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陈韦纶（自由译者）
【苦劳网编按／王颢中】10月1日加泰隆尼亚在西班牙政府强力阻止的情况下举行了独立公投，42%的投票率中，有90.9%的选民支持加泰隆尼亚独立建国。
本文原发表于美国《雅各宾》（Jacobin），刊登时间正是这场公投的前一天，对于加泰隆尼亚独立运动的历史渊源做了完整整理，并且分析不同政党和政治势力在面对独立运动时的立场和态度，在公投后的此刻仍深具参考性。
根据指出，加泰隆尼亚的独立运动，既反映了现行颁布于1978年的西班牙宪法之中央集权制本质，同时也是因为西班牙在面临经济危机后所实行的撙节政策，扩大了民众的不满。
一方面认为，在公投中投下赞成票，是挑战西班牙1978年体制的最好选择，但同时也呼吁支持联邦制的左翼势力应该团结，制定共同策略，提醒左翼支持者，如果满足于“先追求独立、再谈经济与社会政策改革”，未来恐将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
10月1日，加泰隆尼亚将举行公投，此次公投由加泰隆尼亚政府举办、但遭西班牙宪法法庭勒令禁止，这是加泰隆尼亚与西班牙政府之间长达五年、史无前例的冲突之顶点。
加泰隆尼亚的独立进程始于2012年9月11日（加泰隆尼亚的民族日）[1]的一场大规模示威，自此运动发展为足以在每年发起大规模抗争的政治与社会力量。右翼的中央政府对事态发展感到忧心，现正试图以各种可能的镇压策略，阻止投票的发生。
明日（10月1日），对于加泰隆尼亚而言是关键的时刻，也是回顾加泰隆尼亚独立运动的政治情势发展轨迹、其未来可能性与局限的恰当时机。
主流的运动
爆发于2012年的这场运动，可以归因于三个彼此相关联的动能。首先，许多加泰隆尼亚公民厌恶第二任（2000-2004年）阿兹纳政府（José María Aznar）强势的中央集权主义，企图将西班牙国族主义成为贯穿其政治——文化政策的核心[2]。
再者，新的加泰隆尼亚自治条例（Catalan Statute of Autonomy），于2005年之际由加泰隆尼亚议会通过，却难以获得中央政府的首肯。当时沦为在野、政治立场保守的人民党（Partido Popular, PP）宣称该条例违宪，宪法法庭也宣布当中14条条文违法。追求主权的过程失败，使许多加泰隆尼亚人深信要从西班牙内部进行改革是不可能的。
最后，西班牙的经济危机以及之后转向实行严峻的撙节政策，进一步加深与加泰隆尼亚之间的隔阂。人们越来越能意识到西班牙政治与经济上已经失败。中央政府企图利用经济危机，再度采取中央集权的盘算，包括减少地方政府的公共支出，这样的做法，进一步增加中央政府与地区行政部门之间的紧张关系。
在加泰隆尼亚，对于撙节政策，以及金融与政治菁英合谋现象的不满，首先在“15M运动”[3]时表现出来。独立运动未直接反对撙节，但仍能从此对于经济现况之不满当中获利，而“脱离西班牙独立”不失为一种摆脱现状的方法。
2012年，加泰隆尼亚国民议会（Assemblea Nacional Catalana, ANC）发起一场以独立为唯一诉求的群众运动。此后加泰隆尼亚国民议会迅速成长，发展为一个在加泰隆尼亚各地都有分支的大规模组织，也成为运动不容置疑的领导团体。仅诉诸独立的结果，加泰隆尼亚国民议会既未批评撙节政策，也没有提出经济变革的主张。相反地，主流的独立运动围绕在“我们，加泰隆尼亚人，必须团结，因为我们利益一致”的共同认同、以及“没有国家，一切问题无法得到解决”这样对于拥有属于自己国家之渴望两者之上进行。
左翼的支持者以阶段论的观点，即先追求独立、再谈经济与社会政策改革，美化这场聚焦民族与国家的运动。此路线忽略了一个事实：掌握变革过程的人，将决定运动的结果。现在的妥协与不动员，将在未来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
这样的思考，对于当前西班牙的现况而言特别重要，因为“先独立，再谈其他”的论述，与佛朗哥独裁政权结束后的民主转型时期，左翼所接受的“先民主，再谈其他社会权利”说法极为类似。这种教条其实是为自身的妥协开脱，然而让步为左翼势力带来无可回复的苦果。一个重要的提醒是：任何基于共同诉求的运动，必须善用恰当的时机，但是今日丧失的成果，无人能保证第二次机会何时会再出现。独立运动上升至民族与国家的情况，以及阶段论作为运动方法，就策略而言，已产生严重的问题。尽管如此，独立运动将会直接面对1978年建立的制度框架[4]。对于那些同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对抗的人而言，这份对于运动的评估，应该成为策略性分析的起点。
运动的社会基础
独立运动横跨阶级与世代分际，不过主导运动的是中产阶级与年轻人。大资产阶级打从一开始就反对独立进程，并且持续地企图在暗中扰乱。传统的工人阶级，就历史而言指的是1960年代从西班牙南部来到加泰隆尼亚的移民，参与程度相对较少。
两个相异又相关的现象可以解释传统工人阶级缺席的原因：加泰隆尼亚的民族问题缺乏工人的阶级认同，以及劳工运动自身的破裂。加泰隆尼亚的工人对于独立的态度仍然分歧，其中一大部分的人，并不认为独立国家在未来可能发生。
独立运动的其中一个矛盾是主导的政治势力打从一开始即是加泰隆尼亚的民族主义右翼，即加泰隆尼亚民主汇合党（Convergència Democràtica de Catalunya, CDC），历史上，该党代表大企业，即便后者对独立持反对态度。不过该党从未完全掌控运动。加泰隆尼亚民主汇合党在乔迪尔·布乔尔（Jordi Pujol）的领导下，于1980年掌权，终结前一阶段进步思潮主导的加泰隆尼亚民族主义，开始一段长时间的保守民族主义统治。
在1960年代与1970年代，追求加泰隆尼亚民族认同的斗争，与追求劳工权利的斗争共同合作，对抗共同敌人佛朗哥的独裁统治。的确，工人运动——特别是当时被视为是主要非法组织、共产主义政党“加泰隆尼亚统一社会党”（Partit Socialista Unificat de Catalunya, PSUC），其策略立基于民族与劳工之间的连结，以民族认同团结加泰隆尼亚的劳工阶级，成功地说服来自西班牙的工人，接受追求加泰隆尼亚民族主义。
佛朗哥独裁政权结束后的民主转型时期，布乔尔以其温和的民族主义与民主计划，以及反佛朗哥的完美资历，团结了中产阶级。他为自己打造一种能平静地进行政治变革的保证人形象，超越左翼，赢得超过二十多年的政治领导权。他与西班牙政府之间的务实关系、寻求在西班牙政治圈增加加泰隆尼亚的影响力，以及其文化民族主义，使他得以团结其中产阶级社会基础。1990年代与千禧年第一个十年，加泰隆尼亚民主汇合党为了在全球化经济中改善加泰隆尼亚的处境，谋求强化加泰隆尼亚的自治，上述的渐进主义也越见坚定。当独立运动爆发，布乔尔的继任者、时任自治区主席的阿图尔·马斯（Artur Mas）别无选择，只能领导运动。
此后，金融与商业势力大多在政治上疏离加泰隆尼亚民主汇合党，不过该党仍持续代表所属的阶级利益。该党执政的五年期间，随着支持独立、以加泰隆尼亚左派共和党（Esquerra Republicana de Catalunya, ERC）为中心的中间偏左势力获得支持，右翼民族主义者的人数大幅衰退。这样的情况，迫使加泰隆尼亚民主汇合党在2016年时，以加泰隆尼亚欧洲民主党（Partit Demòcrata Europeu Català, PDECAT）之名重新出台。
从公投到脱西 再回到原点
打从一开始，独立运动即争取公投，但西班牙政府持续以制度问题，拒绝这样的要求。中央政府全然拒绝此辩论的正当性。这反映1978年宪法颁布后，西班牙国家中央集权制与政体的本质。包括加泰隆尼亚在内的民族问题，是民主转型时期最炙热的议题，对于监控新宪法创立的独裁继承者与军队而言更是如此。
此一阶段，加泰隆尼亚民族主义的政党，要求在西班牙民主转型的框架内恢复自治政府。虽然新的宪法使用“民族”（nationalities）这样模糊的字眼，来形容加泰隆尼亚、巴斯克地区（Basque Country）、加利西亚（Galicia），以及安达卢西亚（Andalucía）的特殊性，却没有承认国家多民族的特性，或是组成民族的自决权。宪法第二条确立“西班牙作为不可破坏的统一国家，是所有西班牙人共同且不可分割的祖国。”
实际上，这意味重要的政治与行政地方分权，都被一个严格的法律框架所限制，而宪法法庭持续以一种约束的方式解读它。2012年，加泰隆尼亚政府宣布将举办独立公投，并在2013年12月宣布将在2014年11月9日举行。西班牙宪法法庭勒令禁止投票，加泰隆尼亚政府将公民自决重新包装为半官方、民意谘询性质，法律上属于“参与过程”的活动。这样的策略避免屈服、或者与中央政府直接冲突。西班牙政府无法阻止这样一个支持独立的大规模群众活动，但是独立运动也无法宣称公投具有法律效力。
2014年的公投结果是含糊不清的。首先，混合的特性使公投成为一场缺乏实质政治成果的重大事件。投票显示独立运动获得普遍支持，但仍缺乏压倒性的选票多数。独立运动轻松获胜（在总投票数的230万5,290票中，获得181万1,753票），但当我们考量有投票权的人数为620万人，是总投票数的近三倍之多，这场胜利看起来就不那么令人印象深刻了（加泰隆尼亚选举人有520万人，不过此次公投，十六岁以上的民众，以及九万名外籍居民都有投票权）。11月9日，加泰隆尼亚举办了一场公投，却不具法律效力，没有举办真正的公投，却仍可宣称已经举办了。因此，虽然结果毋庸置疑地取得政治与社会成功，此次投票在策略上却是一次严重的错误，因为它将独立运动导向一条充满缺失的道路。
紧接着该次投票，支持独立的势力，决定将2015年加泰隆尼亚议会选举，转化为一场支持／反对独立的公民自决。新政府成立后随即发起18个月脱离西班牙的独立进程。这个计划有着难以解决的内部矛盾：独立运动不敢违抗2014年西班牙宪法法庭对于公投的禁令，如今却尝试达成一个需要更多动员、并且直接与西班牙中央政府对抗的目标。早先，独立运动（对于是否直面西班牙中央政府）才刚刚打了退堂鼓。
最终，经历为期两年、无法取得实质成果的迂回，加泰隆尼亚政府与独立运动再度回到起点：需要一场独立公投，催化群众对抗中央政府。10月1日是关键时刻。
加泰隆尼亚的左翼
巴塞隆纳市长阿妲·克劳（Ada Colau）领导的加泰隆尼亚共同党（Catalunya en Comú），持续与10月1日的投票保持距离，虽然该党呼吁中央政府接受加泰隆尼亚举行法定公投的诉求。克劳的政党明确抨击中央政府对于公投的镇压，但态度始终被动。
该党决定参与10月1日的公投活动，但视该日投票仅为一场动员，而非具法律效力的公投。加泰隆隆尼亚共同党要求一场以西班牙与加泰隆尼亚政府同意为前提，具有法律效力的公投。
这样的立场有严重的问题：首先，西班牙政府持续打压，迫使加泰隆尼亚政府无法按常规行事，西班牙政府将不会给予任何保证，更不用说（举办一场新的公投将会出现哪些）法律与程序上的不确定性。
其次，加泰隆尼亚共同党似乎看不见投票结果将对隔日之后的政治情况，产生怎么样的影响。举办一场具法律效力的公投，只有在西班牙政府付出高昂的政治代价之后才有可能。最后，该党虽然决定参与公投，却未公开呼吁大规模参与，或是鼓励民众投票，而是选择维持低调。“我们可以党”[5]的加泰隆尼亚分支（Podem），是该全国性政党（Podemos）在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之后扩张的结果，虽然并不属于加泰隆尼亚共同党，预料将在未来选举达成某种协议。此加泰隆尼亚政党的创党人士们，特别是在独立进程与民族问题两个问题上，未能思考如何能够融入加泰隆尼亚。
该党中央的西班牙领导阶层自从创党以来，致力强化某种西班牙民族主义，这与加泰隆尼亚的政治现况，以及加泰隆尼亚的民族问题相冲突，因此削弱该党在加泰隆尼亚的潜力。让“我们可以党”跃上西班牙政治版图的要素，如今却将该党推向加泰隆尼亚的边缘位置。
不过，“我们可以党”最终同意支持10月1日的公投，这样的承诺，远非保罗·伊格莱西亚斯（Pablo Iglesias，该党总书记）所想要的结果。事实上，“我们可以党”的领导阶层，比起该党加泰隆尼亚的分支，与加泰隆尼亚共同党走得更近。“我们可以党”不认为10月1日的公投具有法律效力，并且采取反对独立的立场，但是该党已明快决定，与那些尝试违抗西班牙政府意愿举办公投的人们站在同一边。
在此同时，独立运动内部诞生一股反资本主义的力量，并以团结人民候选人党（Candidatures d’Unitat Popular, CUP）为中心。
基进的独立主义，在1980年代时，滋长于年轻人以及拒绝国会政治的左翼人士之间，并在1990年代茁壮。在社会行动运动中，基进独立主义扮演重要角色，但直到2000年之前，当时基进左翼、支持独立的候选人开始在地方议会赢得席次，这样的想法在政治圈中，仍然处于边缘的位置。2012年，团结人民候选人党获得3.4%的选票、共计三个议会席次，首次进军加泰隆尼亚议会。三年后，该党得票率增加至8.2%，并赢得十个议会席次。
过去五年，团结人民候选人党将反对资本主义的计划，与独立进程的决心相结合，即便如此，该党主要仍活动于独立运动的框架之中，无法有策略地将自己反资本主义的立场触及运动之外的社会层次，也无法为这场主流的独立运动，重新订定新的目标。在此阶段，团结人民候选人党犯下两个重要且彼此关联的失误。
首先，该党并未试图与其他左翼团体结盟，例如“我们可以党”与加泰隆尼亚共同党，上述两党反对独立，但是支持自决权。结盟将重新定义加泰隆尼亚左翼的势力版图。其次，该党曾经支持2014年11月9日那场半官方、不具法律效力的公投，以及2015年时，将加泰隆尼亚议会选举转变为支持／反对独立的公民自决，以及之后发起独立进程的决定。
有别于“我们可以党”的威权民粹的行事[6]，团结人民候选人党以真正的人民民主方式，设法渡过因为错误的政治路线造成的内部困境。2016年，独立运动重新转向决定再度举办公投的过程中，该党扮演关键且积极的角色。
需要的是团结而非分裂
关于独立的争辩，阻碍了加泰隆尼亚的左翼势力，并在内部产生深刻的分裂。令人讶异的是，几乎无人试图在支持独立以及支持自决权的两派阵营之间，达成某种策略性的协议。结盟的基础可能是同意建立一个加泰隆尼亚共和国与其进程，而不必然触及这样一个新的国家，最终走向应是如何（独立，或者与西班牙其他地区组成联邦）。
独立运动也无法接合15M运动的能量。加泰隆尼亚共同党与团结人民候选人党未就此议题认真思考，等于作茧自缚。分裂导致的不良后果之一，即是左翼力量永久的削弱。加泰隆尼亚基进左翼的分裂，等于让渡更多权力给中间偏左的加泰隆尼亚共和左翼党（Esquerra Republicana de Catalunya, ERC）与右翼势力。
类似的失误在西班牙不断上演。西班牙左翼势力从未理解加泰隆尼亚的民族问题，也无法在策略层面上，将独立运动纳入国家转型的计划。在西班牙历史上的许多关键时刻，这样的失败特别明显，包括建立于1931年4月14日的西班牙第二共和国。
加泰隆尼亚问题是西班牙第二共和国建立过程的主要争议之一。西班牙国会在1932年9月9日表决同意，通过加泰隆尼亚自治条例，但过程动荡混乱。第二共和国的宪法，要求建立“兼容村庄与地区自治”、“作为一个整体的共和国”，这样的宪法也与加泰隆尼亚所追求的相互冲突。
正如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artido Obrero de Unificación Marxista, POUM）主要理论家华金·毛林（Joaquim Maurin）写道：“一个不采联邦制而诉诸整体的共和国，不过是统一的委婉说法罢了。”他的意思是，第二共和国不但无法满足加泰隆尼亚民族主义者的诉求，未采联邦制的共和国，也削弱自己与昔日君主制中央集权国家一刀切割的能力。
加泰隆尼亚自治的议题，在佛朗哥独裁政权之后的民主转型时期再度浮现。当时包括西班牙工人社会党（Partido Socialista Obrero Español, PSOE）在内的左翼政党，形式上支持自决权，但仅是口惠不实，包括西班牙共产党（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ña, PCE）在内的左翼势力，都接受了否决自决权的宪法。西班牙共产党，以及其一九八六年成立的选举连盟联合左翼（Izquierda Unida, IU），抽象地支持自决权，并将自决权视为国家转型为联邦制的某种机制。当时的左翼似乎不认为自决权可以扩展至主张分离的权利[7]。联合左翼与“我们可以党”都呼吁举办举法律效力的加泰隆尼亚独立公投，企图在西班牙境内建立一个具有优势、新的左翼政治势力。然而，直至西班牙国会多数支持公投之前，他们也都不愿支持加泰隆尼亚政府迳行举办公投的企图。
联合左翼不支持10月1日的公投，“我们可以党”与加泰隆尼亚共同党持相同立场，支持但不承认这是一场真正的公投。然而加泰隆尼亚政府与西班牙中央政府之间的对抗，以及后者持续升高的镇压，迫使联合左翼与“我们可以党”谴责西班牙政府的威权行径。西班牙左翼应该思考，加泰隆尼亚独立运动的发展将对西班牙政治与社会产生何种影响？是否将削弱1978年西班牙宪法订定后诞生的政体？或是反而强化加泰隆尼亚以外的右翼反动价值观与政治优势？
我们无法确切回答这个重要的问题，但是我们确信左翼须在一开始就投入战斗，拒绝西班牙国族主义与其反动论述。左翼越是噤声、越在加泰隆尼亚独立此棘手议题上蹑手蹑脚，就越让人民党与其爪牙有机会利用加泰隆尼亚独立作为丧失统治正当性的代罪羔羊。
西班牙（与加泰隆尼亚）支持联邦制的左翼势力，以及加泰隆尼亚、巴斯克地区、加利西亚的独立运动，必须订定共同策略，拒绝1978年西班牙宪法架构下的政体与经济菁英。复杂的中心——边陲辩证是必须的：不从西班牙政治中心睥睨一切，也不局限于边陲战斗。不幸的是，“我们可以党”（除了党内反资本主义者（Anticapitalistas）一派的左翼势力外）、联合左翼、团结人民候选人党，以及主流的独立运动，似乎都对此兴趣缺缺。
接下来的挑战
要在西班牙中央政府与加泰隆尼亚政府之间的冲突之中保持中立，是不可能的。一方面，反动、反民主的中央政府，拒绝加泰隆尼亚的自决权，以及举办公投这样一个基本的民主诉求。另一方面，这样一个民主的诉求，传递了对于西班牙国家结构长久以来的不快。政府企图镇压，藉此瘫痪公投，就规模与政治重要性而言，都是前所未见的。9月6日，宪法法庭宣布加泰隆尼亚议会自行通过的公投法违法，开启西班牙与加泰隆尼亚之间的法治之争，中央与地方彼此争夺制度的合法性。
宪法法庭决定出炉后，所有公投相关活动都被当局视为违法。西班牙警备总队搜查印制文宣与选票所需的印刷设备，并且扫荡数家媒体总部。
西班牙检察总长对947名加泰隆尼亚市长中，正式表达支持筹备公投的712位市长发出传票。9月20日，西班牙警察扫荡加泰隆尼亚政府办公室，逮捕14名官员。（出庭后几天，已暂时被释放）中央政府并冻结加泰隆尼亚政府的银行帐号。最后，西班牙政府在9月23日宣布接管加泰隆尼亚警力。
加泰隆尼亚之外，支持公投的行动都遭镇压。例如一名法官禁止了一场预计在马德里市议会外的集会（活动最后在一间私人剧院顺利举行）。
10月1日，不仅是加泰隆尼亚人上街发声，更为一场范围广阔的民主斗争揭开序幕，这场战争将挑战1978年西班牙宪法订定的制度框架，取决于哪方获胜，西班牙政体将因此衰弱或更为强壮。西班牙左翼必须与加泰隆尼亚人民站在同一边，并且支持举行公投的权利，而加泰隆尼亚左翼则肩负明确且复杂的挑战。首先必须战胜国家镇压，按照计划举办公投。其次，必须尽其所能，发起最大规模的动员行动。
反对的一方不承认公投的合法性，并且呼吁杯葛。“我们可以党”是一大例外：该党总书记保罗·伊格莱西亚斯支持公投，一方面又宣传反对独立。加泰隆尼亚共同党的领导人士已经宣布将参与公投，但是尚未透露参与的方式。支持投下“赞成”票是最好的抉择，对于盼望加泰隆尼亚与西班牙人民之间，能以联邦方式共存的人而言也是如此。倾向联邦制的人必须认清，要这样做的前提是加泰隆尼亚拥有自己的主权。斗争的结果无法轻易获得，但是“赞成”将是对1978年政体的重大打击，同时释放加泰隆尼亚的民主动能，创造更好的政治与社会制度。这正是未来的策略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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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译注】1714年9月11日，巴塞隆纳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被后来成为腓力五世的波旁王朝攻陷，加泰隆尼亚的传统机构、法律与自治权利一并被取消。
[2] 【译注】何塞·玛莉亚·阿兹纳是人民党（Partido Popular, PP）荣誉主席，并在1996年至2004年期间担任西班牙首相。人民党是西班牙保守右翼政党，阿兹纳担任首相期间，经济上施行私有化政策，并且追随美国参与伊拉克战争，并且支持小布希的反恐战争。阿兹纳任内积极推行西班牙语，并且主张“宪政爱国主义”（Constitutional Patriotism），奉1978年订定的宪法做为处理西班牙境内多元民族问题的圭臬。
[3] 【译注】“15M运动”始于2011年5月15日发生在西班牙各城市的占领行动。运动的背景，包括当时西班牙失业率是欧元区最高的23%，以及政府在欧债危机后，持续对银行纾困，同时删减社会计划。运动也触及西班牙两党政治、资本主义、教育与医疗等议题。
[4] 【译注】佛朗哥独裁政权结束的1978年，胡安·卡洛斯一世登基成为国王的第三年，西班牙宪法在经历公投，实施至今。该宪法确立西班牙作为君主立宪制，以及西班牙作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国家。
[5] 【译注】“我们可以党”发迹于“15M运动”，由大学教授保罗·伊格莱西亚斯于2014年创立并担任总书记，党被认为是左翼民粹政党。创党后四个月，即在欧洲议会选举囊获五席，并在隔年西班牙大选获得69个国会席次，跃升为西班牙第三大党。
[6] 【译注】本文曾批评，“我们可以党”虽然诞生于草根的“15M运动”，但在伊格莱西亚斯的领导下，走向民粹路线，忽视内部民主与基层参与，组织模式采高度集中，地方支部与少数派缺乏政策决定权。
[7] 【译注】西班牙政府与宪法法庭也以宪法未赋予以投票进行自决的权利，否认加泰隆尼亚独立公投的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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