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经略网刊(微信ID：jingluewangkan)，小标题为本网编者所加。
佩里·安德森破解印度神话 (一)：印度的建国历程包含了不利于左翼革命的因素
文：卞海
安德森并不是要故意黑印度，而是希望印度的左翼能够理解自身的处境，理解他们的建国历程中就包含着不利于左翼革命的因素。但事实证明，民族主义情绪很容易就淹没了国际主义情感。
近两个月的中印边境冲突引发了中国网友对这个邻国的浓厚兴趣。平心而论，中国公共知识界对印度的了解甚少。我们印象中的印度，是产生了佛教的印度，是唐僧西行的目的地，但那时候的印度只是一个文明，而不是一个国家;佛教在印度根本没有成为主流，后来甚至衰落了。至于对现代印度，我们知道得更少。1962年的中印战争，国人也很少去记，因为觉得这一仗很平常，没有什么可以自豪的，但印度民族主义者却视之为国耻，日夜惦记。
要深入了解印度，也许我们可以阅读一下英国历史学家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在2013年出的书《印度意识形态》了。这本书在印度引起很大的反响，不仅印度的右翼民族主义者对安德森十分敌视，印度的中间派甚至左翼也不太高兴。原因就是，安德森挖印度意识形态神话的根，挖得太狠了。
安德森破解了许多神话，第一个神话就是历史上印度的统一。安德森指出，印度的观念本身就不是本地产生的，而是欧洲人的发明。印度本地语言中并没有印度这个词，或类似的东西。
印度在历史上邦国林立，外来族群征服印度是家常便饭，而英国人不过是这些外来族群中的最后一个。他们相当容易地拿下印度，因为这片次大陆在政治与社会层面都非常碎片化。英国人为印度带来了一个共同的基础设施、司法与文化架构，从而在历史上第一次将印度打造成为一个行政与意识形态的现实。印度的观念，是英国人的观念。只不过印度的臣民造反以后，把印度的观念从主子那里接过来了。
接下来，破解甘地神话。甘地个人说过所有的宗教在神前面都是平等的。但在印度的民族主义政治层面，安德森说：“一种宗教必然比另一种宗教更平等”。他指的是印度教地位高于伊斯兰教。甘地自己的伊斯兰教知识十分有限，他尊敬神牛，并且告诉自己的儿子不能和穆斯林结婚。安德森挖了很多材料，证明甘地在伊斯兰教和印度教之间一碗水端不平。
甘地也不是向来支持“非暴力”的。安德森说，他对暴力的态度从来都是模棱两可，很不稳定。他两度志愿参加英军，一次是在布尔战争中镇压南非布尔人，一次是镇压南非祖鲁人。
下面这些都是甘地支持暴力的部分黑材料。1942年他曾经对记者说，印度获得自由的代价就是血流成河。在1946年，他说过“如果印度需要血，她应当拥有它”。
看看安德森的犀利的嘲讽：甘地个人呢，当然真诚地相信非暴力的(安德森这样的句式都留有后招)，但是他作为一个政治领袖，相信自己神灵附体，这就不必遵循人类需要遵循的自我一致了。只要他主观感觉这是真理，那就是真理。
我们翻译成大家都听得懂的话：神棍。
下面的嘲讽更厉害：甘地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做真正的知识交流。他被训练为一个英国出庭律师，争论起来也像个律师，而不是思想家，他不停地修改自己的观点，不管内部有多少自相矛盾，最后都可以诉诸神灵。
在他的生涯中，他一边宣称自己高于常人遵循的自我一致的要求(因为他总是从一个真理到另一个真理)，另一边吹牛说自己从来不会自相矛盾。
今天先批注这么多。从以上的评论，读者现在应该可以感受到印度人的愤怒了吧。居然有一个英国人，用这样的语调来讨论他们的国父!于是，就有了一种批评，说安德森是带着英国殖民主义者的傲慢去看印度的。
而安德森的家史，的确与印度有那么一点瓜葛。安德森的祖父Francis James Anderson在皇家工程兵部队服役，获得了Brigadier-General(准将)头衔，皇家钦定大英帝国勋位。于是他的名字前也就有了Sir (爵士)这个前缀。Francis James Anderson有几个兄弟，其中一个大他三岁的哥哥Charles Alexander Anderson在皇家军队里混得比他更风生水起，获得了Lieutenant-General(中将)军衔，皇家钦定印度帝国勋位。这个亚历山大曾经在阿富汗、印度和缅甸打过仗，在1910-1913年期间是英国驻中国华南地区军队的指挥官。简单说，佩里·安德森的小叔公，是大英帝国印度殖民军的将领。所以，一些印度的批评者就拿出血统论了，殖民者的后代，也是殖民者的眼光。
但安德森，作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其实是英国殖民主义坚定的批判者。而他之所以要挖印度的建国神话，并不是要故意黑印度，而是希望印度的左翼能够理解自身的处境，理解他们的建国历程中就包含着不利于左翼革命的因素。但事实证明，民族主义情绪很容易就淹没了国际主义情感。
跟着安德森八一八印度的建国神话（二） ：崇拜希特勒的甘地主要任务是“党争”
文：卞小溪
在《印度意识形态》的头20多页里，安德森便毫不留情地八出了一个藏在自我膨胀、逻辑混乱、以及西方宣传背后的甘地形象。
卞海给小伙伴们开了个头。深八了一下现代印度国父甘地的升仙史。为什么佩里·安德森要八印度呢?老人家说了，他就是想跟大家聊聊世界上这几个有代表性的，20世纪才独立建国的国家中那种膨胀到宇宙尽头的迷之自信到底是怎么来的，又怎么在今天影响这些国家行为方式的。在他先前的一本名为《新的旧世界》(书名也很黑)的书里，安德森八了一下现代土耳其。这次，他专心八了一下印度。相比土耳其，印度得到的待遇更高，她那“现象级”的迷之自信被直接用作书名。这种寰宇之内，舍我其谁，压得所有不是印度人都无法理解难以呼吸的神力，让跟谁都可以谈笑风生的安老也虎躯一震，惊诧之下干脆叫这种神力为《印度意识形态》(The Indian Ideology)。
安老在前言里就跟读者们分享了一次他亲身这种面对神力，难以呼吸的经历。2007年，身经百战的安德森猛然读到了一本凯瑟琳·梯德里克(Kathryn Tidrick)写的甘地传记。安老一读，就立刻惊诧了。心想，卧槽，我行走江湖这么多年，什么没见到过?结果这么真诚、这么可靠、这么靠谱的甘地传记，我竟然还是第一次见!惊诧之余，安老就开始琢磨。话说这印度跟土耳其不一样啊，中央政府也没啥能力搞集权管制，为啥这么多年来，但凡是写国父甘地传记的时候，就都跟土耳其人写国父凯末尔传记一样，都跟写圣经似的极尽造神之能呢?再有，这本这么牛鼻的甘地传记，为啥在印度，就没有一个人有啥回应呢?
安老琢磨了一下，觉着这很好地体现了“印度意识形态”的一个现象，他用他那独特的优雅英文写到：作为第一部值得注意的讨论甘地的学术作品，梯德里克这本书讨论了甘地从英国求学到在南非终老的人生历程中，其宗教与政治思想的发展。然而，在整个次大陆上，没有一篇严肃的学术性作品对梯德里克做出任何回应。这个现象很清楚地表明，在大众媒体上，甚至在广大的学术界，印度对那些令人感到不便利的历史事实的抑制有多深。
其中一段话翻译一下，就是：在强大的穿透了印度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的迷之自信面前，一切事实都是渣渣!这本由三篇长文构成的文章便围绕着这个中心展开。
昨天卞海带着大家八到，甘地对“非暴力”的态度。安德森八出来，实际上甘地对这个被今天西方知识界和大众媒体吹到天上的概念根本采取的就是一种机会主义态度。他更感兴趣的可能是提升作为一个“神棍”的自我修养。在《印度意识形态》的头20多页里，安德森便毫不留情地八出了一个藏在自我膨胀、逻辑混乱、以及西方宣传背后的甘地形象。
接下来，小溪要带大家接着八印度国父甘地的几个神迹。
首先，甘地到底要不要印度独立呢?答案是——不一定!
1922年，甘地停止了他最先号召举行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为什么呢?一方面，一些地方的非暴力运动已经出现暴力倾向。甘地感到很桑心。但是，这并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政治性的。在当时，不合作运动的目的是寻求Swaraj，就是“自治”。自治啥意思呢?甘地是这么解释的：
“假如大不列颠改变了她的态度，我确信(卧槽，字里行间都是迷之自信有木有!!)当印度变强(敲黑板，这里的强跟我们说的自强完全是两码事。单纯就是成熟，体力增长的意思。按照英语习惯，娃儿长大了可以叫做“变强”。)之后，大不列颠对印度的态度一定(又见迷之自信)会改变!那么，从宗教上来说，我们继续强调独立便是不合教法的要求(这只喵真温顺，高冷的喵格难道都让狗吃了?)。因为，这种要求是胸怀恶意的，是乖戾的(此处小溪留白，槽让你们来吐)。”
安德森进一步解释，1922年时的甘地，希望印度寻求与南非一样的政治地位。应该保持与英国的联系，寻求在共荣圈里成为平等伙伴。甘地在之后的几年里，不断强调这个观点。 甘地认为，印度老百姓根本不懂 “independence” (独立)这个词的意思，强行插入这种价值观根本就是一种“亵渎神明”的行为。因此，他坚持用印地语的“Swaraj(स्वराज，接近中文晚清在各省推行的“自治”概念)”而不是英语中的“independence”来表达他的观点。此时此刻，甘地代表的印度意识形态的迷之自信再次浮现，他公开说：
“兄弟我的志向，那远比‘独立’更加高远!(天边雷声滚滚，莫迪大仙在云中点头称是)”
为了进一步表明他志向的高远深邃，且符合印度民族主义口味，甘地还表示，他构想了一个叫做“世界共荣圈”的美景。在这个共荣圈里，印度不再是个平等的伙伴，而是一个占主导地位的伙伴。为什么呢?因为宇宙中心印度人民有理性，地理有优势，历史有传统。
看到这里，小溪不免陷入了森森的思考。且不说人家大不列颠帝国乐不乐意赐给你印度这个共荣圈里的平等地位吧，你这还没告诉大家怎么走向小康社会呢，就开始说称霸宇宙了，你让全宇宙的穷兄弟们情何以堪?你家日子要真小康了，特么还不把我们挤兑到六道轮回之外去啊?还有啊，就算你占尽天时地利人和，耍牛逼不需要理由，你也得告诉我们怎么通过寄人篱下，卧薪尝胆，才能达到鸠占鹊巢啊。
安德森八了好几页纸，最后我们发现，原来甘地才是日记强国，地图开疆的高手高手高高手。用念咒，就能不战而屈人之兵;用眼神，就能对高高在上的大英帝国说“彼可取而代也”。原来，今天莫迪能吹遍天下无敌手，是因为他真正继承了“印度意识形态”的正宗衣钵啊!
第二，甘地要不要印度民族统一呢?答案是——不要!党争才是最重要的任务。
甘地不愧是英国人民的好徒弟，正统蓝血腐国文化出身的他，对暴力革命恨(怕)之入骨。革命要比被统治可怕的多得多!蓝血贵族带给甘地的另一个影响，就是他的政治活动铺开的面很广，但却完全浮在社会表面。当时的国大党，仅仅是个印度社会上层精英的大联合。真正占据印度社会最主体的城市工人，乡村农民都被排除在外。倘若要调动他们，要打破他们与雇主或地主之间的契约，那就是违反神的旨意!(我们家猫主子对此表示举四爪赞同!)
然而，貌似印度劳苦大众们却不这么想，在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过程中，开始陆陆续续出现由于反抗引起的冲突。高高在上的甘地表示：“我们必须把所有那些不服管制，扰乱民心的因素都控制起来!我们大印度，没有政治罢工的容身之地!”同样，对农村问题，甘地表示：“反对一切试图在地主与雇农之间造成不和谐的行动。建议所有雇农要忍受疾苦，而不是奋起反抗”。
小溪把上面这句话看了好几遍，好几遍，好几遍，终于理解了个中非暴力不合作的精神深意。所以，甘地所设想的美丽世界，就是穷的穷，富的富，老鼠的孩子去打洞的社会么?要是印度一统天下了，小溪是不是就要去找找自己的种姓是啥了?这个甘地口吐莲花的“世界共荣圈”，跟当年皇军给满洲国人说的共荣圈有啥差别?难怪当年东京审判，全体法官里面，就那么一个高等印度人觉着日本人搞共荣圈没错啊。原来也是继承了甘地衣钵的“印度意识形态”。细思极恐啊。
那么，甘地这种神力共荣圈为印度带来了什么呢?安德森继续八。首先，是印度族群被彻底撕裂。最早被甘地抛弃的族群就是穆斯林。1920年代末期，当时国大党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前主席、莫迪拉尔·尼赫鲁(对，就是后来周恩来总理跟他谈笑风生，却又转身侵占中国领土的那个尼赫鲁的老爹)受甘地之托，起草国大党党纲。一开始，尼赫鲁答应印度穆斯林精英，在中央立法机关内为穆斯林保留三分之一的席位。结果，没过多久，他就把这个数字缩减到了四分之一(吃了吐原来也是印度政治传统)。而且还拒绝为印度穆斯林人口大邦旁遮普和孟加拉保留席位。尼赫鲁老爹表示，这群货，“丢点面包渣就能安生了”。(特么你连自己国人都当屎来对待，怎能让我们相信你那世界共荣圈?)这种态度，直接导致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合作的破裂。
除了政党政治的分裂之外，这种高高在上的神仙态度也是甘地政治运动不能深入民众的原因之一。1930年，甘地组织了一场著名的公民不合作(Civil Disobedience)运动(对，你没看错，70多年之后，在英国的另一个前殖民地里，也有一群自觉蓝血的货搞了一场同名同姓的运动)。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英国殖民政府在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压力下，答应给予印度以大英帝国自治领(Dominion)地位。甘地听到这个消息很兴奋，又开始鼓吹这个自治领就是我们印度人说的Swaraj呀，大家要姿瓷。结果，谈来谈去，双方在细节上谈崩了。甘地不爽，借殖民政府提高盐税的由头，号召大家起来抵抗，抵抗的方式是要徒步走到海边(好浪漫)。印度各地民众倒是很响应这个号召。可是，虽然参加徒步去海边的人来自印度各地，但是从族群上却完全缺乏代表性。整个活动中，几乎没有穆斯林参加。殖民政府的回应也很暴力，抓!折腾下来，包括整个国大党领导层的6000多人被抓。盐税则一分没减。
作为交易，英国殖民政府对甘地说，你想要不蹲监狱，那就给我把印度各地的党派领导人都召集起来，达成合作协议，不要再乱搞事情了。甘地答应了，英国人给印度党派领导人们在伦敦张罗主持了一场大会。会上，对多方会谈毫无经验的甘地赶鸭子上架，结果被穆斯林、锡克教徒以及组织起来的贱民领导人们的政治诉求搞得焦头烂额。其实说白了，这些人要的也不多，也就是想要跟国大党多分点议会席位而已。会议最后谈崩了，甘地一怒之下，回印度继续搞他的公民不合作运动。英国殖民者眼见不爽，扑灭了不合作运动不算，还把甘地投进监狱。最后，还是英国殖民政府宣布，贱民阶层也可以参与到议会政治里来。
第三，甘地要不要社会平等呢?当然是——不要!
甘地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一个宗教基础是种姓制度的天然合理性。就在1920年代初期，不合作运动刚刚开始的时候，甘地说，这个种姓的存在就是来世报。你只有前世犯罪了，才会转世成为贱民。所以啊，这个种姓根本不是我们人类的发明，而是自然律。种姓制度完全不是不平等的反应，而体现的是我们印度教神学的伟大正确。
如果一个人在此生好好表现，下辈子一定能脱身贱民种姓，飞升为高级种姓。
读到这里，想必大家心中也跟小溪一样，有数万头草泥马奔过。这种转世超生的逻辑，实在让我们广大努力高考，改变命运，努力工作，买房首付，努力吐槽，互换社会公平的新中国人们理解不能啊。甘地这套来世报的合理化说辞，没想到每隔几年就得到了现世报。1930年代，英国殖民政府妥协，招纳印度贱民阶层进入议会政治体系，这么一搞，甘地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所依据的宗教说辞就彻底被打翻。说好的老鼠的孩子去打洞呢?说好的穷的穷，富的富这种神的秩序呢?
对此，甘地要誓死抵抗。还在英国人监狱里的甘地于是就采取了他著名的抗争手段——绝食。甘地坚定地认为，不能让贱民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群体，在议会中获得代表权。因此，他说，“作为一个有信仰的人，我代表无数拥有赤子之心坚定信仰我的智慧的善男信女们”。他甚至赤裸裸地讲，“不管印度教徒怎么说，印度教就是一个对自由，平等与兄弟有爱的威胁”。换句话说，他就等于对想要组织起来，参与政治的贱民们说，你们这群渣子要是不认命，那你们就不是印度教徒!鉴于甘地巨大的社会影响力，这一表态，无疑是在本来已经处于社会底层的贱民们身上再踏上一只脚。甘地这一斗争的结果是，从面子上，议会为贱民保留了大量席位。但由于贱民是印度教徒，因此他们并没能获得独立的代表权。占据这些席位的，仍旧是高等的印度教徒们。
第四，甘地的希特勒崇拜。
作为一个优秀的印度教徒，一个世界共荣圈的鼓吹者，甘地对外部世界自然是知之甚少，且没啥兴趣的(咦，为什么小溪看到了一个金发飘飘、说要把米利坚搞到最好的影子?)。但是，二次世纪大战爆发的时候，甘地曾经公开表示过对希特勒的敬仰。在甘地看来，希特勒“没有副手。没有结婚。他的人格据说非常纯洁。虽然他只要睁开眼睛就不停工作，但是这丝毫没有影响到他准确无误的智识。”。
正是这种对希特勒的崇拜，使得甘地拐弯抹角地把他1939年支持英国对德宣战的言论，修正为要求通过公民抗争行动来反对英国，并最后要求英国撤出印度，支持印度彻底独立的意见。
此时此刻的甘地，甚至认同在对抗英国的运动过程中，一定会有一定程度的暴力存在。然而，印度政治上层却对这种来自民间的武装斗争毫无准备。最后的结果，当然是这些缺乏领导与训练的武装斗争行动被一个接一个地扑灭。
安德森引用一名甘地的同时代人，主张暴力革命，反抗殖民统治的革命者Manmath Nath Gupta的话说，“如果那个短视的傻货没有暗杀甘地，让甘地跟所有血肉之躯一样自然老死，那么我相信，他一定会像维诺巴·巴维(Vinoba Bhave，Gupta称他为甘地的蹩脚模仿者，跟小溪一样不知道他是谁的筒子们可以去百度)一样，死的轻如鸿毛。”
佩里·安德森破解印度神话(三) ：传承甘地衣钵的尼赫鲁
文：卞飞流
甘地和尼赫鲁在印度政治谱系中植入了一种唯我正确、把内心感觉视为真实乃至真理的气质。我们在观察依然崇奉他们的当代印度时，不难发现这种气质的传承。
尼赫鲁时代
1945年，甘地升仙，尼赫鲁时代的大幕徐徐拉开。尼赫鲁是个标准的偶像派，年轻有为，英俊潇洒，家世煊赫，情妇如云——是的，这些都众所周知。他在西方接受过精英教育，不像甘地那样受宗教身份羁绊，看起来非常洋气，适合率领印度到国际舞台上去谈笑风生，当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
但是，安德森指出，表面上看两个人颇有差异，其实尼赫鲁的心态和思维方式颇得甘地真传。富二代尼赫鲁二十几岁时在老爸的荫蔽下进入国大党，当时完全是甘地的脑残粉。后来他有了自己的政见，比如要独立，要搞社会主义，自称甘地的“怠惰逆子”(truant and errant child)，但他还是可以说服自己，甘地大人(Bapu)是不会错的，他的伟大超越了自己的领悟能力。“在面临抉择的紧要关头，甘地大人总有神秘的办法做出正确的选择——他的行为，虽然在我看来不可能是对的，但或许真能取得巨大成功。”总而言之，“甘地大人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what a wonderful man Gandhi is, after all.)
所以说，尼赫鲁归根到底就是个甘地的崇拜者?
安德森说，你们错了。尼赫鲁的情感纽带里交织着利益盘算，他是脑残粉和心机boy的合体。尼赫鲁追求工业化和现代性，但从来不在国大党内挑战甘地权威，而是利用这种权威压倒对手。
那么，尼赫鲁是个有经有权的政治家?
安德森说，没这么简单。作为两代印度政治家的代表，甘地和尼赫鲁在学识方面半斤八两。甘地在伦敦求学时，法律专业的教科书看得津津有味，但是边沁的著作对他来说就太难懂了。他在南非接受了神启——通过拉斯金和托尔斯泰的小册子，从此感到世间真理尽在掌握，《资本论》这种三脚猫怎么能和我的思想相提并论。有人曾经试图找到第二个像甘地这样唯我独尊的知识分子，结论是“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尼赫鲁，接受过等级更高的教育，也没有甘地那种宗教式的自恋，但却是个学渣。拿了个二流的自然科学学位，司法考试一塌糊涂，律师生涯也乏善可陈。不过，他进入政坛后，倒是口若悬河，笔走龙蛇，虽然——安德森说——他既没有文学品味，也缺乏自控能力，远不如出身贱民阶层的“印度宪法之父”安贝德卡尔。他的大作《印度的发现》，通篇都是浪漫抒情，暴露出他缺少正规学术训练(印度人至今仍称他为“伟大学者”)。但这并不重要;关键是，这本书表明，尼赫鲁具有一种会造成深远政治影响的自我(shen)欺骗(gun)能(qian)力(zhi)。
这种超能力，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尼赫鲁对印度种姓制度的一系列说辞。尼赫鲁本人虽然不信印度教，却坚定地主张把印度教立为国教。如此一来，并非发源于印度的伊斯兰教当然就是二等公民了。但是印度教长盛不衰靠的是什么?连甘地都不得不承认，作为印度教阶级基础的种姓制度虽然是因果报应、轮回转世的体现，其现世运行不无可指摘之处，尼赫鲁却深情地辩护道，种姓是一个各司其职、各安其分的体系，“意在创造包容一切的秩序，没有任何共同的教条，让每个种姓的人获得最充分的自由”。即便是最低种姓的人，也比生活在奴隶制下好得多。每个种姓内部都是平等的，享有适度的自由，每个种姓都对应着特定的职业，由此形成了高度发达的社会分工，造就了“非竞争的、不贪求的”社会秩序。种姓制并非等级森严，反而在各种姓内部培育了民主传统。
这么说起来，种姓制度不仅不是什么黑暗腐朽的东西，还是印度文明的伟大创造，兼自由平等民主而有之，很应该继往开来，并向全世界推广?但他在别的地方又说，今时今日，种姓制和民主不兼容了，已经成为进步的障碍。这怎么解释?看起来也并非完全不可论证，时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嘛，不过要说圆可能得多费些口舌。
但是，“伟大学者”尼赫鲁怎么可能傻到像普通学者一样，去笨笨地拼凑材料做论证呢?他解决这种自相矛盾的办法，岂是蛋头学者们所能企及：“什么是真理?其实我自己也搞不清楚。但至少，对于一个人来说，他知道和感觉是真理的东西，那就是真理。根据这个定义，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人能像甘地那样坚持真理。”因此，“甘地就是毫不动摇的真理象征，他引领我们进入真理”。
安德森指出，拥有这种无往不利的认知准则(用中国人习惯的表述来说，应该叫做“心法”)，尼赫鲁当然可以一边为种姓制度高唱一曲忠诚的赞歌(甘地胁迫安贝德卡尔放弃对贱民权益的主张时，尼赫鲁装聋作哑)，另一方面又衷心希望历史的这一页可以被翻过去。通过他们的思考和实践，甘地和尼赫鲁在印度政治谱系中植入了一种唯我正确、把内心感觉视为真实乃至真理的气质。我们在观察依然崇奉他们的当代印度时，不难发现这种气质的传承。
佩里·安德森破解印度建国神话 (四)：国大党的政治贪欲
文：卞海
不管分裂是否必然会到来，铁的事实是，国大党的高层领导并没有采取任何有意义的措施避免它，他们的很多动作甚至加速了它的到来。当分治发生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尽可能和平地分家，而是让它变成了一场大惨剧。国大党的政治贪欲，不仅在当时带来了无数悲剧，而且也造成了持续至今的印巴两国之间的长期对立。
继卞小溪、卞飞流之后，卞海同学再次回归，与您一起品读安德森破解印度建国神话的著作《印度意识形态》第二章《分治》(Partition)。在当下的故事中，尼赫鲁已取代甘地，成为故事的主角。尼赫鲁并不是印度教的真正信奉者，但他如同甘地一样，经常将宗教与民族相混同，而这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国大党所论述的印度的“民族性”中，没有穆斯林立足之地。而这就为印巴分治埋下了基础。
在二战结束后，大英帝国已经无力阻止印度的独立了。安德森举了一个数字：在荷属东印度，殖民者与土著的比例是1：200， 在越南，法国殖民者与土著的比例是1:475，但在英属印度，这个比例是1:3650。英国人继续持有印度的难度可想而知。与其继续耗费统治成本，还不如体面地退出。然而，安德森要问的是，如果南亚次大陆的独立是必然的话，它的分治也是必然的吗?
一
首先来看19世纪以来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关系。1857-1859 年的印度兵变从穆斯林士兵开始，导致英国殖民者将穆斯林视为他们在南亚统治的臣民中最危险的一部分。但到了世纪之交，随着印度教民族主义兴起，英国殖民者又将穆斯林视为可以牵制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力量，为他们设立了一些相对独立的选区。但英国殖民者还是有意维持平衡，并不希望两个群体之间出现仇杀。
二战爆发之后，国大党高层反对英国总督参战，要求其在各省政府中的党员辞职，这就造成了一个权力真空，而全印穆斯林联盟(1906年成立)领导人穆罕默德·阿里·真纳(后来的巴基斯坦国父)由于支持英国参战，因此取得了一定政治地位。1940年，真纳在拉合尔提出，印度有两个民族，而不只是一个，印度的独立需要给予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以某些保障。真纳根本没有提及“巴基斯坦”这个词。考虑到大量穆斯林与印度教徒混居，真纳的主张十分谨慎。而尼赫鲁则长期坚持印度并没有民族冲突，认为国大党已经很好地代表了民意。
1945年6月，尼赫鲁和其他国大党领导人被从监狱里放出来。在当年冬季的选举中，国大党的领导人很惊讶地发现真纳在二战期间已经大大扩张了穆斯林联盟的力量，穆斯林联盟在印度穆斯林中已经取得了国大党在印度教徒中的代表地位。
1946年，英国工党政府派出的内阁使团与印度各派政治势力讨论印度的自治事宜，提出的方案与真纳的拉合尔倡议在精神上接近。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一开始都接受了这个方案。但是，尼赫鲁突然撕毁协议，要求重新谈判。这个决定非常个人化，甚至他的党内同志帕特尔都觉得不可思议。作为报复，真纳宣布穆斯林的忍耐已经到头。在加尔各答等地发生了骚乱， 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相互屠杀，但最终有更多的穆斯林被杀。
印度总督韦维尔子爵召集了一个临时政府，以尼赫鲁为总理，帕特尔为内政部长，真纳的代表担任了财政部长。新政府里面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势力继续内斗。最后，伦敦的工党政府首相艾德礼宣布将使印度在1948年获得独立，派遣路易斯·蒙巴顿担任印度总督，处理最后的独立事务。
在伦敦的工党政府看来，国大党政府的观念与它自己更近，费边社与尼赫鲁有长期联系。英国将原来碎片化的南亚次大陆统合起来，现在撤退在即，殖民者有这样一种心理：当他们离开的时候，希望保留自己的作品的完整性。而且，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如果南亚次大陆分裂，很可能会导致苏联势力在这一地区的增长。因此，不仅是英国，而且是整个西方的战略利益都需要一个统一的印度。因此，蒙巴顿当时的倾向，是支持一个统一的、保留为英联邦成员国的印度。
印度总督蒙巴顿和国大党走得近，除了尼赫鲁与英国的特殊关系之外，还有一则带颜色的插曲——蒙巴顿的夫人埃德温娜成为了尼赫鲁的女朋友，而且虽然蒙巴顿知道自己被戴了绿帽子，但毫不介意。安德森在文中对此点到为止。介于这则桃色新闻的刺激程度，我们在此略作展开。
蒙巴顿和他的夫人在感情上早已经有不少问题。他很可能是一个双性恋，在某些圈子里还流传着“蒙巴顿的屁股”的说法;而他的夫人也早就已经红杏出墙。尼赫鲁跟蒙巴顿夫人好上之后，蒙巴顿夫人的脾气变好了，蒙巴顿大概觉得这样也不错，所以三个人心照不宣地维持着这样一种奇怪的关系——这是不是进一步印证腐国之腐呢?近年有部美国电影《总督之屋》( Viceroy's House)拍摄时，印度政府即加以干预，禁止损害尼赫鲁的形象。
蒙巴顿、尼赫鲁甚至伦敦的艾德礼首相都对真纳很不爽，私下里有很多贬斥之词。但当蒙巴顿目睹北方邦的族群仇杀之后，他意识到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仇恨已经很难化解，分治或许是不可避免了。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怎么分。而真纳此时已经开始打出他在1943年不愿意接受的巴基斯坦旗号，他的意图未必是分离，应该还是希望英国人从中协调，保障穆斯林的自治权利，同时又有一个权力比较弱的中央政府。艾德礼政府派遣的内阁使团制定的方案与此精神相近，但尼赫鲁不接受这个方案，认为它损害到了国大党对于中央政权的控制和对印度民族的代表，与其接受这个方案，还不如接受分治，然后在混乱中获取最大利益——所以安德森评论道：当穆斯林联盟说分治的时候，真纳想的是邦联;当国大党说统一的时候，尼赫鲁想的是分离。
让蒙巴顿发愁的是，印巴如果分治，穆斯林联盟能够接受成为英联邦的一个自治领，但是国大党早就从1928年以来就拒绝成为自治领，南亚次大陆最大的独立国家退出英联邦，这让大英帝国面子上不太好看。这时候，他的下属、国大党领导帕特尔的盟友V.P.Menon提出一个方案，建议给分治中给国大党更多的利益，但要求独立的印度保留在英联邦之内。同时，可以扔出国大党很少染指的印度土邦，给真纳某些补偿。蒙巴顿听到这个方案喜出望外。他在与尼赫鲁沟通时，引起了后者的一些不满，同样是V.P.Menon出场，修改方案，满足了尼赫鲁的要求。
而这个方案的实质是什么呢?蒙巴顿自己说得很清楚，就是给印度造一座永久性建筑，给巴基斯坦搭一座帐篷。
接下来，印巴分治开始实施。西部的旁遮普地区被分为旁遮普省和旁遮普邦(之后又分为哈里亚纳邦、喜马偕尔邦和昌迪加尔)，孟加拉地区则被分为东巴基斯坦和西孟加拉邦，特别是旁遮普地区，历史上未经过分割，产生了极大的混乱。印度教徒地区的穆斯林逃亡至伊斯兰教区，伊斯兰教区的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逃亡至印度教徒区，发生了大量强迫迁移和屠杀事例。
孟加拉地区(Bengal)有强大的内部力量要求保持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而不是被分割，蒙巴顿并不排除出现第三个政治实体，真纳也并不反对一个统一的孟加拉国的想法，但现在尼赫鲁坚持，孟加拉只有在属于印度的情况之下，才能够保持自己的完整，甘地也对此予以支持。
克什米尔(Kashmir)地区穆斯林占据绝对多数，如果按照宗教来划分的话，它更应该归属巴基斯坦。而尼赫鲁祖上来自喀什米尔，对这个地方有着某种情感关联。更重要的是，对国大党来说，喀什米尔具有通往中亚门户的战略地位，获取这块穆斯林占据多数的土地，也可以让国大党在意识形态上标榜自己建立了一个跨宗教的世俗化国家，而不是像巴基斯坦这样的更具宗教色彩的国家。其结果，就是一场以维护国家完整为理由的武力扩张。
至于印巴分治过程中的海得拉巴(Hyderabad)大屠杀更是耸人听闻。处于南印度的海德拉巴以穆斯林为主，拒绝加入印度。尼赫鲁派兵进入海德拉巴，军队很快失控，在海德拉巴展开大屠杀，死亡人数据估计在27000人到40000人。议会调查小组的报告被封存，直到近年才引起历史学家们的讨论。
对于安德森来说，南亚次大陆从英国治下独立是件好事，但是印巴分治是一场巨大的灾难。
二
现在的问题是，谁应该对这场灾难负责?
印度民族主义者指责，是大英帝国在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分而治之”的策略，需要对南亚次大陆的分裂负责。安德森指出，这其实是错怪了英国殖民者了。英国殖民者其实更倾向于更低层次单位的“分而治之”。当近代民族主义影响到印度教徒的时，英国人很欣然地接受了穆斯林对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反应，给予穆斯林不同的选区。但在此之后，并没有总督刻意地挑动宗教之间的矛盾。对英国人来说，最好的范例是旁遮普(Punjab)，在那里存在能够将不同信仰群体连接起来的强烈的区域认同，但最终效忠于英属印度殖民政府。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无论是国大党，还是全印度穆斯林联盟，都很难在旁遮普推进他们自己的民族主义议程。
如果分裂的动力并不是外来的，那它就是内生的。印度民族主义的说法是，穆斯林领导人真纳煽动穆斯林民族主义，破坏了民族独立运动的团结，最终分裂了原本应该统一的国家。但安德森认为，这个看法是错误的。真纳是印度教徒-穆斯林团结的早期设计师，他在30年代末之前没有多少大众追随。在他获得民望之后，他的想法也更接近某种邦联方案，而不是完全的分离。印度民族独立运动中的分裂是由宗教引起的，但将宗教注入印度独立运动的词汇和想象的人，并不是真纳，而是甘地。是甘地把国大党带成了一个印度教徒占据压倒性地位的组织。到30年代中期，国大党里只有3%的成员是穆斯林。国大党在印度教徒选区拥有极高声望，但在穆斯林为主的地区获得支持甚少。
国大党本来应该采取的方案应该是争取穆斯林的支持。但是，它走了一条相反的道路。1928年，蒙蒂拉尔·尼赫鲁(老尼赫鲁，即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的老爸，国大党元老之一)原本已经说服国大党在国会中给予穆斯林三分之一的议席，他写了份报告，把这个数字缩减到四分之一，并压制了真纳的声音。在1937年，北方邦组建联合政府失败，国大党要求穆斯林联盟解散，加入国大党。1942年3月，英国政府曾派掌玺大臣、下院领袖克里普斯前往印度 提出了英国对印提案，也就是“克里普斯提案”，主张建立新印度联邦，使之成为与英国本国及其他自治领各国地位相等的自治领，英属印度的土邦有权选择加入或不加入新建立的印度联邦，遭到了国大党的拒绝。在1947年，尼赫鲁又否决了具有邦联色彩的《内阁使团方案》，认为它给予穆斯林主导的地区太多自主权。在安德森看来，国大党的所有这些反应中都充满着盲目性。
尼赫鲁为什么屡屡犯错?在安德森看来，尼赫鲁对于穆斯林联盟的认识本身就有很大问题。 尼赫鲁将穆斯林联盟看做是少数大地主的小圈子，在群众基础上跟国大党根本没法比，但没有看到穆斯林联盟的群众基础是在不断扩展之中。这种幻觉使得尼赫鲁对穆斯林联盟不屑一顾。1937年，尼赫鲁担任了国大党党魁，而国大党97%的议员是印度教徒。全印度穆斯林联盟寻求两党合作，在北方邦(UP)勒克瑙(Lucknow)建立联合政府。而尼赫鲁的态度是什么呢?他说：“我个人相信我们与全印度穆斯林联盟之间的任何盟约或联盟都是非常有害的。”
同时，殖民者引入的“简单多数票当选”( first-past-the-post )选举制度确实也使得情况进一步恶化，这种选举制度有利于巩固大党在选举中的地位，让小党很难生存。也许正是因为认识到这一制度有这样的弊端，英国人为穆斯林划分出了一些小选举，让他们多少有些代表。但即便如此，国大党的代表性还是被这种选举制度放大了。
最后是国大党的意识形态和自我欺骗，他们宣称印度是一个“自古以来”就存在的民族，在英国殖民者到来之前，就已经有连续的身份认同和族群间的和谐。既然民族统一性早就已经存在，国大党无非就是这种民族统一性的工具，真理在握，而一小撮穆斯林政客是这种统一性的破坏者。这种历史认识是很成问题的。在英国人入侵之前，印度教徒们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穆斯林王朝。英国殖民者的进入改变了这种族群关系，让印度教徒的地位有所上升。但国大党自己制造的民族神话麻醉了它自己，它认为自己已经代表印度整体，所以无需对穆斯林联盟作出让步。
但是，有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南亚次大陆的分裂很难避免，很难让国大党为印度的分裂负责。这种观点认为，早在甘地发挥政治影响力之前，西方民族主义的传入，在印度已经引起了宗教的复兴与教派的对立，尤其是在孟加拉，表现得非常明显。这相当是说，国大党只不过是为一个必然的历史进程做了背锅侠。
但安德森认为这样一种解释并不令人满意。他尖锐指出，印度知识分子面对着这样一种两难困境：如果分裂是本来可以避免的，那么导致分裂的政党(国大党)就需要遭到谴责;但是如果分裂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导致宗教冲突不可调和的印度文化本身，难道不就是一笔令人羞愧的遗产?无论做哪个选择，结果都是让人很不舒服的。所以印度知识界很少讨论这个问题。
安德森指出，不管分裂是否必然会到来，铁的事实是，国大党的高层领导并没有采取任何有意义的措施避免它，他们的很多动作甚至加速了它的到来。当分治发生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尽可能和平地分家，而是让它变成了一场大惨剧。国大党的政治贪欲，不仅在当时带来了无数悲剧，而且也造成了持续至今的印巴两国之间的长期对立。
安德森指出，对于这场灾难，不仅尼赫鲁等人是有责任的，甘地恐怕也难逃其责。甘地很早就看到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矛盾，看到英国人退却之后，印度有可能会发生内战。在1947年，他对印度总督蒙巴顿说，唯一可能的选项就是，要么延续英国统治以维持法律和秩序，要么就是血流成河。必须面对和接受血流成河。他甚至对一位印度记者说，他宁可接受在英国人退出之后在一个统一的印度里血流成河，而不是族群分治。1947年大屠杀爆发的时候，甘地的干预缓和了加尔各答的局势。但是，受制于他自己的印度教民族主义，他仍然对印度夺取克什米尔感到欢欣鼓舞。
最后，安德森回到马克斯·韦伯对于“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的区分，辛辣地讽刺道，很少人像甘地一样如此纯粹地体现“信念伦理”，因为他的这些信念超越了尘世的理性，所以别人很难指责他(潜台词就是：神棍)。但是，尼赫鲁并不是旁观者，而是印巴分治结果的设计师，他的历史记录就不能免于“责任伦理”的拷问。
然而灾难还在继续。下面，就让我们追随安德森，进入《印度意识形态》的第三章《共和国》(Republic)。
佩里·安德森破解印度建国神话 （五）：没有经过社会革命的殖民地要建立怎样的共和国
文：卞小溪
上文书说到印度建国前诸种神迹，我们再接下来看看20世纪后半叶印度共和国的降生故事。
话说到了1947年，二战也打完了，印度教的占星师们掐指一算，找了个良辰吉日，赶忙责令国父尼赫鲁及其众爱卿盘腿围坐在德里一处圣火四周。一群印度教神棍们在他们周围，一边口中念念有词，一边往国父与爱将们头上泼洒圣水。一干人等在圣火前做了三个小时法事之后，到了1947年8月14日午夜，一个20世纪的共和国在咒语与香烟缭绕中冉冉升起!尼赫鲁通过广播，向全世界宣告：就在全世界人们还在沉睡的时刻，天命降临，印度诞生!
咒也念完了，法事也做全了，穆斯林也赶跑了，现代印度就开始着手准备办些实事，搞条大新闻。法事做完之后不到半个月，印度制宪大会便任命了一个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会由贱民出身的领导人安贝德卡尔担任主席。
两年之后，一份长达22个部分，395条，共约14万5千字的鸿篇巨宪法降临世间。(当然，印度人是不会满足现状的，截止今年，这部世上最长的宪法已经扩展到448条，包含了5个附件和101个修正案!再多那么几条就要赶上我国现行刑法条数了有木有!)
如此冗长的宪法反映了现代印度的纷繁复杂的社会经济结构。在这里，安德森拿出了他那扎实的古典功底，一连创造了三个名词，用来描述神奇的现代印度政治与意识形态特色：一个浩繁的民主、一个五光十色的联合体、一个杂糅的世俗性。
当然，梦想和现实之间总有差距。安德森说了，关键要看差距大小。安德森觉着，这个没有经过社会革命，一下子就从殖民地变身成为共和国的印度有一些原罪。
独立之后的印度从形式上毫无疑问是个推行议会选举制度的民主国家。政府领导人由公民选举产生，且有固定任期。我们也不曾听闻什么印度选举舞弊的事情。更何况，像印度这样一个如此人口众多的国家，搞这种选举制确实非常不容易。印度的选民数量世界最多。早在最初开始进行民主选举的时候，选民数就比第二名美国要多出一倍。时至今日，更是以高达7亿多选民的数量，雄踞排行榜榜首。然而，与如此庞大的选民数量相对应的，是同样数量惊人的文盲人口比例。在独立之初，印度仅有12%的人口有基本的读写能力。
在印度政界这个充满大仙的领域里，能在印度这样一个社会经济与人口结构中大搞特稿选举，那根本就是个神迹(你没看错，这里小溪真的不是用的比喻，人家就觉着这是神迹)。当然，什么都见过了的安老淡定地说，不要这么拿衣服。哪里有神马超自然神力?你这点事儿，我用人世间的那点道理讲讲就够了(安老，您这么毒舌，您学生们知道么?)。
按照安德森的意见，印度的民主之所以尚未出什么大乱子，就是因为它根本全盘继承了印度的旧制度。这首先还要从其独立的过程说起。印度的独立并未经过推翻旧制度的过程。权力平稳过渡。除了殖民者退出了以外，旧的殖民官僚体系以及军队毫发未损。1930年代中期，尼赫鲁曾表示，印度文官体制(Indian Civil Service)“即非印度的，也非文官的，甚至也不是一个服务部门”。
在这里，小溪稍微做点解释。尼赫鲁提到的Indian Civil Service(ICS)，作为英帝国体系中“帝国文官体系”的组成部分，是英国殖民者在其殖民地推行的重要治理模式。通过与殖民地旧贵族精英合作的方式，这个体系培养了一批为数极少，但却掌握社会治理核心资源的政治精英。这类文官在殖民统治开始之初基本全为英国白人。到了20世纪中期，印度独立前夕，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文官为印度次大陆人。这批蓝血高等印度人全都接受完整的英国贵族精英教育。可以说是殖民统治得以维系的重要支柱。而随着印度的独立，绝大多数这类帝国统治精英都离开了印度，成为二战之后最早一批前往帝国中心的南亚裔移民。
然而，军队系统的情况却大不一样。由印度民族主义者们成立的印度国民军(Indian National Army)曾与旧政权奋勇作战，势不两立。而当殖民者撤离之后，那个满是旧殖民官僚摇身变来的新政府应该怎么处理跟枪杆子之间的关系呢?国民军军官们早在独立之前，就有过挑战国大党权威的黑历史。这批人还拒绝跟旧殖民军队搞融合。这样一来，在印度独立之后，大批从英帝国东南亚其他殖民地撤回来的南亚裔旧殖民军官们在新政权里的地位就变得很尴尬了。再加上那些旧警察部队，他们在殖民统治时期可是没少镇压独立运动人士。可是就连这批人也被新政权一股脑儿地照单全收，继承下来了。正是由于这些因素的影响，对于国大党来说，独立之后的印度，最大的任务就是要保持稳定。毕竟，只有照顾好这些互相之间各有过节的核心部门，才能给一个强大国家续命嘛。
面对这么一个乱七八糟的状况，国大党又是怎么做的呢?印度共和国成立之后，国大党不但继承了旧殖民政府的全部官僚系统，还继承了旧殖民地安排的代议制度。事实上，印度的制宪会议是1946年英国殖民者在撤离之前一手创建的。在这个制度下，只有七分之一的印度臣民有投票权。而在英殖民者容许印度独立之后，国大党有机会可以将选举权扩大到全民。然而，安德森分析，由于国大党担心这么一搞可能对自己的统治不利，因此选择维持现状。现状是什么呢?在印巴分治之后，国大党控制了国会95%的席位!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了1951-1952年间。换句话说，印度共和国的民主，其底色根本还是充满着压迫色彩的殖民制度。而其宪法也基本取材于英国殖民政府1935年为印度殖民地制定的《印度政府法令》(Government of India Act)。在全部395条宪法中，共有250条逐字逐句抄自这部1935年的殖民法令!
除此之外，国大党还特别从殖民宗主国那里继承了一些有利于自身长期控制权力的宪法安排。在所有近400条的法条中，仅有6条处理了与选举有关的内容。然而，恰是这潜藏在冗长条文中间的6条规则，确定了一个选举的基本规则，即简单多数制(First-past-the-post)。在这种安排下，每个选区内只容许推选出一个议席。选民在选票上只容许勾选一名代表，获得最多选票者当选。(小溪终于发现为什么印度共和国选出来的政客都爱跳大神。因为在这种文盲数高，印度教徒为主，各其他少数民族及教派分散杂居的大环境下，你搞简单多数的最直接结果就是最吸引眼球的候选人最容易当选。什么是简单多数呢?大家就想想微信朋友圈那种转发集赞的事情。)
这种简单多数的玩法对国大党有什么好处呢?首先，简单多数在地区一级的选举中不需要侯选人获得半数以上选票才能当选。举个例子，假如参选的一共就5个党(那种没有什么社会动员能力与政治资源的独立候选人可以基本忽略不计)，那么从理论上来讲，候选人(党)只需要有最低20%的选票就 有可能当选。英国就是这种状况。换句话说，就算大家意见再怎么不统一，当选了的人至少还有五分之一的选民挺你。但如果你搞出100个党来参加选举呢?从理论上来讲，在这种简单多数的制度下，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候选人(党)只有1.1%的人支持，但却占多数而当选的情况。这你让剩下的被代表的98.9%情何以堪?印度就是这种情况。从1951年到1971年的5次大选里，国大党从来就没获得过超过半数的选票。国大党支持率最高的时候，在各个选区内也只不过有大约平均45%的支持率。但由于实行了简单多数制，群众支持率如此低的国大党便能有足够多的议员，在印度人民院(Lok Sabha，即模仿英国下议院的印度国会)里以接近70%的席位，横扫其他小党派。
到这里，安老又说了个公道话。他说，不能因为印度打了个民主幌子干党争与专制的勾当就来单黑印度。说白了，这种用民主选举制度来限制自由的事情也不是印度一家人在搞。这或多或少属于全球普遍现象。安老说，“跟他们口吐莲花说出的民主优越理想相比，所有代议制民主都极不自由，也非常不民主。”
安德森接下来问了一个小伙伴们都想问的问题——为什么忍饥挨饿却掌握着选票的印度大众不反抗呢?(为什么印度乞丐都会笑嘻嘻呢?)国大党的印度共和国自上台以来，从来对推动社会公正与平等毫无兴趣。尼赫鲁时期，印度也只是专心工业发展与提高军费。对土地改革，收取个人所得税、基础教育等众多保障社会最基本平等的政策不管不问。国大党作为一个政党，由富裕农民、商人、以及城市中上层知识与经济精英控制，他们对穷人的死活甚至没有一点基本的关心。即便如此，印度乞丐们还是笑嘻嘻。安德森认为，印度对社会分层的制度与文化性认可才真正体现了印度的独特性。
安德森特别指出，印度教社会中那种不可逾越的种姓制度，将社会的等级、职业的分工彻底固化，成为社会文化的内在机制。任何试图超越这种等级制度的行为，都是为社会所不容许的巨大禁忌。甘地曾说，种姓制度是维持印度教延续至今，不至于分崩离析的最根本原因。直至今天，这也是印度意识形态的根基。种姓制度是维持印度民主制度不至于分崩离析的最核心原因。
贱民阶层的领导人安贝德卡尔曾说：“从此，我们将要进入到一个充满着矛盾冲突的世界。政治上，我们可以享有平等，但是在社会与经济生活中，我们仍旧不平等……我们必须尽早消除这种矛盾冲突。不然那些忍受着不平等的人们总会有一天把这个政治民主体系彻底摧毁。”对此，安德森无不惋惜地(小溪甚至在此读出了安老淡淡的伤感。这在这本充满了批评与讽刺的书里，这种口吻是不多见的。只有在谈到诸如革命者Manmath Nath Gupta或者安贝德卡尔这些失败的英雄们时，安老才流露出这种心情)说，安贝德卡尔虽然与这种不平等制度做了一生的斗争，但他最终还是低估了这种不平等制度的影响。民主制度无法消磨这种种姓制度所制造的矛盾。种姓制度构成的矛盾是印度民主的基础。安德森管印度的民主叫做——种姓铸成的民主制(a caste-iron democracy)。
印度宪法还宣称，共和国构建了一个能够把印度庞杂的多民族社群统一在一起的“充满弹性的共同体”。印度宪法草案特别避免了使用“联邦”这个字眼。从理想上，印度共和国能够中央集权。然而，在实际上，印度却是一个松散的联邦。地方与中央政府之间的政治默契就是各取所需井水不犯河水。在印度独立之初，一共有14个邦。而现在这个数字已经扩大到了28个，而且还可能持续增长。
基于这种状况，安德森表示，印度意识形态的一个伟大成就说到底就一个——它能够让印度人持续脑补自己的国家还是一个统一的大国。安老觉着，这事儿实在是太神奇了，它根本就是个神迹!
反观整个去殖民历史，一个基本历史规律是，无论宗主国之前定下来的国土分界线有多么的不合理，绝大多数独立后的前殖民地国家都基本照单全收。印度也是这样，只要是帝国定下的规矩，就无人可以反对。(所以这算哪门子独立?)
佩里·安德森破解印度神话(六) ：心想国成？
文：卞飞流
国大党之所以对分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正是因为他们不能直面自己就构成成分而言主要是一个印度教政党的事实，不承认有善待穆斯林反对党的必要，而是沉浸在自己代表着整个国家的幻觉中。
心想国成？
前面我们说到，从甘地到尼赫鲁，有一种把想象或者意愿当作真实的心理倾向。这种倾向，本来是非常“普世”的，鲁迅先生所批判的“精神胜利法”与此差相仿佛。应该说，普通人偶一为之，聊以自慰，无伤大雅，未尝不可，但若国民乐此不疲，就不免陷入“国民劣根性”的泥坑。至于国家领导人如此做派，更非国家之幸，人民之福——下面我们就会看到，印度的国内外方略，为这种自欺心态的危害提供了上好的例证。
比如说，阿萨姆的150万那伽人中的半数(15个左右的主要部族，讲30种语言)信奉基督教，并拥有自己的立法机构那伽国民议会(Naga National Council)。甘地同意阿萨姆独立，尼赫鲁却坚决反对。1952年3月，那伽人的领袖费佐(Phizo)到新德里会见尼赫鲁时，后者捶着桌子咆哮道：“无论是天塌下来，还是印度四分五裂，血流成河，无论是我还是别人掌权，那伽都不能独立!”天塌不下来，阿萨姆却真是血流成河了。1955年末，那伽国民政府成立，战争随即爆发。尼赫鲁派遣了大批军队到阿萨姆镇压起义;1958年，尼赫鲁政权更是颁布了被安德森称为“自由民主编年史上最为血腥的单部压制性法律”——《武装力量特别权力法案》(Armed Forces Special Powers Regulation)。按照这部法律，任何人只要被发现置身于法令禁止的五人或以上规模团体中，就可以被当场处决。得到合法杀人授权的印度军队，从此在那伽人世代居住的土地上大开杀戒;而这部毒辣的法律，直到今天仍在施行。
如此不遗余力、不顾毁誉地把这块土地保持在印度的版图之内，想必具有历史和法理上的充分理由(然而并没有)。一方面，如前文所述，曾经孕育了摩亨佐·达罗文明和哈拉帕文明的印度河流域，因为本可避免的分治拱手交给了巴基斯坦;另一方面，印度的疆界究竟何在，并非以系统缜密的历史考察为基础划定，甚至也不是对英国殖民者遗产的简单接收，而是以尼赫鲁在1930年代中期出版的又一部神作《印度的统一》(The Unity of India)为本的。尼赫鲁的毕生功业，就是把他想象中的印度变成现实。在阿萨姆，他勉强成功了;在克什米尔，他成功了一半;而在面对比那伽人和巴基斯坦人更强大的对手时，他终于吃了瘪。
印度在中印东段边界上据以侵占藏南的西姆拉条约(Simla Accord)，是英国代表麦克马洪与西藏政府代表签订的条约，并未得到中国中央政府的批准。安德森援引一位美国记者的话指出，麦克马洪线的出台，是英国殖民官员矫诏抗上、胆大妄为的结果，甚至故意违背了英国和俄国之间的协定。即便如此，直到1935年，英国出版的国际条约集都没有收录西姆拉条约，印度官方出版的地图仍以中国传统主张的边界为中印分界——偶然发现这一点后，所有的条约集被回收销毁，取而代之的是伪造日期、收入西姆拉条约的另一个版本。在西线，伦敦方面倒是敦促英印当局占领阿克赛钦，以作为英属印度和俄国之间的缓冲带。印度总督在1899年向清廷发了一份索要阿克赛钦的照会，结果没有收到任何回复。1913年西姆拉会议召开时，英国地图仍把这个地区标为中国领土——1927年，不知为何，在地图上就变成了印度的一部分，但直到其殖民统治结束，英印当局也并未尝试占领阿克赛钦。
结合这样的历史背景，周恩来总理1956年向尼赫鲁提出的建议，对于印度可以说是相当有利的。这一建议的基本内容是，尽管麦克马洪线是帝国主义殖民侵略的产物，但中国愿以两国关系大局为重，在中印边界问题上采取较为现实的态度。(这里飞流要插一句，当时的中国政府在处理类似问题时，并未遵循刻板的民族国家原则，更看重的是在解决疆界遗留问题的基础上发展睦邻友好关系，以在险恶的冷战格局中争取尽可能大的生存空间和回旋余地。近年来，有些学者出于不同的目的指责当时的做法，持论未必公允)在中国方面，这显然已经释放了很大的善意：印度通过不具备国际法效力的条约拿到的藏南，既然已经实际控制，我们且就认了;既然如此，英印当局曾经觊觎过、但从未染指的阿克赛钦，总该承认是中国领土吧?
尼赫鲁的基本态度可以概括为，“我的就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藏南?那是大英帝国的馈赠，不在话下。阿克赛钦?印度人最开始犹豫了一下，说这个地方有争议，很快又推翻了自己的表态。不，没有争议，也不会有协商，阿克赛钦就是印度的，中国人必须滚出去。1959年，西藏爆发叛乱，仓皇逃到印度的达赖喇嘛指责印度：如果你们否认西藏的主权地位，还怎么主张麦克马洪线的有效性?——但对尼赫鲁来说，这并不是问题。1960年，周恩来再次建议“麦克马洪线换阿克赛钦”，遭到又一次拒绝。
显然，尼赫鲁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立场是高度僵化的，缺乏一个大国领导人应有的权衡利弊的能力。阿克赛钦对于中国来说很重要，对印度来说意义不大(英印当局最初的“缓冲带”设想已经过时)，并且中国当时已经在此修筑了具有战略价值的新藏公路，对该地的控制非常牢固。放弃争取这块从未到手、现实中也很难拿下的土地，换取中国对印占藏南的承认，在巩固既得利益的同时，与周边最强大的一个国家消除边境纠纷，建立良好关系，何乐而不为?尼赫鲁为什么要一条道走到黑呢?
尼赫鲁自称，他承受着民意的压力，印度人民不会同意他们的总理把国土拱手让出。问题在于，“永恒印度”(sempiternal India)的概念及其范围，本来就是尼赫鲁自己制造的神话。在尼赫鲁所“发现”的“大一统”印度存在其中的梦幻世界中，麦克马洪线和三千年以来(飞流被雷到了!)的印度边界是一致的，依据是《奥义书》(Upanishads)(照这么说，中国可以根据《山海经》来主张疆界啦!)
《印度对华战争》的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在一次访谈中指出，“自独立以来，印度人(或者说尼赫鲁总理本人)就认为，印度的国家边界应该由印度自己单方面、私下里全权决定。尼赫鲁和他的顾问们从未有一刻想到应该与中国人坐在一起谈一谈两国间的边境问题，一个理智的、对国际关系有基本理解的政治家绝不会犯这样的错误。”更要命的是，这种幻觉不仅让尼赫鲁失去了政治家应有的灵活性，还让他的手下也随之飘飘欲仙。他的幕僚长B. M. Kaul宣称，“只要向中国人放几排枪就可以把他们吓跑”，内务部长夏斯特里表示，如果中国人不撤退，印度就会像在果阿对付葡萄牙人那样，把他们踢出去。1962年9月，尼赫鲁甚至没有坐镇新德里，而是在伦敦参加一场毫无意义的英联邦会议期间，做出了发动战争的决定。
结果我们都知道了。欺负那伽的农民和射杀克什米尔抗议者是一回事，和解放军刚正面是另一回事。
带着屈辱和不甘，心力交瘁(psychologically broken and physically diminished)的尼赫鲁在1964年春天撒手人寰。毫无疑问，对于这位印度国父的盖棺论定是安德森在全面审视印度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必须要做的重要工作。他的性格有严重的瑕疵乃至阴影，这不仅可由前文对其政治生涯的回顾和分析得见，在他的朋友和敌人中也有共识。尼赫鲁传记、前印度外交部历史司司长萨维帕利·戈帕尔(Sarvepalli Gopal)认为，尼赫鲁“资质平平”，“没有能力进行深刻的或原创性的思考”。他的知识储备的浮浅，与其不愿直面与其希望或幻想相悖的现实这一人格倾向息息相关。国大党元老、印度首任内政部长帕特尔说尼赫鲁“像孩子一样天真”，真纳则直接将他比作彼得潘。
无论如何，尼赫鲁领导国大党完成了建国大业，这是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吧?但在安德森看来，尼赫鲁并不是一个礼贤下士、知人善任的政党领袖。在帕特尔、安贝德卡尔、博斯等国大党元老或早逝或遭到排挤后，尼赫鲁任用的多为庸才。更糟糕的是，他的心腹之人尽是些并无才干而又心术不正的马屁精，如尼赫鲁的远亲、在中印之战中身先士卒逃命的B. M. 考尔中将，又如他的私人秘书M. O. Mothai，不仅把他的女儿、也就是后来的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搞上了床(关于此事，Mothai在其自传中声称他和英迪拉·甘地的男女关系持续了十二年之久，戈帕尔等尼赫鲁传记对此闪烁其词)，还把大量机密出卖给CIA。
即便如此，尼赫鲁也是一个始终躬行民主的政治家。放眼遍布独裁者的非西方世界，尼赫鲁堪称一股清流，万世师表。作为独揽大权的总理，尼赫鲁确实认真履行了他的职责，通过在人民院(Lok Sabha)发表演说和辩论展开政治斗争，从未操纵选举，压制异议，这足以让许多西方统治者蒙羞。在这个方面，尼赫鲁不仅有着无可辩驳的优异表现，也为后来的印度政治家做了很好的示范。
但既然“圣雄”甘地都远非圣洁，尼赫鲁所恪守的“自由民主”也自有其边界。首先，尼赫鲁在根本上是一个印度民族主义者。当民意与他对国家的想象发生冲突时，他会义无反顾地镇压民意。恰如他在不经意间所说，这个时候政府要使用的工具就不再是选票(ballots)，而是刺刀(bayonets)。其次，尼赫鲁非常倚重情报部门，如对所有反对党的秘密监控。根据尼赫鲁所提拔的情报局(Intelligence Bureau)局长马利克的回忆录，当共产党在喀拉拉邦赢得选举胜利，尼赫鲁授意情报部门组织当地国大党势力煽动宗教骚乱，最终颠覆了共产党政权，从而消除了妨碍中央意图的“民主障碍”(democratic obstacle)。
或许我们不能因此苛责尼赫鲁，因为这样的黑历史在其他奉行自由民主的政治家的从政生涯中并不少见。但是，安德森认为，尼赫鲁的记录总体上看还算光鲜，这是因为他掌权后几乎没遇到什么挑战。他担任总理期间，国大党始终占据着国会的绝对多数，并在这个按种姓分层的社会中，实际控制着每一个邦政府。在这种“一党民主”体制下，尼赫鲁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根本没有专制统治的必要。主观上，尼赫鲁没有想过成为独裁者，但客观上也从未出现过向那个方向发展的必要性。这样来看，尼赫鲁也就是个无须篡位的王莽。
比较一下尼赫鲁与他的女儿英迪拉·甘地的执政风格，不得不说这个纳入了历史可能性考量的判断有其洞见。尼赫鲁明确表示拒绝世袭，但他的自欺能力或许足以使他相信，他在这方面言行一致——拒绝指定任何同僚继任，并纵容并无资历的女儿一路高升到国大党主席，都为尼赫鲁家族长期执掌印度铺平了道路。英迪拉·甘地没有父亲一呼百应的威信，于是从一开始就表现得更加专横独断。1975年，她在身陷弊案、遭受围攻时，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逮捕了所有反对党领导人，将14万平民不经审讯关进监狱。这其实是英印政府当年常用的一招：民事戒严(civil martial law)。其招数包括：大规模逮捕，搁置常规司法程序，当桀骜不驯的反抗势力造成的危险平息后，再释放囚犯，恢复司法和选举机制。印度独立后，中央政府用这一招来对付不听话的邦政府，屡试不爽——到1977年用了不下40次，只有5个邦幸免于难。尼赫鲁父女实际上都是殖民者的好学生，只是程度有所不同而已。
震荡巨大的紧急状态成为印度政治的分水岭，因为民众对此的反应打破了国大党自独立以来对中央政府的垄断。虽然1977年大选后取代国大党的反对党联盟只是昙花一现，尼赫鲁王朝又在英迪拉·甘地和拉吉夫·甘地手中繁盛了很长一段时间，但国大党最强劲的对手——印度人民党就此脱颖而出，并在二十年后成长到能够与国大党分庭抗礼的程度。随着明确标榜印度教民族主义的人民党发展壮大，印度立国的结构性缺陷更加充分地暴露出来。
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国大党是以“世俗民族主义”自居的。若非如此，国大党就不能自称为整个次大陆的代言人。分治之前，英国官员通常将国大党将要治理的区域称为印度斯坦(Hindustan)，国大党领导人私下里有时也会使用这个称谓。印度独立后，官方立场是拒绝任何宗教身份，强调国家的统一性，但宪法并未将印度界定为世俗国家(secular state)，也没有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没有统一的民法典，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日常生活仍然服从于其宗教传统。贱民“不可接触”的陈规被废除了，种姓制度本身却岿然不动。政府颁布了保护母牛和禁酒的法令，国会也为两个少数族群——“在册种姓”(Scheduled Castes)和“在册部族”(Scheduled Tribes)，也就说今天所谓贱民(Dalits)和原住民(Adivasis)——设置了保留席位，但却没有穆斯林的份。
国大党之所以对分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正是因为他们不能直面自己就构成成分而言主要是一个印度教政党的事实，不承认有善待穆斯林反对党的必要，而是沉浸在自己代表着整个国家的幻觉中。据实而论，印度既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世俗国家，也没有公开奉行认信主义(confessionalism，法理上融合宗教与政治，政治和体制权力在不同宗教群体间按比例分配)，国大党的世俗主义并不虚伪，而是半心半意。
言行之间既然有此裂隙，那就必须设法把话给说圆。国大党解释道，世俗主义在印度绝不意味着国家和宗教的简单分离。一种说法是，印度的世俗性就在于，国家虽然资助这种或那种宗教机构或者活动，但和各种各样的宗教信仰都保持着“等距离”(equidistance)。另一种说法则表示，国家应该和各种宗教保持“原则上的距离”(principled distance)，但在面对不同的宗教时，这个“原则距离”又是有弹性的。这样，在公共权力和虔信群体之间，发展出了更加丰富、更有价值的关系网络，比起西方和远东的政教分离，更符合多元文化时代的最高理想。
这话看起来真是滴水不漏!(甚至让飞流产生了鼓掌的冲动)然而，安德森不为所动，直捣黄龙：穆斯林在这种“等距离”或者“因群制宜”(group-sensitive)的世俗主义下，究竟过得怎么样呢?
2006年，政府任命的桑奇委员会(Sachar Commission)汇报，印度有1.38亿穆斯林，占总人口的13.4%，识字率低于60%，其中三分之一属于印度最穷困阶层。6-14岁的穆斯林儿童中，有四分之一没有入学。印度最好的五十所高等院校中，只有百分之二的研究生是穆斯林，在精英技术学院中，这个比例是百分之四。穆斯林在城市中找到正常工作的机会比贱民和原住民还少，失业率则高于后者。
穆斯林群体的贫困，有其历史渊源。印巴分治时，大部分中产阶级穆斯林都移民去了巴基斯坦，留下来的穆斯林既贫穷又缺乏组织领导，在新生的印度共和国一开始就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印度宪法赋予少数群体代表权，为数众多的穆斯林不在“少数群体”之中。贱民和原住民在人民院有保留席位，后来又获得了公务员职位的保留配额，“其他落后阶层”(种姓)也逐渐得到了后一类照顾。这些都没有穆斯林的份，理由是这会把宗教引入国家事务，从而损害世俗原则。印度社会的最底层不是贱民，也不是原住民，而是穆斯林。
显然，苦难如此深重的群体，不能让他们拿到枪杆子，尽管投身行伍是世界各国穷人的社会上升通道之一。在印度的近200万“安全机构”人员中，穆斯林少之又少。1999年，印度前国防部长无意中透露，印度的110万现役军人中，只有1%是穆斯林。而在印度调查分析局(Research and Analysis Wing)和情报局——相当于印度的CIA和FBI——中，一个穆斯林都不能要。和英国殖民时期一样，印度军队大体上由印度教徒组成，点缀着锡克教徒，辅以来自尼泊尔的廓尔喀人。
穆斯林群体中的名人——板球手或电影明星，科学家或者担任象征性职务的官员——并不能给大多数印度穆斯林的社会地位带来实质性的改变。考虑到他们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印度穆斯林和美国黑人可堪比拟。前者没有背负种族污名，其中还有一个小小的出身上流阶层的精英群体，但大多数人的处境比美国黑人还要糟得多，因为他们得不到平权政策(affirmative action)的扶助，而且，在一个种姓社会，他们只能内部通婚，也就无法通过婚姻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作为一个群体，穆斯林在印度就是二等公民。
事实俱在，国大党的漂亮话也就落了空。的确，国大党始终坚持着世俗理想，但它在构成和实践上又扎根于印度教群体。正如国大党从未认真尝试与穆斯林联盟达成任何协议，国大党主宰的印度也从未认真采取措施来改善其穆斯林少数群体的社会或政治地位。任何真正世俗的政党和国家都会优先考虑这类问题，对于国大党来说这却是最无关紧要的。这个政党不愿直面宗教迷信和偏见，因为其统治基础就是印度教种姓社会。如果说人民党的崛起使得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矛盾有激化的趋势，此前执掌印度数十年的国大党也是要为从未努力消除这种矛盾而背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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