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资本主义世界一旦出现危机，波兰尼的思想就会重新引起热议，而这背后是从未间断的关于自由主义的争论。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历史学教授杰里米·阿德尔曼(Jeremy Adelman)看来，波兰尼对自由主义的抨击是站不住脚的，他只是简单地认为自由主义造成了社会的道德危机——人的“异化”，却不能看到自由主义的好处。在《波兰尼——失败的道德经济学“先知”》(Polanyi, the Failed Prophet of Moral Economics)一文中，阿德尔曼详细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而在另一篇文章《如何批判(不批判)波兰尼》(How (Not) to Criticize Karl Polanyi)中，史蒂文·卡莱恩(Steven Klein)则认为阿德尔曼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他误解了波兰尼的思想，导致其对波兰尼的批判漏洞百出。
本次法意编译，便为大家概述两位就波兰尼的思想展开的批判与反批判，以及他们对当今世界危机的看法。
阿德尔曼：尼道德经济学只是对自由主义盲目的批评
阿德尔曼首先指出：自2008年全球危机以来，波兰尼的遗产就受到更多关注，其代表作《大转型》已经成了那些抨击资本主义，但又和马克思主义革命倾向保持距离的人所尊崇的“圣经”了。在伯尼·桑德斯和娜奥米·卡莱恩(Naomi Klein)这些人的背后，都可以找到波兰尼的“道德经济学”传统。甚至可以说，每一次资本主义世界爆发危机，都是重读波兰尼的时刻。
但阿德尔曼本人对波兰尼的观点持批判态度。波兰尼在《大转型》中提出，市场应该是“嵌入”社会其他结构中，并为公共目的服务的。但在全球化的自由市场中，市场却往往凌驾在社会之上，不仅造成社会和集体的瓦解，甚至更进一步造成人性的堕落。然而，在阿德尔曼看来，波兰尼的“道德经济学”视角与其不断追求集体归属感而不得的人生经历有密切关系。
波兰尼本人出生于一个犹太家庭，但他于1919年改信了基督教，对基督教道德的强烈追求成了他抨击自由主义最好的武器之一。1929年开始，大萧条逐渐席卷全球，引爆了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危机，波兰尼将这场危机归咎于自由主义的盛行。在流亡英国期间，他接触到基督教社会主义和行会社会主义，两者希望不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这个工具而建立新道德秩序的立场，对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但是，这两种社会主义对待大萧条都是乐观的，认为那是“成长的痛苦”——世界正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转向由能够分享自己财富的无私生产者组成的新社会。然而波兰尼对待自由主义却不这么乐观，他追求的新基督教共同体拒绝自由主义式的改革，而且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他已经完全相信19世纪的体制使得经济与人们生活的其他领域完全脱离，让人类的需求完全屈从于市场。在写给弟弟麦克尔·波兰尼的信中，波兰尼认为这样的后果是一种“谋杀”，正是市场的绝对统治地位为后来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打好了基础。
在《大转型》一书中，波兰尼指出了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那些世界秩序“设计师”们曾经犯过的错误：不对自由文明秩序进行改革，而是试图重建在战场上已经被摧毁的旧秩序，而这些旧秩序恰恰是现代全球化的产品。19世纪世界经济的发展，得益于四种制度：国家之间的力量平衡；国际金本位制度；自由国家和自我调节的市场。这四种制度造就了“百年和平”，其中金本位制是核心，基石则是“自我调节的市场”。但是，波兰尼认为“自我调节的市场”只是一个纯粹的乌托邦。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的商品化是有组织地、强行地脱离基督教社会传统的后果，导致了“有市场的社会”（societies with markets）变成了“市场社会”（market societies），一切都必须屈从于市场。
而且，波兰尼也论述了如果仅仅依靠事物自身的发展，自由市场是不可能实现的，但那些政治经济学家却编造了一整套关于自由放任的理论。这种理论已经成了信条，以致任何反对自由放任的立法都被认为是对市场自我实现的干预。
到了20世纪30年代，消灭互助互益和重新分配的社会并实现个人主义的胜利，这一切兜了个圈子又披上了福利制度的外衣，无论是民主社会还是威权社会都存在。20世纪20年代的市场复苏失败了——金本位倒了，旧的大国平衡体系塌了，大量的失业因为自我调节的市场产生了，自由国家也灰飞烟灭了。这些实际上鲜明地体现了自由放任市场机制的顽疾。
不过，在阿德尔曼看来，波兰尼将民族主义视为能够在冷冰冰的全球化——那简直是“人性粉碎机”——面前重建充满了兄弟情谊的共同体的途径。可这实际上非常不协调，因为波兰尼自己恰恰就没有民族——他不是犹太人，不是匈牙利人，也不是英国人。结果，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和对民族主义的情感让波兰尼变得盲目，以致对于日本入侵中国，中欧清洗少数族群这样的悲剧，他并没有表达太多关注。
《大转型》这本书也有很多问题。弗雷德·布洛克(Fred Block)和玛格丽特·萨默斯(Margret Somers)在仔细研究了波兰尼的社会学研究方法之后，发现波兰尼的思想内部就存在张力：他一方面论证自由时代让经济从社会体系中“脱嵌”，另一方面又暗示市场总是依赖法律、知识和政治条件——而这些条件从来不是自发的。
此外，在论及密尔的自由主张时，波兰尼也从来不过多挖掘，因为那样就会触碰到让波兰尼自己尴尬的一些事实：金本位制、自由贸易和大金融集团（haute finance）正是维多利亚时代全球化创造大量财富的根源。所以阿德尔曼才说，“比起自由秩序的光辉时光，波兰尼更喜欢自由时代血淋淋的一面。”
上面说的这些还不是《大转型》一书的全部瑕疵。例如，波兰尼控诉自由市场导致工人的“非人化”，让有产者“道德沦丧”，因此他主张20世纪30年代应该通过国内市场、重建民族主权的方式解决人们的需求及渴望。但这正是阿德尔曼认为波兰尼思想会导致民族主义的理由，因为波兰尼在经历了那么多恐怖之后，好不容易抓住了民族主义这个药方，很轻易地就陷入了痴心妄想中。尽管他实际上知道民族主义造成了多少悲剧——其中还包括他妹妹一家人在纳粹铁蹄下的悲惨命运，他仍然对民族主义抱有幻想。
所以，阿德尔曼认为波兰尼和他批判的那些自由主义者一样天真，自以为是现实主义者，实际上是个道德主义人士——他以为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区别不是经济的，而是道德和宗教的。可实际上，波兰尼根本忽视了二战之后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兴起，也几乎没注意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逐渐形成。换句话说，他压根没有意识到大众消费的转型——只看到市场让权贵富裕而压榨工人，却没有看到市场可能满足，甚至是发掘更多的需求。他错过了一个真正的“大转型”——消费主义的全球化。
当然，阿德尔曼也表示，波兰尼思想还是能够给当下的世界形势一些启示。像1919年那些领导人们一样应对危机，已经行不通了。英国的“留欧者”和希拉里·克林顿的失败就是最好的例证;而玛丽莲·勒庞和本土主义者们提出必须在“爱国者”和“全球主义者”之间做出选择的呼吁，也没什么吸引力。波兰尼的思想如果不想再次被打入冷宫，就必须摆脱那个错误的两分法。人们不需要在道德共同体和经济相互依赖之间做出选择，也不需要在道德和市场之间做出选择。
卡莱恩：波兰尼的思想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当前的危机
对波兰尼的遗产的理解，史蒂文·卡莱恩表达了与阿德尔曼不同的观点。
卡莱恩承认，波兰尼的思想确实有值得批评的地方。比如，波兰尼关于市场社会的历史解释模糊不清，完全没有考虑性别、种族和殖民主义这些因素。但是，阿德尔曼对波兰尼的批判——说波兰尼的思想代表着对于市场的罗曼蒂克式反叛，冀求温暖的社群主义，从而不可避免地走向民族主义和专制的“集体主义”——不仅了无新意，而且也执迷不悟。
至于波兰尼改信基督教，阿德尔曼认为波兰尼患上了某种智识上的“斯德哥尔摩症”——明明自己从欧洲被流放，却对那些刽子手式的压迫者有一种浪漫情怀。也因此，波兰尼才会强烈地追求集体归属感，他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实际上是对犹太主义的否定。
但卡莱恩指出，波兰尼的观点实际上并非阿德尔曼所说的那样。欧洲自由主义将自己和市场原教旨主义绑在一起，这就阻碍了有民主倾向的自由人士和工人阶级的联合——这才是波兰尼的观点。如果真要说有什么可以指责波兰尼的地方，就是他低估了民族主义对市场的反动力量，尽管其本人意识到了法西斯主义的威胁。但毫无疑问，波兰尼的核心观点是：如果我们希望避免用威权主义的方式回应市场危机，就应该发展一种民主的、对市场友好的自由主义。
而阿德尔曼认为波兰尼将犹太主义和自由主义拴在了一起，也是错误的，因为波兰尼显然是将基督教道德和自由主义结合在一起，因为基督教很好地展现了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个体自由。
的确，卡莱恩也同意，要理解波兰尼的思想不太容易，但是其思想的中心却是一个十分天才的观点：经济的三个核心投入要素——劳动力、土地和金钱，都成了“虚拟商品”。以土地举例来说，由于土地远不止是市场交换的资源，住房就只能部分商品化，这意味着民主机制不得不为了保障“居者有其屋”而“扭曲”住房市场。因此，金融危机常常以房屋抵押贷款为中心爆发，就不足为奇了。而阿德尔曼之所以会忽略掉波兰尼的这些解释，就是因为他将波兰尼的思想简化成了关于道德和市场的二元对立。然而，波兰尼真正放在对立位置考虑的，是民主和市场——关于社会保障的民主需求，与市场“独裁”之间的冲突。这不正是美国当下面临的境况吗？
更何况，波兰尼也不像阿德尔曼说的那样，只是简单地反对市场。事实上，波兰尼对于市场潜能的态度和阿德尔曼并无多少区别。波兰尼批评自由市场，不是批评它损害大众利益而服务于富人。真正的问题是市场实在是太有效了，以至于除了效率，没有任何其他值得考虑的事情。为了能够获得充分的潜能，市场会令任何关于个人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机制屈服。
而对于波兰尼来说，这就导致了人类关于定居与改善的紧张关系——我们不可能在改善土地的同时又依赖土地生活。这同样也是现在的希腊和欧洲其他地区正在汲取的教训——“结构化改革”导致了大量失业。事实上，社会要求公正，要求劳有所获，要求稳定，但市场从本质上来说就无法提供这些。从市场角度看很有效的做法很可能对人类是有害的。
当然，就像卡莱恩指出的那样，如果波兰尼的论点只是抨击市场很糟糕，并损害了共同体的团结，那他的观点真可以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但波兰尼的观点并非如此肤浅。实际上，阿德尔曼对波兰尼的批判，反而更多地暴露了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问题。
自由主义者要的是全球化，却偏偏想戴着一张人性的面具，而左翼人士则呼应着波兰尼的思想，对当下的市场时代的非民主机制表示强烈质疑。前有美国的桑德斯，后有法国的梅朗雄，现在又来了个英国的科尔宾，这三人出人意料的崛起，基本宣布了旧政治信条的死亡。
所以，卡莱恩一再强调：阿德尔曼对波兰尼的解读是错误的。阿德尔曼错误地将全球化视为“江山永固”，左派自然就成了他口中“浪漫的幻想”。而波兰尼则提供了方法，帮助我们去解开支持全球化的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民粹主义(nationalist populism)之间的死结。
在卡莱恩看来，当代市场秩序的危机，并不归咎于头脑不清的左翼，也不能怪罪全球化制造的“失败者”(losers)，而是因为这个秩序没能实现它的诺言——令多数人获益的、真正的增长。对于波兰尼来说，核心问题是如何以民主而非威权主义的方式应对这种不可避免的状况，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重新思考全球化的秩序。所以，阿德尔曼认为二战后资本主义的复苏让波兰尼颜面扫地，因为他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资本主义的复苏，恰恰是由于精英们吸取了波兰尼的思想，创造了“嵌入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而且，即便波兰尼没能正确地预见市场社会的韧性，他也正确地预见到了无约束增长对环境的破坏。这一点现在越来越明显，我们只能接受波兰尼的警示。
编译：鲁昊源
编译文章
Jeremy Adelman，Polanyi, the Failed Prophet of Moral Economics，Boston Review，May 30, 2017.
Steven Klein，How (Not) to Criticize Karl Polanyi，Democracy Journal，June 5，2017.
文章来源
http://bostonreview.net/class-inequality/jeremy-adelman-polanyi-failed-prophet-moral-economics
http://democracyjournal.org/alcove/how-not-to-criticize-karl-polan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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