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财阀：“帝王式资本”的前世今生 (之一)
——乐天集团“王子之争”与韩式“速效资本主义”
葛小辉
导语：看过韩国乐天集团“王子之争”，许多人惊呼，韩剧演绎的豪门恩怨原来是真的!而各种狗血剧情背后，正是二战之后韩国财阀非常暧昧的成长史。我们在此回顾这段历史，并非出于猎奇，也不是单纯为了推进所谓“区域研究”，而是希望能“以国为鉴”，重新思考中国社会的未来走向。
最近在韩国舆论中闹得沸沸扬扬的乐天集团“王子之争”或者说“继承者战争”把人们的目光再次引向把集团经营权在家族内部的世袭传承视为理所当然、并把企业视为私人财产的所谓韩国“企业文化”。乐天集团作为韩国名列前茅的大企业，在韩国一般民众的心目中是不折不扣的“财阀”。当然，韩国的财阀企业远不只乐天一家，“继承者战争”也是屡见不鲜。而财阀企业足以左右韩国经济走势的巨大能量，以及它们与韩国政治、媒体的盘根错节的关系，也一直是以“进步”和“保守”之争为政治构图主要特征的当代韩国社会的争论焦点之一。那么韩国的财阀企业与韩国政界、媒体、社会在前世今生究竟有着怎样的爱恨纠葛呢?
1945年从日本殖民统治下获得解放的朝鲜半岛，随着1948年8月15日半岛南部大韩民国和同年9月9日半岛北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分别成立，终告正式分裂。半岛北部走共产主义道路的朝鲜在对过去长达36年的日本殖民统治进行了彻底的、全面的清算后，走上了国家建设的道路，但半岛南部奉行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理念的韩国，可以说是在相当程度上继承了日本殖民统治遗产的情况下展开现代国家建设的。按照韩国社会的一般性历史叙事，从光复到今天这70年的韩国历史，大体可以粗糙但不无根据地以20世纪80年代风起云涌的民主化运动为分水岭，分为军政府“独裁时代”和文人政府“民主政治时代”，而韩国财阀企业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也随着政府产生方式的转变而发生了巨大变化。
一、军政府统治时代
民主化运动之前的四十年是韩国财阀的急剧发展和形成时期。就像很多韩国学者指出的那样，在财阀集团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虽然不能不承认第一代创始人的企业家精神，但如果离开与政权和美国军事统治当局的关系，财阀的发展与壮大将是难以想象的。比如，以三星集团为例的话，在日本殖民统治时代以继承的祖产为基础开办“协同精米所”起家、并在各种生活物资稀缺的朝鲜战争中凭借贸易业大发其财的三星物产公司，在签订停战协定的1953年开办了“第一制糖”厂、接着又在1954年开办了“第一毛织”厂，开始从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转变。此时适逢李承晚政府推行将政府掌控下的银行民营化的计划，政府邀请三星参加公开投标，三星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四家全国性银行的一半以上的股权，这对三星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另外，在朝鲜战争结束后急需恢复农业生产的50年代，农业所需肥料全部依赖进口的韩国面临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建立国产的肥料工厂。三星会长李秉喆制定借款计划后，向政府提出了支援要求，当时的韩国财务部长官宋仁相、国会议长李起鹏以及总统李承晚全面承诺对三星提供一切可能的支援。但这一计划随着1960年“四一九(学生)革命”之后李承晚政权的倒台、以及在学生革命后张勉主导的民主党政权下和1961年“五一六军事政变”后朴正熙(1917-1979)主导的军政府初期李秉喆(1910-1987)被指控为“非法聚敛财富”的第一号人物而搁浅。但为了收拾混乱的社会局面、在最短的时间内看到经济发展成效，军政府并未对“非法聚敛财富”者进行处罚，而是反过来向其征求有关经济建设的意见、邀请其参加重建工作。建立国产肥料工厂的计划也重新被朴正熙提起，据李秉喆回忆说，当时的总统朴正熙曾强烈邀请他和他领导下的三星企业积极参加国内的经济重建工作，并敦促他尽快开建肥料工厂，表示会对他提供一切可能的支援。随后的60年代和70年代，三星又在军政府的主导和支持下分别进入电子工业、重化工业、造船业以及酒店业等。常为韩国社会诟病的韩国财阀的八爪鱼式无孔不入的经营领域扩张局面，在军政府时期便已经以这种方式奠定了坚实基础。尽管有人说，这是财阀企业为了分散经济风险而采取的经营战略，但它从根本上得益于军政府以财阀为中心的经济发展计划，军政府之所以制定这些计划，是因为其面对内外压力，迫切需要在短期内看到经济发展成效。
而韩国另一大财阀现代集团最初起家是创始人郑周永(1915-2001)在1945年8月15日半岛光复后的几个月里承包美军兵工厂的汽车修理业务，在1946年以优惠条件获得政府处理的“敌产”(日本殖民统治时期遗留下的日本人财产)后建立了以汽车修理为主要业务的具有相当规模的“现代自动车工业社”。当时因为韩国官方用车和美军军用车的修理业务繁多，郑周永得以经常出入政府机关和美国军事统治机构，由此了解到建设工程承包业将会有很大的用武之地，于是在1947年建立了“现代土建”，建立之后，从韩国政府方面获得越来越多的工程承包业务，在朝鲜战争期间则几乎垄断了美国第八军的各种建设工程，在1957年更因承包战争时期被破坏的汉江桥梁的修复工程而名声大噪。此后现代集团便以“现代建设”为母公司而成长为韩国的顶级财阀企业。其实早在朝鲜战争的混乱时期，郑周永指挥下的现代便已开始了多元化经营，比如贸易、外资仓库的代管以及海运业等等。
其他财阀企业的兴起与发展过程也大同小异，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都曾受到国家的大力扶持。在军政府统治的时代，政府依靠经营许可权，优先赋予政策和金融特惠政策等对大企业提供强大且全面的政治经济支援和庇护。在冷战时期左右阵营尖锐对立的特殊氛围下，两边阵营的参与者都对两种意识形态和政治社会体制之间的竞争有着明确的认知和意识。在东亚地区的阵营对立中立志成为资本主义阵营桥头堡的韩国，同时又在具体的体制竞争方面，面临来自与自己体量相仿的朝鲜半岛北部的社会主义朝鲜的压力。于是，处于体制竞争压力下的韩国，同时也是为了维持军政府统治下的政治社会稳定和在短期内看到经济发展成效，便以军政府扶植财阀企业的方式，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所谓的“汉江奇迹”。它本质上可以说是一种国家主导的速效资本主义。
而在韩国财阀企业接连出现的60、70年代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除了政权的强力主导外，还有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外资援助。除了盟国大哥美国在50年代的大力援助外，60年代初期随着美国援助的下降，韩国又打开了另一条获得外资援助的途径，那就是1965年签订《日韩基本条约》之后日本提供的大量贷款和援助。说到《日韩基本条约》，这个谈判过程前后长达近14年(1951.10-1965.06)的日韩建交系列条约至今仍在韩国社会存在很大的争议。在50年代的数轮谈判中，因为双方无法在战争和殖民统治赔款问题以及渔业问题上达成共识而始终未见成效。在1961年朴正熙通过“五一六军事政变”掌握政权后，开始积极推进日韩建交谈判进程，以促进“国家自主经济的建设”和引入日本资金，而日本也在50年代的高速经济发展后继续为国内资本寻求海外市场。初期虽亦因殖民统治赔款问题和渔业问题而未见成效，但随着朴正熙于1962年10月派遣心腹金钟泌赴日与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进行秘密会谈并签订“金钟泌-大平正芳备忘录”而为随后的快速进展奠定了基础。至1964年4月，双方已经基本达成协议，只是日本在协议中并未正式承认曾对朝鲜半岛进行的殖民统治。军政府对日谈判的这种积极姿态受到国内民众的反对，在学生示威发生后，朴正熙于6月3日发布全国戒严令，致使韩国社会陷入混乱。后来经过同年12月的第七轮谈判，双方最终于1965年6月22日在日本首相官邸签署了《日韩基本条约》。2005年韩国政府公开了《日韩基本条约》，但据说日本方面表示韩国政府公开的条约内容只不过是原来条约的五分之一。这不能不让人好奇，这个条约除了日韩建交、日韩经济协定(贷款等)、在日韩侨的权利问题、渔业问题等外，是否还包含了其他我们至今不知道的内容?
而说起积极促进对日谈判的朴正熙，又不能不让人想起在20年前一个年轻人在伪满新京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典礼上的演讲。1942年3月，一位叫冈本实的年轻人因获得包括中国人和朝鲜人在内的240名军官学生中的第一名而作为学生代表在伪满新京陆军军官学校的毕业典礼上作“御前演讲”，演讲的主要内容是向日本天皇和日本傀儡伪满洲国皇帝溥仪表达忠诚，说在实现大东亚共荣圈的圣战中，他愿意像樱花一般光荣献身、灿烂地死去。因表现优异，年轻人还得到了伪满皇帝溥仪赏赐的金表。这位叫冈本实的年轻人，就是20年后通过军事政变成为韩国总统的朴正熙。这能否为他在60年代日韩谈判中的态度提供一些解释呢？
而其实这篇文章开头提到的韩国财阀——乐天集团“王子之争”之所以引爆韩国舆论，并不单纯是因为它的狗血剧般的长子次子间的各种攻防与反转，而是因为随着事态的发展，出现了超出韩剧编剧想象力和承受能力的剧情。首先交代一下故事背景。乐天集团包括日本乐天和韩国乐天，而以日本乐天为母公司，因为最早是在日本起家。2014年底日本乐天副会长辛东主(1954-)被解除职务，由韩国乐天的掌权人辛东彬(1955-)兼任日本乐天会长。2015年5月下旬坐着轮椅、93岁高龄、健康状况深受疑虑的辛格浩(1922-)被长子辛东主从韩国请到日本，宣布解除辛东彬和其他几名理事的职务。但第二天，辛东彬在其他理事的支持下，以程序不合法为由拒绝父亲的职务解除命令，反而把老父亲从总会长的职位上赶了下来。长子辛东主为了证明父亲、乐天集团创始人兼前总会长辛格浩对自己的支持，拿着有父亲亲笔签名的“指示书”于7月29日夜里从日本飞回韩国接受韩国KBS电视台采访。韩国舆论就是从这个采访开始被引爆的。因为辛东主在采访中全程讲的都是日语。韩国网友纷纷吐槽，这到底是韩国人还是日本人?而据报道说，辛东主一句韩语都不会说，而弟弟辛东彬虽然能讲几句，但也十分生疏，也就是说虽然他们都是韩国人，但韩语对他们而言几乎就是外语。随着乐天家族历史的一步步曝光，韩国人大概体会到了没有最瞠目结舌、只有更瞠目结舌的状态：辛东主和辛东彬兄弟在90年代以前都拥有日本和韩国的双重国籍，两人也是借助双重国籍而得以免服按照法律韩国所有成年男子都要服的兵役的，直到90年代两人才放弃日本国籍;辛东主的夫人是旅美韩侨，目前一家人都生活在日本，辛东彬的夫人则是日本贵族出身、据说差点成了日本皇太子妃;辛格浩和辛东主、辛东彬兄弟在日本活动时都有各自的日本名字，分别叫重光武雄、重光宏之和重光昭夫;而兄弟俩的母亲、辛格浩的第二任夫人也是位日本人，名叫重光初子。最后，重光初子的舅舅是谁呢?重光葵。熟悉近现代史的人大概都听说过这个名字。
重光葵(1887-1957)，日本大正、昭和时期的外交官，二战甲级战犯之一。因处理“济南惨案”有功而从1929年起历任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日本驻中国大使，虽在1932年韩国独立运动家尹奉吉义士(1908.06.21-1932.12.19)组织的上海虹口公园爆炸案中失去右腿，但官运亨通，先后担任过日本驻苏联大使、驻英大使和外务大臣，最著名的是他那张1945年9月2日穿着西装拄着拐杖登上美国战舰密苏里号甲板和梅津美治郎一起签署日本投降书的照片。战后虽被判为甲级战犯，但很快于1950年获释，且再次担任外务大臣，在任内完成了日本和把他送上法庭的苏联之间的邦交恢复工作。他还参与创建日本自民党，曾担任自民党副总裁。1985年辛格浩的次子辛东彬举行婚礼时，当时日本政界和经济界大佬纷纷出席，而辛东彬的新婚日本夫人也是日本前首相福田赳夫给介绍的。这与辛格浩的夫人是日本自民党创党元老之一的外甥女大概不无关系。而日本媒体比如《日本经济》在报道乐天集团辛氏家族的“二子夺嫡”事件时，也是把它称为“重光家族之乱”的，甚至辛东主向韩国媒体公开的“指示书”上他父亲署的也是日本名字。
而在韩国报纸《每日经济》在1992年4月6日的一篇题为“时代感出类拔萃的营销鬼才——乐天集团会长辛格浩”(“时代감각뛰어난마키팅 鬼才 辛格浩롯데그룹회장”)的报道中，称赞辛格浩在日本政界和经济界都吃得开，是日本社会的大人物，因此在韩国的对日外交中发挥着桥梁和窗口的作用，在韩日关系的一些悬案上还是韩国总统的顾问。这篇报道字里行间充满了对这位在日本获得巨大成功的韩国人的自豪和赞赏。
所以随着这些内情的一步步曝光，韩国舆论为之哗然，韩国网友们惊呼被欺骗了，纷纷追问乐天集团到底是韩国企业还是日本企业，抑或是在韩国赚了韩国人的钱后送往日本的企业。当然，这并不是说韩国所有的财阀企业都与日本战犯有关系。只不过考虑到60、70年代韩国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日本资本做出的贡献，应该说，从军政府那里获得特惠贷款而飞跃发展的韩国财阀企业得益于日本之处良多矣。（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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