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朗普领导的美国和“脱欧”的英国已经燃起一堆堆受到“公共利益”保护的篝火，唯一的受益者将是百万富翁们。当局向我们承诺的“自由”是富人剥削我们的“自由”。
自由，但是为了谁？
宣传在起作用，意味着一种仅有的价值，比如“信念”或“爱国主义”。任何质疑这一点的人将自己置于受尊重的舆论圈之外。这种神圣的价值用来掩盖那些维护它的人的意图。今天这种价值就是“自由”。这是一个有钱有势的人用来消灭思想的词。
当智库和百万富翁们号召“自由”的时候，关注的并不具体指谁的自由，它们建议说一些人的自由是所有的人的自由的同义词。在某些情况下这是真实的。比如一个人能够实现言论的自由而不损害其他人，在另外的情况下一个人的自由是另一个人失去自由。
当公司摆脱工会的时候，就限制工人的自由。当很富有的人摆脱交税的时候，其他人就得遭受使用破产的公共服务的后果。当银行家们自由地设计奇怪的金融工具时，我们其余的人就得为它造成的危机付账。
在所有这一切之上，要求自由的百万富翁和机构面对的是所谓“纸堆”的某种东西。通过这些“纸堆”他们想要说的是保护“公共利益”的工具。上周《每日电讯报》的一篇文章的标题是：“在‘脱欧’之后请消灭压制英国的纸堆，以便将它从布鲁塞尔的锁链中解放出来”。实际上我们压制自己，但是不是因为“纸堆”。我们压制自己是因为政府蔑视欧洲关于空气质量的准则。污染的结果让数千个生灵离开了他们的躯体。
启动这些保护“公共利益”的措施意味着百万富翁和公司摆脱了民主的限制。英国的“脱欧”和唐纳德·特朗普领导的美国正处于这种情况。他们向我们承诺的自由是非常富有的人剥削我们的自由。
应当承认《每日电讯报》--在英国一旦离开欧盟之后，在一个为了对英国经济全部解除调控的运动中的一份大报--在关于谁是真正的受益者的问题上显示不常见的真诚。根据该报的解释，“这整个进程的最后结果应当是……解放财富的创造者们”(财富的创造者们是对百万富翁一种委婉的说法)。在所谓的奖项中间有香蕉分类的变化--这有助于将非常弯曲的香蕉认定为一级--回到使用白炽灯泡和杀死白塬虫的自由。
我怀疑对《每日电讯报》的百万富翁老板巴克利兄弟来说，香蕉对他们毫无关系。但是，因为他们生意的帝国包括酒店、商品运输、出售汽车、出售住宅和各种零配件，他们可能对欧洲关于工作时间表和其他劳工法律的方面、税收、对环境影响的研究等指令有很大的兴趣，以及对关于消费者的权利、海上安全的法律和广大范围保护“公共利益”的类似措施有很大的兴趣。
如果政府接受这种“纸堆的篝火”，我们将赢得弯曲和有特权的香蕉以便杀死白塬虫。另一方面，我们可能失去我们公正就业的权利，失去一个持久活动的世界、清洁的空气和水、公共的安全、对消费者的保护，失去起作用的公共服务和其他具有文明特点的事情。这是很困难的选择。
如果还有某种疑问，《星期日电讯报》采访了梅林休闲娱乐的执行主任尼克·瓦尼，在一篇文章中断言“纸堆的压载”对于标价的企业来说过于沉重。这指的是保护“公共利益”的某些准则，企业不得不将这些准则作为一种“该诅咒的压载”去履行。
文章没有说的是将这些断言与自己的公司单方面决定摧毁“纸堆”造成的“该诅咒的压载”相联系。作为突出的结果是托雷斯奥尔顿游乐场之一的安全机制，--它违反准则在强大的风力中运行--结果使16人受伤，其中两名青年妇女遭受截腿的痛苦。因此我们需要保护公众，如同《每日电讯报》想要破坏的保护。
具有同样理由的思想也渗透到特朗普政府。美国新的环境保护局局长斯科特·布鲁伊特寻求推翻保护被污染的河流的准则，破坏保护暴露在农药面前的劳动者的准则，破坏保护所有受环境停滞之害的人的准则。这不像过去特别严格的环境保护局：其理由之一是发生在密歇根州弗林特市大规模中毒事件，要保护饮用受到铅污染的水的人，那是它灾难性的失败。这次失败现在影响到1800万美国人。
特朗普企图以同样的方式拆毁政府应对气候变化的计划，他甚至宣布反对最脆弱的保护方式的战争。比如他企图撤走拨给化学工业安全区一个委员会用于研究本部门死亡事件的资金。应调查发生了什么，为什么限制自由。
在大西洋的两岸(政府的)这些努力都遭到抵抗。特朗普对公共保护的攻击已经引来数十起上诉。欧洲理事会已经告诉英国政府，在“脱欧”以后如果英国想在有利的条件下与欧盟做生意，英国的公司不能减少用于社会的其他部门的支出。
这就是搅乱“脱欧”领导人的某些事情。作为这种污染的奇谈怪论的结果(更不清洁的公司在政治制度中必须支付更多的钱，以便最后变成这个制度本身的主人)，像鲍里斯·约翰逊和迈克尔·戈夫这样的政治家为了维护不负责任的企业的“自由”有一种诱惑力。这也让他们处于窘境。他们为了解除调控提出的主要理由是“使企业更有竞争力”，如果这些企业不能与欧盟做生意，他们的理由就崩溃了。
他们将以所有的方式点燃“篝火”，因为这是一个权力和文化的问题，也是金钱的问题。不必听百万富翁们说很多，以便注意到他们自己认为是“独立的人”，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在《自由的宪法》或是在小说《艾茵·兰德反叛的图谱》(约翰·高尔特领导一次百万富翁反对政府的罢工)中受到尊敬的“独立的人”。他们与哈耶特一样，认为自由作为一种绝对的权利高于民主，至于这种民主对其他人甚至对他们自己可能造成损害则无关紧要。
当我们面对一种支持宣传的制度时，我们的第一个任务是揭去它的面具。必须开始质疑它的“神圣的价值”。每当我们听到“自由”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应当问自己“自由是为了谁?由谁付出代价?”
(《环球视野》摘译自2017年4月13日西班牙《起义报》原载西班牙《日报》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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