉伯之春“爆发时，青年人是游行示威人群的主力军。在中东炎热的天气下，他们仍然夜以继日地坚守集会现场，奋力呐喊着民主与自由。
“总统必须下台，国家需要变革，“这是当时最流行的口号之一。但当被问到总统下台后国家如何才能变得更好时，多数年轻人茫然了。“只要总统下台，国家就能变好，”这是他们勉强给出的答案。
各大部落占地为王冲突不断
在一个部落文化盛行的国家，中央衰落就意味着分裂降至。
2013年12月，也门东部哈德拉毛省一名部族首领在通过一处政府军检查站时拒绝下车接受检查，其保镖随后与政府军士兵发生冲突，在交火中，这名部族首领和两名保镖中弹身亡。
一天之后，哈德拉毛省的部落武装将政府军驻地团团围住，封闭了省内所有主要道路，关闭了油田和石油公司，限时要求总统妥善解决争端，否则将宣布哈德拉毛省独立。
中央政府也慌了神，迅速派代表与部落武装进行谈判，允诺赔偿该部落约500万美元、200支枪和20辆汽车，才得以平息事件。
在萨利赫执政时期，也门政府通过不断出让利益安抚地方部落、武装组织和分裂势力，但新政府上台后，百废待兴，没有能力继续“供养”部落势力。
各大部落于是占地为王，不仅抢占油气资源，还攻击政府设施，使得也门经济雪上加霜，多地爆发武装冲突。“基地”组织则趁机与部落联合，迅速发展壮大。
而西方国家以政府腐败、政治和解迟缓为由，拖延发放对也门的经济援助，导致也门经济濒临崩溃边缘。
也门政府2014年初向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一笔5亿美元的紧急贷款，但二者要求也门政府必须取消燃油补贴才能获得这笔资金。也门政府在7月决定取消燃油补贴后，引发民众不满，才给什叶派胡塞武装组织武力逼宫的绝佳借口。
这样一个“不慎之举”，撬开了新一轮动荡的转动齿轮。两个月后，胡塞武装组织占领了首都萨那，肢解了议会第二大党“改革集团”，将守卫萨那的第一装甲师军营内的轻重武器统统运回了北部萨达省老家。
逐渐变成恐怖主义重灾区
2015年1月20日，胡塞武装组织占领了总统府，包围了总统官邸和总理府，也门政权已经摇摇欲坠。
在也门中央政府羸弱的情况下，“基地”组织趁机在也门南部地区发展壮大，并不断以也门为跳板，对西方国家实施恐怖袭击。
在“阿拉伯之春”的大变革背景下，“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趁机占领了也门南部阿比扬省以及附近舍卜沃、哈德拉毛省的多个城镇，并宣布以阿比扬省省会津吉巴尔市为首都建立“伊斯兰酋长国”。一时间国际舆论哗然。“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也一跃成为“基地”组织在中东地区最活跃的力量。
2011年至今，“基地“组织仅在首都萨那就制造了5起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了数百人死亡。爆炸地点包括阅兵式现场、警察学院、革命标志“变革广场”和国防部。
也门民众不仅发出质疑：政府无力保护重要的国家机构，哪有能力确保百姓的安全?
为了遏制萨那市内频频出现的暗杀事件，也门政府先是禁止摩托车在市内行驶，在遭到民众抵制后，又宣布使用摩托车载客的市民必须在车侧后方焊接一个坐椅，否则不许上路。
于是奇特的一幕出现了，三个轮子的改装摩托车充斥大街小巷，这种被其他国家视为严重威胁交通安全的行为在也门却成为政府的强制措施，目的仅仅是为了让恐怖分子实施暗杀行动后无法快速逃离现场。
当胡塞武装组织控制萨那后，人们立即拆除了焊接的第三个轮子，威胁生命安全的事当然不得人心。胡塞组织解决问题的方式则简单粗暴：只要发现有人持枪骑摩托车，立即击毙，问题迎刃而解。
也门中部、南部和东部地区逐渐变成恐怖主义重灾区。“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与当地部落势力联合，袭击石油运输管线，破坏发电和输电设施。首都地区每天停电时间超过10个小时，首都以外的地区停电时间更长。临时发电机的噪音不绝于耳，人们苦不堪言。
经济凋敝、民生凄苦、部落独大、中央羸弱、“基地”横行……种种问题在四年的时间里都没有得到解决。“阿拉伯之春”没有让也门人民感受到春意，反而让国家陷入寒冬。
南部地区的民众对中央政府愈发失望，要求南部地区独立的分裂势力获得越来越多百姓的支持。人们憧憬生活迈向春天，却看不到动乱结束的迹象。
http://news.xinhuanet.com/herald/2015-01/22/c_133938749.htm
1月14日，数以千计的民众涌上突尼斯市中心布尔吉巴大街，他们挥舞标语，高喊口号，以此来纪念革命4周年。
(二)突尼斯：政治自由填不饱肚子
相较利比亚、埃及、叙利亚等邻国，突尼斯在这场阿拉伯世界政治变革的浪潮中付出的代价相对较小，一些媒体和机构称赞“突尼斯是阿拉伯之春唯一成功的例子”。而在笔者接触过的突尼斯人中，有人欣喜革命带给他们更大的自由，却也有人怀念革命前更为低廉的物价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陈斌杰发自突尼斯
2011年1月14日，在非洲大陆最北端的突尼斯爆发了一场反对独裁、争取自由的革命，执政23年的本·阿里在全国的抗议浪潮中黯然下台。突尼斯人民对于政治变革的热情迅速传染了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国，一场轰轰烈烈的“阿拉伯之春”席卷了整个中东北非地区。
四年之后，作为阿拉伯之春起始地的突尼斯即将完成政治过渡进程，议会和总统选举完成，新政府组阁指日可待。从推翻旧政权的角度讲，这场革命取得了成果。但是，4年之后，革命带来了民众盼望的生活吗?突尼斯的“春天”来了吗?
两次选举3任总统5任总理
今年的1月14日，笔者在突尼斯市中心看到，数以千计的民众涌上布尔吉巴大街，人们手持的、头戴的与街头悬挂的突尼斯国旗，将这条以突尼斯首任 总统命名的主干道染成了一片红色。同样的地点，同样的红色，不同的是参加游行的民众不再愤怒和激动。参加游行的人群中，大人们表情平和，孩子们则处处透出 好奇和喜悦，仿佛这不是一场游行，而是一个大型的游园会。
毕竟，纷纷扰扰的四年过去，人们心中的愤怒随着时间消逝，种种现实问题也慢慢磨平了 年轻人对政治变革的狂热。这四年中，突尼斯人民共经历两次选举，3任总统，5任总理。经过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突尼斯目前拥有一部新宪法，一位民选产生的 任期5年的总统，以及即将产生的新一届民选政府。总的来看，突尼斯未来的局势趋于稳定。
突尼斯政治过渡虽然即将完成，但是过程却颇为曲折。 2011年10月，突尼斯举行议会选举，组成制宪议会和临时政府。但是，由“伊斯兰复兴运动”党主导的议会和临时政府没有在约定的一年期限内制定新宪法并 举行大选。从2012年底开始，由于制宪和大选筹备工作一拖再拖，在野党和执政联盟矛盾激化，各地拥护不同阵营的游行此起彼伏。
2013年2月，突尼斯反对党统一民主爱国党总书记肖克里·贝莱德遭暗杀，导致全国陷入政治危机。同年7月，反对党议员布拉米遇刺身亡，使得制宪议会一度停摆，全国发生大规模游行示威。此后，经过突尼斯总工会等机构的调停和斡旋，突尼斯政治过渡才逐渐走上正轨。
“革命在政治上取得了成功”
四年后，政治变革虽然即将完成，但是引发突尼斯革命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四年前，在突尼斯中部西迪布济德自焚的“小贩”点燃了全国的抗议浪潮， 四年后，突尼斯中部、南部与北部、东部仍存在较大的发展差距。据突尼斯央行发布的数据，突尼斯2014年的失业率仍然高达15.2%，通货膨胀率为 5.7%，作为经济支柱的旅游业也没有恢复至革命前的水平。此外，4年中多次发生的恐怖袭击已经造成60多名士兵和警察身亡。
今年27岁的法 拉几乎是突尼斯现代女白领的一个缩影：穿着入时，外语流利，硕士毕业，租住在市中心公寓。由于工作上的联系，笔者跟她有过一些交流。对于4年前发生的那场 革命，法拉肯定了其政治上的成果，她认为，“革命在政治上取得了成功，人们争取到了自由，特别是言论自由”。
对于法拉这样的媒体从业人员，革命无疑是一个利好消息。本·阿里掌权时代，政府对媒体实行严厉的审查制度，政府几乎掌控了所有媒体。革命之后，随着审查制度的解禁，各类私营的媒体迅速发展。目前突尼斯大部分媒体从业人员月工资在1000第纳尔左右，高于大部分职业。
法拉表示，革命之后，旧政权被推翻，人民不再受到高压统治，拥有了言论自由，拥有了集会、罢工等权利。“对于记者来说这是一件好事，现在我们可以畅所欲言，不用面对来自独裁者的威胁。年轻人在因特网上的交流也愈来愈活跃”。
但是法拉也承认，在经济和社会层面，革命并没有解决突尼斯原有的问题。四年来第纳尔迅速贬值，对于长期贸易逆差的突尼斯经济来说无疑是雪上加 霜。物价涨幅远超工资涨幅，导致了普通民众的生活比革命前更为拮据。当初率先爆发游行的中部、西部和南部省份贫困问题依然严重。全国失业率依然很高，许多 年轻人终日在街边咖啡厅闲聊，无所事事。
法拉认为，四年前的革命的参与者主要是两类人，一类是经济条件较差的普通民众，另一类是在政治上受到压迫、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社会精英。现如今，大部分普通民众以及一部分知识分子对革命感到失望，认为革命什么都没有改变，“我跟他们观点不同”。
法拉认为，革命给突尼斯带来了新的机会，她相信新一届民选政府能够进行更多的改革，减少腐败，增加行政透明度，更加注重民生问题。“当然，要解决引发革命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可能需要数十年时间。
普通人的生活反变得更困难
近几年，突尼斯的治安形势较差，入室盗窃多发，因此笔者的办公地也请了保安。今年30出头的贾鲁勒是我们的夜班保安，一周值班6晚，从晚上7点到早上7点。贾鲁勒身材敦实，留着一头阿拉伯男子常见的短卷发，鬓角已经略微泛白。
1月14日，突尼斯首都举行了庆祝革命4周年的纪念活动，数千人挥舞着国旗和标语，纪念本·阿里下台4周年。当晚，贾鲁勒告诉我，他并没有去凑这个热闹，“倒不是因为值夜班需要休息所以没去参加纪念游行，而是我对革命感到失望”。
他说，“我觉得革命没有成功，因为4年之后，什么都没有改变，普通人的生活反而变得更困难了 ”。地理学硕士毕业的贾鲁勒法语说得不错，说起4年前的那场革命，他十分健谈。
2011年初，同许多年轻人一样，贾鲁勒参加了反对本·阿里政权的大游行。但如今他的热情褪去了，他说，虽然革命后工资上涨了，但是物价涨得比工资快多 了，“生活越来越难了”。他回忆道，拿突尼斯人经常吃的西红柿来说，革命前大概是每公斤0.6第纳尔(1第纳尔约合人民币3.4元)，现在已经涨到了 1.5第纳尔一公斤，4年前羊肉是每公斤15第纳尔，现在已经涨到了每公斤25第纳尔。“什么都在涨价，鸡蛋、牛奶、汽油、甚至突尼斯当地产的橙子都不便 宜了。”
住在突尼斯南郊的贾鲁勒每天需要花约两个小时来市区上班。工作日的傍晚，他先从家步行到轻轨站，坐轻轨到市中心，然后倒一班公交车， 最后再步行到工作地点。1月初的时候，突尼斯轻轨司机举行了4天的大罢工，给需要远途通勤的上班族造成了不小的麻烦。贾鲁勒就是受害者之一，他懊恼地说， “那几天我每天都要多花10第纳尔在出租车上!”的确，对于月工资不足800第纳尔的他来说，这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革命之后，突尼斯人已经成了罢工界的number one。”贾鲁勒揶揄地说，各行各业都在罢工，所有人都在要求涨工资，真正愿意工作的人反而变少了。他回忆道，革命前大街上很少见到垃圾，现在由于市政工人经常性罢工，突尼斯市区经常扬尘漫天，垃圾堆、污水坑遍地。
笔者亲眼所见，从突尼斯市往西上高速公路，一路的白色塑料袋挂满了路边的灌木丛，抬眼望去一片白茫茫煞是“壮观”。一些市政工人为了图方便，在露天焚烧垃圾，市区经常浓烟滚滚。
“革命没有带来实质改变”
40出头的杂货店老板法乌齐是个健谈的人，由于笔者经常到他的店里买报纸，一来二去也熟络了起来。法乌齐的杂货店开在一间租来的车库里，面积不大，他每天早上7点起床开始整理货物开店，一直到晚上9点。
颇让我吃惊的是，看起来与世无争的法乌齐4年前居然是游行的积极分子，“从卡斯巴广场到布尔吉巴大街，我几乎参加了2011年所有重大的游行。但现在我 不再关心革命了，几天前的四周年纪念游行我没有参加。因为4年来，生活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不少突尼斯人还在忍饥挨饿，而总统和部长们仍然拿着惊人的高工 资，这跟革命前没有任何区别，”法乌齐愤愤不平地说。在他看来，革命并没有带来民众要求的平等，他们的生活也没有因此改善。
法乌齐对革命后低迷的经济有一番自己的见解，他觉得革命后突尼斯陷入了一个怪圈：因为工资低，人们闹罢工，经常性的罢工导致企业停产亏损，企业主没有能力给雇员涨工资。闹到最后，物资的产量下降了，工人的收入无法提高，而物价又涨起来了。
“革命带给了我们言论自由，这是好的方面，但是言论自由并不能填饱肚子”。法乌齐这句犀利的总结让笔者印象深刻。他说，革命揭露了突尼斯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问题，但是革命并没有解决这些问题，“我觉得，革命没有带来实质的改变。”法乌齐如此总结道。
四年过后，革命是否已经成功?对于这个问题，也许每个突尼斯人都有自己的答案。
http://news.xinhuanet.com/herald/2015-02/02/c_133964483.htm
1月17日，阿尔及利亚驻利比亚使馆遭炸弹袭击，造成至少3人受伤。
(三)利比亚：“卡扎菲正笑话我们呢!”
凭借着丰富的石油资源，所有利比亚人将能过上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孰知四年过去了，潘多拉魔盒似乎被打开了，利比亚陷入分裂、战争频仍、民不聊生……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陈向阳、张远发自的黎波里、开罗
2011年2月，“阿拉伯之春”浪潮开始波及利比亚。时年35岁的马哈茂德和许多利比亚人一样，扛着枪加入了推翻卡扎菲政权的起义浪潮中。为帮助反对派推翻卡扎菲政权，北约采取了军事行动，这让马哈茂德他们备受鼓舞。他们相信，在西方的帮助下，只要打倒了“独裁者”，凭借着丰富的石油资源，所有利比亚人将能过上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孰知四年过去了，潘多拉魔盒似乎被打开了，利比亚陷入分裂、战争频仍、民不聊生……曾经参与革命的马哈茂德沮丧地对《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说：“卡扎菲正在地下笑话我们呢!”
“西式民主”水土不服
2011年10月20日，卡扎菲在老家苏尔特被打死。3天后，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宣布全国解放。长期受卡扎菲高压统治的利比亚人终于觉得扬眉吐气。重获自由的利比亚人满心欢喜，“利比亚人终于自由了”的涂鸦与标语出现在利比亚的大街小巷，至今在的黎波里街头仍随处可见。马哈茂德当时就相信，利比亚人将不再是独裁者说了算，而是和帮助他们推翻卡扎菲政权的西方国家一样，用选票来决定一切。
2012年7月7日，利比亚举行40多年的首次选举——国民议会选举。《国际先驱导报》时任驻利比亚记者曾这样描述人们的激动心情：“‘想到这是40多年来历史性的一刻，早上醒来时感动得哭了’，23岁的女大学生努哈说，卡扎菲统治的40年间从未进行过选举，‘选举’这个词对利比亚人来说十分陌生。扎着彩色头巾、穿着粉色小西装的努哈对未来充满期待，‘教育、安全和交通是首要问题’。”
然而，选举并未给利比亚带来稳定，西式民主很快就表现出水土不服的“症状”。国民议会成立后，利比亚世俗势力和伊斯兰势力为争夺政治权力争斗不止。在此种局面下，面对在推翻卡扎菲政权战争中涌现的数以百计的民兵武装，政府的收编行动一直未取得进展。民兵武装各霸一方，相互之间不时爆发冲突。与此同时，战后利比亚正规军和警察体系迟迟难以建立，中央政府缺乏对局势的掌控力，暗杀、绑架、抢劫等暴力犯罪层出不穷。利比亚人渐渐发现，昔日的美好憧憬正逐渐远去，后卡扎菲时代逐渐陷入“无政府状态”。
去年6月25日，利比亚人民迎来了自卡扎菲政权倒台以来的第二次议会选举——国民代表大会选举。与两年前议会选举时踊跃投票的场景相比，选民的投票热情大大消退。当时就有很多选民告诉《国际先驱导报》记者，他们不会去投票，因为选举解决不了问题。记者当时曾去的黎波里一处投票点采访，投票率不到四成。
按照西方民主的标准，此次国民代表大会选举是一次成功的选举。但就是这场选举，再次将利比亚拖入了内战的泥潭。在选举中惨败的伊斯兰势力为了推翻选举结果，去年7月13日在首都的黎波里挑起了冲突，由世俗势力主导的利比亚国民代表大会被迫迁往东部小城图卜鲁格，而由国民代表大会组建的临时政府则在另一座东部小城贝达召开内阁会议。伊斯兰民兵武装“利比亚黎明”在夺取的黎波里控制权后，扶植任期已结束的国民议会复会，并组建了“救国政府”。
利比亚不仅出现了两个议会、两个政府，目前还同时存在着两位军队总参谋长、两位央行行长、两家国家通讯社……在国家陷入分裂的同时，分别支持两派势力的武装在的黎波里、东部城市班加西等地的冲突逐渐蔓延到全国，各支民兵武装纷纷选边站队，整个国家逐渐被战火吞噬。
资深媒体人、利比亚通讯社退休记者艾哈迈德·图尔基亚对《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说：“利比亚是一个部族国家，缺乏国家认同和现代民族国家意识，民众的民主观念也十分淡漠。若要维持利比亚稳定、统一的局面，还是需要有强有力的领导者，而选择西方式的民主只会给利比亚带来深重的灾难。”
“通往天堂之路已经关闭”
在利比亚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玩笑话：“人们原以为推翻了卡扎菲利比亚将成为天堂，最终却发现通往天堂的唯一道路是奔向国际机场的那一条。”
自去年以来，随着利比亚武装冲突蔓延至全国，目前没有一家外国航空公司运营飞往利比亚的航线，只有利比亚本土公司运营为数极少的国际航线，飞往邻国埃及、突尼斯的国际航线也已经停运。利比亚人奔向国际机场的那条“通往天堂之路”也已逐渐关闭。
随着利比亚局势一步步走向失控，绝大多数国家在去年相继关闭了驻利比亚使馆，并纷纷发出提示要求本国公民不要前往利比亚，并要求在利公民尽快撤离。一些在利比亚投资的外国公司也纷纷撤离。据记者了解，由于外国人纷纷离去，的黎波里的五星级酒店纷纷关门歇业，目前唯一营业的科林西亚饭店入住率不到一成。
忙着逃离利比亚的不止是外国人。四年前，许多利比亚人满怀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回归故里，但随着战后利比亚局势逐步恶化，许多有门路的利比亚人又选择了离开。据估计，目前在邻国突尼斯生活的利比亚人多达200万，接近利比亚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30岁的战地摄影记者哈姆扎近来脸上总是写满了忧郁，他也在考虑离开利比亚了。前段时间他还向《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打听，中国使馆是否可以给他发放“战争难民签证”。
在哈姆扎看来，由于内乱不止，外界逐渐对利比亚失去了兴趣，利比亚似乎日益被世界遗忘了。他曾参与报道2011年的利比亚战争，当时反对派武装打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拍摄战地照片出售给外国通讯社。由于当时利比亚战争举世关注，每个月能挣8000美元。现在哈姆扎依然在继续拍摄战地照片的营生，但由于国际关注度下降，每个月的收入跌到了2000多美元。
其实，哈姆扎还算幸运，毕竟到现在还有一份在当地十分可观的收入，反之许多利比亚人已经彻底沦为难民。据联合国难民署最新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大约40万利比亚人受战乱影响无家可归，有许多人为了躲避战火被迫四五次逃离。
据联合国难民署估计，仅首都的黎波里西部郊区便生活着8万多流离失所者。他们居住在临时安置点、学校和废弃的建筑里。许多人患病却得不到治疗，还有很多人连买食物的钱都没有。随着冬季来临，许多人的临时安置点连大风和雨水的侵袭都抵挡不了，也缺少御寒衣物。
位于的黎波里西南约100公里的齐克拉镇是伊斯兰武装和世俗武装激烈争夺的焦点。小镇的4000多户居民被迫背井离乡，艾哈迈德·贾巴尼却拒绝离开。他对《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说：“很多家庭选择留在齐克拉。虽然我们的房子在近来的战斗中损毁严重，已经成为危房了，但是我们无处可去。”
恐怖主义猖獗，民众怀念过去
实际上，让利比亚人越来越担心的不仅仅是看不到尽头的冲突，曾经看似遥远的恐怖主义活动开始干扰人们的日常生活，甚至越来越猖獗。
的黎波里市民哈什米近来便近距离地感受到了一次恐怖袭击。1月27日上午10时许，在家休息的哈什米突然听到了巨大的爆炸声。走到窗户一看，附近的五星级酒店科林西亚饭店前面冒起了浓烟，随后响起了清脆的枪声，并持续了两个多小时才告停歇。
当时，一辆装有炸药的汽车在科林西亚饭店的停车场爆炸。随后，3名恐怖分子在同伙掩护下冲入饭店，对酒店客人乱枪扫射。闻讯赶来的利比亚安全部队将该饭店包围，并与恐怖分子交火。最后，走投无路的恐怖分子启动了随身携带的爆炸装置自爆身亡。
除恐怖分子外，至少9人在此次恐怖袭击中身亡，其中包括5名外国人。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利比亚分支事后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
科林西亚饭店袭击事件是“伊斯兰国”在利比亚迅速扩张势力的一个明显例证。
去年10月，活跃在利比亚东部城市德尔纳的极端武装宣布效忠“伊斯兰国”领导人巴格达迪，德尔纳由此成为伊拉克和叙利亚之外首座加入“伊斯兰国”组织“版图”的城市。
面对利比亚越来越猖獗的恐怖主义活动，哈什米毫不掩饰对卡扎菲时代的怀念：“卡扎菲当政时期管控很严，虽然当时在东部地区也存在一些极端分子，但包括的黎波里在内的地方并没有恐怖主义活动。当时的安全环境非常好。”
实际上，利比亚的恐怖组织正是伴随着推翻卡扎菲政权的战争出现的，而战后出现的权力真空又为恐怖组织壮大提供了沃土。在利比亚有着很大影响的极端组织“伊斯兰教法支持者”，就是在“阿拉伯之春”席卷利比亚后风起云涌的民兵武装中，受“基地”组织扶持成立的一支极端伊斯兰武装。“伊斯兰教法支持者”后来制造了包括袭击美国驻班加西领事馆在内的多起袭击事件，一度几乎完全控制了利比亚第二大城市班加西。
毫无疑问，如今的利比亚已经进入“失败国家”的行列。卡扎菲的高压统治积累了太多民怨，终于导致持续执政42年的政权在历经8个月的战争后被摧毁。但在疾风骤雨似的革命结束之后，利比亚离民众的期盼越来越远。曾经参与革命的马哈茂德沮丧地对《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说：“卡扎菲正在地下笑话我们呢!”
http://news.xinhuanet.com/herald/2015-02/05/c_13397219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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