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篇911十周年时写的文章。
10年前的9月11日晚，几个哥们请贫道在深圳盐田港海鲜排档吃海鲜，酒足饭饱后坐在那里吹牛。一个刚从美国回来的人讲美国的事情，贫道评论说美国现在太霸道，只相信物质力量，以为绝对军事优势就能永久统治世界。现在穷国越来越穷富国越来越富，物质差距越来越大，仇恨就越来越深，那天曼哈顿引爆个原子弹什么的贫道一点不吃惊。大约快十点了我们离开排档，刚走没多远，家里领导来电话说快看凤凰台，电视上说一架飞机撞到世贸大厦了。我说我不在宾馆，可能是事故。没一会儿电话又打来了，其他人也接到电话，说又一架飞机撞到另一大厦上，而且天上好多飞机等着撞呢，是恐怖袭击。电话刚放下，同车几个人就说：
这是你安排的吧，刚才你还说要在曼哈顿搞恐怖袭击。
美国会遭受大的恐怖袭击，不是贫道会打卦解签，而是历史必然。明眼人都看的出来的。
现在很多人还在议论美国人没有真正搞清楚为什么会遭到恐怖袭击，没搞清楚为什么那么多第三世界的老百姓看到世贸大厦坍塌时或欢呼庆祝或暗自欢喜。贫道看，911的真实意义并不是容易搞清楚的，放在历史大背景下也许有新的理解。
七百年前，当马可-波罗来到中国时，为东方古国发达的经济成就，先进的技术水平，深厚的文化积淀，井井有条的政治制度所叹服。当时,无论在经济技术政治制度等各方面，西方与东方都显示出巨大的差距。尚处在中世纪黑暗落后的佛罗伦萨人质疑《马可-波罗东游记》的真实性，说这是不可能存在的人间天堂。
七百年后，当开放后中国第一批留洋学子们踏上美利坚国土时，他们找到了当年马可-波罗的感觉。从摩天大厦、高速公路，到民主制度和好来坞，都让这些经历了饥饿、动乱的年轻人油然产生了人间天堂的感觉。
“天翻地覆”这个词我们见多了，只有把它放在跨越几百年的东西方历史对比中，你才体会到它还包含着“震撼”的意思。好象历史的天平有一个支点，这个支点如果被移动，天平就向另一个方向倾斜。一旦这个倾斜发生，就会越来越快，直到有人又一次移动支点。
这一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会到什么时候结束?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是谁，是什么力量移动了历史的支点，还会有人向另一方向推动吗?今天，东西、南北的发展差距到了惊人的地步。马可波罗来的时候，中国一国的国民收入占世界一半。中东、北非的穆斯林无论在经济、技术、文化和社会组织上都远远优于欧洲。到了1850年，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差距已经扩大到5：1;1970年达到14：1。联合国1992年版人类发展报告提供的数字表明，1990年最富的10亿人同最穷的10亿人收入差距为150：1。上世纪九十年代，日裔美国人福山告诉我们：历史到此终结了，西方优越于发展中国家的局面将定格下来。他们甚至在华盛顿达到一个共识，研究如何处理落后国家几十亿累赘。
然而，历史从来没有过终结的先例。有起点就有终点，有终点就有起点。只是这么多代表同一文化取向的国家和民族集团，在跨越几百上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的运动，让只能经验几十年世事变换的个人无法观察，唯有被卷在历史的泥沙中随波逐流。
能推动历史天平支点的只有上帝。但上帝总会假某人之手来完成它的杰作。有两个人替上帝完成了这项工作。他们都不是皇帝、总统。一个是哥伦布，一个是本-拉登。中国有句老话，说“五百年必有圣人出”。哥伦布和本拉登相隔五百年。
以上看起来像是疯话，贫道就从疯话说起。
我们被告知的历史是：500年前虽然西方比东方落后，但西方人拥有自由精神、冒险精神并尊重法治，他们有良好的商业意识并尊重科学技术，给一点火花就会一发而不可收。实际上，500年前的欧洲除了少数人有海盗特征的冒险精神外并没有其他值得跨藏的东西。
欧洲人真的有自由精神吗?中世纪欧洲90%的人是农奴。性禁欲主义成为基督教的伦理基础。与妇女贞操神圣化直接对应的是贵族对农奴行使法定初夜权。甚至农奴妻女“行为不检点”都要受罚，因为“使领主的农奴血液遭受玷污”。直到18世纪末，因为嘲弄封建主的初夜权，《费加洛的婚礼》在欧洲各国禁演。中世纪的欧洲对领主完全依附的广大农奴和他们的妻女那里有一点自由。当奥斯曼的军队进入南欧时，农奴们选择欢迎而不是对抗，因为成为穆斯林比农奴自由。如果说这时的欧洲人“渴望自由”还有点对路，但数千年的奴隶、农奴地位只能培养出服从精神。德皇与不得不依法尊重某个平民财产权的帖子被人贴了一遍又一遍。但是中世纪的法律只在贵族、僧侣、平民间实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奴是贵族领主的“家法”里生活的。这与中国自皇帝以下均为“编户齐民”和所有穆斯林都按伊斯兰法成鲜明对比。
我们能看到的中世纪欧洲是佛罗伦萨等商业城市，但当时整个欧洲基本处于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中。数百数千人的庄园里三百六十行行行都有，万事不求人，根本不用货币。商品交换只在城市里进行，主要是大宗商品和奢侈品交换，甚至城这头和那头的度量衡都不统一。欧洲人这时甚至很少有小面额的铜钱而只用金银。很难想象没有一个铜钱买个烧饼的交易会叫商业。最主要的是，整个中世纪土地不能自由买卖，怎么能叫市场经济?哪里会有充分交换的商业活动?
说欧洲人尊重科学文化那才可笑。自野蛮的日耳曼人摧毁了罗马帝国，长达六、七百年，欧洲人只听说过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欧几里德、托勒密、阿基米德的人名，如果不是十字军东征从穆罕默德那里看到了西方古代典籍，连这些文化祖宗们说了些什么也不清楚。相比之下，倒是好学的穆罕默德更加珍惜这些东西。中世纪的欧洲只有僧侣识字，非常多的贵族扁担倒了不知道是个一字!从罗马后期加上整个中世纪，欧洲人没有在科学技术上有任何值得赞扬的发明——这可是西方人自己说的。
那么，这样一个世界最落后地区之一的人怎么咸鱼翻身成了世界霸主?他们是靠什么取得最终的优势，又是谁移动了天平的支点?
靠强盗逻辑和帝国主义制度，是哥伦布移动了支点。
五百年前，人类文明被分为几个完全隔离或交往很少的，独立、并行发展的集团。南北美洲、澳洲及太平洋诸岛、南部非洲是三个完全脱离欧亚大陆的文明。中国及东北亚、东南亚相对独立与欧亚其他地区，但有贸易来往。中西亚、东南欧及北非属于穆斯林文化，但与西、北欧的基督教文化交往很多(有着古老文明的印度几千年来不断被从亚历山大到穆斯林、蒙古人所统治)。对落后的西欧来讲，东南面是强大的穆斯林世界，南面是难以进入而且没什么油水的黑非洲，西面是波涛汹涌的大西洋。基督徒们几乎没有出路。
当哥伦布向东发现了美洲，世界从此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把西方人改变了世界归结于哥伦布对新大陆偶然发现肯定是荒唐的。早在11世纪，北欧的维金人就进入北美的纽芬兰。甚至做过一百多年的移民努力，但最终失败了。必须解释为什么哥伦布发现美洲会产生不可逆转的的殖民主义狂潮，以及至今决定着世界的均衡甚至模式。
我们又面临同一个问题，是什么原因使西方人产生了这么强烈的，其他民族都没有的殖民扩张冲动和成功。我们依然希望找到西方人同其他同样发展水平的民族或集团不同的东西。
一种说法是由于基督教是一种好战的扩张主义宗教。积极传教，并且“为了使异端和不信教的人皈依基督教，基督教会总是毫不犹豫的使用武力”，构成了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为传教和为皇帝陛下取得财富是基督徒两个重要职责。哥伦布的名言是：“谁有了黄金，谁就可以在这个世界上为所欲为;有了黄金，甚至可以使灵魂升天堂”。达-伽马抵达印度时告诉当地人，他长途跋涉到这里是“为了寻找基督徒和香料”。征服者伯纳尔-迪亚斯在回忆录中写到，他们到南美大陆，“是为了象所有男子汉都欲做到的那样，为上帝和陛下服务，将光明带给那些尚处于黑暗中的人们，和发财致富”。不停的海外征服和冒险，“为上帝服务和寻求黄金可能是其中最强烈的动机”。这一点同对宗教信仰有极高容忍度的儒家文化和完全依靠“和平布道”的佛教不同。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说明同样信奉积极传教，不惜使用武力使其他人皈依的伊斯兰教更接近儒教和佛教，也很难找到伊斯兰教与基督教这方面的区别。穆斯林也流行过“有谁不带穆斯林头巾，那就将一根蹄钉打入其头部”的传教手段。应该说从文化角度看，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很相似，都具备积极扩张的精神。
《河殇》说欧洲人是兰色文明，中国是黄色文明，欧洲人的航海技术比中国和穆斯林强，使他们有能力走向海洋。这纯粹是这些假洋鬼子的想象。且不说隔舱、直立尾舵、罗盘和前桅帆这些航海最基本的技术是中国人发明的，郑和十五世纪初下西洋的旗舰宽180英尺，长444英尺。哥伦布的旗舰的长只有120英尺，横着放在郑和旗舰上还露不出头!
至于其他理由，比如西方在十四、五世纪取得较大技术进步，西欧农奴制度在向东欧移民和开发过程中受到动摇，商品交换水平提高，城市化也比较明显。但这些发展都远达不到中国的水平，甚至赶不上东方的穆斯林国家。
如果真要找区别，以下一点似乎是基础。
西欧国家一直处在相对分割的政治经济结构中，自治性的城市，领主们自治权力限制了君主的经济和政治权限。西欧君主不具备中国中央政府财政控制能力。因此，君主们“所拥有的新力量，多半来自他们与新兴商人阶级所结成的非正式联盟……随着民族君主的力量日渐增强、国家机构的逐渐完备，君主们在动员人力物力以从事海外冒险事业方面，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穆斯林们和所有游牧民族也烧杀劫掠，但都是“政府”直接出面。惟有基督徒们是政府与商人勾结在一起，甚至皇家舰队提供支持。“最先的伊比利亚人的海外冒险事业就是王室鼓励和支助的结果……英国和法国的朝廷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只是时间上稍晚些……在西北欧，商人与君主之间的关系比在伊比利亚更为密切”(《世界通史》)。用装备六十门大炮的军舰为本国商人到中国贩毒开路，只有基督教文明干的出来。武装的商人满世界抢，然后与政府坐地分赃。
往后发展，这种赃物“共享”体制发展出全民参与的机制。大规模的海外冒险要有雄厚的资本，也有风险。西欧在十六世纪初就出现了主要以海外冒险为业务的“股份公司”。两权分离的合股公司不仅通常有皇家的股份，而且使“伦敦的羊毛商，巴黎的零售店主，哈莱姆的捕鲱鱼人，安特卫普的银行家或约克郡的地主——将他们的储蓄金投入各种商业冒险事业”。正是这种独特的经济组织，最终使除了农奴意外的西欧人都能参与到海外冒险中，从而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包含了依靠掠夺其他民族财富的内容。这是穆斯林农牧民族和亚洲农耕民族所不具备的特点。
也就是说，中世纪的欧洲的社会组织具备通过抢劫其他民族财富，奴役其他民族来获取生存资源的特性。于是，一旦哥伦布发现了比他们军事力量落后但拥有巨大财富的美洲，这些优势就发挥的淋漓尽致。
西方人和中国一些精英都说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顺序是：商业资本;产业资本;金融资本。把1500-1800年看做商业时期。但是我们稍微注意一下就会发现有些蹊跷：这个时期的“商业”的起点全部是抢劫或者奴隶劳动。
西班牙人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葡萄牙人达-伽马发现了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的通道，新的世界“贸易”开始了。但这时开始的并不是一般意义的贸易。当达-伽马兴致勃勃的将欧洲出产的器具、衬衫等产品与印度人交换时，发现整个欧洲“当时生产不出什么能使东方诸民族感兴趣的东西。欧洲制造品通常比东方产品质量差，价格高”。欧洲衬衫的成本几乎是印度的十倍。葡萄牙人最初的“贸易”收获竟然是来自对穆斯林商船队的抢劫。但是，这时美洲已经发现了。美洲虽然还没有什么可做贸易的事，但这里可以抢劫和开采黄金白银。资本主义最早的贸易是这样循环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人从美洲抢劫了印地安人的黄金白银，然后将它们与东方人换取胡椒和肉桂，再将这些香料在欧洲卖掉，形成巨额利润。这几乎是十六世纪全部西方贸易史。
第二阶段先后由荷兰、法国、英国开始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处在这种背景：南北美洲广阔的土地和奇特的物产被证明是宝贵的资源。这个发现首先使本来没有价值的非洲焕发出活力——黑人可以替代几乎被屠戮殆尽的印地安人作为种植园的奴隶，连带产生了利润巨大的黑奴贸易。大约有3000万印第安人被屠杀，约5000万非洲黑人被捕获，其中1500万在美洲成为黑奴。其次使被圈地运动驱赶出的农民有了出路——殖民成为可能。
这时的贸易还是一种三角关系：欧洲的朗姆酒、枪炮、布匹及其他金属品运到非洲，非洲的黑奴运到美洲，美洲奴隶们生产的棉花、蔗糖、烟草、咖啡、金银运到欧洲。十七到十八世纪的贸易和生产完全围绕这个大三角进行。而财富循环的起点是奴隶劳动，这不叫现代意义的商业!
到十八世纪末，殖民活动催生了加工业的需求。这时全部工业都是围绕海外事业进行的。一部分围绕生活：美洲的咖啡、甘蔗、棉花和鳕鱼提供了咖啡和棉花的加工业需求。熬制蔗糖需要燃料，英国采煤从20万吨增加到十七世纪初的300万吨。腌制鳕鱼需要盐和明矾。这些都是当时最主要的工业品。另一部分围绕进一步的海外冒险：火炮、黑色火药、硝石是重要制成品。造船业日新月异，商船和炮舰越来越大，越来越先进，荷兰殖民高峰期平均一天造一条船。巨大的需求催生了工业革命，蒸汽机被发明和使用，从此世界进入一个新阶段。
关于此后所谓西方的基本生存方式是怎么样依靠通过武力攫取其他民族和国家的财富来生活，贫道在前几天的帖子中分析了很多，这里就不再啰嗦了。
今天的地球已经与1500年被分割为几个独立部分已经不同，全球化早在1500年就开始了。全球化从开始哪一天起，就是西方人建立了一套通过军事优势、道德制高点和政治运作能力建立了一套能够从其他国家和民族掠夺财富的世界贸易规则、世界金融体系、世界政治标准和普世价值观。虽然社会主义的出现让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变成独立国家，甚至曾经打破过这个秩序(比如卡扎菲领导的高油价)，但这套秩序不仅依然稳固，并且在苏东反水后达到顶峰。
马克思主义是不是扭转这个局面最有力的武器?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
说不是，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照样能变成“社会帝国主义国家”，无非在这500年部分民族奴役压迫多数民族的历史中增加一个实例罢了。中国只要用的是现存经济规则，走的是现存国际惯例，就算替代美国领导了世界，也无非是西方神话的东方版而已。
说是，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个逻辑，已经深入人心。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帝国主义进入一个虚拟经济时期，以钱生钱的金融经济占了主导。这是所有市场经济走向崩溃的先兆。但这种状态的市场经济也是剥夺被剥削阶级或民族最疯狂的时期。虽然1980-2000年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是发达国家的两倍多，但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反而扩大了一倍。尤其是穆斯林们。1980年中东及北非国家人均收入与美国的差距是6.3倍，到1990年就扩大到13.2倍。10年就扩大1倍。到911前的2000年，差距已经扩大到21.0倍。这个差距比所有中等收入国家的18.7倍还高。也就是说其他中等国家20年与美国差距扩大近1倍，穆斯林地区扩大3倍多。对于世界石油财富最集中地的人来说，这种感受是很直接的，也是别的人难以体会的。中东及北非地区从八十年代到新世纪初成为世界人均收入下滑最严重的地区(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美在八十年代就不行了。当然，苏联和东欧国家90年代下滑速度最高，甚至多数是负增长，但当时人家“民主革命”刚成功，兴奋劲儿还没过去呢)。同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分化开始加剧。由于中国统计信息网数据不全(后有前没有)，贫道查到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数字，在1992-2000年前后，基尼系数的变化为：孟加拉：0.28-0.32、印尼：0.32-0.34、马来西亚：0.48-0.49、巴基斯坦：0.31-0.34、菲律宾：0.41-0.46、尼日利亚：0.38-0.51、南非：0.58-0.58，前社会主义国家(除了朝鲜和古巴)基尼系数均大幅上升。拉美国家如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等贫富差距拉大是在1970-1990年，因为他们完蛋的比较早。
这就是为什么新世纪开始前后发达国家兴致勃勃地取得华盛顿共识，得意扬扬地说历史终结了。因为他们的事业达到了定分。
可惜本拉登来了。
这大胡子对为什么发达国家可以把发展中国家的人当垃圾处理的事儿想不通，于是就反抗，就斗争。这就有了十年前那一幕。
为什么贫道说出本拉登移动了历史天枰的支点呢?原因是：
首先，全球化的市场经济在走到以钱生钱的金融经济阶段，结局一定是崩溃。美国以钱生钱搞出了个金融机构的金融危机，然后用财政以钱生钱救治，结果搞出个政府主权债务危机。解决主权债务危机的办法还是以钱生钱再印票子。有谁能说出下面会出什么事儿，该怎么办?可以预见的只有一个结果：几个轮次之后，世界信用体系崩溃。因此，时事出英雄，本拉登出来的是时候。
本拉登只是派十几个不要命的人学会先进科技撞了几座大楼，让美国本土受到袭击。引起了连锁反应：
虽然美国人暴跳如雷大打出手，但其虚弱本质和强盗本性却掩盖不住。发展中国家经过连续几十年的失败开始反省。2001年以后，整个拉美开始左转，无节制开放被遏制，主张为弱势群体讨公道的势力逐渐增强，多数国家执政党由左翼执掌，如巴西、智利、委内瑞拉。泰国、印尼、菲律宾等国家执政者也偏向左翼，俄罗斯和部分非洲国家也如此。(只有卡扎菲个傻逼不是)其次，美国和整个西方开始把大量资金用在反恐上。反恐并不能直接获取财富而是挥霍财富。美国反恐至今已经出了3万亿美元，把2001年的财政盈余变成财政严重亏空，大多数西方国家的主权债务都是在这个时期大幅攀升。几倍与GDP的国家一堆。从此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开始放缓，骗钱比以前难不少(除了从中国)。于是，发展中国家整体上人均数人与西方国家的距离有缩小趋势。
与1980-2000年相反，近10年来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与发达国家差距开始缩小：2000年，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是低收入国家的90倍，2008年缩小的75倍。2000年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是中等收入国家的19.4倍，2008年缩小到12倍。
同时，原来贫富分化极端严重的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分配开始均衡。基尼系数看从2000-2005年前后，孟加拉：0.32-0.31、马来西亚：0.49-0.38、菲律宾：0.46-0.44、泰国：0.43-0.42，尼日利亚：0.51-0.43。尤其原来基尼系数极高的巴西：0.63-0.55、阿根廷：0.52-0.50、委内瑞拉：0.49-0.43。
也就是说，自911后，发展中国家执政集团有左转趋势，除了中国外，大多数与西方国家距离拉远。同时收入水平与发达国家差距开始缩小，国内贫富分化严重程度有趋缓势头。
当然，并不是这些征候在说明天枰的支点移动了，西方列强从此走下坡路了。天枰必然移动和正在移动的征候是西方进入以钱生钱的虚拟经济阶段，到这个阶段西方建立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必然最终崩溃。贫道之所以说是本拉登撬动了支点，是因为这个变化现在看来是从911开始的，西方列强建立剥夺人秩序的顶峰是上世纪末，那么结束就是本世纪初。本拉登偶尔动了一个支点，天枰开始向相反方向倾斜。这就如当年哥伦布和达伽马偶尔移动那个支点的时候，也没人认为这将改变世界。
这件事儿当然与正“不出头”“韬光养晦”的中国无关，也与只顾忙着国内消灭财阀的普京无关。这件事儿查来查去，只能算到拉登头上。是拉登把美国为首的西方把注意力放在阿富汗、伊拉克身上，数万亿美元打水漂似地扔掉了，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控制减弱了，让发展中国家左翼势力觉得有信心，有盼头，有机会了。于是搞成这个结果。
与拉登相比，别说带路党，就连杀死他的奥巴马都不会在历史上有一点痕迹，几百年后，人们不会知道那个凶手，但一定会记得那个被杀的大胡子。对于一个连被杀死以后也让凶手在欢庆时心里还不踏实的人，带路党的嘲笑的声音更像是走夜路人的那几声凄厉的口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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