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思者和行者———格瓦拉
：埃内斯托·加西亚·菲奥尔
译者：林华
出处：《拉丁美洲研究》2008年第4期，第22—24页
1928年6月14日，埃内斯托•格瓦拉•德拉塞尔纳出生在阿根廷。他是一个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和坚持国际主义革命思想的人。这些先进的思想一直伴随着他的行动，直到其生命的最后一分钟。他曾经说过，作为拉丁美洲这个伟大祖国之子，他准备为拉美大陆任何一个国家的解放事业献身，既不求助于人，无所求，也不利用任何人。起初，他的使命是做一个为人类尽职的革命医生。在参加了古巴的起义斗争之后，他成为国际主义的游击战士，并在随后的日子里担当起社会主义新型社会组织者和建设者的任务。而最终他同其他国家的人民一起回归到游击战的斗争中。这一过程如同一个完整的圆圈，既把他的思想也把他的行动全部包含进去。
所有这一切都与其思想的三大基石紧密相连，这就是：他的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思想，革命战士的道德观和他关于“新人”的观点。格瓦拉在其幼年和青少年时期就表现出了强烈的反叛性格。据某些传记描述，他生性顽皮，与父母和老师之间的争论非常生硬激烈，经常做出冒险性很强的尝试，他的言论带有挑衅性，总是力求捍卫与对方相反的立场。严重的哮喘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童年时代的特点。
哮喘病的发作是持久而剧烈的。为了同疾病做斗争，他不得不遵守严格的饮食规定，并接受那些限制他活动的治疗。但这反倒把他塑造成了一个了不起的读者，也为他注入了遵纪守法和自我控制的强大精神源泉。1942～1964年，在阿根廷发生巨大政治变革时期，切完成了中学的学习。然而与某些传记通常描述的相反，格瓦拉在谈到他本人的时候说：“在自己的青少年时代没有对社会的担忧，也没有参加过阿根廷的政治或者学生斗争。”在青少年时代的最后几年，如果说在格瓦拉身上开始显露出鲜明的思想意识的话，那就是他的反帝立场，特别是坚定的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立场。这是一种深深植根于阿根廷政治社会文化的思想意识。
远足和周游各地对格瓦拉成长为一个目光敏锐犀利、富有激情的青年起到了非常重要作用。在就读医学专业和毕业之后，当时非常年轻的他便同几个最亲近的朋友数次远足和旅行，所到之处既有阿根廷的一些地方，也有拉美其他国家。
他与穷苦的男女老少直接接触，并用自己的知识为这些人服务。这些跋涉和游历使格瓦拉深刻了解到拉美社会的严重不公，形成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思想主张。古巴革命成功不久，他写过一篇题为《革命医生》的文章，讲述了在我们看来既是他革命思想的基石也是指引他行动直至生命最后一刻的指南。他写到：“……在获得医学学位后，由于当时的特殊环境，或许也是性格使然，我开始周游美洲，对它有了全面的了解……由于旅途中的条件所限，我先是作为学生，后来又作为医生，开始切身体会到什么是贫困，什么是饥饿；开始直接接触到疾病，感触到父母因无法医治生病的孩子而表现出的无能为力；体验到饥饿和不断的折磨使人产生的粗野……我开始意识到，对我来说，有一些事情要比成为一个著名学者或者医生作出贡献更为重要，那就是帮助这些贫困的人们。后来，我注意到，要成为……革命者，首先就要革命，而如果一个人在美洲的某个穷困角落为反对敌对的政府和阻碍社会前进的社会环境而单枪匹马地进行斗争，那么个人的奋斗、思想的境界、为了最崇高的理想而献身的努力都将是没有用处的。”切全神贯注地审视着震撼拉丁美洲大地的事件。
1954年的一天，他决定前往危地马拉。在那里，他看到了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如何用武力摧毁哈科沃•阿本斯领导的进步革命政府，并用他的反叛精神和行动证明了要捍卫这个政府的决心。然而最终的结果是，在阿本斯政府被推翻之后，他不得不离开这个中美洲国家，前往墨西哥。在那里，他确立了自己的政治思想，并参加了以新的社会革命为目的的古巴“7•26”运动。菲德尔•卡斯特罗成立了游击队，领导了推翻古巴巴蒂斯塔独裁统治的斗争。不久之后，格瓦拉于1956年12月2日会同“格拉玛”号游艇的远征者踏上了古巴的土地。很快，切成为起义军中最杰出的战士之一。
切有着高度的责任感，他英勇善战，胆大心细。因此，他成为菲德尔在马埃斯特腊山任命的首批指挥官之一。他创立并领导了一所游击学校，根据菲德尔的命令，带领一支纵队，在古巴由东向西展开游击战。在古巴的中部地区，切指挥部队打了一场漂亮的胜仗，攻克了圣克拉拉城，缴获了巴蒂斯塔军队的一辆载有后备队伍和武器的军列。这一军事行动加快了战争的结束和起义军胜利的到来。在谈到切作为指挥官的形象时，切最年轻的部下、当年只有15岁、现任古巴民航研究所所长恩里克•阿塞维多在一篇日记中写道：“我们大家对他非常尊敬。他坚强，严厉，有时还会嘲弄人。但他的举止风度又充满了柔情。在发布命令的时候，看得出他是动真格的，而且会坚决地执行。”
关于切，菲德尔有着这样的描述：——切是一个文化底蕴深厚，充满智慧才干并具有军人品格的人。切是一名医生，是一名成为革命战士但从未停止过一分钟医务工作的医生。——作为富有人情味的兄弟般的指挥官，他也懂得苛求，尤其是在情况严峻的时候。但这种苛求首先是针对他自己的。切将纪律视为游击队员道德力量的基础和他身先士卒的基础。——在任何一个艰巨任务面前，他总是成为第一个志愿者。他以非凡的英勇无畏和对危险的绝对藐视而著称。有时他会提议去做一些十分艰巨而又极具冒险性的事情。每当这时，大家都必须对他说“不”，极力加以劝阻。革命胜利以后，菲德尔提出：必须作出一些努力来保护切，因为假如让他随心所欲，他可能就不会幸存下来。
1959年1月1日古巴革命取得成功之后，切成为最有才干和最受爱戴的古巴革命领导人之一。切的形象和名字已经深深地植根于每个古巴人的心中。他平易近人的品质、质朴的作风、敏锐的洞察力和才干使他值得拥有这份爱。在担任正式职务之前，他积极参与土改法的制定工作，并创建了国家土改委员会，他主张采用最为严厉的法律条文，即绝对禁止大庄园和取消宪法中关于事先赔偿的规定。后来，他担任了一系列经济领域中的领导职务，大力推动重要经济部门的国有化、集中计划经济和义务劳动等工作。他突出强调创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必要性，认为这将是与社会主义共同发展的新型人类；在社会主义阶段，人民的团结一致和对社会的承诺将超越个人利益和利己主义。他认为，义务劳动是“新人”的基本体现。因此，义务劳动在革命工作和斗争中都得到了开展。
切一直有着强烈的国际主义思想。他不仅一贯支持世界其他国家开辟新的游击战，而且也始终认为只有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的武装斗争遍地开花，才有可能打倒帝国主义。在他看来，如同他所指出的，国际主义的实践提供了一个使我们成为革命者这一人类最高境界的巨大机会。革命成功后，切开始在拉丁美洲组织和推广游击战。他热切地希望武装斗争能在阿根廷率先开始。早在“格拉玛”号离开墨西哥远征古巴之前，他就曾经向菲德尔表明：他唯一的希望就是当革命成功后，不能因为国家的原因而阻止他去自己的祖国进行革命。1963年，一支在古巴经过全面训练的游击队被派往阿根廷，但最终失败了。这让切开始考虑是否有可能参加其他国家、甚至其他大陆的斗争。基于这种考虑，1964年底，切决定放弃政府工作，率领一支古巴部队到其他国家支持那里正在开展的革命运动。
在他看来，非洲、特别是刚果民主共和国是大展宏图的地方。该国总统卢蒙巴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插手下于1961年惨遭暗杀，而那里已经有一支受坦桑尼亚支持的起义游击队正在开展斗争。刚果民主共和国位于非洲中部，周边与9个国家接壤。这在切看来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策源地”，革命可以以此为中心发展到整个非洲大陆。由于种种原因，刚果的经验也失败了。
1965年初，切公开了他的决定：奔赴世界其他地方，继续为各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他在位于拉丁美洲中南部的玻利维亚建立了一个游击战根据地。他认为这里的地理条件适合开展武装斗争并能将其发展到整个拉美大陆。随后，切写了一封《致三大洲各国人民大会的信》，这次大会是1966年在哈瓦那召开的。
他在信中总结其斗争战略观时指出：“最终，一定要注意到帝国主义是世界性的制度，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应该在世界大对抗之中将其击溃。这一斗争的战略结果应该是摧毁帝国主义。我们这些世界上的被剥削者和落后者的任务就是消灭那些支撑帝国主义的基地;从我们这些被压迫的人民那里，他们榨取资本、原料、技术和廉价的工人，却向那里出口作为他们的统治工具的新资本、武器和各种商品，使我们陷入完全的依附之中。”切，作为一个身体力行的人，把死亡看成一件稀松平常而又随时可能发生的事情。特别是在他最后的一些文章中，一直都在强调，这种随时可能发生的不测不会阻止他踏上拉丁美洲革命的征程。在《致三大洲各国人民大会的信》中，切再次重申了这一观点：“我们的行动是向帝国主义宣战……只要我们的斗争呐喊被人们接受，而同时又有人握起我们的武器，那么无论死亡在任何地方与我们不期而遇，我们都欢迎它的到来。”
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思想，切才会做出这样的行动：1967年10月8日，在玻利维亚尤罗山区的最后一场战斗中，他负伤被俘，随后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授意下，被玻利维亚军方残忍杀害。
然而，切和少数受解放大陆的崇高思想所指引的革命者作出的贡献最终成为人类理想、英雄主义和伟大品格的最高验证;这是照亮拉丁美洲人民思想意识的典范，是指引拉美人民开展斗争的典范。
因为被剥削的穷苦大众听到了为之献身的切发出的英勇呐喊，因为有更多的臂膀为了彻底解放而举起了斗争的旗帜。对革命斗争事业全身心的投入、非凡的人品和令人难忘的游击战士的经历，使切成为了一种象征。如今，他的生命和伟大的榜样仍是激励着成千上万人前进的力量源泉，后来者的队伍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更加波澜壮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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