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义和团，现在成了一些人作“深刻反思”状的最好道具，将其污名化之后， 顺利的将它演变为指责爱国主义的专用名词。
有一种语境是“中国必须铲除滋生义和团的土壤。”至于我们小时候在历史课本上所看到的义和团爱国主义精神，则被彻底否认，推翻。因为光是被义和团杀死的国人数量远远在洋人之上(残杀基督教民)，按此逻辑，爱国就成了“害国”。
脱离历史背景和当时社会认知，用今天文明高尚科学理智的立场看待过去，义和团运动显得很恐怖恐怖。他们反对一切与科学有关的东西，包括铁路、电线杆，摄像等等。(梵蒂冈也极力反对铁路，电线杆，请忽略)
那么该如何看待义和团?按网络流行观点来看，义和团已经被打入了“黑名单”，并直接引申出“爱国贼”一词。
然而，这种选择性的分析，既不客观也不公开，它的观点夹带着私货。直接了当的说，就是为了让中国人相信自己愚昧野蛮，西洋人，日本人科学文明。
一边自卑，一边仰视！
将历史做一个横向对比的话，你会发现义和团在这个国家的“灭教锁国”运动面前，显然不值一提。
这个国家就是日本，诛杀的同样是本国民众，但这段血腥历史被有心人隐去了，你甚至只能在网上发现这叫“宗教冲突”，残杀的人数也绝口不提，轻描淡写，若无其事，总之，不能让日本挂上愚昧野蛮的牌子。
日本人口远少于中国，但杀掉的本国天主教民众却远远多于中国，手段也更残忍，而且它是一场官方武装与民间共同实施的屠杀行为。
揭历史伤疤总会令人无法直视，但这段历史还是要记录给大家看看，否则太不公平，不是吗?
天主教在日本的渗透
长崎，西坂，《二十六聖人記念碑》。
碑是为了纪念1597年被丰臣秀吉下令处死26名长崎天主教徒。后来这26人被梵蒂冈封列为圣人。
1622年，徳川秀忠又下令处死55名天主教徒。地点也是长崎西坂。这55人被梵蒂冈封列为福者。
1638年，岛原之乱，幕府军出动12.58万人，包围消灭了3.7万天主教起义军。
以上是被中国知日派“学者”过滤的信息，给人感觉并不酷烈，最后的用词是“消灭”，而不是常常用在中国反洋教运动中的“屠杀”。
就算这样，你也可以发现日本反洋教运动时间跨度之长。
一般认为是在1549年，西班牙人为首的传教团来到日本后，天主教才在日本遍地开花。
实际上天主教对日本的渗透始于1546年，为天主教组团进入日本带路的人是萨摩藩武士弥次郎。当时他杀人后，为了逃避仇家追杀，躲进了葡萄牙人停在山川港的货船里。
葡萄牙人带他逃出日本的条件是：接受洗礼！弥次郎果断接受了。逃亡到马六甲后，他又遇上了耶稣会的传教士方济格。
方济格见他骨骼清奇，是块传教的好材料，就将他送到果阿(现在印度领土)进行了系统的天主教教义和葡萄牙语学习。
从1549年起，弥次郎带着大批葡萄牙，西班牙传教士进入日本本岛。天主教有个特点，就是每到一个新的地方，首先就要搞定当权者，然后利用他的权力去推行教义，吸收教众。
当时日本沿海各大名，为了确保跟葡萄牙人贸易顺利，也欢迎天主教在领地里传教，日本的天主教徒被称为“吉利支丹”。
这些大名之中：丰后的大友宗麟，肥前的大村纯忠，摄津的高山右近慢慢就被洗脑成了天主教徒。大名被洗脑，其领地内的民众更是纷纷信奉了天主教。
可怕的是，肥前的大村纯忠在1580年将长崎港及茂木地区心甘情愿的送给了耶稣会，其它大名拼死拼活抢不到的宝地，天主教凭一张巧嘴，得啵得啵就轻松到手。
1582年，有的大名开始向罗马教廷派遣了使节，这时全日本的教众已有15万人，东自美浓藩，西至萨摩藩，大小教堂二百多个，信洋教的瞧不起信土教的。
信徒的构成又是武士和商人为主，摄津的高山右近几乎成了神的侍者。大村纯忠之所以将长崎送给天主教，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龙造寺氏要侵占此地。
与其被长年的敌人占据，不如送给洋人，这样看起来对大村比较有利。用中国话说就是“宁赠友邦，不予家奴”。
打着“爱心，施善”的传教士真实目的是什么?方济格给罗马的密信中写道：“从异教徒手中拯救日本人的灵魂，使其成为罗马教皇所有，使之成为葡萄牙与西班牙国王的忠实臣民。”另外还有定期的情报收集和汇报。
天主教的背后就是领土野心和政治目的，方济格在密信中也毫不掩饰，长崎就成了日本的传教中心。其实就是葡萄牙殖民地，这个殖民地是不费一枪一炮而轻松笑纳的。
这样发展下去，一神论的天主教必然与丰臣秀吉和信仰佛教，神道教普通日本人发生冲突。
天主教讲究什么?“天主（DEUS）创造一切，主宰一切，除天主之外再无别的神灵，唯一的上帝高于一切，要保持永远虔诚。”
日本出版了《基督教要理》一书，以问答式进行传播，颠覆了当时的日本社会主流价值观(君臣父子夫妻纲常)，同时，信洋教的教民也以高人一等自居，经常侵害教区内不信教的町人，农民的利益和财产。
这跟义和团运动发生前的社会冲突因素非常相近，而当时的织田信长却觉得天主教有利于他对付敌人，便有意纵容了它的扩散。
四十年之后，当天主教成了日本社会一个挥之不去，愈演愈烈的恶梦时，一场反抗运动便随之而来。
日本这时经历了两个时代 ：
安土桃山时代：织田信长在安土城，丰臣秀吉在伏见城（桃山），两人掌控大权的混战时代
江户时代：1600年德川家康在关原之战取胜，1603年德川在江户（东京）建立幕府（中国明清时期）。
织田信长讨阀各藩，以及本能寺之变，到丰臣秀吉掌权，这些历史过程，限于篇幅，跳过。
对天主教徒的屠杀
丰臣秀吉在1587年远征九州地区时，第一次被天主教教徒吓到，长崎居然成了教会的领地，而且好多大名也是教徒。
有件事真正激怒了丰臣秀吉，当他在博多坐阵指挥时，打算在有马氏的地盘上找几位美女过夜。
这在日本根本不叫事儿，但选中的美女全部拒绝了丰臣秀吉的陪睡要求，因为这不符合教义。丰臣秀吉卫队以死相胁时，美女们毫无惧色。
丰臣秀吉怒的不是女人不跟他睡觉，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恐惧所产生的愤怒，同年六月，丰臣秀吉下令“日本乃是神国，天主教乃外来邪教。”
邪教，人人得而诛之，这样一场由军民结合的对天主教徒屠杀运动拉开了帷幕。
而义和团则只是北方省份爱国民众的自发运动(忍无可忍)，教民的猖狂不是现在中国人能想像的，但官兵并没有参于对天主教徒的镇压，中国，日本，谁文明?谁野蛮?
一开始日本人对日本教民是杀杀停停，因为各大名战乱不断，以互撕为主，但后来从理论上提出杀教民有理的是德川幕府的顾问林罗山，他认为天主教会夺摄人心，最终全日本会沦为政教合一的傀儡国家。
林罗山没有公开主张杀教民，但他的逻辑使幕府相信，教民只能从肉体上消灭，别无他法，同时全日本锁国，宁可放弃与天主教国家贸易。
德川家康时代，天主教经历丰臣秀吉镇压之后，虽然长崎领地被没收，传教士被驱逐。
但是丰臣秀吉同时又宣布贸易不受影响，传教士偷偷搭商船进来的不减反增，不仅耶稣会，连圣方济各会，圣多明戈会也利用西班牙商船进入日本。
天主教力量反而后劲十足，连虾夷地(北海道)也有了教民，全国信众达75万人左右。
外国传教士越来越多，然后是本国神甫和修士的大量出现，天草岛，是熊本县的一个海岛，就这样一个地方，有耶稣教会学校，有日文版的各种传教书，还有《伊曾保物语》，这本书说中文名大家都知道《伊索寓言》。
教会音乐(弥撒经)，唱诗，油画，铜版画等基督教文化载体在日本的渗入，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超过了丰臣秀吉时代。
德川家康对天主教已经起了杀心，但碍于贸易需要，起初还保持宽大的态度，随着中国和荷兰商船的到来，幕府对葡萄牙和西班牙的依赖渐渐弱化。
1612年，骏府城(静冈市)内德川家康的心腹中出现了天主教徒，他们效忠教会，而只是在表面上效忠幕府，这让德川家康感到无比的恐惧。八格，摸到我的身边来了。
幕府马上清洗了这些人，并下令严禁天主教在京都，骏府等幕府直辖领地活动，禁令得到了饱受教民侵害的日本民众大力拥护。
德川家康观望一年后，这刀就举了起来。德川不举，将来日本民间也会有“义和团”运动。
一方面， 天主教对本土神道教和佛教的排斥(一神教得势永远是排它的)，另一方面，日本当时很多家庭是一人信教，全家发狂，进而要邻居也信教，。
1613年，禁令推向全日本，再次宣布天主教为邪教，因为有很多殉教者。德川家康在举刀前两个月，还派出使节支仓常长去罗马朝见教皇，麻痹对方。
1615年，幕府再发禁令，外国商船只能开到平户和长崎港以外，其它各港一律禁止(中国船除外)。接着，日本船也不能开往菲律宾。
1633年，除了有将军奉书之外的日本船只不得出国，在国外居住五年以上的日本人不得回国(可能是天主教徒)。
1635年开始，只要是从海外回国的日本人一律处于死刑。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会这样对待自己的国民，另一个侧面也说明天主教渗入日本手段之厉害。
以上是锁国的几点主要政策，本质已经完成了日本锁国的准备工作。
屠杀方面，可谓花样百出，极其残忍，民众可以将教民捆绑起来，装进草袋，然后点火焚烧，大家来围观教民被活活烧烤的壮观场面。
还有一种是将教民装进草袋，吊放到深井里，村民在上面围观，吐口水，几天后再把死尸拉上来，再让更多的人围观教育一次。
但是一神教的东西一旦入脑，几乎无法摆脱，大多数教民仍然不惧酷刑，1622年由政府(幕府)出面在长崎宣判的有55人，25人火刑，30人斩首。
肥前岛原(长崎县)内，天主教根深蒂固，效忠幕府的领主松仓重政采取了锯脑袋的方式来震慑教民。
锯还不是铁锯，而是竹锯。对抓到的教民，全家不分男女老幼一个一个锯过去，竹锯其实并不是锯，画面你就脑补吧。
天草岛的寺泽广高来岛原学习交流杀人技术，觉得竹锯不错，就开始在天草岛也采用了这种方式。
1637年10月，天草岛原大名(天主教徒)小西行长的家臣益田好次的儿子天草四郎，当时16岁，被岛原和天草两地天主教徒推选为首领，以天主教武士们为参谋，发动了教民起义。
三万七千人，包括妇女儿童在岛原南端的原城巩固工事，城内高处立起巨大的十字架，城墙上悬挂十字架旗帜和圣像。
城内的佛教徒和不信天主教民众，不参战，既可杀，于是，出现了佛教徒与天主教徒联合作战场的场面。
幕府派兵围剿起义军，以板仓重昌为大将，军队由板仓家兵和九州各大名的家兵组成。
1638年1月1日，板仓重昌战死。城内一片欢呼，这是天主显灵。
幕府老中松平信纲接过总指挥职务，以12万5千人围攻原城，断绝粮路，城内天主教徒仍坚信天主会显灵再次弄死对方主将。
1月11日，松平向荷兰海军求助，信奉新教的荷兰人非常乐意帮忙弄死这帮天主教徒，荷兰军舰连续炮轰原城14天。
一直到2月28日，原城才被攻破，天草四郎及部将全部战死，松平放手让手下武士开始屠城。
这些日本武士将信教的日本男人一律虐杀，而女人则要被脱光衣服游街示众，再将她们的孩子(包括乳婴)当面杀死，最后将女人凌辱至死，这就是武士道的精神。
从1613到1635期间，被屠杀的天主教徒有28万之多，这还不算原岛起义的这些人。
义和团杀了多少教民?一万不到吧，而且中国历代统治者从没有下令说因为宗教杀人，跟日本从上到下，全国动员杀教民怎么比?
肉体消灭之外还需要思想工作，这样才能彻底结束天主教在日本的传播。日本是如何甄别教民的?
1628年长崎地方官发明了“踏绘”法，就是将圣经或基督或圣母画像放在地上，让各户人家，一一往上踩过去，是不是天主教徒，一试便知。不踩的，直接抓走。
另外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举报也非常重要，包括家庭成员之间。
1635年，踏绘法在全日本推广，非常有效，它把一些大屠杀之后的隐藏者也甄别了出来。要不是怎么说日本人聪明呢?
同时进到日本人的外国人(包括中国人，有天主教徒)也要进行这项测试后，敢踩圣像的才能来到日本。
踏绘法一直实行到了明治时期，1873年才完全结束，前后共实施了两百多年，中国历史上什么时候有这种做法?为什么非要说中国人排外野蛮愚昧?
既然信不信洋教甄别出来，那么就要给非教民以证明，这时期日本实行了“寺请证文”政策，即不论町人(工商业)农民，武士，也不论年龄，都要到佛寺里领一张证明，领证之前你必需成为该寺的终身施主。日本佛教也开始与政治紧密挂钩，成了思想警察。
无论你翻看欧洲历史还是亚洲历史，从来没有一个国家“迫害”基督教是如此酷烈，时间如此之长，对本国国民如此之狠毒，屠杀人数如此之多，只有日本能做到。
义和团跟这些比比又算得了什么?义和团运动是一场自发的爱国运动，它所处的历史环境，决定了它的局限性。
可怕的不是历史本身，而是有人在中国一直进行信息过滤，我相信绝大多数人是不知道日本这段历史的。
信息过滤的目的是什么?那些天天打着追求历史真相的各种帐号心知肚明。
我这种东西就算写了，它也是得不到传播的，因为不对网媒口味，实在瞒不住就一句话扔过来“不要比烂”。难道这就是追求真相的精神?
久而久之，网上的中国就变成了：从古至今，从头到脚都是黑暗的，世世代代要低头做人，认真反思。
义和团折射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有的人会自觉的替日本隐恶扬善，对自己国家却恰恰相反，甚至不惜歪曲?
真正值得我们反思的是，如何铲除滋生带路党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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