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詹姆斯·佩特拉斯 魏文编译
引言
最近几个月处于竞争中的一些政治、经济和军事的阶层与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种族团体相联系清楚地出现在美国权力的中心。
我们可以确定某些竞争的关键和权力的精英们交叉的决定:1,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决定,“以色列第一”集团无处不在;2,民族资本主义的决定与右派的思想家相联系;3,一般的决定与国家安全和五角大楼的机构以及国防工业有联系;4,企业家精英的决定与全球资本的联系。
本文试图确定美国有权势的阶层,评估他们的权力级别及其影响。
经济权力的精英:“以色列第一”集团和华尔街的首席执行官们
“以色列第一”集团控制着特朗普政权主要的经济和政治的位置,新奇的是他们处在大声喊叫最多的政府的反对者中间。这些人包括:联邦储备主席珍妮特·耶伦以及其副主席斯坦利·费希尔,后者曾是以色列公民,以色列银行的前董事长。
贾瑞德·库什纳,特朗普总统的女婿,一个正统的犹太人,他作为总统在中东事务中的主要顾问进行活动。库什纳是新泽西州一个房地产巨头,他是特朗普内部圈子经济民族主义者的死敌。他支持所有的以色列权力和占领中东的土地,与大卫·弗里德曼和美国驻以色列大使(犹太人非法定居的狂热支持者)以及国际谈判的特别代表杰森·格林布拉特密切合作。由这三个“以色列第一”团体决定美国在中东的政策,不存在任何平衡砝码。
美国财政部长史蒂文·姆努钦是高盛集团公司的前执行官员,在特朗普政权内部他领导着华尔街部门新自由主义自由市场的“翅膀”。加里·科恩从很久以前就是华尔街一个有影响的人物,现在领导着国家的经济委员会。他们培训了主要的交易顾问,领导着新自由主义反对民族主义的联盟,承诺要破坏特朗普的民族主义的经济政策。
在总检察长的办公室一个有影响的声音是罗德·罗森斯坦,他任命罗伯特·米勒作为调查的负责人,这导致消灭了特朗普政府的民族主义者。
姆努钦--科恩反对民族主义的班子的“仙女教母”是劳埃德·布兰克芬,他是高盛集团公司的总裁。三个“以色列第一”的银行家正在领导着为了解除对银行的调控而进行的斗争,解除调控已经破坏了经济,导致2008年的停滞,将数百万美国的所有者和企业送上抵押贷款的审判席。
“以色列第一”自由市场的精英扩大到整个政治光谱,包括在国会的民主党人,由参议院少数党团领导人查尔斯·舒默和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民主党负责人亚当·希夫领导。民主党的“以色列第一”团体在寻求调查和大众媒体反对特朗普经济上的民族主义者的运动中已经和他们的新自由主义兄弟们结成联盟,他们可能意外地清理政府。
军事权力的精英:将军们
军事权力的精英们在做出重要的决定时已经替代了当选总统(特朗普)。在战争的权力依靠总统和国会的地方,今天一批狂热的军国主义者制定和实施军事政策,决定战争的地区,施加压力以便将本国的警察更多地军事化。特朗普已经将重要的决定授权,对此他亲热地称他们为“我的将军们”,同时继续避免对腐败和种族主义的指控。
特朗普任命了一位四星将军、外号“疯狗”的詹姆斯·马蒂斯为国防部长,他曾经领导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马蒂斯(他的军事上的“光荣”包括在伊拉克轰炸一次大型婚礼的节日)正在领导加强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干涉运动--特朗普在他的竞选运动中曾经公开谴责的一场战争和占领--作为国防部长马蒂斯推动已经泄气的特朗普宣布向阿富汗增派地面部队,美国在整个阿富汗进行空中打击。他忠实于传播很广的“战争的名义”说法,这位将军是对朝鲜进行核打击狂热的辩护者。
H.R.麦克马斯特中将(一个现役的三星将军和延长在中东和阿富汗的战争的维护者)在特朗普将他的盟友迈克尔·弗林中将辞退以后,变成了国家安全的顾问,弗林反对针对俄罗斯和中国的对抗和制裁的运动。麦克马斯特成了消灭特朗普政府的民族主义者的工具,与马蒂斯将军一起施加压力,主张在阿富汗驻扎更多的美国军队。
约翰·凯利中将(退役的海军将军)是伊拉克战争另一个老手,他对改变中东的政权有热情,在雷因斯·普里巴斯被赶走以后,他被任命为白宫的内阁负责人。
在特朗普政府中三名将军的“三驾马车”与特朗普“以色列第一”的新自由主义顾问们:斯蒂芬·米勒和贾德·库什纳共同保持对伊朗的深刻仇恨,完全支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废除2015年签署的与伊朗的核协议的要求。
特朗普的“军事领导”保障在国外的战争支出将不会受到削减预算、衰退甚至是国家的灾害的影响。
“将军们”、“以色列第一”的新自由主义者和民主党的精英们领导着反对经济的民族主义者的斗争,他们已经做到确保奥巴马时代的军事的和经济的帝国将保持它原来的地位,甚至将会扩大。
经济的--民族主义者的精英
特朗普在白宫经济的--民族主义的盟友们主要的战略家和思想家曾经是史蒂夫·班农。他曾是特朗普在竞选运动期间主要的政治设计师和顾问。班农设计了一个支持国家的制造业和反对华尔街以及新自由主义的多国公司的美国劳动者的竞选运动。他发展了特朗普针对世界贸易条约的攻击,认为这些条约导致美国资本的输出和破坏了美国制造业的劳动力。
同样重要的是,班农制定了特朗普早期公开反对对阿富汗15年的干涉,认为干涉花费了上万亿美元,甚至反对在中东一系列战争中更高的成本,他支持“以色列第一”,包括现在为了推翻叙利亚世俗的民族主义政府的雇佣军的战争。
在特朗普政府执政个7个月的时候,自由市场的经济和军事精英,民主党的领导人,共和党开放的军国主义者和他们在大众媒体的盟友结合的力量做到清除班农—将支持他的“美国第一”议程的群众基础抛到一边,该议程在经济上是民族主义的和反体制的。
现在反对特朗普的联盟以留在特朗普政府的少数经济的民族主义者为目标。这些人包括:中央情报局局长迈克·蓬佩奥,他支持保护主义,主张削弱亚洲的贸易协议和北美自由贸易条约;彼得·纳瓦罗,白宫贸易委员会的主席。蓬佩奥和纳瓦罗面对着正在上升和现在控制着特朗普政权的新自由主义“三驾马车”的强大压力。还有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他是百万富翁,罗斯柴尔德公司的前主管,在威胁强加进口份额以便应对美国与中国和欧盟的巨额贸易赤字方面他与班农结盟。
班农的另一个盟友是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他是前军事和情报分析人士,与布赖特巴特(新闻网站)信息首页有联系。在特朗普政权内外强烈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
特朗普演说的“顾问先生”、作家史蒂芬·米勒积极推动禁止穆斯林的旅行和对移民更加严格的限制。在特朗普亲以色列狂热的队伍内部米勒是班农的“翅膀”。
塞巴斯蒂安·戈尔卡是特朗普军事和情报事务的助理,更是一个思想家而不是分析人士,曾为布赖特巴特网站写作,在班农的身后主持办公室工作。正是在班农被赶走以后,8月初“将军们”清除了戈尔卡,他被指控“反对犹太主义”。
在特朗普的经济民族主义者中间留下的人由于失去了班农,将不会有什么重大的影响,班农提供了领导的地位和方向。但是,多数有社会和经济的背景的人在某些事情上与军事权力的精英有联系,在另外的事情上与亲以色列的新自由主义人士有联系。尽管这样,他们的基本信仰已经被班农塑造和确定。
企业家权力的精英
埃克森美孚的前首席执行官雷克斯·蒂勒森是特朗普的国务卿,德克萨斯的前州长里克·佩里是能源部长,他们领导着企业家的精英。企业家的精英与美国的制造业和工业相联系,对政府的对内政策或对外政策直接的影响不大。在他们跟随华尔街的新自由主义者国内政策的同时,在对外政策上服从于军事的精英,他们没有史蒂文·班农的意识形态核心结盟。
特朗普的企业家的精英与他的政权中的经济民族主义者没有任何联系,对海外的经济对手和盟友则表现最友好的面孔。
分析与结论
权力的精英正经历党派的归属、政府的部门的和经济的战略。不限于共和党或是民主党。包括新自由主义者,某些经济的民族主义者,华尔街权力的代理和军国主义者。所有的人都在竞争,在这届政府内部为权力、财富和统治而斗争。力量的对比是“易挥发的”,在短时期内迅速改变,这事反映特朗普政权缺乏内聚力和一致性。
美国权力的精英在一个新政权的第一年里在构成和方向上从来没有发生过重大的变化。
在奥巴马总统执政时期,华尔街和五角大楼与硅谷的亿万富翁们和大众媒体的精英们舒适地分享权力。他们联合起来寻求一项“全球化的”帝国主义的战略,强调多个战争的舞台和多边自由贸易条约,处在减少数百万美国工人的进程中,让他们持久受奴役。
由于特朗普总统上台,这些权力的精英面对一种新的战略配置的挑战和紧迫情况,寻求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政策急剧的变革。
特朗普竞选运动和战略设计师史蒂文·班农寻求取代全球的经济和军事的精英,依靠他们的经济民族主义者、制造业的工人和保护主义的生意的精英的联盟。班农施加压力以便与奥巴马多重长期战争的政策作重要的决裂,以便扩大国内的市场。他建议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结束美国对阿富汗、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军事占领,同时联合加大对中国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压力。他试图结束针对莫斯科的制裁和对立,在美国和俄罗斯两个能源生产大国之间建立经济联系。
同时,班农在开始的时候曾是白宫主要的战略家,在政权内部他迅速面对强有力的对手,狂热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的全球主义者,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进行系统的操纵以便在特朗普政权内部赢得经济的、政治的和战略的地位。特朗普政府没有成为一个连贯的平台,并从这里提出一项新的激进的经济战略,而是变成一个混乱的和堕落的“斗争的地盘”。班农的经济战略刚开始出现。
与奥巴马长期战争的战略有联系的大众媒体和国家机构的代理人首先攻击特朗普与俄罗斯在经济上和解的建议。为了避开任何“丧失信誉”,他们制造了“俄罗斯间谍”和操纵美国选举的“阴谋”。他们第一批成功的射击指向迈克尔·弗林中将,他是班农的盟友和为了扭转奥巴马/希拉里·克林顿与俄罗斯军事对立的政策主要的辩护者。弗林被迅速撤职,并受到他作为“俄罗斯的代理人”受到审判的公开威胁,这是一种类似于约瑟夫·麦卡锡参议员最后日子的歇斯底里。
特朗普政权中关键的经济职务在主张新自由主义的“以色列第一”的人和经济的民族主义者之间分配。“谈判者”特朗普总统试图引诱新自由主义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是华尔街的盟友,依靠支持特朗普的选举基层有联系的工人阶级,提出了与欧盟和中国新的关系,此事可能对美国的制造业有利。由于这些力量之间不可调和的分歧,特朗普天真的“阶级的协议”削弱了班农,破坏了他的领导地位,打破了他民族主义的经济战略。
就在班农已经做到一些经济上重要任命的同时,新自由主义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破坏了他的权威。费舍尔--姆努钦--科恩一伙成功地制定了一项竞争的议程。
美国两党在国会的整个精英联合起来,以便让特朗普--班农的议程瘫痪。大众媒体的大公司作为一个歇斯底里的“喊话筒”提供服务,向国会和联邦调查局狂热的调查人员提供谣言,抓住美国特朗普政府与俄罗斯的关系的每个细微之处寻找阴谋。国家--国会的结合和媒体的机构打压班农的选举的群众基础,瓦解他们和让他们没有思想准备,而这些人选举了特朗普。
“没有牙齿的”特朗普总统完全被打败,他后退了,绝望地寻求组建新的权力,将他每天的行动授权给“他的将军们”。美国民选的总统拥抱他的将军们的追求,形成一个新的军事的--全球主义的联盟,使反对朝鲜的军事威胁升级,甚至威胁俄罗斯和中国。阿富汗立即成为扩大美国干涉的目标。
特朗普有效地用一种重新活跃的在军事上强调奥巴马多重的战争代替班农民族主义的经济战略。
特朗普政权再次发动美国针对阿富汗和叙利亚的攻击--超越奥巴马使用无人机对所谓的穆斯林军人的攻击。特朗普加强了针对俄罗斯和伊朗的制裁,拥抱沙特阿拉伯反对也门人民的战争,将整个中东的政策放在他的政治顾问、超级犹太复国主义者贾瑞德·库什纳(房地产巨头和特朗普的女婿)和美国驻以色列大使大卫·弗里德曼的手里。
特朗普的后退变成一次怪诞的失败。将军们拥抱在财政部的新自由主义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国会全球的军国主义者。通信主任安东尼·斯卡拉姆奇被辞退了。特朗普的内阁负责人约翰·克里清除了斯蒂文·班农。塞瓦斯蒂安·戈尔卡被赶走。
经济民族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之间内部斗争的八个月结束了:犹太复国主义者--全球主义者和特朗普的将军们的联盟现在控制着权力的精英。特朗普对采纳新的构建感到绝望,在国会和强烈反对特朗普的大众媒体和他自己的对手结盟。
破坏了特朗普的经济民族主义者和他们的计划后,权力的精英们于是通过媒体制造了一系列重大事件,集中在弗吉尼亚的夏洛茨威尔“白人至上主义者”与“反对法西斯主义”的人们之间的冲突,进行地方的打击。在那次冲突导致死亡和损害之后,媒体利用特朗普将过错归于两个团伙的愚蠢意图,作为总统与新纳粹分子和三K党联系的“证据”。在特朗普政府内部新自由主义者和犹太复国主义者与他的企业家顾问们联合打击总统,揭露他没有能力立即和单方面归罪于主张暴力的右翼极端分子。
特朗普正在求助于商界和国会的精英,绝望地企图通过发布大规模减税和解除对整个私人部门的调控的政令保持对他的支持。
决定性的问题已经不是指一项政策或另一项政策,也不是一项战略或另一项战略。特朗普已经输掉所有的战斗。“最后解决”选举唐纳德·特朗普的问题在一步步取得进展--对他的罢免(建制派)和因为所有的手段和第一个手段可能的拘捕。
在唐纳德·特朗普的“人员”中经济的民族主义的高涨和破坏告诉我们的事情是,美国的政治制度不能忍受任何可能威胁全球主义的帝国主义精英的资本主义改革。
作家们和积极分子通常认为,只有民主选举的社会主义政权会成为系统的“政变”的目标。今天政治的边界有更多的限制。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完全求助于“经济的民族主义”,寻求符合于这一点的贸易协议是诱使野蛮的政治打击,是制造阴谋,结果是“改变政权”的内部军事“接力”。
军国主义者--全球主义者反对经济的民族主义者和反军国主义者进行的争夺得到美国整个左派的支持,除了某些有名的例外。在历史上左派第一次在为了打败特朗普总统的运动中变成支持战争、支持华尔街和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右派的一件有组织的武器。更有甚者,地方的领导人和运动,工会的官员,公民权利和移民的政治家,自由派和社会民主党人在恢复所有的世界上最糟糕的事情的斗争中已经团结起来:克林顿--布什--奥巴马--希拉里·克林顿长期多重的战争政策,增加与俄罗斯、中国、伊朗和委内瑞拉的对抗,由特朗普解除对美国经济的调控,对大型交易大规模减税。
我们已经走过了漫长的道路:从选举直到争夺,从和平的协议直到警察的调查。今天的经济的民族主义者被贴上“法西斯主义者”的标签;劳动者被排斥,成为“恶劣的人们”。
美国人有许多东西要学习和忘掉所学的东西。我们的战略优势可能在于以下事实:在美国政治生活不可能恶化--实际上我们已经触到底部(除了一场核战争),我们只能向下看。
(《环球视野》摘译自2017年9月12日西班牙《起义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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