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特朗普当选总统后所颁布的穆斯林禁令引发了人们对于再次陷入宪法危机的极度恐慌。事实上，美国各种不平等社会现象的存在已经严重危及矗立已久的宪法体制。美国宪法制度的确立是建立在经济平等的历史条件之下，南北战争、经济大萧条的时代经验告诉我们，只有经济地位的相对平等，才能阻止社会分裂缝隙的不断加深。如今，随着社会财富不平等的沟壑的日益加深，美国宪法已经无法应对这一危机的挑战。
对此，范德堡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Ganesh Sitaraman在《新共和》上提出疑问：“建国者们深知经济上的不平等将会摧毁美国的民主制度，那为何宪法无法拯救我们?” 遗憾的是，如今的宪法似乎不再能正常运作。认为，美国人民需要的是进步爱国主义，需要的是共同的目标和信念，来阻止美国变成“两个国家”，否则，其只能在即将到来的分裂中等待灭亡。
在特朗普就任一个星期之后，民主党人和媒体们开始发出警告：我们的民主正面临着一个严肃且潜在的致命威胁。在特朗普就任的第二周，当海关开始实施穆斯林禁令，限制穆斯林旅游者的入境，参议员科里·布克冲进杜勒斯国际机场，告诉抗议示威者们美国的法律正遭受侮辱。布克重申，“我相信这是一场宪法危机”。两天之后，特朗普罢免了拒不履行该禁令的代理检察长萨莉·耶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络的沃尔福布利茨将这一问题设置成自动回复：“我们真的处在宪法危机的边缘了吗?”当特朗普对反对该禁令的法官进行攻击，参议员理查德·布卢门撒尔毫不犹豫地预测出最坏的结果：至少在理论上，我们正朝向宪法危机的天平一端倾斜中。
其实我们并没有。这一禁令可能是违法的甚至反美国的，但是单单这发布的一纸禁令并不能对共和国产生实质的威胁。律师正在行动，联邦法官阻止该禁令的实施，甚至总统在推特上的回应也侧面证明了宪法仍在持续有效地运行中：“我们法庭见。”
禁令带来的警示反映出了自从特朗普当选后美国人民越来越广泛的恐慌心理。其实，他的胜利震惊了左派人士，无异于一场国家级的紧急状态，是对于美国民主的直接威胁。但是很多政治家和权威人士忽略了一场意义更加深远的困境。我们并非如理查德·布卢门撒尔所说向宪法危机“倾斜”。我们已经渐渐在这一场危机中沉没好几年了——宪法并没有拯救我们的意向。
在特朗普上台很久以前，美国已经陷入了一场宪法危机之中——正如历史性变革一般，这场危机慢慢渗入我们的生活中。理由很简单：我们的宪法并非为一个拥有着严重经济不平等和根深蒂固的政治体系的国家而建立。在历史上曾有三次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南北战争、经历了经济大萧条的黄金时代和此时此刻。这些危机出现的原因是美国社会正以建国元勋们难以想象的方式发展进化着。在每一个危机中，国家的复杂社会状况不能简单地接受宪法的调整。
特朗普是我们正面临的这场危机的表现形式，而不是原因。它被写入我们社会的组织结构中。我们扭转政治体系崩溃的局面的唯一方式就是首先去了解其起源，正如林肯及废奴主义者们、罗斯福和进步人士当时的做法。
如果你问当今美国人，他们会告诉你建国的国父是谁：一群有钱的白人，背地操控宪法以满足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他们听起来像是激进的种族主义者。但是他们同样反对女性投票，为奴隶的政治价值设置了特殊的数值，信奉人类奴役完全可以与一个建立在“不可剥夺的权利”基础之上的民主体制兼容。
这一观点完全正确。当历史将我们与18世纪越拉越远，人们很容易遗忘美国在当时是世界上经济最为平等的国度。不同于法国的革命，建国者们不必为稳固的财富进行解释。在美国，并没有贵族世袭制。没有专门集中于财富的财产规则，没有封建制度的历史。相反的是，西部拥有大量土地，这意味着任何白人都可以通过自身努力升至中产阶级。1799年被人熟知的威廉·曼宁，作为美国优秀的“多数”中的代表，曾说道，“相比较于旧时代，我们正处于财产平等化的时代。”
建国者们围绕着经济上平等化建立了新共和国。正如诺亚·韦伯斯特所称的“财产的平等”可以保证社会稳定和国家稳固，任何宪法体系都需要合理运作。韦伯斯特补充道，“这是共和国的灵魂。”我们的国家，简单地说，理论上建立在对于财富的平等分配之上。没有财富“完全平等的分配”，反联邦主义者塞缪尔·布莱恩警告道，“政府的本质将会被改变，贵族主义、君主制或者独裁势力将会抬头”。
对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宪法历史，财产都是“完全平等分配”，经常创造出政治体制去调整经济上的不平等，去避开贫富阶层之间可怕的冲突。通过给予每个阶层一部分统治权，至少在理论上可以实现社会稳定性。例如，英国的上议院(富人)和下议院(大众)，罗马平民的讲坛(tribune)允许穷人们否决贵族议员们的决定。
相比之下，我们的宪法没有针对经济上的不平等做出如此的调整安排。美国议员没有财富上的要求，也没有经济实力上的准入门槛。实际上，我们宪法结构中没有解释经济阶级间区别的条款。这代表了一种国家治理自身方式上的巨大转变。不是起草一份宪法去解决财富和贫穷之间的分歧，建国者们主张所有人均是生而平等，他们建立了一个依赖于所有人保持经济平等的政府。
建国者清楚地知道如果严重的经济不平等现象出现，他们的民主实验将会分崩离析。富人将会逐渐掌控政府，颁布以牺牲他人为代价从而只对自己有利的法律。当美国的富人开始“掠夺穷人”，一位弗吉尼亚政治家早在1814年就给出了警告，这将逐渐变得“缓慢而合法化”。迟早，大众将会予以回应，但并不是通过一个暴力的起义方式，而是转向某位知道如何加倍愤怒的权威人物。“在推翻共和国特许权的那些人当中”，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中写道，“大多数是以讨好人民开始发迹的。他们以蛊惑家开始，以专制者告终”。
但是在前工业化时代的美国，大众不平等以及所带来的社会和政治分化的开端仅仅是一个遥远的可能性。在一个相对平等的社会之中，唯一的”制约与平衡”存在于政府的三大分支之间。“国父们想出了一个解决冲突的策略”，政治学家路易斯·哈茨曾探讨过，“但是只适用于统一的国家。”
“统一”当然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也是建立国家政府的薄弱根基。贯穿整个19世纪，随着奴隶制度发展带来的区域分离，有些美国人开始相信唯一的解决方法是修正宪法使其能为日益加深的破裂感做出解释——寻找美国化的地位平等的上下议院。在美国内战的酝酿过程中，南卡罗莱纳州的参议员约翰.C.卡尔豪提议将总统一分为二：一位总统来自北方，一位来自南方。法律实行必须获得双方总统的同意。他说，“没有像这样的可以在一个国家里包容和谐和宁静的方式了。”
美国内战，作为我们最严重的宪法危机，正是源于建国者们未能成功打造一个统一的国家框架。在残酷的战争结束后的几十年，经济上的广泛影响和改变在20世纪初导致了根植于另一个社会分裂的第二次危机。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封闭边界和手工农业到工厂的雇佣劳动力的转变，宪法再一次拉开了裂缝。
詹姆斯·麦迪逊预见到共和党人将会面临这样的挑战。1788年，他估算美国在25年之后整个国家的人口密度将会达到东方国家的水平。1829年之前，由于西进运动，他重新修正自己的设想：“在一个世纪内，美国人的人数将会因为追求满足生活必需的就业薪资的竞争而减少。”因为“没有财富的比例”增长，为了代议制民主的存续，系统需要彻底修订。“国家的法律规定必须被适用，”麦迪逊写道，“而这是一项需要所有建国者集中运用其智慧的任务。”
工业时代何时让美国投入第二次宪法危机?
明智的爱国者们回答了麦迪逊的问题。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民粹主义者、进步人士和新政拥护者通过一系列法律及宪法修正案缓解整个体系的压力。反垄断措施打破了经济势力的集中。对工作时间加以规制，工会牵制了雇主们的权力。宪法被修正，实施积极的进口税政策，帮助过于集中的财富再分配。通过要求对议员的直接选举，人们的投票权得到拓展，允许市民浮动投票，将普选法律化，延伸了女性的公民权。这些改革措施均是为了实现经济和政治力量的重组——以更公平的方式交还给人民。只有这样，宪法才能再次依照其原意得以实施。
在20世纪60年代，进步派们取得巨大成功。那时正是大萧条的时代：本土产品激增，薪资飞涨，中产阶级迎来繁荣富有的局面。这种经济上的平等性自从建国以来从未出现过。同时，进步派开始着眼于社会分化，种族隔离制度结束，取而代之的是女性、同性恋、女同性恋和残疾人平等的权利。20世纪70年代末，这场伟大的美国实验迎来了新挑战：共和党能够保持平等的经济和包容性的社会共同体吗?
在这一关键节点，领导者让大家失望了。他们为富人们加上税负，摧毁了原本保护劳动者和消费者的法律，而不是继续推行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政策。他们利用日益增长的经济多样性，利用“狗哨”(dog-whistle)政策来掀起种族仇恨情绪，而不是致力于维护社会和谐。如果你出于某些原因不去指责那些人(those people)，你总可以指责政府。罗纳德·里根在第一次就职演说中指出，“不是解决方法，”而是“问题”。
许多自由主义者愿将这一糟糕现状归因于白种人的种族歧视，或者视为反动的保守主义势力的上升，民主党人已经完成了对危机的使命。几十年来，许多民主党人一直支持旨在帮助富人们的经济改革，越来越多地将工人阶级的白人们妖魔化为无知的人，最终造成一种破坏性的以牙还牙的局面。
在无视经济条件对于维护共和国必要性的状况下，我们点燃了一场逐渐蔓延开的宪法危机。过去几十年的研究显示，富人在我们政府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他们在每个政治环节过程都参与得更多——从会见候选人，到赞助其选举，再到投票和竞选。有些学者认为主流大众的观点现在几乎对于公共政策的影响力为零；几乎全部被富人精英们的利益所主导。这也难怪，人们对于政府的信任度降到历史最低点。
正如建国者们所担心的，我们对于国家统一稳固的信念面对经济不平等的兴起难以存活。我们人为地将自己在地理上进行内部区分，民主党派聚集在城市和蓝色州，而保守党在乡村和红色州。我们从能反映出自身党派主张的消息源处获得新闻，基于对民主的完全不兼容的认识做出政治性决定。我们也许生活在同一部宪法下，但是为了利益和意图，美国正在变成两个国家。
最可怕的事情是经济、政治和社会所有的转型都使得改革变得更加难以实现。由于富人们基于自身喜好操纵整个系统，对于富人征税、破坏联合、帮助工人家庭、减少金钱对于政治的影响都变得更加困难。随着社会分化变得更加根深蒂固，散布恐惧和找替罪羊的方式很容易让人们更加分离。为了合理运作，宪法需要平等和团结一致——一旦这些也不复存在，很难恢复。
目前的危机状况如果可以通过摆脱特朗普总统的方式加以解决就再好不过了。即使我们逃离办公室，被迫流亡在玛尔拉格超豪华俱乐部，造成危机的状况仍然伴随左右。解决这一问题，至少要半个世纪。
多亏宪法中的相互制衡机制，单单一个总统的力量并不能毁灭一个共和国。只有一个世纪前出现的新一波进步爱国主义可以拯救我们的民主。正如镀金时代(Gilded Age)中智慧的爱国者们，21世纪的进步爱国者需要重新踏踏实实地建立起经济平等机会的根基，一个公平的税收体系，更加严厉的金融法律，对于教育和基础设施的大力投入。参与性民主制度的根基需要重新建立，通过让选举法律更加民主，让更多美国人可以投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奢求重新找回共同目标，这也是国父们早已知道的成功的先决条件。
当然，这听起来完全不可能。坐在白宫办公室的特朗普总统，反政府的浪潮，由上向下统治的保守党国会，法院和大部分国家法律。我们如何期待修正根深蒂固的不平等思想，缝合那深不可测的社会裂痕?
我们怀抱着这样的希望是基于历史经验的。虽然这很难令人相信，之前也曾有过类似情况。当宪法不再正常运行，当民主被专制或暴政所蹂躏，我们眼前只能看见一个黑暗的未来。但是智慧的爱国者们发现了一个适应的方法，这需要不止一场选举，一个候选人，一个政党。几十年时间所形成的危机将需要几十年时间去解决。
有点讽刺，我们最大的希望则建立在残忍的政治气候之上。特朗普当选因为保守派选民并不了解美国正处于道德危机之中。像伯尼·桑德斯一样的社会学家并没有完全颠覆民主建构因为民主党人认为在奥巴马总统的统治之下一切都很好。美国人民可能并没有意识到我们正经历一场“宪法危机”，但是他们明白领导者们无法认清的事实：这个系统再也不能正常运作了。必须采取一些改革和激进的措施了。这一认知算是我们深深分裂的国家中人们仍能达成的共识了。
附录：
本文Ganesh Sitaraman的2017年出版的新书《The crisis of the middle-class constitution》中，贡献出关于经济不平等的建设性的观点，强大且规模性的中产阶级是美国宪法体制的先决条件。在本书中，认为美国政府将随着不平等的加深而分裂。美国宪法传统意义上视为政治性文件，明确划分了政府体系和各种组织间的关系。但是本书中，认为宪法并不仅仅要打造一个特别的政治体制，而且是一个特殊的经济体系，更明确地说，强大的中产阶级和相对缓和的不平等是其重要的特征。强有力的中产阶级拥有着鼓舞人心的共同目标和希冀，这对于政府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核心力量。
翻译文章：
Ganesh Sitaraman, Divided We Fall, New republic, April 10, 2017
网络链接：
https://newrepublic.com/article/141644/divided-fall-trump-symptom-constitutional-crisis-ine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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