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潘卡·米什拉（Pankaj Mishra）
翻译：陶小路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乔治·桑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曾经这样描述美国工业资本主义催生出来的“未经训练、有干劲、四海为家的孤儿们”：“他们对自己的行为举止非常自信，但对自己的德行则不太肯定。”这样一种形象与那种得体且沉闷的美国人形象非常不同，桑塔亚纳的小说《最后的清教徒》(The Last Puritan)(1925)里一个叫赛勒斯·惠特尔的校长正是这种新美国人形象的典型。惠特尔有着一股世俗性狂热，现在看来，他似乎是自由派国际主义者、推销民主制度的新保守主义者和自由市场全球化支持者的原型，正是这几类人使得美国世纪如此混乱——随着特朗普的上台，美国世纪也随之终结：“美国不但是地球上最大的国家，而且它很快就会抹除一切差异;而在这种完满局面所带来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喜悦中，它忘记了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将个体从祭坛和王权下解救出来的启蒙运动理想后来逐渐被白手起家的商人所代表，这种文化令桑塔亚纳和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as)感到厌恶——桑塔亚纳的话听起来和亚当斯一样带有贵族气。但是，与人脉深远的亚当斯不一样的是，桑塔亚纳相信良善生活可以通过许多不同的方式实现，他对美国版本的“理性经济人”(Homo economicus)——自主、理性、拥有权利的个人，异想天开地计划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生产和消费升级——从来不抱幻想。这样一种个体形象代表了桑塔亚纳最不喜欢的“工业自由主义倾向”：“将所有文明都变成相同的廉价且乏味的模式”。
工业化和帝国主义将美国变成了一个富有而强大的国家，到处都是美国生活方式的鼓吹者，在哈佛任教的桑塔亚纳不安地看着这一切。桑塔亚纳1911年离开美国，定居欧洲。他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到他1952年去世的时候，雄心勃勃的新一代四海为家的孤儿们开始推动世界“现代化”或者说美国化。我们禁不住会猜想，桑塔亚纳笔下的惠特尔是否是以《时代》、《财富》、《生活》的创始人兼主编亨利·卢斯(Henry Luce)为原型——卢斯在1941年呼吁自己的同胞“创造第一个伟大的美国世纪”。
卢斯对“最低要求”非常警惕。他说，“我们现在在思考世界贸易时的格局太小，”他哀叹道;“亚洲一年至少能给我们带来40、50乃至100亿美元的收入”。出生在一个中国的长老会传教士家庭的卢斯坚持认为，美国人应该做的不仅仅只是促进“自由经济企业制度”。作为“西方文明一切伟大原则的继承者”的美国人也应该让美国成为一个强国，让美国的理想得以在全世界传播，让人类的生活从野兽的状态中超拔出来”。
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2009年用一句话很精要地概括了卢斯的意思：“我希望每个人都是美国人”。1945年之后有关美国思想的全球历史，或者有关美国人和亲美知识分子的全面的社会学研究尚未被写就——尽管他们建造和破坏的世界进入了最危险阶段。特朗普都入主白宫了，而我们才迷迷糊糊刚刚从冷战时期的疯狂里走出来，与此同时，“大幅攀升的道琼斯指数和互联网的速度在呼唤着我们所有人永远生活在未来，生活在网络资本的乌托邦光辉之中”(唐·德利洛语)。然而，对世界进行美国化是现代最雄心勃勃的意识形态实验——这个实验开始于20世纪40年代进行的一系列国家现代化工程，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又因为全球将赌注压在不受管制的市场上而加快速度。这个实验的中心假设是，世界其他国家的民众应该采用任何在美国行之有效的“进步秘方”：自由企业，新政自由主义，消费主义，金融化，新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非常多美国之外的人们热切地接受了这个假设，无论伊朗国王的顾问，印度主张自由市场的智库成员以及《经济学人》杂志的编辑。从希腊到印度尼西亚，美国化的专家、盟友和推动者也比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推动者更有影响力。世界各国公共知识生活的常识被美国有关现代性的语言所界定，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大部分人了解社会、经济、国家、时代以及个人和集体身份认同的方式。
在第一批让“现代性”等同于美国的美国人里，卢斯是一个。事实上，他给自己的杂志起的名字——“时代，生活，财富”——的目的便是在于去揭示人类的境况。当时的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成了世界上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欧洲文明似乎已经日落西山，美国的精英们认为自己是据称属于西方世界的价值——理性、自由、民主——的真正继承者;欧洲各国由于相互屠杀及其在欧洲之外所实施的帝国主义野蛮行径而遭到重创，无法再去主张这些价值。甚至连曾经哀叹过美国文化上笼罩着一层“巨大且模糊的理想主义云翳”，对美国知识分子自认“与哈姆雷特属于一类人”嗤之以鼻的范·怀克·布鲁克斯(Van Wyck Brooks)也转而参与构建民族主义神话，称爱默生这代人“相信进步，认为美国是这种进步的领导者”。
卢斯提出“美国世纪”这个说法恰逢其时：在罗斯福新政的刺激下，当时的美国逐渐摆脱了此前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经济危机和地缘政治上的隔离状态。卢斯一直希望美国能有与其权力和繁荣相称的智识上的荣耀，他请来包括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詹姆斯·艾格(James Agee)、德怀特·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和约翰·赫歇(John Hershey)在内的一系列有影响力的人物加入自己的杂志。战后，许多新政自由主义者也和卢斯一样产生了崇高的使命感。他们先是将自己的国家从严重的经济危机中拯救出来，然后又击败了欧洲的法西斯主义，这个时候的他们感到自己对世界其他地区负有全新的使命，特别是亚洲人和非洲人似乎比欧洲人更需要得到重建社会的指导。
在这方面的典型人物是新政拥护者大卫·利连索尔(David Lilienthal)，身为印第安那州的一个店主之子的他迅速成为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TVA)的董事之一——上个世纪30年代，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的存在目的是为了展示美国的技术和专长。利连索尔的责任心很是严正，他一生都相信并宣传这样一种观念，即：经济的发展需要通过建设大型项目来实现。在《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民主在前进》(TVA: Democracy on the march, 1944年)一书中，他提出了一个简单的论点：对于原本落后的美国南方奏效的经济政策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会起作用。换句话说，新政可以被重新包装成适用于亚洲和非洲的渐进式方案——经过几十年帝国主义的剥削，亚非地区普遍穷困，容易爆发暴力革命。
小亚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在他的“冷战自由主义宣言”《生命力中心》(The Vital Center, 1949)中认为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处于美国对共产主义做出的回应的中心。无独有偶，随着中国不知因何缘故被“丢掉”(尽管卢斯极力为同是基督教徒的蒋介石夫妇奔走呼号)，如今，不光有斯大林在欧洲构成的威胁，毛在亚洲也成了威胁。美国迫切需要能构想出一种能与共产主义竞争的理念，并且让自己能够成为这种理念的具体体现者，因此，美国政府将大量资金注入大学和私人基金会。在智识和艺术生活被货币化的同时，许多曾大加鞭挞美国残酷的不平等状况和冷酷的财阀统治的作家中间高扬起了爱国主义情绪;智识和艺术生活的货币化或许是这种爱国主义情绪被激发起来的原因。
自1950年代以来，阿尔弗雷德·卡辛(Alfred Kazin)眼看着自己曾经属于激进派的朋友加入了建制自由派，而这些建制自由派很快成为了为政治家和商人提供智力服务的阶层，这令包括卡辛在内的一些知识分子感到羞耻和绝望。1952年，菲利普·拉夫(Philip Rahv)警告这些建制自由派人士不要相信这样一种看法：“美好的美国主义本身就有根治历史所具有的危害之秘诀”。拉夫看到战后美国的权力和财富已经让人们产生了一种危险的错觉，即：“美国社会在本质上能够避免各种悲惨的社会冲突”。然而，卡辛和拉夫属于少数派，他们拒绝向手握权力者表达鼓励的话语。如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在1953年写的那样，许多人觉得，“如今我们美国人的面孔、步态、语调、行事方式和礼仪便是一个人所需要的一切，我们文化的整体外观和风格已经很合宜”。
“美国模式”也可走出国门。在满目疮痍的欧洲和亚洲面前，美国社会和文化优越地位似乎是不言而喻的。沃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1960年出版《经济增长的几个阶段：一份非共产主义宣言》(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身为“出类拔萃者”的他后来因为需要为美国在越南的巨大失败负责而臭名远扬;罗斯托相信美国是“启蒙运动的产物……她现在必须直面自己的成熟，从现在开始行动，以确保启蒙运动的价值观——或其在非西方文化中与启蒙运动的价值观相对应的价值观——能够在21世纪生存下来，并且占据主导地位”。从60年代开始，卡辛就在自己的日记里不断嘲笑“所有这些新君主的新议员们”，其中就包括罗斯托。被当成智识英雄的罗斯托出现在《生活》杂志中，照片中的他“带着眼镜，旁边堆着他的行动报告、简报、沙盘和计划书。”
这些知识主义的工具不只是为了拍照用，它们的背后存在着一个完整的理论：现代化理论。尼尔斯·吉尔曼(Nils Gilman)在他精湛的作品 Mandarins of the Future(2003年出版)中称这种现代化理论为“美国人为重塑外国社会所创造的最明确、最系统的蓝图”。现代化理论建立在的传统与现代性的鲜明对比之上——前者令人窒息，后者带来解放;这种理论认为处于后殖民时代的国家急需摆脱过去，走上一条以技术、军事、官僚机构以及政治和社会结构上的进步为主要特征的“发展道路”。这个复杂而艰巨的旅程的终点便是自由主义现代性的典范——美国。在福山宣称“历史终结”的几十年前，现代化理论家就假定，沿着美国发展道路前行的一个同质化的资本主义世界既是可欲的也是不可避免的。
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这个旨在让整个世界都变得一致的乏味的现代化都是一个非凡的工程。这意味着说服数亿人放弃(往往还会蔑视)延续数千年的过去的世界，参与到一个由精英领导的赌博中来：去创造一个世俗的、开明的、有教养的、英勇的公民群体。为了达到想象中的目标，种族和宗教的多样性需要被蓄意破坏，如果不是大规模破坏的话，这个目标是：亚洲和非洲的社会会像欧洲和美国一样，随着经济增长的加速而变得世俗化且具备工具理性。
即便是对美国持审慎态度或者站在反美立场上的亚非精英而言，追赶上西方的希望是无法抗拒的：比如尼赫鲁希望改变“印度的外观，给她套上现代性的外衣”;又如纳赛尔，他希望阿斯旺大坝能够复制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所取得的成就。大国的现代化精英们设计出各种能够让国家飞速向前进的策略，全然不顾过往的生活方式，他们做到了将自身的利益与社会的利益融为一体。而一些小国的威权统治阶级成员渴望从热心的美国人那里得到能得到的一切。巴基斯坦最具标志性的现代作家萨沙特·哈桑·曼托(Saadat Hasan Manto)在20世纪50年代初写给“山姆大叔”的一系列信中讽刺了巴基斯坦政府和赞助巴政府的美国人：“你们做了很多好事，而且还在继续做这些事。你们摧毁了广岛，把长崎变成了不毛之地，因为你们，日本多出生了几千个孩子。人各有爱。我只想你们派一些干洗工人过来。”
曼托带着先见之明的讽刺口吻告诉山姆大叔，“既然你们对世界上最大的伊斯兰国家的稳定非常关心，你应该把那些毛拉武装起来，他们是对抗苏俄共产主义最好的人选”。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知识工业集团”中的许多人的确得出结论，认为稳定比民主更重要。塞缪尔·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1968)中很有说服力地表达了理性的自由主义精英对非理性的大众日益增长的恐惧。随着冷战中一系列热战的爆发，为了寻求可靠的反对共产主义的盟友，这些现代化论者支持了一些声名狼藉的政权。
其中最糟糕的当属南越，那里成了罗斯托长期的实验室，他希望可以在那里实现自己的雄心：他提出的非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能够与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理论相抗衡。他认为美国的援助可以帮南越人走完他提出的五个“经济增长阶段”，最后达到“经济起飞”阶段，届时他们将能够打败北越共产党。
美国在越南遭受的耻辱败坏了现代化理论家的名声。然而，从地缘政治上看，他们在伊朗的失败更具破坏性，全世界激进的伊斯兰主义因之被激起。伊朗国王统治期间，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居住在伊朗，其中许多人是这个亚洲最残酷、带来的创伤最大的现代化工程的顾问。利连索尔的咨询公司帮助美国公司更好地在海外做生意，他在伊朗和越南都有项目。伊朗的现代化让许多人无家可归、流离失所，这令伊朗人民普遍对美国感到憎恶，宗教民族主义随后急遽上升——福柯正确地称之为“针对全球体系的首次大规模反抗运动，其反抗形式是最现代的，也是最疯狂的”。
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这些四海为家的孤儿们一边推行新的全球制度，同时也在为阿富汗的毛拉提供武器反抗苏联的共产主义。20世纪70年代的严峻情绪——因美军在西贡的无序撤退，石油危机和经济危机以及美国国内出现的逆工业化和工资水平停滞不前的令人担忧的迹象而进一步加重——竟会让位于对美国荣耀与权力的新一轮幻想，这似乎有些古怪。但早在新政自由主义奄奄一息之时，新保守主义知识分子便已经为这样的智识氛围做好了准备。卡辛在沉思里根1980年11月获得大选胜利给自己带来的“震惊”时引用了诺曼·波多雷茨(Norman Podhoretz)在接受一次采访时说的话，这位曾经的激进派、现在作为新君主的亲密议员的他大言不惭地表示“要将一种全新的智识文化制度化，要将一种 ‘新的民族主义’——指的是一种对我们国家、文化以及它们在世界上的作用抱有极为积极的态度——制度化”。
“我们是第一;我们是最好的”，里根在1984年声称：“我们怎么能不相信美国的伟大?……我们是美国人。”与卢斯一样，伴随新的民族主义而来的是对“最低要求”的警惕。但是，有关“美国化”的新旧视角之间存在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别：在美国化的新视角中，现代性是由个人主义和市场驱动的，而不是一个集体和国家设计、建设的工程。在世纪初发生了灾难性的经济危机之后，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旋即被抛弃，而到了80年代，它又取代了在英美两国已经基本失效的社会民主制度。市场现在似乎成了人类自由真正的王国，它可以通过效率和利润的提升让每个人获益。“当市场能够自由运作时，它真的有其神奇之处”，1982年初的里根若有所思地喃喃自语道。“正如那首歌所唱的那样，‘这可能是某个重大事物的开始’。”
为了让市场看起来很神奇，知识上的戏法被运用起来。在《自由选择》( Free To Choose, 1980)这本影响力非常大的书(还有一部同名的10集电视片)里面，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罗斯·弗里德曼(Rose Friedman)提出了很有诱惑力的二元对立概念：理性市场与干预政府(在之后的二十年里，这样的两个对立概念成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政策和计划的基础)。1973年，中央情报局推翻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政府之后，弗里德曼启发了“芝加哥男孩”(译注：“Chicago’s Boys”，对一群拉丁美洲经济学家的非正式称呼，这些经济学家都是年轻男性，在芝加哥大学受教育，回国后，在智利天主教大学中创立了经济学系，因此得名)重新设计智利的经济。然而，弗里德曼在《自由选择》书中出人意料地选择东亚来为证明自己的理论无误，他声称日本、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们依赖“私营市场”。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1992)中这一论断表示赞同，他认为“东亚的经济体通过重复德国和日本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经验，证明了经济自由主义能够让后发现代化国家赶上甚至超过”西方。
这个关于东亚所取得的“奇迹”的传说与历史并不相符，国家主导的现代化建设和经济保护主义对于战前日本和德国的经济以及对战后的东亚地区都至关重要。但很少有人在意这样一些事实。到了80年代早期，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国际经济管理机构开始优先实施私有化、放松贸易管制、降低价格补贴、放宽对外国投资的限制等举措，扶贫和公共部门发展被排在了后面。
苏联崩溃以后，主张美国化的各路人士涌入俄罗斯，自由市场拥护者士气大振，他们觉得自己有能力“重新改造这个世界”——这是里根最喜欢的托马斯·潘恩的一句话。索尔·贝娄1992年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里用警告的语气说，“自由市场的经济理论家的工作做得真不错，他们让整个国家以为是自由放任主义让美国赢了冷战”。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称之为的“单一经济学”(mono-economics)的新形式被积极推广，同时人们的一些空想令人吃惊，他们认为共产主义的垮台开启了一个良性的后意识形态时代。从后来发生的事来看，那些希望通过对俄罗斯经济实施休克治疗来引发一番剧烈变化的人们不会感到失望。俄国民众生活水平骤降;俄罗斯的死亡率迅猛上升，整个90年代有数百万男性非正常死亡;犯罪率暴涨——一系列灾难最终导致1998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
需要为这场灾难承担主要责任的是“哈佛男孩”，领头的是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他在东欧和俄罗斯倡导“转型经济学”。在《经济学人》的一篇文章里(该文有一个列宁主义十足的标题：“我们要做什么?”)，杰弗里·萨克斯发明了“休克疗法”(shock therapy)这个词。90年代与愚蠢可笑的俄罗斯领导人叶利钦关系密切的克林顿政府成员尤其需要为这场灾难负责。特莱斯·塔尔博特(Strobe Talbott)在他的 The Russia Hand: A memoir of presidential diplomacy(2002)中引用比尔·克林顿的话——他在解释为何需要作出一些痛苦决定：“我们一直在告诉老鲍里斯(译注：指叶利钦)， ‘好，你现在下一步要做这些事，这是些会让你不爽的事情。”但是许多记者也参加了这个计划将俄罗斯一夜之间美国化的“失败的远征”【史蒂芬·科恩(Stephen Cohen)语】。《经济学人》1998年8月(当时离俄罗斯金融危机爆发不到一年)还称赞阿纳托利·丘拜斯(Anatoly Chubais)“有活力、狡猾且有远见”，如今，将国家贱卖给寡头们的他遭到许多人痛斥。
在克里姆林宫插上自己的旗帜后，这些“美国化”推动者们继而开始在全世界寻找新的征服对象。华尔街和一些跨国公司与它们在克林顿政府以及由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中的政治盟友一起，提出了所谓“华盛顿共识”：一个包括放松管制、私有化、削减税收和公共福利开支、国家全面从社会服务中退出等在内的经济措施。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彼时已经在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推行的华盛顿共识已经有了许多强大、富有的资助者。美国大学、商学院和慈善基金会出现了新的知识和政治权力中心。一些非美国籍人士在美国主导的国际机构——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担任高级职位。今天，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卡托研究所(the Cato Institute)和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等右翼智库雇用了许多原籍非美国籍的经济学家和记者。
法律学者大卫·肯尼迪(David Kennedy)在他富有开创性的书《世界：权力、法律和专长如何塑造全球政治经济》(A World of Struggle: How power, law, and expertise shap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2016)”中，描述了“带着项目的人”(这是他对政治决策者、政策专业人员、经济发展专家、人道主义干预专家和国际律师这样一些全球精英人士的称呼)如何创造出了我们这个联结紧密的世界：这个世界不仅“非常不公正，危机四伏，危害自然环境，无论哪里都由少数人把控政治和经济大权” ，而且“没有人可以改变或者逃脱这样的世界”。到了21世纪初，美国“现代性铁笼”的出口工作越来越多地由在美国之外出生的学者和智库成员完成，他们能够非常有效地促进自己的母国和移居国的精英之间的交流。贾格迪什·巴格瓦蒂(Jagdish Bhagwati)便是这些人中间非常显著的一个，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世界上最相信自由贸易的人”，还是印度市场化经济教父。从哥伦比亚大学到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发言台上，巴格瓦蒂及其门徒一直积极鼓吹新自由主义观念，他们认为如果不对工会进行控制、不消除贸易壁垒、结束补贴等等，一个国家是无法发展的。他声称穷人(他一直会记得这些穷人有一天也可能“飞黄腾达”)常常会“赞美”不平等现象，他认为孟加拉国的劳资关系非常好，而就在他这番发言几个月之后，达卡的一个制衣工厂的建筑倒塌，一千多名工人丧生(孟加拉国的制衣业的工会被解散了)。印度总理莫迪之前决定废止占印度货币流通总量九成的纸币，印度全国因之陷入混乱状态，巴格瓦蒂不以为然地将莫迪此举给广大印度民众造成的痛苦称为“过渡时期的困难”。
自20世纪40年代始，美国化的拥护者便开始使用“过渡”这个说法，他们坚信历史的真正终点是美国。即使是911事件也没有动摇这个信念。许多美国知识分子觉得“伊斯兰—法西斯主义”向自由主义现代性宣战了，这种感觉实际上让他们更大胆地尝试去按照美国的形象改造这个世界。对历史“长时段”(longue durée)抱有敬意的现代化理论家此前将资本主义的受益者——中产阶级——视为民主制度的培育者。但是，“后意识形态”一代的自由派国际主义者以及新保守主义者如今认为，民主可以通过“震慑行动”在没有民主传统的社会中移植进来。在他们的主流话语中，种族和宗教的“他者”要么是不可救药的、与理性自利的美国人完全相反的蛮族，应当借由一场无情的反恐战争将其消灭;或是美国式的理性经济人，只是由于其政治领导人和制度的缺陷，他们无法去追求理性的自身利益。
保罗·伯曼(Paul Berman)在《恐怖与自由主义》(Terror and Liberalism, 2003)中写道：“我很高兴成为一名笔杆子司令”，他谴责那些不愿意参加在中东推行自由民主制度的新征程。但即使从无政府主义转向反共产主义的伯曼也不会幻想一旦独裁国家被推翻，自由便会奇迹般出现，也不会幻想终于可以发展的自由市场会自动地让个人利益和愿望协调一致。然而，正是这种幻想让美国入侵并占领了伊拉克。热心、年轻的社会经济工程师从美国来到巴格达的绿区，他们试图实现自由市场支持者希望在美国国内实现的一切——废除福利，军队和监狱私有化，普遍放松管制。经常有人抱怨布什政府没有为萨达姆政府被推翻之后的伊拉克做好计划，这些人没有意识到的是，在这些新的革命者眼里，国家计划是多么可憎的东西，他们像赛勒斯·惠特尔一样，“醉心于事物进展的势头和一波接一波涌来的事件之中”。
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之前在《纽约书评》撰文评论《恐怖与自由主义》，他在文中批评道：“柏曼的让我想起了格雷厄姆·格林的小说《沉静的美国人》里的角色：这个讲原则的人给越南带来了混乱，然而自己却不明白为什么”。当伊拉克陷入混乱中时，拉姆斯菲尔德给出的解释就只有一句话：“事情就这么发生了”，伊拉克人的命运验证了詹姆斯·鲍德温所做出的评价：“美国人的自由观念以及这种自由被强加的方式让美国成了世界上最可怕的国家。”
连续的危机和崩溃也使得与美国模式的融合变得更加不可能，且不去谈这种融合是不是值得的。后共产主义的俄罗斯蜕变为一个经济上黑帮资本主义、政治上专制的国家。俄罗斯所经历的混乱和苦难让普京这个外表冷酷的前克格勃特工成了俄罗斯不大可能取得成功的救世主(以及美国大选中厚颜无耻的搅局者)。伊拉克是最鲁莽的美国化措施的试验地，结果不仅引发了猛烈的叛乱活动，还导致了伊拉克的分裂、伊斯兰国的兴起和中东的瓦解。德国副总理此前正确地指出欧洲难民危机的发生与“美国所实施的存在着诸多问题的干预政策，特别是伊拉克战争”有关联。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那个激励着现代化理论家和新自由主义的“休克治疗师”的信念——政治和经济现代性会让人类的境况趋于平等——终于在美国本土被证明是虚妄的：美国尽管在生产力和创新方面有了巨大的飞跃，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人们在收入和机会上的差距一直在不断扩大。最终，特朗普在2016年11月的胜利向人们揭示，华盛顿共识在华盛顿特区西部的内陆便已经让很多人成了受害者。当人们在地中海东部诸国为民主与资本主义而进行着激烈的斗争时，在波托马克河(译注：Potomac River，波托马克河，美国东部的主要河流之一，全美第21大河流。它是马里兰州和西弗吉尼亚州、弗吉尼亚州和华盛顿特区的边界)以西地区，由于财富过度集中，越来越多的穷人被当作罪犯对待，政治运行不畅，安全机构的行为失控，再加上媒体对美国国内现实的关注不够，美国的民主和资本主义在逐步崩坏中。
包括自由派国际主义者以及新保守主义者在内的许多“美国世纪”的受益者缓慢地意识到了这些肮脏的现实，直到最近，他们很接近桑塔亚纳对狂热者所下的那个著名定义：“失去自己的目标以后却加倍努力的人”。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迟至2014年仍执迷不悟地主张要对美国现代性的诸多敌人使用“硬实力”。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攻击“左派”对“伊斯兰—法西斯主义”心慈手软，2015年他号召在世界各地发动新的“意识形态战争”，声称自己“在许多国家都有同道中人”。
E. M.福斯特认为，正是因为英国公学教育出来的帝国主义者“心灵发育不良”，所以他们才会犯下那些错误，“因为他们对这个世界的丰富和微妙没有概念”。美国化的意识形态之失败既在于其历史想象力的不足，也在于其同情心的缺失；那些美国化的行家里手面对苦难时表现冷酷，此外，他们无视人类生活、目标和欲望的多样性——人们对尊严和荣誉的需求往往会超越对自身利益和机会的追求。
即使是受制于“哈佛男孩”的叶利钦也坚信，“我们需要靠近美国，但不是在美国垄断世界的基础上，而是在平等的基础上”。然而，美国化的拥护者们一直都拒绝承认，他们对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的强制推行可能被那些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的预期受益者视为政治侵略和文化帝国主义，或者是让他们“不爽的事情”。在越南、黎巴嫩、索马里、伊拉克发生的事情一再表明，如果当地民众决心反抗到底，无论多么强大的军事力量都没有用，因为它无法产生累积效应。而美国化的拥护者们经常认真地提出，只要投入更多的军力就可以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休克治疗师——或如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给他们的称呼：“拥护市场的布尔什维克”——似乎没有意识到，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发展中国家或后社会主义经济体可能走的会是与发达经济体非常不同的道路。移植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的努力遭遇灾难性失败之后，灰心丧气的意识形态宣传家常常会将失败怪到那些国家的文化头上——俄罗斯文化、阿拉伯文化，总之是非美国文化。但是，这些宣传家没想去反思一下，这些非美国文化不会把地球上每一个人生活方式变得跟自己一样当成使命。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忽视了一个明显的事实：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不具备那种创造出美国式个人自由理想，接着把这种自由理想实现的可能性提供给享有特权的少数群体的文化、经济和社会条件。
现代化理论家的先驱之一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喜欢说，他向落后国家提出的现代性模式“是与其地理起源和文化中心脱离开来的西方图景”。不出所料，希尔斯忘了补充一点：这幅自由民主的西方图景也脱离了它的历史——一部伴随着剧烈的暴力和剥夺的历史。美国的种族分歧不断提醒人们，如今世界上的许多人便是在奴隶制和殖民主义这样无可逃脱的历史中出生的。从资源的贫乏、机会的稀缺、与社会隔离的程度和经济上的边缘地位等方面来看，美国的城市贫民窟很接近于德黑兰的贫民窟，而当年反对伊朗国王的革命正是在那里爆发。如詹姆斯·鲍德温曾写的：“我希望有人能够说服我，一个在自己国家都没有实现任何可以称之为自由的民族如何有权用炸弹来解放另外一些他们根本就不了解的民族——就像他们根本不了解我。”
桑塔亚纳担心，美国那种自我扩张的意识形态如果在全世界范围传播，那么它会“唤起更深的憎恨”——比过去的暴政所唤起的憎恨深得多，它可能会引发“一股原始的盲目和暴力的浪潮”。但是，即使这个先知先觉到令人惊奇的思想家也不可能预料到，在美国现代性的中心地带，灰心失望和心怀不满的人们会期望一个性骚扰惯犯和破产者成为他们的救世主。
许多人自负地认为美好的美国主义可以克服诸如蛊惑民心的政客这样的历史危害，如今事实证明并非如此。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宣誓就任美国总统，坚称“从今天起，将只有美国优先。美国优先。”美国世纪也在这一天正式结束。特朗普自称是个“做交易的人”，他公开嘲笑北约过时、表达对普京的钦佩之情，他的那种毫无掩盖的交易型处事方式没有给任何一种普世主义留下存活的余地;他计划通过提高关税、修建高墙再次让美国变得强大。“美国如今跟维护世界秩序的事业没什么关系了”，卡根最近在《金融时报》中承认。美国现在也许是地球上最令人恐惧的国家;我们完全不清楚应当如何去应对由那些未经训练、有干劲、四海为家的孤儿们制造的局面：他们所给世界带来的巨大混乱最终让一个“对自己的行为举止非常自信，但对自己的德行不太肯定”且情绪不稳定的推特喷子距热核炸弹不过咫尺之遥。
潘卡伊·米什拉，1969年生于印度。常年为《纽约时报》、《纽约书评》、《伦敦书评》、《纽约客》、《卫报》等报刊撰写文学、政治评论。
代表作品为：《从帝国废墟中崛起：从梁启超到泰戈尔，唤醒亚洲与改变世界》(From the Ruins of Empire: The Intellectuals Who Remade Asia, 2012)。
他在今年1月出版的新书《愤怒时代》(Age of Anger)中对本文中的许多想法做了更细致的讨论。
本文选自《泰晤士文学增刊》(2017年1月27日)，东方历史评论受权译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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