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交流生章莹颖在美国失踪已经超过一周，在家人和网友不断追击下，这个案子被美方重视，FBI已将其定为绑架案件。在众多治安案件不断发生的情况下，许多人开始慎重考虑赴美留学或旅游的计划，但另一些人却说美国很安全。美国治安到底怎样?安全和不安全的社区之间有着怎样的差异?本文会告诉你，这背后不仅是政党博弈，还有巨大的阶级分化问题。
| 成思
编辑 | 默默然
美编 | 黄山
居住的社区安不安全，就看你在哪个阶级
近年来，随着国人出境游日益增多，有关美国、法国、意大利等西方国家部分地区治安状况不佳的报道经常见诸报端。已经习惯了治安良好的国内生活的国人，在亲身了解了美欧国家的治安问题之后，对自己的国家往往多了一分自信与热爱。
同时，身处海外的国人，往往更为深切地感受到，一个地区的治安状况与聚居人群的贫富状况有着密切关联，一般富人区的治安较好，而穷人区的治安较差。这样一来，身处贫富撕裂的那些西方城市，人们前所未有地意识到，自身的经济状况会影响到自身的安全：如果能住在富人区，会比较安全;如果只能住在穷人区，就得忍受遇到醉鬼骚扰甚至人身威胁的种种麻烦。不过，这种对于社会贫富分化的特殊体验，似乎还没有衍生出更有冲击力的讨论，其中的原因大概是，目前多数有能力出境观光或访问的人群，都有足够经济实力选择在较为安全的区域落脚，从而可以回避和搁置这一问题。
美国的底层社区图景(图片来源：中华网)
对于西方社会的普通居民而言，富人区与穷人区在同一城市或城镇的区隔现象，是日常生活需要面对的重要情境。在近半个世纪以来的美国，这一问题一直是影响其政治走向的关键问题之一，也是引发美国政治意见分裂的主要问题之一。对于社区的贫富区隔，不同政治主张往往会给出不同的解释。在保守派共和党人那里，这个问题是所谓“底层黑人”问题，在左翼的民主党人那里，这个问题是底层社会问题，而不只是黑人种族的问题。
失序的底层社区反成政客的政治把柄
在美国一些城市中心的底层社区中，黑人群体所占比重往往较高，有其历史原因。美国南北内战虽然解放了黑奴，但徒有自由身的黑人一无所有。他们的子孙花费了一个多世纪的努力，大多数至今仍然处于从赤贫深渊向社会平均线攀爬的进程中。在南北战争之后的工业化进程中，众多一无所有的黑人涌入北方工业城市，“占据”了城市的中心，经济条件较好的白人纷纷迁居城郊。在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兴起之后，黑人与白人“隔离而平等”的政策被废除，黑人中的精英也迁往城郊，于是原来上中下层少数族群与下层白人混居的社区逐渐变为贫困与绝望“世代复制”的多种族混居的底层社区。
这些治安混乱的底层社区，引起了关于歧视与秩序的政治辩论，深刻影响了美国政治。新保守主义以此为主要政治议题，认为底层社区秩序混乱的一个主要成因是，民主党照顾少数民族的社会政策纵容那些违法乱纪的黑人，经常将那些必要的惩治犯罪的举措视为种族歧视，这使得底层黑人社区形成了不负责任、法纪松弛的文化。上世纪60年代之后，共和党开始强调城市底层聚居区的“失序”问题，要求对“失序”的底层采取比较强硬的治理手段。这一被称为新保守主义的政治主张有效地动员了下层白人选民(南方地区尤其如此)，使共和党在上世纪80年代之后曾数度领先民主党，改变了二战之后作为黑人民权运动领导力量的民主党曾长期占据优势的格局。
罗伯特·帕特南著 《我们的孩子》(图片来源：亚马逊)
新保守主义强调底层社区秩序问题等议题，对共和党选情往往有较大帮助，但无论是削减面向底层民众的社会福利，还是整肃底层社区的秩序，并不能改变底层社区多数居民的贫困世代复制。不仅如此，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持续推进，使得更多的地区出现社区的贫富区隔。正如罗伯特·帕特南在近著《我们的孩子》(田雷、宋昕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6月出版)中指出，许多像俄亥俄州克林顿港的美国市镇，在1950年代邻里和学校内的阶级隔离维持在低水平上，但现在已经从“美国梦的一处梦乡”变成“一场美国噩梦”，整个社区被划分为泾渭分明的两部分，孩子们一出生命运就已经被决定。帕特南所描述的这一趋势，已经很难再使用“底层黑人社区”之类的标签来命名，社会分化急剧扩大的态势，早已越过种族藩篱，遍及整个社会。
美国民主党尽管反对以种族歧视的方式看待底层社区，但对于底层社区的“脱困”同样难有作为。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经历是最好的例子。底层社区问题成为美国政治重要议题之后，一些黑人精英开始重新返回底层社区，为底层民众提供生活与秩序的引导，以此重建社区。奥巴马是其中的典型，他在1985年大学毕业后的两年时间，到芝加哥投身黑人底层社区的重建工作，这是其政治生涯中非常重要的一步。但在他当政期间，对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尚且无力约束，也就不可能提出逆转贫富差距扩大趋势的政策，底层社区的状况因此亦无多少改观。
阶级歧视与地域歧视紧紧相扣
很少有党派势力认为能够真正改变社会不平等的基本格局与趋势，在桑巴特所谓“没有社会主义”的美国也不例外。对于那些无力改变的事物，人们往往会变着法子接受它们，将它们不同形式地合理化，将它们视为理解世界的前提，去重新寻找社会不适的“责任者”。于是，人们会转而分析，穷人区更容易治安混乱，穷人更容易变坏变愚蠢，黑人更容易变坏变愚蠢(在今天西欧，则是另一少数族群更容易如此)，如此等等。人们会倾向于相信，富裕或者财务自由是秩序与安全的基础，富裕者更有教养更有秩序感，如此等等。
占领华尔街运动背后，就是美国严重的阶级问题(图片来源：中国经济网)
这种种观念作为社会等级分化的后果，无疑包含着强烈的歧视。于是歧视问题，而不是社会等级分化问题成为美国政治的核心议题。而在歧视问题凸显之时，社会等级分化变成了难以被真正触及、面对和挑战的“顽石”。在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等种种歧视凸显之时，富人对于穷人的歧视，则在美国政治争论中难以成为核心问题。近年来，美国多次发生警察枪杀黑人的事件，引发反对种族歧视和警察暴力的大规模抗议。在这些事件中，人们会呼吁“黑人的命也是命”，会质问“在美国怎么样才能不被警察开枪?不要做黑人”(《赫芬顿邮报》)，但很少有人会呼吁“穷人的命也是命”。
在欧美观光或访问的中国来客，不怎么考虑种族歧视问题，倒是往往会以“穷人区”与“富人区”的区分，洞见眼前异国社会最难改变的构成。当中国来客从容踏入富人区的居处，这些“洞见”中的“震惊”很快消失了，“穷人区”可以成为消失的世界。
选择踏入“穷人区”的中国来客们，也许会持久地震惊于异国的二元世界：天下之大难有不同，此处更感无力与脆弱，只是祈愿在国内少见的混乱世界能够早日全身而退。这些持久的震惊，触及的是真正固化的冰冷现实，洞见自身真实的脆弱。这些震惊与祈愿，将连同自豪感一起，刻入未来的生命。
本文首发于土逗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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