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纪要整理自“2017年国外马克思主义与现代哲学暑期高级研修班”（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7月20日下午课程的部分内容。
出于对尚未发表的讲稿内容的版权保护，本纪要部分借鉴了张亮教授发表于《天津社会科学》2016年第4期的“20世纪70年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多元发展”、发表于《河北学刊》2016年第6期的“社会危机、文化霸权与国家形式的转型”。
本课题讲授者：张亮教授（南京大学）
主题：欧洲多元文化主义的危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讲授时间：2017年7月20日15:00-18:00
整理者：观斗者
一、课程概要
张亮教授在此次研修班讲课中详细分析了欧洲多元文化主义的起源、危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张亮教授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揭示了欧洲多元文化主义流变的政治经济因素——以及资本全球化对这些因素的正反影响。也许一些人会追随英国工党的说辞，即将欧洲多元文化主义单纯理解为——“创造一个这样的社会，即所有公民和群体都能感受到自身价值，发展其相应的潜能时都能够享受平等的机会。感受充实的人生，承担相应的共同责任，营造一种充满友爱精神、共同身份、归属感和多样性的共同生活。”但是，张亮教授指出，欧洲多元文化主义的真实意图并不是如此“清新”，多元、存异只是手段，根本目的还是为了归一，即维持基督教白人文化的一元指导地位。也就是说，欧洲多元文化主义是全球化时代的欧洲国家在多元文化并存成为不可逆转现实的历史条件下，为促进多元文化和谐共处并维持基督教白人文化一元指导地位而提出的一种理念及配套的社会政策安排。移民作为欧洲多元文化主义形成的社会基础，在上世纪上半叶作为重要的劳动力补充帮助欧洲资本主义渡过战后的难关。即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填补低端劳动力的短缺，同时也是为了延续对殖民地的影响，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欧洲国家特别是英国、法国、德国等西欧国家被迫实施较为宽松的移民政策，从非欧洲的殖民地、前殖民地引进劳工移民。
张亮教授认为，新世纪以来的欧洲多元文化危机主要原因有四点，欧洲经济竞争力的整体下降是危机的基础性因素;西方民主政治的弊端推动问题走向激化;不堪重负的社会福利体系是危机的加压器;伊斯兰文化的迅猛扩张是危机爆发的导火索。这些问题和因素带给中国的理论启示有四点，一是要审慎对待文化的差异性，既要反对文明冲突论，也要反对无条件的多元文化共生论;二是要辨证对待文化中心论观念，以强有力的主导性文化为中心，建构多元文化的和谐共处;三是要旗帜鲜明地强化主流价值观教育，捍卫国家认同的优先地位;四是要认识到解决文化问题需要综合措施，根本是要搞好经济建设。
为了便于进一步呈现这一问题的理论维度，并且选取张亮教授集中关注的英国马克思主义，本文选取了一些张亮教授已发表成果中的内容。
二、社会危机状态下的资本主义国家形式转型理论
撒切尔主义这个名词是霍尔于1979年发明的，不过，支撑其创造这个名词的分析框架在1978年就形成了。1978年12月，霍尔参加英国共产党社会学家小组举办的“马克思主义与民主”讨论会，提交了《大众民主VS权威民粹主义:“严肃对待民主”的两种方式》一文。在该文中，霍尔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政府在面对“国家危机”时相继采取了三种不同的解决方式:社会民主主义的解决方式、法和“社会秩序”的解决方式以及“权威民粹主义”解决方式的凸显，而最后一种解决方式的集大成者就是撒切尔主义。如果我们用更规范的学术术语来表述，霍尔所要讨论的其实就是资产阶级民主或资本主义国家形式及其转型问题。作为理论家，霍尔的突出特点是“不生产什么理论，就是运用”，即到处寻找、选择对自己有用的理论，并把它们“接合”起来，据以分析、解决从现实中发现的问题。霍尔曾多次明确表示，在解决当代英国国家形式转型问题时，他主要“接合”了普兰查斯、葛兰西以及福柯、拉康等的有关理论。就在这种运用、“接合”理论解决具体问题的过程中，他对社会危机状态下的资本主义国家形式转型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创新思考。
第一，资本主义国家形式是社会的“相对自主性”产物。在1968年出版的《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一书中，普兰查斯全面阐发了一个基本观点，即国家相对自主性理论。他认为，在实际运行中，资本主义国家与其发生学意义上的根源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一定程度的分离，具有自己的独立性。“关于这一国家类型的相对自主性，我的意思并不是指这一国家类型的结构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直接关系。我的意思是指国家与阶级斗争领域的关系，特别是其针对权力集团中的阶级和派别的相对自主性，并扩大到针对权力集团的同盟军和支持力量的相对自主性。......我希望用这种说法能够标明关于国家的这一观念与把国家看作是统治阶级的工具那种简单化、庸俗化观念之间的分野。”就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而言，普兰查斯的这一观点显然较之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更具解释力，因而得到英国左派学术界的广泛接受，成为他们继续思考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问题的起点。那么，在历史和现实中，资本主义国家形式是如何形成的呢?霍尔沿着普兰查斯所开辟的道路向前，提出资本主义国家形式是社会的“相对自主性”产物。他指出，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国家是社会的产物而非自然产物。“事实上，国家在社会中形成，环绕国家的社会关系强有力地塑造和限定了国家形式。同时，国家又一个有组织的、与社会保持充分距离的权力凝结点，反过来作用于社会、干预社会，并塑造社会的形式。”不过，因为还会受到自身的统治机器和国家机器的影响，所以国家并非完全由社会塑造，而只是社会的“相对自主性”产物。
第二，资本主义国家形式是“多元决定的”，在当代实现普选制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党通常发挥主导决定作用，经济则发挥归根结底的决定作用。在《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中，普兰查斯提出，资本主义国家形式是“多元决定的”，因而其形成具有偶然性，即并不是按照预定模式线性发展的。同时，他还极其敏锐地指出，较之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界过去所关注的立法权，行政权、政党对国家形式的影响在显著增强。普兰查斯的上述观点对霍尔具有直接影响。事实上，在对1880年以后英国近百年的国家形式衍化史进行系统梳理后，霍尔发现，1880年代以后，英国的国家形式始终在缓慢地调整，经历了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干预主义、基于福利国家制度的集体主义、新自由主义等多种形式，在各种决定因素中，政党因普选制的实现、代议制民主的落实而发挥了主导决定作用，也就给文化霸权在国家形式转型中的作用的发挥提供了巨大的空间。那么，霍尔是否因此走向对经济的归根结底的决定作用的否定呢?答案是否定的。和普兰查斯一样，霍尔肯定经济过程是资本主义时代社会变迁的归根结底的决定因素，他们所反对的只是在具体问题的分析中不加区别地将所有变迁都直接还原为经济因素。因此，霍尔始终密切关注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化及其社会效应，并于1985年以来引领左派思想界就后福特制的社会、政治、文化效应进行全面分析，进而得出结论:随着后福特制在西方社会的全面推开，在1990年代这个即将到来的“新时代”，原本被视为坚不可摧的一切都将发生改变、烟消云散，其中自然也包括英国原有的国家形式。
第三，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形式转型往往以社会危机为前提，而政治僵局的存在则为凯撒主义式的个人或个别因素发挥超常作用提供了可能性。在《狱中札记》中，葛兰西发现，在各种力量陷入政治僵局、走向共同毁灭的社会危机状态中，就会出现像拿破仑三世、俾斯麦、墨索尼里这类政治军事强人，他们被赋予解决危机的历史使命，发挥超常作用。葛兰西称这种现象为凯撒主义。以普兰查斯为中介，霍尔发现，葛兰西的这一思想其实可以适用于一般的资本主义国家形式转型:社会发展和政治发展的引发的断裂及不连续性触发社会危机，社会危机的积累导致政治僵局，当政治僵局出现走向共同毁灭的可能性时，局势就会随着社会心态的急剧变动发生微妙而重大的改变，从而允许此前不可能发挥重要作用的个别人或因素走到历史舞台的中心，发挥超常作用，影响、改变局势的走向。1920年代，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集体主义观念为什么能够在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盛行的英国流传开来?第二次世界发展期间，倡导福利国家的《贝弗里奇报告》为什么能够出现?进而1970年代末，反集体主义、反福利国家的撒切尔主义为什么能够大行其道?霍尔认为，其内在原因和机制就在于此。
第四，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通过施行文化霸权建构了新的“历史集团”，并以此为抓手实现了对国家形式转型的控制。“历史集团”是《狱中札记》中一个使用并不严谨的术语，葛兰西对它的定义是:“‘历史集团’概念，即自然和精神(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统一、矛盾和区别之间的统一。”不过，经过墨菲的系统化阐释后，这个概念就与意识形态霸权联系到了一起，意指特定的统治集团基于共同的经济利益诉求，建构之于大众或被统治集团的智识、道德的领导权，从而形成一个具有暂时性和策略性的政治联盟。这一经过再诠释的“历史集团”概念给霍尔以很大启发:当代英国资产阶级不正是通过实施文化霸权，将大众裹挟进自己新建构的“历史集团”，从而按照自己的阶级意志改变了国家形式的吗?在霍尔看来，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质依旧是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不过，这种阶级统治不是先验的和一成不变的，而是通过复杂的中介系统策略性生成的和历史变化着的。
三、霍尔撒切尔主义批判的当代重访
重访霍尔的撒切尔主义批判，首先须明确，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学分析，而是具有明确政治实践指向的政治战略分析。众所周知，1956年以后，英国爆发了反对共产党和工党这两个传统左派政党的新左派运动，霍尔积极参与这一运动并成为其中第二代新左派的领军人物之一。但他的撒切尔主义批判却是在与英国共产党理论家的合作中完成的。这种捐弃前嫌式的重新合作何以可能?原来，1970年代后期，英国共产党内再度出现改革潮流，一批理论家团结在《今日马克思主义》杂志周围，力图探索符合新时期英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战略，主张通过民主斗争走向社会主义:“民主斗争是包括英国在内的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战略的核心。”这一新主张得到了霍尔以及拉克劳、墨菲等第二代新左派的积极响应，从而促成了双方在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末的理论合作。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现实可行的社会主义民主战略必须以对资产阶级战略的充分理解为前提。也就是说，对于霍尔来说，批判撒切尔主义是为了战胜撒切尔主义，其目的就在于制定合理的社会主义民主战略，推动强有力的左派政治联盟的形成。
1987年，霍尔在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香槟分校作了一场题为《花园中的癞蛤蟆:诸理论家眼中的撒切尔主义》的演讲，以撒切尔主义和自己的撒切尔主义批判为中心，阐发了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必要性，并与听众展开深入对话与交流。该演讲的正标题“花园中的癞蛤蟆”非常诗性，其真实含义让人难以把捉。其实这一意象出自美国现代主义诗人玛丽安·穆尔(1887—1972)的诗论“诗是一座想象的花园，里面有真正的癞蛤蟆”，通过这个意象，霍尔所要表达的意思是:撒切尔主义是具有真实社会历史根源的意识形态建构产物。
在霍尔看来，1960年代后期，英国出现了新的社会危机并不断加深，这是右翼思潮得以抬头、撒切尔主义能够应运而生的历史前提。对于这一历史前提，霍尔及其合曾作出详细的分析，其基本观点可总结如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工党政府在强大的民意支持下建设福利国家，推行经济国有化，提高工人阶级及工会在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话语权，取得显著成效，并迫使后来的保守党政府也接受这种社会建设模式，达成所谓的社会民主主义共识，英国社会由此进入平稳发展状态。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位置逐渐被边缘化，经济竞争力趋于下降，加之1950—1960年代反殖民主义运动高涨，大批前殖民地纷纷独立，英国的经济竞争力遭受重创，这就使得英国既有的高福利社会建设模式难以为继，日益捉襟见肘。1960年代以后，反越战运动、学生运动风起云涌，整个西方社会陷入动荡不安，在内外因的共同作用下，英国的社会矛盾不断爆发和尖锐化，最终，“此前一直稳定英国政治景观的社会民主主义共识开始破裂，它的合法性也随之烟消云散。于是，整个社会在经济生活的核心地带(工资、生产、罢工、工业冲突、工会好战，等等)和社会生活的新兴领域(犯罪、放任、种族、道德和社会价值、传统的社会角色等)都陷入危机。既有的霸权阶段开始解体，社会由此进入一个争执不下、争论不休的时期，这经常伴随着寻求新霸权阶段的斗争”。
面对不断加深的社会危机，霍尔认为，保守党敏锐地抓住机会，针对工党开展意识形态斗争，通过“权威民粹主义”将普通民众包括相当数量的工人阶级整合进自己的“历史集团”，最终颠覆了社会民主主义共识，取得了1979年选举的胜利。在回顾1979年大选胜利时，撒切尔明确说，是英国工人阶级成就了保守党和她本人:“这届大选工党所获选票在全部选票中所占比例比上届大选下降5.6%，全部转向保守党......转向保守党人数最多的阶层是熟练工人......这些人恰好就是我们必须争取他们脱离毕生忠于社会主义信仰的人。”那么，工人阶级为什么会背叛自己的社会主义信仰转而支持保守党呢?霍尔在大选前发表的
《大右转秀》一文中明确指出，这是因为工人阶级已经被撒切尔主义意识形态收编了!在1983年修订扩展版的《大右转秀》中，霍尔对保守党的意识形态斗争作了更加饱满的评论:第一，保守党从1960年代末期就开始谋划针对工党的意识形态斗争，具有很强的自觉性。第二，保守党抓住了工党意识形态中的内在矛盾，成功解构了工党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紧密联系。工党与工人阶级的关系原本是阶级—政党型的“血肉关系”。面对经济危机，工党既想管控经济危机，又希望捍卫工人阶级的利益，而这两者是矛盾的或者说不可能同时达到的。最终，工党不得不站在某些资本集团的立场上，要求工人阶级为了“国家利益”作出必要的牺牲，从而使双方变成了国家—人民型的关系。保守党正是抓住了工党的这一内在矛盾，以国家和人民的名义对后者进行了有效的意识形态攻击。第三，撒切尔主义把复杂的经济政治主张转化为民粹化的常识，实现了成功的意识形态营销。撒切尔主义在本质上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与古老的保守党哲学的混杂，其理论主题涉及国家、家庭、责任、权威、准则、传统以及自利、竞争性个人主义、反国家干预等诸多方面，要想准确把握并非易事。然而，撒切尔主义找到了成功的“翻译”方式，把复杂的学说变成了通俗的民粹化的常识和习语，从而成功实现了对工人阶级的精神殖民。第四，教育体系是保守党实现意识形态精神殖民的另外一条重要途径。总之，通过有效的意识形态斗争，撒切尔主义成功颠覆了社会民主主义共识，剥夺了工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并使之成为国家衰落、经济危机、民生凋敝的罪人。事已至此，霍尔预言，工党的败选已不可避免。重访霍尔的撒切尔主义批判，就必须专门谈谈其
核心概念———“权威民粹主义”。关于这一概念，霍尔的自述非常清楚，其内涵源于他的“文化研究”实践，其命名则受到普兰查斯《国家、权力与社会主义》中“权威国家主义”概念的启发。对于这一概念的内涵，霍尔说:“我们必须解释的是一种‘权威民粹主义’趋向，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例外形式，与典型的法西斯主义不同，它保留了绝大部分(尽管不是全部)形式代议制机构，同时也能够围绕自身建构积极的大众认同。”用后来更简单明了的话讲：“自由的市场、强大的国家和铁腕统治的时代，这就是权威民粹主义!”在经济上，撒切尔主义反对国家干预，主张自由放纵;但在政治上，它却主张强化国家干预，甚至不惜使用强力，通过剥夺民众的政治自由(罢工)来维护国家的稳定和秩序。这种看似悖谬的国家形式何以能够存在呢?关键就在于“权威”通过意识形态霸权得到“民粹主义”的认同，实现了统治阶级、国家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力量平衡，从而以民主的方式达成阶级统治，形成“民主的阶级统治”。
既然撒切尔是通过意识形态斗争的方式取得1979年大选的胜利的，那么，撒切尔主义是否就只是一种意识形态霸权呢?霍尔从来都不这么认为。在1986年底，即撒切尔即将第三次赢得大选之际，霍尔再次语重心长地告诫左派：“撒切尔主义首先并且从来都不仅仅一套政策。它始终是一套完整的政治工程，一个极其新颖的政治构型。”从经济、政治、民生到教育、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撒切尔主义博采众长地拼凑或者说“接合”起了一套完整的国家治理方案。左派可以对这套方案指手画脚、说三道四，但必须看到，“它不仅仅是一个策略问题。最重要的是，这个战略深深地植根于社会客观现实之中”。十一年后的1997年，即工党终于重新执政之后，霍尔再次论及撒切尔主义，言语间对自己的这个批判对象不无敬意：“就从社会经济和社会文化变迁所导致的乱局中确定政治工程计划而言，撒切尔主义确实非常有效。当时，它差不多就已经让人相信，它就是从那些变化中唯一可能得出的政治工程计划!”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