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5日是英国《大宪章》“签署”800周年，不仅英国举行了庆典，世界各地均有纪念文章，包括中国。不过世人对《大宪章》的认识有很多模糊之处，比如历史学家就指出，所谓1215年6月15日约翰王在兰尼米德草地与贵族“签署”《大宪章》，是一种误读，国王当时只是在这份文件盖上了印玺，而真正意义上的签署，是后来贵族与约翰的儿子亨利三世完成的。
钻研历史，能让我们的很多认识变得精确化。总体上而言，目前最热心于《大宪章》纪念的人，是公共知识分子和法律人士。对于前者而言，《大宪章》中蕴含的自由、人权、法治观念激奋人心，对后者而言，《大宪章》是英美宪法及其他法律的重要渊源。
然而历史学家的态度，有不少却偏于保守、淡漠，甚至有历史学家明言，《大宪章》在很大程度上被神化了，其意义被拔高了。
简言之，《大宪章》是一个受困的国王与贵族达成的城下之盟，其所反映的是欧洲封建时代广泛存在的某种社会契约。按照欧洲封建时代的习俗，对贵族而言，王权本来就不可以为所欲为，所以《大宪章》不过是对现实的确认，其所谓的“划时代”开创性意义并不大。
不仅约翰王之前的英国国王也曾颁布过类似文件，而且此类成文或不成文安排，也广泛存在于欧陆各地。所谓《大宪章》的开创性，是17世纪之后的英国人，以及后来的美国人，重新塑造出来的。
同时，《大宪章》中所蕴含的自由，也与今人的理解大相径庭。比如，今人读到《大宪章》中的一些规定，如任何“自由人”不经法律审判皆不得被逮捕、监禁等，想必会热血沸腾，然而把这个条款放到当时英国的现实中来考察，情况就不是这么美妙了。
当时英国相当大比例的农民是“维兰”(villein)，即农奴。而且，在1066年诺曼征服之后，在来自法国的诺曼人统治下，“维兰”在农民中的比例还增大了。
这些“维兰”依附于地主的土地，没有任何人身自由，每天必须接受领主随意指派的繁重劳役，处境极其悲惨，农奴也经常发生暴动和起义。然而，《大宪章》保护的只是“自由人”。这个概念放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就是指少数贵族和教士。“维兰”既然不是“自由人”，便不受到保护。
《大宪章》是指国王与贵族之间的契约，而根据封建时代的等级规则，“我的藩属的藩属，便不再是我的藩属”，所以权利义务关系并不存在于国王和“维兰”之间，贵族可以对“维兰”为所欲为，国王无权干涉。而且事实上，贵族在其领地上拥有行政、经济、司法上的一切权力，相当于一个小的“国王”。
所以很讽刺的是，《大宪章》中的“自由人”措辞，其实起到了对人划分等级的作用，其实反映的是贵族的特权，“自由”措辞所掩盖的，是当时社会中“维兰”普遍不自由、被奴役的底色。这其实是《大宪章》的一个污点。
当前很多对《大宪章》的阐释，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误解，即《大宪章》在出炉之后就迅速产生效果，限制了王权，让英国逐渐走上了宪政民主乃至富强的道路。然而这与真实的历史存在很大的脱节之处。首先，在《大宪章》之后的几百年里，英国一直是欧洲相对边缘和落后的国家，而当时的欧洲又整体处于较落后的中世纪。
更重要的是，从13世纪初到都铎王朝时代，英国的王权不但没有衰落，反而处在不断扩张的轨道之上，而正是王权的扩张，成为当时英国强大起来的重要基础。这个过程与用《大宪章》限制君权来解释英国现代化的逻辑，是相背离的。
在《大宪章》之后的100多年里，英国王权与贵族势力各有消长，而贵族势力较强的时期，都是英国比较混乱的时期。
在1337-1453年的英法“百年战争”期间，英法两国为了应付长期的大规模战争，不得不摒弃笨拙的封建军事体制，转而采取雇佣兵制，而这让贵族的军事重要性减弱，增强了王权。在接下来的“蔷薇战争”中，世袭贵族大量葬身沙场，贵族势力一蹶不振。
1485年博斯沃思战役之后，亨利七世开创都铎王朝。该王朝历任君主一直在削弱贵族势力，提拔市民阶层的人士，与贵族抗衡。另外，从14世纪开始，罗马教廷的势力衰落，贵族失去重要的外部支持，也有利于君权扩张。
到了亨利八世时期，贵族势力衰落到需要充当国王的廷臣，才能维护自身地位和权力的地步。英剧《都铎王朝》讲的就是这位国王，从中大家可以看到他是多么独断专横，连罗马教廷也不放在眼里。
都铎王朝的君主利用王权来打击贵族体制造成的割裂与隔阂，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推动工商业的繁荣，也增强了英国的国力，海外贸易与殖民发展起来。到伊丽莎白女王时代，英国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成为欧洲强国。
这也解释了，为何在中世纪后期，尤其是在都铎王朝时代，《大宪章》在英国几乎被人遗忘了。生活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莎士比亚所写的戏剧《约翰王》，根本就没有提到《大宪章》，完全忽略了这个在今人看来约翰王统治时期最重大的事件。这是因为，《大宪章》的实质是贵族压制王权，但都铎王朝时代的大势是贵族变得依附于国王，所以《大宪章》被人遗忘，便不足怪了。
这个过程有着重要的社会背景和阶级变化背景：在中世纪后期，英国的工商业繁荣起来，而贵族制下的封土封臣体系，对工商业不利。在这一时期，王权成为新兴工商阶层的重要盟友。
无论是在英国还是法国，王权都是与新兴的商人与市民阶层组成联盟，打击贵族。当时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在涉及王权与贵族的关系时，都是主张增强王权的。
只是到了后来，当贵族势力衰落之后，商人与市民阶层才与王权产生矛盾，爆发所谓的“资产阶级革命”。于是，在17世纪的英国，代表新兴阶层利益的人士把400年前贵族限制王权的《大宪章》翻了出来，作为批判和反抗王权的武器，而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已经实现了对《大宪章》原始意义的转换。
《大宪章》中保护贵族权益的内容，被转换成了对市民阶层权益的保护。最终，通过这种意义转换，英国新兴阶层获得了对抗王权的合法性和正义性。经过残酷的内战，在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英国建立起了现代的君主立宪制。
英国和法国是最早实现现代化的两个国家，而两国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前，都经历了一段王权扩张、贵族衰落的时期，这绝不是偶然的。因为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民族国家的形成，而王权的扩张是一个重要的推动力量：王权通过对国家的整合，通过对暴力的垄断，建立起统一的市场，塑造出共同的民族身份，在此基础上逐渐产生出现代的“主权”意识，为现代化的转型奠定基础。
当然在这个阶段结束后，专制王权本身又成为革命的对象，它在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之后，也退出了历史舞台。但王权所曾起到的阶段性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在英法之后，在19世纪，德国、意大利等国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完成了现代化，并最终蜕掉了“君权”这个历史阶段性的工具。而贵族能够“限制”、“约束”王权的波兰，却被它的三个专制邻国给瓜分了。
所以，单向度地用“限制君权”-现代化-富强这个维度来解释英国的演进，无疑是忽视了历史中的一些复杂因素，忽视了英国经历的王权强化过程。
其实，国家能力的强化，与限权制衡体系的建立，是现代化的两面。如果只强调限权，就像波兰那样，现代民族国家无法成形，而王权是现代国家成形所利用的工具。英国的成功之处在于，它将这两面合理地结合了起来，既整合了国家，又建立了民主政治制度。
当然，毫无疑问，现代的“限权”、法治观念非常重要，然而，这些现代观念的基础，是在启蒙时代之后才出现的“人民主权”观念：主权属于人民，人民限制君权。而《大宪章》是贵族限制王权。此“限权”非彼“限权”。
启蒙时代前后，欧洲的社会经济状况与社会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用现代的限权观念去诠释启蒙时代之前《大宪章》，是一种典型的时空错乱。
但是，笔者并不否认《大宪章》中蕴藏着一些权利思想的胚胎，这些胚胎在后来新形成的社会土壤中发芽壮大。笔者也不否认后人对历史的神话、重新演绎和“创造性转化”，所具有的价值。这种重新阐释让广大民众相信，今天的民主制度植根于深厚的历史文化土壤之中，让人们树立起对民主制度情感与信心。像这样的“创造性重释”的例子，在历史上非常多，只要能发挥正向的社会功能，它就是有益的。
中国人对《大宪章》充满感慨。有的中国人看到英国1215年也就是中国南宋时期就有的《大宪章》，难免生出一些本国“万事不如人”、“几千年来一直黑暗落后”的自卑感出来。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大宪章》时期的英国，有相当大比例的人口是农奴，不享受任何法律保护，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而南宋则至少在官方法律层面上，已经废除了奴隶制，情况又不一样了。
当然，不应否认，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不仅在“器物”方面，而且在政治文化、文明程度方面，都远远落后于英国，今天的中国应该学习从《大宪章》中阐发出来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如何对本国传统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和扬弃，采撷其中适于现代文明的方面，用传统来作为革新的催化剂，也是研究《大宪章》的发展史，所能给予中国人的一个重大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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