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最近难民潮引发的人道主义危机使得欧洲“民主政府”被迫做出妥协。然而问题是，怎么处置这些难民?本文认为，欧洲面临了两种选择：一、圈块地把难民养起来;二、通过劳务合同，把难民变为廉价劳动力。前者花费高到令人无法忍受，第二种势必会抢走公民的饭碗。不管哪种结果都会激化难民与公民之间的经济矛盾，这种矛盾会以种族歧视和文化歧视的方式表现出来。
9月2日早上六点，3岁的叙利亚库尔德族小男孩爱兰·科迪(Aylan Kurdi)终于漂到了他的目的地，那是土耳其度假胜地博德鲁姆(Bodrum)，“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的故乡。小爱兰的照片着实揪住了全欧洲人民的心，从这个角度看，他死得其所——他的生命引发的人道主义忧虑至少使得欧洲“民主政府”被迫在难民问题上做出妥协。关于这件事的报道和评论充斥了各大媒体。然而，这样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却被忽略了：吸收了难民之后呢?又该怎么处置难民?
记得德国公法学家卡尔·施米特曾提醒人们：
无论雅典的城邦民主还是大英帝国，国家领土上的全部居民并不享有政治平等。在大英帝国治下的四亿居民中，有三亿以上的人不是英国公民。说到英国的民主、“普”选或投票权和“普遍”平等，英国民主制度下的这好几亿人，有如雅典民主制下的奴隶，毫无疑问是受到忽视的。现代帝国主义创造出经济和技术发展的许多新的统治形式，其扩张程度有如民主在祖国内部的扩张。各殖民地、摄政体制、托管地、干涉性条约和类似的依附形式，使民主国家今天能够统治异质的人口，不必把他们变成公民，使他们既依附于一个民主国家，同时又被这个国家拒之门外。这就是“殖民地从公法上说是外国，从国际法上说是国内”这种漂亮说辞的政治和宪法含义。
公民和臣民的差别，在民主雅典表现为公民和自由民的差别，在大英帝国表现为宗主国公民和殖民地人民的差别。在今天，“国内法上说是国外，国际法上说是国内”又体现在公民和难民的差别上!在这段话中，施米特暗示了，所谓的“自由民主”并不只是普世价值，它更是一种现代治理技术，一种通过掌握公民身份，通过调节公民与其他臣民之间界线的统治技术。
“难民”这个身份，本身就意味着没有固定的政治身份，没有公民权利的保障，任何时候都可能被驱逐出境!换句话说，难民是可以被任意驱逐而不用经过必要司法程序的“赤裸生命”!政府只要通过掌握决定“他们之中，谁可以晋身为公民，谁会被驱逐”的权力，就可以实现对他们的统治。
我生在国企，从小眼见耳听，知道在一个国有企事业单位，开除一个正式职工需要多么繁琐的组织程序，竟至于竟至于领导对不少刺头无可奈何。而协议工或临时工呢?只要干得不好就立马滚蛋走人。一个“正式职工”的诱饵或一条“被开除”的威胁，就可以让他们俯首听命。直到今天，大幅扩大临时工的比例仍是提高国有企业市场竞争力的手段。至于富士康们，其竞争效率的根源恰恰在于把所有员工都变成临时工，都变成不受保护、可以任意开除的“赤裸生命”。
企业如此，国家亦然。如果没有墨西哥偷渡者，美国的劳动密集型企业靠什么发财?ISIS给欧洲送来了大量廉价劳动力，他们不用享受或很少享受公民所享有的法律保护和社会福利。“随时都有可能被驱逐”这一风险又迫使他们不得不玩命工作，对任何剥削和压迫都逆来顺受。欧洲各国政府完全可以转变思维方式，利用难民处于法律灰色地带这一事实，通过劳务输入的方式，将其变为自己的经济强心剂。
是的，欧洲面临了两种选择：一、圈块地把难民养起来，但这样的花费高到令人无法忍受;二、通过劳务合同，把难民变为廉价劳动力。第二种前景同样令政客们感到恐惧。廉价的难民势必会抢走公民的饭碗，其结果要么迫使高贵的公民降低的身份，要么迫使公民们通过自己的政治特权逼迫政府限制难民。只要欧洲政府选择了第二种方案，那么不管哪种结果都会激化难民与公民之间的经济矛盾，这种矛盾会以种族歧视和文化歧视的方式表现出来。这是经济增长带来的“阵痛”。
通过这种两难处境，我们不难发现，但欧洲政客虚伪的人道主义说辞背后，隐藏的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的功利算计。然而，人道主义意识形态一经动员，就往往不再受到政客的摆弄。汉代皇帝可以通过“天副人数”坐实自己统治的正当性，天人之道一经产生，就完全可以成为人民反抗无道之君的革命旗帜。同理，欧洲政客可以通过人道主义掩饰自己的功利算计，但这种人道主义一旦被动员，尤其是一旦被难民接受，就会转化为他们“无权利者的权利”。它孕育了一个新的反抗主体的可能性，一种不受欧洲政治体制归化的真正民主的力量。几十年前，殖民地独立运动的旗帜，不就是欧洲人的民主意识形态提供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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