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马按：
近日，美韩宣布部署萨德系统，在韩国遭到了进步团体和民众的反对，多地爆发大规模反萨德示威运动。而在上世纪70、80年代，韩国人民反对军事独裁、争取民主政治、工人为争取更好的工作条件进行了多次的抗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光州事件”)。政治运动在这片土地有其传统。文学也曾脱去“纯文学”的坚硬外壳，紧跟时代脉搏，出现了民众文学、劳动文学等现象。工人开始成为创作主体，工人文学团体涌现，文学与政治运动共同生长。但是，随着“新自由主义”政治工程的建立，人民化为原子式的“个人”，政治运动丧失动力，文学则退回到了文化精英的书房里。
保马今日推出《韩国“民众文学”访谈录》，虽为关于“文学”的访谈录，但其中所牵涉的韩国民主化运动历史，读来让人心生激动，让人不由得想起从去年持续至今的“反朴槿惠示威”和最近的“反萨德示威”运动。在此希冀“能歌善舞、开放明朗”的韩国人民，能够重新回到他们的80年代，建立全新的民主政治和民众文学。
本文原载于《天涯》2015年第4期，感谢苑英奕老师授权发布!
韩国“民众文学”访谈录
崔元植，金明仁，苑英奕
众所周知，韩国是亚洲国家中民主化程度较高的一个国家，然而实际上今日的民主化国家体制是建立在上世纪后半期韩国民众几十年的民主化运动基础之上的，是一部血泪史换来的成果。笔者作为韩国文学研究者，倍感兴趣的是韩国文学中所包含的政治韵味以及韩国文坛高度的政治敏感度。因此，笔者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与民主运动关系最紧密的“民众文学”为线索，对最具代表性的论者们进行了逐一访谈。本稿为访谈系列之一，访仁荷大学国文系教授崔元植先生、金明仁先生的内容笔录稿。
时间：2014年8月28日下午
地点：韩国仁荷大学崔元植教授研究室
苑：崔老师，韩国文坛从70年代就开始讨论民众文学，而众所周知，民众文学论范围的扩大是发生在80年代，特别是85年之后的事情。您认为这种变化的背后是否存在一些政治、社会或者更具体讲文坛的一些影响呢?您现在回看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民众文学所经历的里程，有何感想?
崔：韩国70年代文学论争准确地来讲应该称作“民族文学论”，这主要是因为1960年4月市民革命取得胜利后给文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这次革命使文学开始认识到民族的现实：独裁政府和分断的现实。
苑：崔老师，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应该怎么看待呢?
崔：韩半岛南北分断是民族的现实，但当时的政府为了维护统治，隐蔽分断这个事实，在敌对北半岛的同时，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民众的自由，这是独裁体制的集中体现。也就是说，正是因为韩半岛上无法驱使分断这个怪物，所以民众就无法实现自由。同时，分断造成的无数离散家庭的受害者正是民众。而4月革命后，文学开始关注民族的现实，也就自然关注到在分断和独裁体制下饱受苦痛的民众身上了。
苑：那4月革命之前的韩国文学是什么样子呢?
崔：4月革命之前的韩国文学主要推崇的是纯文学，也就是不受任何社会外界因素影响的文学，而4月革命之后韩国文学具备了“参与文学”的性格，开始关注社会现实了。可惜的是，4月革命胜利后不久朴政熙军人势力发动了5.16军事政变，革命失败了。而此时的韩国政坛上由4月革命成长起来的民众主义势力集团和军事政变发展起来的军人势力、亦称产业化势力集团形成了对峙。民主主义势力集团的主要目标是实现民主政治，而产业化势力集团则主张先脱贫致富，即使以牺牲民主为代价。
苑：崔老师，那民主主义势力集团的代表政客有哪些呢?
崔：这就是后来当总统的金泳三、金大中一直到卢武铉啊，而另一派则是朴政熙、全斗焕、卢泰愚、李明博包括今天的朴瑾慧，现代韩国社会其实就是4月革命势力和5.16军事政变势力的一场长期较量。
苑：是这样啊，那文学上是否也存在不同观点呢?
崔：是啊。60年代中后期文坛上出现了“纯文学”与“参与文学”的论争，而“参与文学”到了70年代就转变成了“民族文学”，同时产生了民族文学运动，民族文学运动的主要口号就是实现民主，比如政治上恢复总统的普选制等。
苑：当时不是普选制吗?
崔：当然不是，朴正熙执政之后独裁的程度实行维新体制，独裁的程度日益加强，内部选举总统，几乎99%的得票率。所以民族文学论的主要口号是实现民主自由，比如文学舆论的自由等。同时，另一个口号就是南北统一，当时虽然消息被封锁了，但后来明白当时北半岛比南半岛富裕得多，所以当时南半岛是弱势，政府根本不敢提统一的话题，一直处于防御状态。而无论是民主还是统一，最终的受害群体都是民众，所以民族文学论的中心自然就是民众问题。70年代民族文学的最大成就就是两大代表-----金芝河诗人和黄皙暎小说家作品的出现，比如黄皙暎的《客地》，也是苑老师你翻译的吧?其中有两篇中篇《客地》和《韩式年代记》，《客地》说得就是独裁体制、产业化社会中饱受苦难的民众，而《韩式年代记》讲得则是另一条历史主线-----分断体制下的离散家族。这两个主线集中体现了70年代民族文学的两大精神和主题。
苑：照这么说，民族文学论的中心最终还是民众问题的文学呀!那为什么不叫民众文学呢?
崔：是啊，一方面民族文学的概念中同时强调了民众文学这层意义，另一方面当时的政治氛围十分紧张，“民众”是十分危险的词眼，民族文学能起到回避嫌疑的作用。上世纪20年代韩半岛上也曾激烈地使用过人民、工人、无产阶级等词汇，可最后主张者们都越到北半岛了，而且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国、北半岛都叫人民，后来连民众也变成敏感词汇了。
苑：这里的人民、民众都是people吧?
崔：是的，原来能用的词都不允许用了，提到民众就算赤匪。到70年代末开始出现了底层民众的叙事。
苑：崔老师，那主张统一的民众希望何种统一的方式呢?
崔：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解放，而是和平统一，虽然没有提出联邦或者何种政府状态。主要是民众作为受害者只是单纯地想结束这种苦痛。到70年代末以诗人金芝河为代表的文学评论中多次提出民众。而此时的民众已经不用于人民或者无产阶级了，是一种阶级联合的概念，包括农民、工人、小市民的同时，也包括有良知的资产阶级，是一种广义上的民众概念。但实际上文学作品中强调的仍然是底层民众。因为当时底层民众的处境确实十分恶劣，政府一直实行低工资、低粮价、高强度，榨取和压迫十分恶劣。所以很自然地底层民众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上后就开始反抗，文学上到70年代最后两三年就逐渐出现了打工者们写自己的文学作品。柳东佑的《一块小石头的喊叫声》、石汀南的《工厂的灯光》出来之后受到了瞩目。79年朴正熙被暗杀，所有人都以为民主时代到来了。而新军部势力——全斗焕重新发动军事政变沿袭了军事独裁的路线。
【1979年10月26日，朴正熙总统遭中央情报部部长金载圭杀害。其后，全斗焕将军在军队内部发动兵变，取得最高的军权。随后韩国民众自发组织起要求民主的运动，却遭到了残酷镇压，这是“韩国518光州事件”。】
苑：那后来的军政基本沿袭了前政府路线吗?
崔：有过之而无不及，新军部政府初期完全是黑暗期，许多参与民主运动的文人、学者都被抓进过监狱，文学也进入失语状态了。但当时经济已经十分发达，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缓解了人们的不满情绪。一直到80年代中期。
苑：后来有何新的变化?
崔：主要是一种脱中心现象。之前是以文学为中心，80年代中后期扩展为电影、话剧、美术等各种体裁。民众文学的方式变得十分大众化。同时也是因为经济条件能支撑起来了，比如文学可以十分简朴地传播，但电影则需要一定的设施、场地等。另一个变化就是70年代的民众文学主要以首尔为中心活动，但到了80年代中后期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大大小小的艺术团体。之前是以《创批》和《文知》为代表的季刊主打文学阵地，80年都被封杀，而相反出现了不定期期刊、同仁期刊、出版社策划图书系列等。
苑：精英主义文学被解体了，对吗?
崔：是的，打工文学作品无意识地解构了精英主义文学，但评论界却有意识地、激进地批判70年代文学为小市民文学。其实60年代末金芝河已经在《讽刺与自杀》中批判了之前文学的小市民性，提出了应该走民众文学路线。80年代中后期继承发展了这种观点，比较激进地发表观点。其中《劳动解放文学》等期刊上发表的最多。
苑：是底层民众们发表的文章吗?
崔：呵呵!不是，大部分都是知识分子们之间的论争，只不过总是拿打工文学举证而已。当然也登载了不少打工作品。还有一个期刊叫《民族解放文学》，激进派里面也分为PD和NL， NL主张主体思想，也就是亲北韩路线的思想。而PD则主张正统的、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路线。
苑：那整个七八十年代文学中，先是民族文学然后失语，再后来激进派倡导打工文学，虽然都讲的是民众的文学，但“民众文学”这一词汇没怎么用啊!哈哈。
崔：呵呵!事实如此，80年代后期几乎是百家争鸣，各种主张纷纭登场。这正是80年代文学的独特风景线!但其实劳动文学的激进主张实际上已经越来越脱离民众了。
苑：这是为什么呢?
崔：激进派们主张社会主义等，一般民众哪敢说自己是社会主义者?明摆着是赤匪嘛!但80年代先后被捕的激进派们此时却毫不忌讳地同意自己是赤匪的说法。所以，最终80年代虽然压制地厉害，但此时对社会主义的忌讳却逐渐在反抗声音中被攻破了。
苑：这真是一种难以想象的效果，竟然在对社会主义的镇压中洗去了社会主义的神秘感!
崔：是啊!之后87年全国民掀起了6月抗争，提出了普选制，修改宪法等。此时真正实现了运动的民众化，最终政府妥协让步。但当时政府是有阴谋的，条件是民主党金大中、金泳三需要一分为二，实现和保守势力的三角鼎立，最终还是保守派取胜，结果果然卢泰愚上台了。
苑：但老百姓不知道吧?
崔：怎么会知道?全国民都欢呼雀跃。总的来说，80年代的民族性民众文学、劳动文学既是70年代民族文学的发展又是断裂。而不管是发展还是断裂最终都归结在了87年代6月抗争上了。因为87年之后再也没有回归到军事独裁制度，程序上实现了普选制度等。
苑：那韩国七八十年文学和政治的关系看来十分密切了?
崔：确实如此!我认为七八十年的文学是最集中体现韩国政治的阶段。
苑：那应该如何理解90年代与七八十年代文学的关系呢?
崔：我认为变化应该以87年为界线，从87年之后文学就开始逐渐脱离社会问题了。因为87年民主运动已经告一段落了。同时89年柏林墙的拆倒，91年苏联的解体给韩国文学带来了冲击。因为之前主张统一的理由之一就是，人们幻想能通过统一实现对南韩资本主义的一种超越，尽管不是北韩方式的，但确实是存在想象的。当这个想象化为真正的幻影后，文学真正失去了紧张性，失去了与独裁和资本主义抗争的紧张性。
苑：另一方面是否有经济原因的影响呢?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下写作需要考虑商业效益，作家们也受到市场性的困扰。
崔：是啊，这是当然的。韩国社会在几十年的抗争中同时获得了民主主义和经济的成长。但对文学来讲不是好事。哈哈…文学应该总是在危机中才能获得发展。
苑：是啊。就像乱世才能出英雄一样吧?
崔：是啊!当人们安心满足于资本主义的时候，97年经济危机爆发了，文学的任务似乎又到了，哈哈!
苑：谢谢崔老师对七八十年代的文学背景讲述地如此详细透彻。我想再请教一个问题，据我所知，当时有不少主张民众文学的年轻学者主动下乡或者下工厂，不知道老师您当时是否有这种经历?您觉得这种经历对实践者们的文学成就或者文学思想有何影响呢?
崔：是啊，假工人们很多，像方贤石这样的作家就到仁川的工厂来了。仁川和首尔的关系就像中国的天津和北京一样，仁川是首都重要的后方工业基地，所以这个城市的工厂尤其多，80年代来大批的知识分子假工人都到仁川来了。然而这里需要提到的一点就是80年代激进派的知识分子们有一种特殊情结，那就是对1980年光州抗争的负罪感，因为当抗争初期大学生、知识分子虽然积极参加了抗争，可坚持到最后镇守道厅府、被抓走的人都是底层民众：有送报纸的、送外卖的、工地打工的等等，知识分子们都脱身而走了。虽然并不是说应该和他们一起牺牲，但激进派们始终无法摆脱这种情结，这种情怀一直影响他们的文学评论、文学世界。当时激进的行为也是来自这种情怀，比如大批民众私下收听北韩的广播、亲北思想派的形成、二手书店中马克思主义理论书、越北作家作品的走红等都是这一时期。
苑：这一时期大批民众对社会主义的幻想反而更扩大了吧?
崔：具体来说，应该是对北韩的期待更大了，亲北思想派(主体思想派)NL和传统社会主义思想派PD的主张还不一样，这一时期主要NL派的思想更为明显。
苑：崔老师，照这么说，知识分子的下乡以及当时激进思想的形成都离不开负罪感这一重要的情怀呀。
崔：是的，负罪感是理解80年代韩国文坛的重要窗口。
苑：最近看到韩国作家协会的会报《作家》，为纪念“自由实践文人协会”成立40周年召开了专门的座谈，其中主要邀请当年的元老们回顾了自实成立前后的现场情景。当然为纪念40个风雨春秋，重谈民众运动十分必要。但众所周知，民众文学已经不是当今韩国文坛的主流话语，此次座谈重温民众运动、民众文学的精神有其他的前因后果吗?应该怎样正确理解呢?
崔：自由实践文人协会是韩战以来文人们结成的最初的反政府文人团体，当时主要是反维新体制，是1974年在民主主义示威过程中自然形成的。
苑：可以说是韩战以来最早的左派文人团体吗?
崔：不能这么说，和左派不完全一样，因为里面也有主张自由民主主义的文人，他们不是左派。说白了这个团体就是发起70年代民族文学、民众文学的文人团体，像高银、李文求等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左派文人。主要追求的是言论、行动自由的民主主义和南北的统一。
苑：是啊，崔老师，整个民众文学前前后后民主和统一总是并驾齐驱的主旨，刚开始我作为中国人很难理解这一点，总觉得统一是政府的决策，似乎和民众问题无关。但现在我越来越能体会到南北分断给民众带来的真正苦痛，我周边就有不少人的叔父、伯父等留在了北边，他们的父辈真是至死都不能瞑目。
崔：是啊，不在这个半岛上居住的人是很难理解这一点的。这个自由文人协会到80年代发展为民族文学作家会议，后来去掉了民族两个字，成为现在的韩国文学作家会议，今年是成立40周年，我担任40周年纪念委员会的会长，负责成立40周年的各种文学庆祝活动。
苑：当然纪念40周年十分重要，但我觉得在周年之际重提民众运动现场似乎与当今文学文坛不符，是否另有它意?
崔：实际上从这个团体的名称变化就可以看出活动的倾向，40周年不光是提成立当年，更重要的是回顾已经走过的40年，经历了何种风雨变化，同时也照明未来的方向。
【2014年4月16日，载有476人的“岁月”号客轮在韩国全罗南道珍岛郡屏风岛以北海域意外进水并最终沉没，仅有172人获救。随后，部分沉船事故受害者家属、在野党议员以及社会团体在首尔、京畿道安山市等地举行游行示威活动，要求韩国政府尽快制定“岁月号”特别法，彻查事故真相。】
苑：我听说这次40周年纪念也不断提到岁月号沉船问题，应该怎么看该事件和40周年的关系呢?
崔：岁月号示威运动实际上是在质疑多年的韩国社会秩序，今天的韩国体制实际上是建立在87年体制基础上的，而岁月号示威就是从根本上要求这种这种秩序更新，是一种摸索真正变化的契机。
苑：可以说岁月号事件不是一个单纯的事故，而成为一种政治事件了。
崔：是的，87年体制并非一种真正高水平的民主的实现，而是政治势力之间妥协的产物。基本上是一种开发独裁的产物，这次事件要求一种更高水平的民主体制。希望能有一个圆满的结果。呵呵，不知道朴瑾慧能否更新好。
苑：崔老师，希望韩国能借岁月号之机在民主程度上更上一层楼!我们共同期待着!
研究韩国工运的学者具海根在《韩国工人》一书中指出，80年代韩国进步文学的主导趋势是由“面向民众的文学”，向“民众领导的文学”转变。尤其是工人阶级文学兴起，并成长为独立的流派，这可说是工人阶级文化不断成熟的表征。工人作家、作品增多，成熟程度提高，使得工人文学在由知识分子、专业者主导的“民众文学”中不再居于从属地位。工人文学是对民众文学的反省，因为“民众”文学这个概念过于宽泛、含糊，不能解释工人的工作和社会关系。工人阶级文学的崛起，也刺激知识分子用更批评的态度来看待暴露出“小市民”、“小资产阶级”精神状态的民众文学。 在众多工人作家中，朴劳解是最有名、最杰出者之一。(本段材料转自“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时间：2014年8月28日下午
地点：韩国仁荷大学金明仁教授研究室
苑：金老师，请你先讲一下韩国民众文学70年代到80年代之间发生的变化及其政治社会背景吧。
金：好的。众所周知，韩国上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了农村的离农现象，刚开始的时候农民们到城市打工可以挣到现金，都十分高兴。但一方面由于劳动强度过大、许多工种对身体危害很大、而工资却降到最低，另一方面，离农的人越多，工资就压得更低，工人失业率就越高，所以在这种恶性循环下时间一长农民工们日子不好过了，很难承受现状。自然就出现了工人运动，这里的工人不光是指近代产业部门中雇佣的工厂工薪层，而更多指的是产业工人预备役们，比如工地打工的、送报纸的、女性像美容院助手、饭店服务员等临时工。可能中国目前现下这样的人也不少吧?
苑：是啊，这部分人群是真正的社会底层，总是为维持生计四处奔波，毫无生存安全感。
金：他们的问题其实就是资本主义体制不和谐的一种体现，七八十年代韩国文学中集中反映的也是这种不和谐现象。80年代的民众文学与70年代确实不同，70年代主要是知识分子们书写、捕捉民众现实，知识分子替民众代言。但到了80年代会发生变化，主要是因为工人运动的变化。虽然70年代也出现了部分工人抗争的现象，比如70年带全泰一在高呼成立工会的同时焚身自杀，这说明了当时的劳动条件实在是恶劣至极了。而到了70年代末期这种反抗就逐渐由个人演变成集体化的形式了。后来，80年光州民主抗争爆发了，光州抗争不是知识分子主导的，主体也不是工薪层工人，而是真正的底层民众，知识分子们最后都逃离了现场。这次抗争充分证明了知识分子或学生等群体所主导的由上至下的革命已经不再奏效，自下而上的底层民众主体的运动才能起到真正的作用。光州事件刚结束的前几年韩国文坛完全进入了黑暗期，经过几年的失语状态之后，到85年左右文坛上也出现了新一代激进派评论家，其中一人就是我。哈哈，这时就出现了自下而上的民众文学、民众主体的民众文学等主张。
【韩国光州事件相关资料图片】
苑：您说的民众主体主要包含哪些内容呢?是不是指的是创作主体呢?
金：不光指创作主体。广义来讲指的是从民众立场上看问题，同时也包含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工人的党性。但从民众立场上看问题知识分子也不难做到，关键是底层民众怎样从自己立场上树立自己的主体性。这就涉及到创作主体的问题了。
苑：那当时这一问题得到了解决吗?底层民众真的作为创作主体登场并受到文坛重视了吗?
金：是的，8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朴劳海现象，这是一部美学价值相当高的工人诗歌。之后又出现了劳动诗、手记等新的题材，当然它们的美学价值不一定多高，打工小说有방현석, 정아진等人的作品，此时工人作为创作主体这一问题在实践中逐步实现。同时，工人文学团体在全国也如同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87年6月抗争取得了民主主义胜利，88年出现了工人大斗争，几乎全国的工人都走上街头要求成立自选的工会，到89年为止大部分地区都成立了自选工会。而此时工人文学运动也达到了高峰，也由此验证了85年左右激进派评论家的看法。
苑：是啊，那您对当今民众和文学的关系怎么看?
金：文学总是跟民众的现状联系在一起的。80年代末期民众运动达到高潮，所以民众文学也达到了顶峰。但90年代之后就大幅下坡了，这也离不开其政治社会背景。首先是政治上实现了总统普选制，自选工会也相继成立。而更重要的是经济上的腾飞，生活的富足也消磨了人们的斗争意志。1988年韩国主办了奥运会，以此为契机韩国跃身成为世界性国家了。88年以前虽然经济水平得到了一定的提高，但是一个十分封闭的国家。国民们几乎没有海外旅行的经历、没用过进口商品，对国外所知甚少。
苑：是啊，金老师，我这一代人当时都不知道韩国这个国家，只知道有个南朝鲜，哈哈!
金：哈哈，新自由主义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实现了真正的改革开放。众所周知，新自由主义的重要特征就是资本市场、资本需要自由运转。这种情况运转的前几年韩国社会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工人工资大幅涨高、居住条件、社会福利都得到了改善。民众过上了比之前更加富裕的生活。民众运动丧失了动力，民众文学的逻辑也失去了效用。此时部分激进派评论家们高喊运动却无人回应，变得十分孤立，也就是这时候出现了“运动圈”这个词。
苑：金老师，那“运动圈”并非一个肯定意义上的词汇啦?
金：当然不是，是一种带有嘲讽意义的名称。哈哈!指的是不贴合现实的、脱离民众的激进左派势力。
苑：原来如此!那之后民众文学是不是就完全退场了呢?
金：当今的韩国比80年代看起来似乎富裕了，但实际并非如此。现在的工人中有600万人都是合同工，工作的国民总数50%都是合同工。也就是说大多数国民精神都得不到安全感。在合同制度出现之前，人们相信只要努力就能升职，就能过上好日子，有一种理想。现在人们的理想变成了幻影。新自由主义最重视的就是劳动的流动性、资本、人力的自由，可以随便解雇、随便吞并、任意投资，而它的意识形态就是让劳动者们认识到竞争、个人能力的重要性，让你觉得你被解雇不是因为制度的问题，而是因为你能力不足。
苑：真是一种弱肉强食的逻辑，这样的逻辑下一旦被挤出中心就只能越来越被排斥到周边，真是一个生存相当有压力的社会啊。
金：是啊，所以新自由主义下民众文学的逻辑就失去了效用。因为现在受害的群体已经不仅仅是底层民众了，而是包括女性、外国人劳动者、残疾人当然也包括临时工、合同工等在内的大范围群体，现在统称为弱势群体。而现在的斗争也很难再万众一心，团体倒是不少，可大家各有自己的口号和目标，很难再用某种理论来说明。当然民众运动也不断出现暂时性的联带，比如岁月号沉船事件的示威也可以拭目以待，但确实与之前不同。
苑：是呀，现在最大的矛盾不是民众与政府的矛盾，而是如何超越新自由主义。这恐怕是许多国家面临的问题。金老师，咱们换另一个问题来讨论一下，我本人认为，韩国当代文学史上民众文学是最有民族代表性的文学现象，因为从知识分子对创作主体、美学标准的民众化讨论中可以反映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而劳动文学的登场、劳动文人团体的结成以及文学形式的大众化中也蕴含了整个韩民族的感情基调。老师您怎么评价民众文学在文学史或者思想史上的地位呢?
金：民众文学在文学史上十分重要这不是我主观性的见解。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虽然世界各国都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但在各国不再提民主革命的时候，韩国七八十年代取得了自下而上的民主革命胜利，民众文学也应运而起，不能不说在世界文学史上标新立异。而其中从美学角度上来讲，民众文学和传统文化形式的结合也达到了极致。比如每次示威现场中必不可少的就是四种传统乐器的演奏、面具舞、话剧等载歌载舞的形式，总是一种兴高采烈的氛围，这也是韩民族的一种特殊情绪。
苑：是吗?那民主化运动现场虽然十分紧张，但总少不了欢歌笑语，韩民族的确是一个能歌善舞、开放明朗的民族。
金：的确如此，也是这种民众的形式才使民众文学实现了民众性语言、民众文化的包容。像金芝河先生的诗歌中就融合了盘骚俚的节奏、语言等。而现在的示威文化也不同了，现在的示威现场很难有一个中心舞台、有领导者等，很难找到中心团体。这就是说民众运动的形式也要不断地流变，需要符合当代人的情绪，无需生搬硬套。
苑：是呀，现在的民乐再登场恐怕很难入人心，韩流明星出现在示威现场大家更喜欢，哈哈!金老师，80年代参与民众文学讨论的评论家们大多是50年代或者60年代初出生的学者们，您作为代表这一代人的代表，我想请您谈谈这一代人是否有着共同的经历?他们和60年代后期出生的评论家们在感情基调上有何不同?
金：我们这一带人的最大特征就是少年的时候处于朴正熙的维新体制下，过得十分郁闷。而青年时代恰逢光州抗争事件，当时我二十三岁，正是热血青年。我们这一代人最难释怀的就是没有跟他们一起坚持到最后!没一起牺牲。这也是我们这一代人激进主张的前提。
苑：是吗?那您在写评论的时候也很难摆脱这种负罪感吗?
金：这是当然!我们可以说是光州一代。前一代和后一代人都不会有这种负罪感的。80年5月13日约10万名的大学生和市民在首尔火车站附近示威，但没有坚持到最后就解散了。而5月17号政府派驻戒严军队的时候，首尔没有形成大规模示威队伍，光州却出现并坚持到最后，5月18日戒严军进驻光州进行了血腥镇压。这种负罪感我们是平生也无法忘却的，是我们肩头永远的包袱。这也是80年代激进评论家们发表过激意见的原因。
苑：是啊，每一代知识分子的身体感觉都会影响到这一代人的文学世界，这样深刻的记忆和沉重的情怀是很难靠时间消磨掉的。老师，那您当时参与运动的过程中有没有被捕的经验?
金：呵呵!怎么没有?我被捕过三次，最长的一次是80年底到83年8月，在监狱度过了2年8个月。
苑：是吗?那当时有不少知识分子都有过类似经历吗?
金：比较普遍吧。哈哈!例如我们77级首尔大人文学院一届185名左右，有40人左右有入狱经历，40人左右被学校开除，也就是说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学生都积极参与运动。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特殊的经历，前一代和后一代都和我们不同。
苑：哈哈!金老师那您坐牢的经验后来有没有受影响?
金：哈哈，88年我们正式翻案，给我们消除了坐牢的记录，但十分可笑的是，我们的档案上有消除过记录的记录，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苑：哈哈，实在是太有意思了!不过87年实现民主制度之后也无所谓了。金老师，中国文坛上近些年来“底层文学”讨论掀起热潮，从底层文学作品的素材和主题上来看确实和当年的民众文学有着相似之处，但有评论家表示忧虑：底层素材、苦难叙事会不会作为一种美学战略来引起批评界关注，而失去了文学的真正意义。您作为韩国民众文学评论家对此如何看待?
金：这个我不敢妄加评论，但以当年韩国的情况来看，同是民众文学但也有不少写法，有民众的视角、口气写作的作品，也有贵族视线对民众的怜悯或同情等，这是个人的写作方式，我们不能说其对错，但如果这种写法也标榜自己是民众的代言人的话，这是不符合伦理的。民众文学也好，底层文学也好，归根结底最重要的是民众如何能发出自己的声音，这需要知识分子们有足够的觉醒、诚实的态度。
苑: 金老师，您85年发表的《知识分子危机~》一文被称为点燃了80年代民众文学评论的导火索，是一篇标志性的文章，您的文章中提到80年代的民众们已经具备了主体意识，组织起了工会、出现了打工文学等，也就是说您主张文坛机制也应该发生变化。实际上中国的底层文学也开始发生类似变化，比如评论界对非虚构叙事的重视，新工人文学奖的登场等，实际上这是对既往的精英主义文学机制的挑战。当时韩国文坛上出现的新变化是暂时性的吗?有没有在当代文学史上留下痕迹?
金：80年代当时民众文学的体裁确实十分丰富，比如手记、日记、会报等，其实俄国大革命当时也出现了类似的形式，和最近讲的底层民众能够直接发出自己声音的证言文学类似。像朴劳海的《劳动的黎明》是底层工人创作作品，但其美学价值也得到了相应的评价。我认为作品的价值要取决于它在所处的社会中是否有意义，而非作品自身。当时这新的体裁虽然不是昙花一现，持续了一段时间，但也没有完全延续下来。虽然现在也有不少当年的打工者们不断写回忆录，但已经不符合现代人的情绪和心理了，所以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延续，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延续。说到底是因为民主化运动已经告一段落，所以与其呼应的文学形式也就相应发生了转换。如今的运动是弱势群体的运动，当今良心知识分子关注的也是弱势群体。文学始终摆脱不了社会的困扰。而说到文学史，它也并非有某种一成不变的规则，重视文学社会功能的文学史自然就会把民众文学新的体裁写进去，哈哈!但话又说回来，文学史也是一场文学话语的斗争，是很难一言断定的!
苑：是啊!金老师，谢谢您给了我这么多宝贵的信息!期待韩国民众文学作为文学遗产留名史册!
也许
[韩国] 朴劳解
也许我是一架机器，
一刻不停地焊接着
被传送带推过来的零件，
如机器人一般重复着千篇一律的动作。
也许我已经成了一架机器。
也许我们是养鸡场的鸡，
缚在鸡架上排成整齐的一列，
在昏暗灯光下按节奏拍打翅膀，
音乐节奏越快，我们下蛋越多。
也许我们已经变成没了精气
再也不能下蛋的病鸡。
也许我们已经成了，
只配送进肯德基伙房的鸡。
这样活着多么乏味，
瘦弱的贞顺哭着走向酒吧。
英男患了胃病痛苦万分，
他已经成了病鸡，不得不返回荒凉的故里。
载心发奋念了三年夜校，原想爬上经理宝座，
结果却撕碎了毕业证书。
也许我们都是套上轭头的牲口。
他们，
也许是吞噬鸡蛋的
一伙强盗!
也许他们是
把人变成机器，
变成消费品，
变成商品的
一伙道貌岸然的合法强盗!
那慈祥的微笑，
那高雅的修养，
那富足灿烂的光辉，
也许本应属于我们!
他们在我们的血和泪、绝望和痛苦之上，
把我们的欢笑、我们的高雅和光辉
洗劫一空。
也许他们就是一帮吸血鬼!
转自：《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文化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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