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让大家更清楚地了解美国的政治体制，我们应该花点气力来探讨一下它存在和得以运作的社会环境，即在我们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制度、主流价值观及意识形态。
公司财阀统治和正统的意识形态
美国式的资本主义代表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形态;它是一种文化与社会秩序——主要由富人所有并为富人服务——一种富豪统治。与商业公司和银行一样，国家的大学、出版社、大众杂志、新闻报纸、电视台和广播站、职业体育运动队、基金会、医院、教堂、私人博物馆、慈善机构，都是作为公司获得运营许可证，由执行董事会(有时他们也被称为“受托人”或“摄政者”)来操控，后者由占据压倒地位的富有商人组成。这些董事会成员是企业的实际统治者，会就与制度相关的事情作出最终裁决。
想想大学的例子。私立及公立高等教育制度，它们的事务决定权集中于校董事会(由为学校出资最多的人组成)，校董负责学校资金的筹集和编制预算，负责课程设置和收缴学费;更多的权力体现在人事方面，即对教职人员的雇用、解雇和升迁;负责学位的颁发等等。日常教务工作则被分配给专门的管理人员，不过到了决策时这些人就要向董事会进行请示和报告。大多数校董都是知名而成功的商业人士，他们并没有太多的学术经历或获过很高的学位。作为学校的股东，他们无需承担太多责任，也不会有任何像经营管理人员需要面对的财政束缚。他们的决定一般都是增加或减少对学校的预算拨款，以此来左右学校的发展。可是他们在财务方面的专业技能也乏善可陈，大部分会计审计工作都是由他们的下属(经济企划师与注册会计师)去完成。由此看来，他们的主要作用就是用自己的钱袋子来遥控整个学校，实现对学校的寡头控制。
在现实生活中可以看到，几乎所有“我们的”文化机构，都被那些非选举的、自以为是的、脑满肠肥的公司代表们控制着，他们腰缠万贯，颐指气使，不对其他任何人负责，只需对自己负责。我们这些凡人没有任何的发言权和选举权，更不用说所有权和决策权了。
我们从小就被教导，资本主义孕育了当代民主制度和经济繁荣。我们的教科书说，私营企业制度为全民创造了平等的就业机遇，使才能出众的人才得到赏识和高报酬，并使才能平庸和行为懒惰的人被社会淘汰，实现更高效率的人员配置和激励制度，在这种经济平等的前提下，我们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制度，创造了国家繁荣。我们极少听到资本主义是怎样通过支持一些最残暴的政权和贫困的第三世界国家而得到支持和繁荣的。
美国的私营企业制度十分强调商业价值：如何销售产品，如何竞争，以及如何积累资金，实现公司长远发展。正如拉尔夫，纳德(RalphNader)所言，自由市场机制“只是刺激了这个社会的一种价值的实现，那就是人的贪婪本性、无限欲望及对利润和利益的渴求。”但是一个社会的存在并非只维系于一种单一的价值之上，我们还有正义和法制的价值，政府的责任和担当意识，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意识，对子孙后代的责任感及对消费者和工人安全的关注，这些都是我们整个社会值得努力为之奋斗的价值。[1]
富豪统治文化中一个关键制度就是我们的教育体制。从上小学起我们就被灌输一种积极向上、正大光明的美国形象，我们学习的都是政治领导人的光明一面和美国历史上取得的非凡成就。老师们在讲课过程中也会有意识地集中讲授政府扶贫、促进就业和物价稳定等方面正面的贡献，全然不提权势阶层对美国政治生活的掌控和其下的暗箱操作。那些勇于坦率地对此进行批判思考的教师，就要冒着职业生涯提前结束的风险。高中生如果在校报上发表不同政治见解，就可能被校董予以查封，而对其本人来说，则可能会影响自己的学业成绩，严重的甚至会被直接开除。[2]
学校的教科书对劳工们可歌可泣的血泪奋斗史往往不置可否，甚至有意冷落，对美国大公司在国内外的剥削更是只字不提。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中，关于我们北美大陆的原住民印第安人、内战前的黑人契约仆人、破产小农民、拉美裔人、亚洲及欧洲移民，在课本中也甚少提及。同样，教科书中对美国悲壮的废奴斗争和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以及美国对外扩张发动的战争等历史也是漠然置之。[3]
学校和媒体中总是充斥着被五角大楼和大企业垄断的信息材料，大部分都是我们的公司如何在海外创造效益、我们的士兵如何出色地完成海外执勤任务等与学校事务毫不搭边的新闻。他们所要宣传的理念有：对私有化的崇尚、对行业管制的厌恶、对自由市场制度和全球化的无限渴望。[4]素以保守著称的美国各大智囊团和学术研究所如雨后春笋般增加，随之而来的还有数不清的保守的杂志期刊、学术讨论会和带薪的基金会董事职位，这些都是在大企业和右翼基金会的赞助下得以快速发展。
公司的企业文化也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大学校园扩张。现今美国几乎每所大学都在为美国的军情机构和大型企业培养人才。这也是这些企业和部门向大学如此慷慨地捐款的原因所在。据统计，截至2005年，哈佛大学的董事会股金达到260亿美元，其中绝大部分来自私人和企业赞助;耶鲁收到的捐赠达到152亿美元;斯坦福是120亿美元。哥伦比亚大学、布朗大学、达特茅斯学院和康奈尔大学也在接受捐赠方面能力非凡。[5]现在越来越多的大学校长和校董都是从大企业的管理人员中直接聘任的，他们缺乏教学、研究和实施大学管理的经验。不过，他们的薪水却是节节高升，他们工资之外的福利更是让人咋舌，比如他们可以享受全年带薪休假的权利。其中一些人士同时作为商业顾问还可以拿到额外的收入。公司的标志出现在教室里和学生宿舍楼里。在学术研究和科研方面，大企业给予各个大学慷慨的捐助，但是条件一般都是发明专利权的归属问题或是研究结果要对公司有利(比如不能让竞争对手拿到专利、研究结果要能提高公司生产和管理效率等)。通过对教学和科研活动的赞助和支持，私营工业正在影响谁会被雇用和教导什么内容。[6]
与此同时，大学图书馆的维持开支、学校的奖学金计划、教员工资和学生补助却在大幅减少。过去十年里，大多数大学和学院的学费竟然上涨了30%。全职及终身任职的教工也在被缺乏教学经验的兼职工取代。现在在大学执教的有近40%是低薪非正式合同工，他们一年到头不仅没有任何福利，而且要承担最苛重的教学任务，拿最少的工资。[7]
在学术方面，政治观点较为激进的教授，甚至是学生，会在各种教学评估和学业测评中名落孙山，随之而来的就是失去一年一度的奖金或助学金、贷款和工作机会(对于学生来说)。记者、公司经理、政府官员和大学教授在追求自己完美的人生职业时，千万不能犯低级政治错误，不要与权贵阶层的政治观点正面交锋，这样做只会给自己增加麻烦。
其实，社会上最大的宣传机构还是政府自己。我们没有一周听不见总统和其他官员的声音和呼吁，要么是评述我们目前良好的经济形势，要么就是提高我们对恐怖分子的警惕，增强安全意识，这些无疑都是为他们肆意增加军费和扩大财政赤字制造舆论。帮助他们鼓与呼的宣传工具不是别的，就是媒体，这些媒体的政治导向必须与政府保持一定程度的协调和统一。
尽管我们的社会崇尚思想自由，但是我们现在不得不怀疑这种自由实现的可能性——我们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极大地限制了这一点。美国正统的意识形态已经弥漫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面对这种压力我们无处藏身。统治阶层高超的宣传艺术和统治手腕，似乎还让我们惊叹于现实制度的民主和美好，但我们却无往不在专制之中。
在当代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市场上的广告并不只用于推销具体产品，它们更是推销一种生活方式的工具，一种刺激消费者感官欲望和贪婪性情的催化剂。在几百年市场经济观念的熏陶下，传统资本主义文化强调个性的张扬，对企业间的联合与合作、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性较为漠视，这种强烈的个人意识在整个社会生产和分工专业化的背景下，形成了一种安分守己、不爱过问政治等闲散之事(相对于他们的专业和职业)的癖性，而这正是政治家和大商人需要的，常人对政治的漠不关心正好为他们秘密的政治交易提供了方便。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埋头竞争了一辈子，到头来发现我们追求的生活目标何其相似：健康平安、生活殷实。过分的竞争不仅摧垮了我们的身体，也弱化了我们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责任感和合作精神，我们发现自己是那样的小肚鸡肠斤斤计较，自己是那样的目光狭隘自私自利。而这也正中了那些政治精英的计谋，他们就像在旁观战一样俯视芸芸众生的相互厮杀，他们还用华丽的语言形容这种竞争，把我们过分的争胜心提到“社会发展根本动力和源泉”的高度。
这一“个体主义”是否使人得以控制自己的生活是另一回事，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在这种表面的“个体主义”精神的幌子下，我们的生活并不是如此的自由而没有羁绊。事实上，我们的命运掌握在社会上层的手中，我们挣得的工资，我们的工作环境，我们的居住环境，我们不同的社会分工，都是由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决定的，而这种结构又是听从社会上层的安排。
在这个社会的分层结构中，那些占据特权位置的人们对改革和改良有种天然的恐惧，他们对新事物采取极端漠视的态度，拒绝一切要求社会更加平等的呼声。根据一项研究报告，高收入人群是反对政治权利平等化要求最强烈的人，而低收人群体则相反，是社会各种改良运动的生力军。[8]在权贵眼里，一无所有的无产者最可怕——穷人得到的越多，富有者和拥有一切者得到的就会减少。
在美国，阶级偏执是一种最广泛持有的偏见，极少得到批判考察。富豪统治文化教导人们，金钱和物质成功是衡量一个人社会价值的最重要尺度，因为穷人没有多少社会价值，因此社会资源就不应该被浪费在他们身上。在资本主义社会，穷人向来被认为是缺乏社会适应能力和技能的体现，他们改变自己命运的唯一办法就是自助，而不是依靠别人的救济。他们根本不会被认为是现存不合理的经济制度(高房租、失业、低工资、生病无人照看、残疾，以及其他诸知此类自由市场天堂的赐品)的牺牲品。正如美国幽默小说家威尔，罗格斯(WillRogers)所说：“家庭穷困并不是一种罪过，但是在这种自由经济思想的渲染下，它就是一种罪过。”在一个金钱万能、金钱决定人的命运的社会里，对物质利益的贪婪追求弥漫于整个社会。对于企业来说，它要最大限度地精简成本，提高效率，才能提高自己的利润率，获得进一步发展的资本。所以工人的劳动比过去更为艰辛，与达官贵人们成天为怎么花钱苦心思量不同，他们要为获取自己的生活必需品而殚精竭虑。如果他们消耗在必需品上的花费比过去多，那也只能是必需品涨价的缘故，而不是他们的生活水平由此提高多少。
因为医疗服务、保健服务水平在美国都是以支付能力为准绳，这就意味着金钱关乎一个人的生死大事。如果家庭贫困，其成员必将冒着比常人更大的风险来独自承担天价的医疗费用，而且他们所要面临的困难还绝不止于此，他们的工作可能没有保障和补助，他们孩子的教育机会也会受到限制，更不用提旅游、娱乐和其他方面的支出。所以穷人对金钱的在乎和渴求，绝不是一种应该受人谴责的劣根性，而是一种生存的渴望，一种近乎绝望的呼喊，因为在我们的社会中，除了超富阶层外没有人在经济上会感到真正安全——甚至就连他们，也总是在考虑通过资本积累来寻求安全感和增加他们的财富。
对于那些享受这个社会一切特权和优惠的人来说，现存的政治经济制度简直就是天堂的翻版。对于这一制度的牺牲品即那些劣势群体和穷人，以及那些关怀天下苍生的知识分子来说，这种制度简直就是一个永远的噩梦。
左派、右派和中间派
在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倾向的划分上，传统上一直分为右翼、左翼和中间派三种。让我们回顾一下这三种倾向的大致观点，在此我们暂不对三方做任何褒贬评价。政治右翼人士往往十分保守，他们一般由公司企业精英、政治大腕和其他高收入群体组成，他们坚守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并认为商业是资本主义社会成功的钥匙。自由市场经济对企业创新、自由经营和投资、自由竞争的强调，超过对其他任何社会问题的关注。保守的意识形态极端强调个体的价值和自助的重要性：富人与穷人各得其所，他们依其对社会的贡献不同，所以报酬不同;穷人的存在不是由于社会就业机会缺乏或是不平等的工资制，而是由于他们自己慵懒、浪费挥霍或是无能。保守派给予人权保护中的财产权利保护高度评价，认为这是维系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前提;不过尊重私有制的前提就是承认现在贫富悬殊的社会状况，穷人应该安贫乐道，富人穷人互不相扰，这就是保守主义者眼中完美的世界保守主义者，比如亿万富翁史蒂夫，福布斯(SteveForbes)就曾在华盛顿特区说过：“民众不要把希望总是寄托在政府身上。我们应该踏踏实实做自己的事。”他们坚持认为，在私营经济所有制下，什么事情都可以迎刃而解。保守派总是对历史和传统惯例有种特殊的偏爱，认为遵循历史和历史规律是解决现实问题的最佳良方;他们还对社会上层人物的特权进行辩护，因为他们信奉精英统治能保证社会稳定并发挥精英人土的领导才能，盲目地将权力分散给大众则违犯了政治上的谨慎原则和渐进原则。在当代改革主义和改良主义盛行的背景下，极端保守派已经逐渐脱离时代，成为阻碍一切新事物的“反动人士”，他们在国会和最高法院中对一切进步的改革提议不假思索地断然否决。他们不仅想废除政府对一切产业的管制和规范，而且想废除一切环保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以及最低工资法、失业救济金、工作安全标准条例和工伤保险法律，他们认为这一切都是违背资本主义最本质经济道德的措施，阻碍了人们自主获取利益的积极性。他们经常向我们保证说，私人慈善事业完全可以应付穷乏者的需要，所以根本用不着政府出面救济和干预。(但是美国社会的超富阶层只是将其财富中为数极少的一部分捐给慈善基金会，捐款占其收入的比例比大部分中产阶层人士还要低。[9]
保守派们认为，只要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减到最小，万事皆可如意完成。就像里根总统所说，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因为政府本身的存在就是问题。可是在现实生活中，保守派只反对政府在社会福利和保障方面花费金钱，在政府对企业的补助和补贴(属于美国产业政策的一部分)上却举双手赞成。保守派们在国会批准政府预算时大肆鼓吹削减对低收人群体的补助，但却在政府补贴企业时广开绿灯。此外，在面对经济衰退时，保守派们认为这是经济价值规律的一部分，毫不考虑它对社会带来的巨大的负面影响。他们对美国的工人要求苛刻，却对贪婪的企业主的兼并行为赞赏有加。他们还极力支持本土生产基地向海外廉价劳工市场的转移，认为这是企业长远发展的必经之路，却丝毫不考虑多少美国民众因此而失业，不考虑他们因此遭受的痛苦有多深。
“宗教自由是我的当前目标，但我的长远计划是从事地产。”
虽然保守派对政府在经济方面的管制不太感冒，他们却非常支持政府在政治上镇压异端和持不同政见者，并在法律方面实施更严格的措施，比如他们支持反堕胎并禁止同性恋结婚。在军事方面，保守派大都支持政府扩大军事预算的规划，他们对美国全球性军事帝国的建立极富信心。他们总是比自由主义者更加“爱国”(在他们眼中，支持并宣扬美国的军事力量、支持对邪恶国家的军事打击就是爱国的重要体现)。然而保守派们却不愿让自己承受军事行动带给人们的损失，比如我们极少听说富人的孩子去伊拉克战场服役，看来他们只希望别人来充当炮灰，好让自己从中得利，大发军火财。我说的这些适用于大部分保守者，比如小布什总统、副总统切尼(DickCheney)、国会多数党领袖汤姆·迪莱(TomDeLay)、著名评论员拉什，林姆伯格(RushLimnaugh)及其他一些著名右翼人士。并不是所有的保守派都是腰缠万贯的商人和权倾朝野的政界大腕。很多中产阶级人士也非常反对自罗斯福总统以来的大政府措施，他们认为自己应该拥有更多的经济自由空间，当然这都建立在基本物质需求得到满足的基础上，如果他们属于失业者或穷乏者，他们就会对政府的管制和社会保障措施无比拥护。更多的人们选择保守态度的原因是，他们在捍卫个人价值方面的传统立场。他们希望政府来禁止同性恋行为，希望政府恢复死刑(只为更有效地震慑犯罪者)，希望政府加强爱国教育，培养公民纪律性，并对街头犯罪施加更严厉的打击措施。正如一位报纸专栏作家所写的那样：“这些人士认为政府有义务去规范每一种行为，使社会上的每个人各得其所。他们强调秩序和道德，对叛逆的后现代行为有着超乎寻常的抵制心理。”[IO]可是，对于保守的政治家来说，他们只是口头上宣扬仁义礼智信的道德，暗地里则对企业贿赂来者不拒，而且经常与富有的院外游说集团同流合污，他们既不提出严厉打击权钱交易的措施，也不推动环保或劳工等方面的立法。
保守者们有时也会陷入一种自我矛盾的困境：他们虽然口口声声说不要政府来干预我们的私人生活，但他们又不得不承认社会的确需要政府管制才能更有秩序，更有效率。他们认为政府的执法对维护社会道德体系至关重要。他们甚至希望政府允许学校每天进行集体祈祷，为宗教教育提供补贴，并将我们的上帝带人世俗生活。他们谴责社会上流行的各种激进思潮和主义，像女权主义、同性恋倾向等，他们对违反传统道德的行为(像一些新生代对家庭责任感的漠视和对感官刺激的过分追求)更是忍无可忍。著名的福音教会传教士、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有力竞争者帕特·罗伯逊(PatRobertson)就曾指责女权主义把妇女引上邪路：“它鼓励妇女不安守本分，鼓励她们离开自己的丈夫和家庭，参与到她们不应参与的尔虞我诈的政治斗争中去，这不仅是对家庭伦理道德风尚的破坏，而且对我们的社会和政治秩序也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l]在宗教和政治关系方面，尽管我们声称政教分离，我们却不能否认宗教教派与政治右翼的紧密联系，二者在许多方面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已经成为美国社会政治现实中不争的事实。
政治观点相对温和偏左的政治派系被称作“中间派”或“自由派”。他们的政治立场相对接近。与保守主义者类似，中间派人士对美国的现存制度和价值理念也是基本接受和赞成的，但他们认为由之产生的诸多社会问题，应通过适度的改革和改良予以解决。与保守者的观点类似，自由主义者也基本赞成自由贸易和全球化，不过考虑的角度不同，他们认为广大民众都将从这种竞争互补和资源优化配置中获得实在的益处，而不仅仅是大企业得利。他们同样也可能支持美国庞大的军费开支并支持其在国外的军事干涉行动，值们坚信白宫正在进行一场针对邪恶分子的正义战争，并在世界范围内推进和平和民主——比如他们在1999年就极力支持克林顿对南斯拉夫连续78天的狂轰滥炸，他们在2001年和2003年同样支持对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直到伊拉克战争的花费和损失远远超过预想)。较之上一段描述的中间派自由主义者，这里要谈论的是一种注重国内社会和经济议题的自由派，他们往往支持政府完善现存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保险制度;支持环保法律的制定和实施;注重民生议题，支持最低工资法和工伤保险法;支持失业保险计划和针对儿童的营养补助计划等。从党派分野来说，他们的政治主张更加倾向民主党，他们在强调基本人权和反对政府过度干涉私人生活方面具有共性。但由于每个人都不可能是完全的自由派或保守派，所以即便是以自由和激进著称的议员也有可能在某些议题上相对保守，比如他们中的有些人就支持对大企业的补贴和主要针对富人的税收减免。但在更多时候，他们对民生疾苦有较强的感知，对底层民众有很强的同情心，所以他们极力反对削减社会福利开支和社会保险开支，主张保留和发展工会，并呼吁对环境保护给予更多的关注。
在政治光谱中，再偏左就是观点较为激进的左派——社会进步人士、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及其他激进的理想主义者。针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他们寻求用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公有制)来解决贫富悬殊、道德堕落等社会问题，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下，大部分大企业被收归国有，中小企业也将主要归集体所有。在社会政治方面，他们倾向于用更加强大的工会和更加严格的管制措施来干预企业行为，甚至对企业具体经营行为进行干涉，他们试图以此更好地捍卫公共利益。他们对私有的自由市场制度怀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认为它的首要目标只不过是无限度地以他人利益为代价积累资本。进步主义者强调，一个真正民主负责的政府，应该在保护环境、促进教育、保障就业、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医疗保障制度、确保房价稳定和工作安全等方面有更加上乘的表现。
许多左翼人士和进步主义者现在已经彻底抛弃了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并对集权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形式给予了严厉谴责。不过他们依然声称，尽管共产主义社会有着种种缺点和政治犯罪，但它确实开创了一种崭新的社会形态，其中有些美好的政治和社会目标值得努力追求：得到保障的就业机会，免费的医疗服务和义务教育，受到补贴的公共设施建设，以及退休员工稳定的退休金制度——只不过在现实生活中，这些曾经美好的海市蜃楼都已不复存在，因为原共产主义国家现在都已向资本主义国家开放了国内市场，这也就意味着它们认同了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的理念，这种全球化肯定会打破这些国家封闭的政治经济结构，推动其自身的多元化和集权制的解体。[12]
大部分美国左翼人士、社会民主派和自由派都已不再坚持过去社会主义僵化的政治经济体制，他们也不再把革命和暴力看做解救资本主义危机的良方。社会进步和科技的飞速发展，让他们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优势所在。他们在其内部由于意见和基本观点上的分歧也趋向分裂，这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原因相类似。他们当中的极左派斥责中间派向资产阶级投降，中间派驳斥极左派是专制的斯大林主义者，偏右倾的左派受到前两者共同攻击，不得不投向右翼阵营。这样的内斗极大地瓦解了左派的力量。
总体来讲，激进革命的社会主义者与自由改革主义者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对现存制度的认知和态度上：前者认为现有社会问题的解决已不能在原有制度框架内实现，后者则仍对现存制度抱有希望和信心。社会主义者即便不认为所有问题都是由资本主义社会造成的，他们也会把最为重大的一些社会痼疾归因于无可救药的资本主义。他们坚称，资本主义的唯利是图本性是导致社会贫富差距、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各种剥削关系的根源。在社会主义者看来，美国的对外军事干涉根本不是什么“推进和平与民主”的正义行动，也不是一时的错误决策，而是一种利润驱动下资本主义方式的天然扩张。他们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并不是杂乱无章无理可循，也不是一时热度的不理智之举，而是一种天然地传播美国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的自信，一种希望别国臣服从而掠夺其资源的方法。在他们眼里，美国外交还造成了其他很多国家自发的改革进程的迟缓甚至中断，因为其目标是让这些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符合跨国公司的利益需要。
公共舆论——导向何处?
其实大多数美国人在社会经济议题上都表现出较左的立场，这种进步立场甚至出乎政治家、媒体和专家的预料。调查显示，大部分美国人都支持扩大社会保险计划的覆盖范围，同意增加护理医疗服务开支，支持廉价房工程建设。此外，他们对失业保险、再就业培训和职业培训、儿童护理和对家庭农场的价格支持也持积极态度，与此同时，他们还反对减轻富人负担的减税措施和社会经济项目的私有化。在健康服务上，他们希望政府在建立和维持全国性医疗保健系统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大部分民众都希望政府强化社会经济安全网，四分之三的人反对削减医疗和保险等福利开支，大都希望政府能够实现平衡预算并逐步减少预算赤字。I13]
大多数美国民众都认为现今社会的贫富差距在进一步扩大，而且他们认为政府应该担负起扶贫和减少饥饿的责任。在有争议的社会议题上，他们的观点更倾向于自由派：他们认为工会对保护工人权益大有好处;堕胎应由妇女自己和医生来决定;少数族裔应该得到就业方面的平等待遇——但不是给予他们在雇用和提拔方面的优惠和特权。普通美国人对大企业的好感已大不如前，他们开始对这些企业经常不负责任的大规模裁员提出质疑。60%的调查者认为，大企业的权力和影响过大(不仅在经济方面，还有政治方面)。多数人对大企业主管都没什么好感，不仅认为他们对环境保护漠不关心，还觉得他们总是在记账上处心积虑挖空心思，企图挪用资金为自己谋利。2005年，有90%的民众觉得大公司对政府的影响过大(这一比例比前一年破纪录的830%还要高)。美国绝大多数公民都支持对枪支施加更严格的管制，并希望政府在环保方面有所作为;他们赞成对犯罪进行更严厉的打击并主张恢复死刑。在总统权力问题上，大部分公民觉得总统在战争期间和国家紧急状况下无权僭越《权利法案》的内容。[14]
总之，在几乎每一项重要议题上，多数美国人都与政治保守派意见相左，他们的主张一般与中间派和自由派较为相近。
上述民意测验只是民众思想动向的一个侧面。其实，美国民众极其富有斗争精神，在长期的民主斗争过程中，他们表现出的机智、勇敢和大无畏都已让世人侧目，不过这些在学校很少作为教学内容，而且也很少为媒体报道。几十年来，美国人民开展了罢工、抵制外货、静坐示威等多种形式的反抗斗争——主要针对严重的贫困、大规模失业、不安全的核反应堆、核导弹选址、在本土训练外国雇佣军，以及美国发动的海外战争等。他们为声援少数群体捍卫自身权益开展像支持女权运动和黑人民权运动的游行;他们还举行政治集会，支持合法堕胎和同性恋的合法权利。甚至还有民众自发地组织楼主向少房无房者廉价出租房屋，并有计划地收养孤儿(很多这种工作以社区为单位进行)。SelectiveServiceSystem承认，这些年来有80万(实际数字可能更高)年青男性拒绝注册[15]。对于美国警察的每一次暴行，民众总会用多种方式展示自己的不屈不挠。在美国的许多城市，抗议低工资的罢工斗争也在如火如荼地开展，一度处于低潮的工会运动重又焕发生机。
以上这些事例并不说明所有美国人都是那么富有政治激情，还是有很大一部分公民比较适应和信任保守者的政治思路，他们在平常的为人处世中也会比较传统和低调。他们对同性恋很不感冒，对女权主义者和黑人民权运动家的大吵大嚷更是嗤之以鼻，对少数族裔、移民、共产党人、工会成员、无神论者和自由派也没什么好感;他们对新事物也是疑心很重，比如他们中的很多人到现在还不认可达尔文的进化论。在保守政治家的鼓动下，他们也会举行集会支持相对保守的大政方针政策，不过声势比前面提到的左翼激进派小得多，部分由于他们的低调，部分由于他们逆全国潮流而动——试想一下，会有多少人去参加强烈支持对富人减税的政治集会?有谁会整天在集会中叫嚷对外发动战争、鼓吹破坏环境?
尽管政治和媒体的喧嚣确实可以蛊惑人，但是大部分美国人都有自己独立的政治判断，尤其是在重要的政治议题上。他们不会轻易屈从于教条式的灌输，他们真正依赖的是自己的人生体验。所以，保守的政治右派对于这些人可以说是无计可施。当媒体铺天盖地地宣传美国的自由和繁荣时，这些理智的智者却勇敢地指出我们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弱点和弊端。他们也很难被买通去做违心的判断，因为他们热爱真理和正义远胜过金钱或是狭隘的职业成功，他们并不渴望更多的获利，而是渴望为所有人创造更好的生活质量。
民主——形式和内容
美国所有的政治派别都宣称自己的最高政治价值在于实现民主，不过在他们眼中，“民主”这个词有着不同的定义。在本书中，“民主”是一种真正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体现大多数人利益的政治统治形式。在这一政治体系中，决策者做决断的最终目的在于为大众谋利，而不是为掌握特权的少数人谋私。这些被大众选出的执行他们意志的代表，必须切实接受民众的监督，接受公众批评，并接受定期选举的考验，承担失职带来的被解职的风险。民主政府的权力一定要来自大众的赋予，而且必须成为一个有限政府，这与专制政府形成了最本质的区别。
但是民主制下的人民应能享受到至少基本的经济保障，而且应有自由地表达政治意见的权利，就像罗斯福总统的“四大自由”中所讲的那样。在真正的民主制度下，普通民众应不会为填不饱自己的肚子而担惊受怕，也不会为自己合法的政治言行而遭到追究。我说的这些民主制度的标准，可能不被许多经典作家所同意，他们认为，民主只是政治制度中运作的具体规则和程序，以宪法和法律为准绳，具有现实的操作性和预见性。当然，我们申述的是民主制度的不同侧面，但是无疑，我的观点更能体现民主精神的实质，而且只强调制度化的民主会让人只关注民主的形式，而缺乏对其应有之义的深刻认识。毫无疑问，如果我们只在政治程序上实现民主，以为这样就万事大吉，那就忽略了许多重要的关键点——谁在这一程序中真正获益?
法律确实在形式上实现了最大限度的公民平等。但是建立在极端悬殊的贫富差距之上的法律，如果只强调公民的抽象权利而不具体阐述其实现方式的话，这种法律的现实意义能有多大呢?在穷人缺乏基本生活保障的情况下，空谈政治和民主又有多大的意义?所以，这种形式上的平等掩盖了现实中的不平等。无疑，法律又一次成为富人的保护伞，因为在法律中，富人的权利得到了充分的实现，而穷人只能拿着看似神圣的权利条款望洋兴叹。
下面我们来探讨一下法律的形式平等问题。它的确声明，不论公民财产多少，都有权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并成为公职候选人，也都有权对院外集团进行资助并聘请律师对政府官员施压，也都可以用自己拥有的报纸和电台来聚焦公众热点、形成公共舆论，但是明眼人都明白，这些权利只有富人才能实现。在选举问题上，尽管名义上谁都可以不受限制地成为候选人，但最后脱颖而出的政治人物中没有一个出身贫寒。在缺少特定物质状况的情况下，这种形式上的平等，对数百万缺少实现其权利方法的人来说极少有什么价值。
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资本主义与民主紧密相连。自由经营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催生出多元化的社会结构，由此形成了力量强大的“公民社会”：它具有包容性和稳定性的特点，并对社会价值观的维持起着关键作用;它独立于政治之外，构成了政治自由权利诞生的土壤，并促进了经济繁荣。事实上，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国家——从上世纪的纳粹德国到当今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独裁政权——确实存在私营企业制度，但是在那里却没有政治自由，只有对基本政治原则的破坏。对于后者来说，更糟的是，它们越向市场自由化方向努力，其贫困度就越高。在这些高压的政治体系下，经济自由并不意味着人权的实现，而是为人剥削人创造了机会和借口。同理，在跨国公司快速发展的今天，全球的贸易自由也不必然意味着各国(既指第三世界国家也包括美国自身)政治民主化的实现。
民主制度的效率并不体现在它能为富人提供多少便利和特权上，而是体现在它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民众(尤其是穷人)的切身利益。衡量一种政治制度的重要标准，就是看它能否真正关切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能否让社会的穷苦者得到基本的生活保证。在我看来，资本主义民主的悖论在于，它尽管贯彻了政治平等的民主理念，却在经济上加剧了贫富的不均等状态，从而在根本上销蚀了政治的民主性。
一些人想当然地认为，如果能够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这就是最大的民主。可是即便完全实现了言论自由，它也不是民主的全部，顶多只是其中的一项必要条件。更多的时候，我们发现自己确实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去揭露社会弊端，但是权贵阶层也依旧我行我素做他们想做的事，他们的行为不会因为我们的劝诫和建议而有任何改变。民主尽管大部分体现在理念上，但其核心却在于对当权者的监督和规制，离开了这一点，所有的民主都是空谈。比如言论自由，与结社和集会自由一样，只有在统治者对民众真正负责的前提下才会得到有效的遵从和实现;也就是说，如果在社会中出现了绝对的权力，所有的自由都是天方夜谭。
选举制度也不见得是民主的最完美体现。我们的选举制度就一直被富人和为其代言的政治精英阶层牢牢地把持着，他们在选举中操纵舆论、互相攻讦，演出一幕幕政治闹剧，其实他们对这一过程的最终结果早有预知;更不用说他们在选举前和选举中的舞弊行为了：故意错计选票、不公平地划分选区、进行虚假宣传等，目的就是混淆大众视听，阻止民众质疑这种对他们有利的选举制度。衡量政治制度是否民主的标准，不仅仅在于它的程序是否正义公平，更在于它是否为民众带来切实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是否真正实现了社会正义和公平。
总之，在这里我们还是要强调，当我们批评美国的政治制度缺乏民主时，我们并不是有意攻击我们自己的祖国，更不是对它不忠诚。与之相反，我们爱之深，所以责之切，我们希望在自己的国度，充分的公民权能够得到真正的实现，民众能够拥有自己独立和深刻的政治见解而不受外界蛊惑，贫富差距能够控制在社会可承受的范围内，最重要的则是社会正义和公平能够在我们的民主进程中真正实现。一个民主国家的公民，不应出于国家崇拜而放弃批判，而是应该继续对破坏我们国家及人民民主利益的特权阶层的行为进行批判。
注释:
[1]NaderquotedinHomeandGardens,August1991.
[2]Forrecentexamplesofcensorshipofhigh-schoolnewspapers,seehttp://www.ioerror.us/2005/ii/30/
two-high-school-newspapers-censoredl;andhttp://www.beverly-underground.com/editorials.htm.
[3]Onthebiasesoftextbooks,seeMichaelParenti,HistoryasMystery(CityLights,1999).11-21.
[4]LindaRocawich,"EducationInfiltration:ThePentagonTargetsHighSchools,"Progressive,March
1994;andMarkMaier,"High-SchoolEconomics:CorporateSponsorshipandPro-MarketBias,订
DollarsandSense,May/June,2002.
[5]NewYorkTimes,IOctober2005.
[6]GeoffryWhitewithFlanneryHauck(eds.).Campus,Inc.:CorporatePowerintheIvoryTower
(PrometheusBooks,2000);JenniferWashburn}UniversityInc.:TheCorporateCorruptionofHigher
Education(BasicBooks,2005);andKrimsky,ScienceinthePrivateInterest.
[7]Washburn,UniversityInc.;CamilleTaiara,"AllQuietintheClassroom,"SanFranciscoBayGuardian.
14August2002;SanFranciscoChronicle,220ctober2003and13November2005.
[8]WilliamFormandJoanRytina,"IdeologicalBeliefsontheDistributionofPowerintheUnitedStates,"
AmericanSociologicalReview,34,February1969.
[9]NewYorkTimes,22August1996.
[10]FrankScort,editorialinCoastalPost(MarinCountyCalifornia),1February1996.
[11]RobertsonquotedinTheNation,10January2000.SeealsoThomasFrank,What~theMatterwith
Kansas?HowConservativesWontheHeartofAmerica(HenryHolt,2004).
[12]ForfurtherdiscussionseeMichaelParenti,BlackshirtsandReds:RationalFascisma柑dtheOverthrowof
Communism(CityLights,1997).
[13]EconomicPolicyInstitute,www.epinet.org/pulse;NewYorkTimes,150ctober1998and24May2005;
PublicCitizen'sHealthResearchGroup,HealthLetterJune2004.
[14]AssociatedPressreport,30November2004;Sa打FranciscoChronicle,25Marchand15August2004;
NewYorkTimes,23November2004and9December2005;"InFact,"rrrheNation,17June2002.
[is]StephenKohn,TheHistoryofAmericanDraftLawViolations1658-1985(GreenwoodPress,1986).
本文摘自 [美] 迈克尔·帕伦蒂 《少数人的民主》一书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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