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姆·阿罗尼安 阿尔瓦罗·兰赫尔 魏文编译
资本主义国际的存在，运动的动员，极端右派的自由意志论显然得到大量资金支持：通过一大批基金会、研究所、非政府组织、中心和公司互相之间通过隐蔽的线索互有联系，其中突出的有“阿特拉斯经济研究基金会”或“阿特拉斯网络”。
2017年5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了阿特拉斯网络拉丁美洲自由论坛，阿根廷总统毛里西奥·马克里和秘鲁--西班牙作家马里奥·瓦加斯·略萨出席。论坛讨论了如何在所有的级别上打败社会主义，从大学校园的野外战斗到在一个国家动员起来罢免一个宪法政府，如同在巴西发生的那样。
应当强调的是，众所周知，拉美国家一些与阿特拉网络有联系的领导人最近获胜了：保守的阿根廷政府的一些部长，玻利维亚的参议员，巴西自由运动的领导人，这些领导人帮助打败了巴西前总统迪尔玛·罗塞夫。李方在《拦截》杂志上一份详细的报道指出了这件事。
阿斯特拉网络在不同的国家帮助改变了政权，这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一种延伸。与阿特拉斯网络合伙的智库得到美国国务院和国家民主基金会的资助，该基金会是美国“软实力”关键的臂膀，它直接得到很有势力极端保守的亿万富翁科赫兄弟的赞助。
国家民主基金会和国务院拥有行使职能的公共机构，如行动中心和提供路线与资金的中心，比如泛美发展基金会(PADF)、自由之家、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它们是分配方针和资金的主要角色，交换条件是在它们参与的不对称的战争中收到具体的结果。
阿特拉斯网络有450个基金会、非政府组织和思索与施加压力的团体，活动预算为500万美元(2016年)，由支持它们和合作的“没有赢利目的慈善”基金会提供，其中有巴西自由运动和在阿根廷参加攻势的组织，如“相信、发展与思考”基金会，这是一个加入毛里西奥·马克里创立的共和建议党的智库;在委内瑞拉有反对派的力量，有在智利的总统选举中的右派候选人塞瓦斯蒂安·皮涅拉。
阿特拉斯网络在巴西有13个分支机构，在阿根廷有12个，在智利有11个，在秘鲁有8个，在墨西哥和哥斯达黎加各有5个，在乌拉圭、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危地马拉各有4个，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巴拿马、巴哈马、牙买加和洪都拉斯各有一个。
巴西自由运动的领导人和埃莱乌特拉基金会—一个在洪都拉斯政变后特别有影响力的新自由主义“专家”团体--的领导人收到阿特拉斯网络的资助，成为新一代政治角色的一部分，他们在美国参加接受培训的讨论会。
“现代的”极端右派是极端右派的自由意志论运动，今天在共和党人的地盘活动，他们的行动基础是一项仔细思考的对多数人掩盖事实的战略，以便将他们财阀集团的政策强加于人，阿特拉斯网络是他们在拉丁美洲主要的推手。
这个运动的推手是亿万富翁是查尔斯·科赫，他采纳了詹姆斯·麦吉尔·布坎南—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论点，目的是让拉美进步的国家解除武装，其行动的战略是保卫神圣的私人所有权，这是为了制服政府的模式：以便让资本主义繁荣和持续，需要将民主放到它的链条中去。
在亿万富翁科赫资助的15个最重要的组织当中，有繁荣美国人协会、卡托研究所、传统基金会、美国立法交流委员会、莫卡斯特中心、支持税改美国人、关心美国退伍军人、领导力研究所、世代机会、成长俱乐部、信任献血者、自由伙伴、司法观察……还要加上六十多个美国政策网络的组织。
国际私人企业中心(CIPE)是国家民主基金会的分支基金会，由政府创立，目的是实现华盛顿对外政策的目标，它支持发展中世界的政治组织。这是由美国商会基金会建立的，是国内最大的拉选票的组织。它的资金96%来自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国际开发署。
国际私人企业中心在阿特拉斯网络提供资金中发挥首要的作用，它是加强该网络的主要力量。从1991年起阿根廷籍美国人亚历杭德罗·查乌芬就领导着阿特拉斯网络，他曾是阿根廷血腥的独裁政权的辩护者。
阿特拉斯网络在巴西的活动
在巴西非政府组织和智库一起工作，以便攻击巴西工党公平分配的政策，操纵腐败的重大丑闻，建立学术中心和培训积极分子，以便在媒体上进行持久的战斗，通过社交网络对发动反叛反对前总统迪尔玛·罗塞夫的大部分活动指明方向，要求推翻她和结束政府的社会福利的政策。
国际媒体将巴西的反叛与美国的茶党运动进行比较，这是由于当地工业家的团体和一个新的极端右派媒体和有阴谋倾向的网络不言而喻的贡献。赫利奥·贝尔特拉奥是高风险投资基金的一名主管，现在领导着米塞斯(接受了极端保守的哲学家路德维格·米塞斯的名字)研究所。他说，由于美国阿特拉斯网络的支持，现在巴西存在着近30个“没有赢利目的”的机构，它们采取行动和相互合作，比如自由大学生和巴西自由运动。
其中可以强调的是：里约热内卢的跨学科人格主义伦理和经济中心是一个阿特拉斯网络为了政治开发宗教根据的宗教智库，这对企业家和交易有利。美国阿克顿研究所的模式复制中心，得到教育秘书贝琪·德沃斯的资助。它的编辑成员包括查乌芬和律师伊维斯·格兰德拉·达席尔瓦·马丁斯，此人为政治上审判迪尔玛·罗塞夫准备了材料和阻止她的继承人米歇尔·特梅尔的论据。
千年研究所是里约热内卢一个法律智库，推动支持解决在巴西自由市场的活动。这个团体2006年建立，得到总部设在本国的一些大公司的资助：美洲银行、梅里尔·林奇公司、苏格兰皇家银行集团、巴西盖尔道集团、巴西阿姆查公司以及在巴西的美国企业集团。在推动反对迪尔玛·罗塞夫总统的街头示威中千年研究所特别积极。
自由研究所是1983年由唐纳德·斯图尔特在里约热内卢成立的，他是一个建筑巨头和自由派积极分子，他的财富大部分是因与在巴西的美国国际开发署在军人独裁期间安排的合同得到的。该研究所是阿特拉斯网络在拉丁美洲的第一批成员之一。部分资金来自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和国际私人企业中心。
“如同是一支足球队：后卫是学术，政治家们是前锋”。在中场是在文化中起作用的人，他们负责操纵媒体和掩盖新闻，以及操纵公众舆论。
支持博客和煽风点火的评论员的团体中有罗德里戈·康斯坦丁诺，如同是巴西的布雷巴特(美国极端右派的新闻网一个首页，公开支持自由和以色列，在2017年访问特拉维夫期间由安德雷·布雷巴特实施)。
康斯坦丁诺用极端宗派主义的说辞分化巴西的政治。他倾向于保持阴谋论，主持自由研究所，推广一种说法，称巴西工党的卫士们是“鱼子酱左派”，拥抱社会主义的富人是“伪君子”，是为了首先感到自己是高级人士，但是实际上他们蔑视自称所代表的劳动者阶级。
思维的“布雷巴特化”几乎是许多精明的方式之一，阿特拉斯网络通过这些方式影响了政治的辩论。
费尔南多·斯楚莱是位学者，与千年研究所--阿特拉斯网络在巴西的另一个智库--有联系的专栏作家，他负责攻击巴西1.7万个工会，指出靠技术和人员可以直接参加由网络信使、脸书和优酷组织的一系列低成本的公共游行(这可理解为民众的参与)。斯楚莱认为，现在的模式--在华盛顿的一批智库由大量的捐款支撑--对巴西来说是唯一的道路。
准确地说阿特拉斯网络的部分活动正是这样：为新的反思团体和思想实验室提供奖学金和补贴，对政治管理和公共关系组织培训班，支持在全世界网络的工作。最近几年提供特别的资金引诱极端右派的自由意志论者通过社交网络和在线视频影响公众舆论。
阿特拉斯网络在阿根廷的活动
思考基金会是阿特拉斯网络在阿根廷的一个分支机构，后来变成了共和建议党，这个政党2015年将毛里西奥·马克里推上了总统宝座。思考基金会和自由基金会--另一个阿特拉斯网络的分支机构--的领导人今天占据着阿根廷政府的关键岗位。但是存在一系列由马克里政府的高级官员领导的基金会，让公共资金流向这些基金会，同时增加来自阿特拉斯网络和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资金。
根据记者的调查，对这个网络还应当加上苏玛基金会(由副总统卡布列科·穆切蒂领导)，安全、正义与发展基金会(市长内斯托·布萨科的)、成长与成长基金会(教育部长吉列尔莫·迭德里奇的)、伯里克利基金会(总统法律顾问罗德里格斯·西蒙的)等。
经济犯罪与资产洗钱检察院2014年曾揭露文化部长埃尔南·龙巴迪将公共资金划拨给思考基金会。同时向司法部门揭露支持马克里的领导人格拉迪斯·罗德里格斯要求那些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得到公共就业的人交“什一税”，以便扩大同一个基金会的资金。
拉丁美洲开放与发展中心(CADAL，根据全球智库指数报告被列入本地区最有影响力的60个智库)与民主和研究机构广播网合作，发起成立瓦克拉夫·帕维尔和拉美分析研究所，由记者费尔南多·拉博达(曾获阿特拉斯网络2006年青年领导人奖)领导，它们的资金都由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通过阿特拉斯网络提供，还得到阿根廷国家拨给的资金。
阿特拉斯网络在洪都拉斯的活动
在洪都拉斯圣佩德罗·苏拉，埃莱特拉基金会是在2009年推翻宪法总统曼努埃尔·塞拉亚的政变之后成立的。基金会的领导人吉列尔莫·佩尼亚·潘廷曾在约翰·洛克基金会--阿特拉斯网络设在北加利福尼亚州的智库--工作过，他组织了该机构的许多讨论会。
现在的洪都拉斯政府已经要求埃莱特拉基金会的支持，包括建立第一批经济发展特区，这是一项有争议的计划，以便让企业的领导人能够操纵某些地区而不关注国家的法律和政治制度。
阿特拉斯网络在委内瑞拉的活动
在委内瑞拉阿特拉斯网络发挥了作用。通过信息自由法律得到的记载，以及由切尔西·曼宁透露的美国国务院的电报表明，美国的政治家们为了利用阿特拉斯网络的智库在一个长期的运动中使委内瑞拉政府不稳定做出努力。早在1998年自由经济知识传播中心(阿特拉斯网络在加拉加斯的机构)就收到美国国际私人企业中心定期的资金支持。这是国家民主基金会拨给该基金会的资金，借口是帮助实现“政府变更”的主张。
在加拉加斯这个基金会得到保守的反对派领导人的支持，包括马丽亚·科里纳·马查多。在2002年发生反对乌戈·查韦斯的文人—军人政变之后，该基金会的领导人签署了建立短时间独裁政权的“卡莫纳法令”。这是阿特拉斯网络的一个智库，它还收到美国政府通过国家民主基金会提供的资助。
2006年的一份电报确认了一项美国驻委内瑞拉大使威廉·布朗菲尔德资助“没有赢利目的”在政治上活跃的委内瑞拉组织的战略，目的是“加强民主的机构”;渗入查韦斯的政治基层组织;分裂查韦斯主义，特别是在国际范围内保护重要的交易。
存在其他的非政府组织和基金会在阿特拉斯网络的架构中工作，如人权组织普罗维亚(得到亿万富翁乔治·索罗斯开放社会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和英国使馆的资助)，公民民间权利协会(从事破坏委内瑞拉武装部队和安全与情报机构的活动)，委内瑞拉社会冲突观察机构在人权领域和国内冲突公民化方面进行工作，得到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资助。
还有“公共空间”直接协调资金的分配和美国国务院2008—2010年对“独立新闻界”(实际上是反对查韦斯主义的媒体)资助的项目，强调保卫言论自由。“委内瑞拉刑事论坛”得到美国“自由之家”的资助，为2014年和2017年在委内瑞拉反对派破坏文化运动期间被指控进行破坏、搞恐怖活动的人进行法律辩护。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会议
据《拦截》杂志报道，拉丁美洲开放与发展中心(一个阿根廷专家的团体)一个年轻的领导人提出一个将阿根廷每个省分类的想法，采用他所说的“经济自由指数”，即利用税收的水平与调控作为主要的标准，以便制造谣言推进自由市场的改革，以类似于美国的战略为基础，包括赫里塔杰基金会的经济自由的指数，在税收政策和调控企业形成障碍的基础上测定国家的指数。
阿特拉斯网络的智库与为了发展非正规的解决办法而组建的“独立的”研究所合作。但是，阿特拉斯的模式更少地集中在提出新的政策建议，而是更多地集中在建立有学术机构信誉的政治组织，将其变成一个为了赢得人心和思想的有效机构。
自由市场的思想，比如削减对富人的税收;减少公共部门并将其置于私人操的控制下;自由化的贸易准则和对总是为征税问题进行斗争的工会进行限制。将更新经济的极端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公共利益的意识形态为了说服群众需要制定的战略。
秘鲁、多米尼加共和国和洪都拉斯的团体的“企业家”在会上为一个类似于美国真人秀“鲨鱼坦克”的格式进行竞争，在美国起始阶段企业曾发挥一种富有和无情的投资者的作用，而不是寻求对资本主义有风险的方面投资。这些实验室的领导人提出了政策的市场思想。
美国和英国的某些先例
但是，正在拉丁美洲扩散的阿特拉斯模式的基础是一种在美国和英国经数十年斗争而完善的方法。英国企业家和阿特拉斯新闻网的创始人安东尼·费希尔想“用自由市场的智库覆盖世界”，其基础是奥地利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论点。
这得到另一个自由市场的思想家、美国人伦纳德·里德的支持，他理解反对有组织的劳动力的艰难战斗，从在纽约的经济教育基金会支持和推动自由市场的思想。在那里自由派的经济学家F.A.哈珀向费希尔提供关于在英国建立自己的非政府组织“经济事务研究所(IEA)”的方法的咨询。
这个经济事务研究所帮助普及赞同哈耶克思想的经济学家的想法，让记者和自由市场的学者联系，通过舆论的栏目、电台采访和会议以正规的方式传播批评。大公司如巴克莱银行、英国石油公司向他们提供大部分资金。
阿特拉斯网络自豪地宣布经济事务研究所“为后来80年代变成撒切尔革命奠定了基础”。撒切尔写道，经济事务研究所创造了“舆论的氛围使我们的胜利成为可能”。与此同时，哈耶克成立了一个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小组，称为“朝圣山学社”。它的成员之一福伊尔纳帮助创立了华盛顿保守的遗产基金会，同时克拉内创立了卡托研究所，这是美国最突出的超级自由派思想的团体。
1981年定居在旧金山的费希尔应哈耶克的要求，准备扩大阿特拉斯经济研究基金会，要求公司的捐赠者们帮助建立一系列更多的小型团体，但是他有一个全球的计划：在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建立极端右派自由意志论者的滩头阵地。有了哈耶克的信件，撒切尔和弗里德曼开始向大型企业家的机构—美国辉瑞制药公司、宝洁公司和壳牌石油公司--筹集资金，大型捐赠者有理查德·穆龙·斯凯夫。经济事务研究所的成功取决于它是一个“公平的”学术机构的观念。
一个阿根廷裔美国人的交易计划
一个反对庇隆的家庭的阿根廷青年亚历杭德罗·查乌芬到了在旧金山阿特拉斯网络的办公室，此前他在格罗夫城市学院学习，这是宾夕法尼亚一所非常保守的基督教学院，当时在阿根廷是军人掌权—1976年文人—军人政变之后。尽管对他来说，“军队因为需要而采取行动，以便避免共产党夺取这个国家”。
1980年26岁的查乌芬收到邀请，成为朝圣山学社最年轻的成员。他到了斯坦福，与里德、哈耶克和其他重要极端右派的自由派人物直接接触。费希尔宣布他已经向查乌芬付款，希望聘用这个年轻的经济学家全日制工作，以便发展在拉丁美洲发展阿特拉斯网络的思考团体。第二年查乌芬在牙买加组织了拉丁美洲思考团体第一次阿特拉斯网络的会议。
在其他的拉丁美洲国家，极端右派的自由主义也逐步找到接受它的听众，其中有军人的政府。在智利在军人推翻萨尔瓦多·阿连德的宪法政府之后，朝圣山学社的经济学家迅速准备了普遍的自由改革的舞台，包括工业和国家养老金制度的私有化。
在整个拉美地区，在夺取了政权的军人的监视之下，极端自由派的经济政策开始扎根。
查乌芬在一次会议上指出，捐赠者不可能为了支付对公众的民意调查而出现，因为这样调查将丧失可信度。“辉瑞公司没有支持对健康问题的调查，埃克森公司没有为关于环境问题的调查付款，但是，极端右派的自由派智库比如阿特拉斯网络的智库不仅可以提出更有可信度同样的调查，而且它这样做的方式得到媒体的覆盖，捐赠者也看到了这一点”。
1991年在费希尔去世三年以后，查乌芬执掌阿特拉斯网络。菲利普·莫里斯公司向阿特拉斯网络提供正常的捐款，包括1994年对这个团体的大笔捐款，这是几年以后在国际的争吵中由智利的记者透露出来的，记者们发现由阿特拉斯网络支持的思考团体谨慎地从事院外说服的工作，反对对烟草的调控，但没有透露烟草公司提供资助的情况。
超大型公司如埃克森美孚公司、万事达公司都是阿特拉斯网络的捐赠者，它们的“威望”来自极端右派自由意志论的突出人物，比如与投资者约翰·坦普利顿和亿万富翁查尔斯·大卫·科赫兄弟有联系的基金会的人物。这样许多保守派的基金会和非政府组织开始繁荣起来。
查乌芬是“献血者的信任”基金的创始成员，这是一项专用基金，已经向极端右派的自由意志论的组织分配了4亿多美元，包括阿特拉斯网络的成员。同时是弗吉尼亚追逐基金会的遗产受托者。除了企业家捐赠者，还有来自美国政府的资金。国家民主基金会为建立“没有赢利目的”友好的组织有困难，发现其解决办法在“独立的”阿特拉斯网络。
在与查乌芬举行的一次报告会上，自由基金会(阿特拉斯网络在阿根廷罗萨里奥一个思考团体)的主席亚拉尔多·邦乔瓦尼指出，1985—1987年间，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提供了100万美元作为国际私人企业中心的起始资本。阿特拉斯网络做到将这些美国纳税人的钱通过国家民主基金会和国际私人企业中心变成它日益发展的网络一个重要的资金来源。这个中心的现金受益者中有委内瑞拉的自由经济传播中心。
当唐纳德·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的时候，查乌芬受到启示。特朗普政府里充斥着与阿特拉斯网络有联系的团体的前学生和该网络的朋友。塞瓦斯蒂安·戈尔卡是特朗普反对恐怖主义和排斥伊斯兰的顾问，他在匈牙利曾领导过一个得到阿特拉斯网络支持的思考团体。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出席过阿特拉斯网络的一次活动。教育部长贝琪·德沃斯和查乌芬曾非常亲近，领导着密歇根的思考团体埃克顿研究所，它发展宗教的论据支持极端右派自由论者的政策，现在它在巴西有一个分支机构：伦理跨学科和人格主义经济学中心。但是今天该架构的主要人物是朱蒂·谢尔顿，她是阿特拉斯网络主要的成员和经济学家，在成为特朗普竞选运动的顾问之后，曾经负责国家民主基金会。查乌芬指出道路已经划定：需要更多的思考团体，更多的努力以便打败左派的政府，阿特拉斯更多的崇拜者和学生在全世界已经提高到政府的最高水平。(阿拉姆·阿罗尼安和阿尔瓦罗·维尔兹·兰赫尔是通信和民主观察机构、拉丁美洲战略分析中心的共同负责人)
(《环视视野》摘译自2017年10月9日西班牙《起义报》，原载厄瓜多尔拉美社网页)
链接：西媒：面对危机加剧拉丁美洲正在寻找自己的道路
吉尔伯托·洛佩斯 魏文编译
危机，一个又一个模式耗尽，咬伤“尾巴”，拉丁美洲似乎从来没有这样更加迷失方向。迅速观察已经暴露的局面，从在墨西哥不能中止暴力到中美洲北部构成所谓三角地区(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国家的破坏，最近哥伦比亚政府与“革命武装力量”游击队之间达成和平协议，厄瓜多尔和秘鲁从今年政府更替以来出现的紧张，玻利维亚一个稳定的政府屈从于保守派经常的压力，在智利结束独裁以来政治进程的结果引起人们的不满，在巴西罢免迪尔玛·罗塞夫总统后出现的混乱，对那次罢免的政变性质今天很少人怀疑。
委内瑞拉和阿根廷的形势
在本地区有两项计划，这就是委内瑞拉的计划和阿根廷的计划。
委内瑞拉人将于下周日选举全国23个州的州长。此前反对派在过去的议会选举中获得压倒性的胜利，查韦斯主义后来在严重的经济环境中制宪大会选举中获得大胜。这是明年总统选举之前进行的选举。三个月以前反对派曾经通过在街头的造反想推翻政府遭到失败。
9月21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白宫会见了他的巴西、哥伦比亚和巴拿马的同事以及阿根廷的副总统。他们所有的人在对委内瑞拉的政策上是一致的。正如委内瑞拉资深记者何塞·维森特·兰赫尔(前副总统)所总结的那样，这是企图将总统马杜罗赶出观花宫(委内瑞拉总统府)。
相反，阿根廷作为要继续的模式被推了出来。美国前总统贝拉克·奥巴马在离任之前对拉丁美洲最后一次访问中，阿根廷是他在本地区第一个访问国家。奥巴马在离任以后再次来到阿根廷，成为“先进的领导能力基金会”在科尔多瓦城(距布宜诺斯艾利斯西北700公里)举行的关于“绿色经济”峰会的“明星”。奥巴马会见了阿根廷总统马克里，他重申阿根廷总统“重新将他的国家与世界联在一起”，他认为这“对保持它的领导地位是至关重要的”。
将阿根廷与世界重新联系首先做的事情是向“秃鹰基金”支付了46亿多美元债务。为了这个和为了面对与世界联系的挑战，马克里发行了150多亿美元的债券。同样的道路曾经导致阿根廷违约，造成与“秃鹰基金”的问题。
奥巴马出现在阿根廷关于“绿色经济”的峰会上也是一场有风险的赌注。这在美国内外向奥巴马提供了红利，因为这让他重新要求被他的继任者(特朗普)抛弃的气候变化的议程。
但是，在阿根廷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之一是对大豆产量的增长失去控制。“在阿根廷转基因大豆这种作物扩张13年以后，社会环境的后果是一场真正的灾难”。八年以前在“国际关系和发展政治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已经指出这一点。“喷药的影响，砍伐山林，驱赶农民，缺乏粮食，洪灾和旱灾，新的疾病，这些在新闻中时常看到，但是只有在某些可选择的媒体上才出现与‘大豆化’有关的报道”。
阿根廷种植大豆的面积达到1800万公顷，占全国播种面积的60%以上。年复一年，每个大豆收获季节为我们的土壤带来数千吨营养素;但是大量有毒农药对居民的健康造成重大的影响;在阿根廷每年砍伐20多万公顷山林以便推进农业的边界，从根本上说这是为了单一作物大豆的扩张。这种作物为少数生产者提供了巨额利润。可是这个并不是奥巴马出席的关于“绿色经济”会议的议题。
在巴西的丑闻
阿根廷大豆生产的模式没有被内斯托和克里斯蒂娜两届政府扭转。同样巴西是拉丁美洲另一个大豆生产大国，巴西工党的政府也没有扭转它。
经历一场只有很少先例的危机，主要的政治领导人被指控犯有腐败罪，米歇尔·特梅尔政府的生存只是因为总统向不得不进行反对总统的政治审判投票的众议员让步得到好处。这些让步当中有所谓“乡村主义者的席位”，负责加速扩大砍伐森林，扩大畜牧业和开发大豆种植。
本周巴西外交部长阿罗伊西奥·努内斯·费雷拉紧急罢免了巴西驻纽约的副领事胡利奥·德奥尔维拉·席尔瓦，这个年轻的外交官9月26日公布他与巴西一家有名的杂志《首都的信》的第一次合作。文章的题目是“特梅尔与欠发达的计划”，席尔瓦认为“最近七年巴西经济在采矿业活动方面进入国际(市场)遭遇严重的后退”。他以在巴西的政治中总统两次到中国旅行发生的事情为例。第一次是2011年迪尔玛·罗塞夫总统对中国的访问，席尔瓦负责在北京组织一场交易的讨论会。罗塞夫总统带去一个重要的企业家代表团，席尔瓦回忆巴西的经济学家塞尔索·福塔多(已去世)，认为欠发达是一项计划，不是行程中的一个事件。“仅是出售大豆和铁矿。建设贸易的喷气机(巴西航空工业公司)，出售信息技术服务(巴西信息通信技术协会)，将我们的装配工业(马可波罗，安法维亚)和我们的机械工业与装备国际化需要努力”。席尔瓦认为，巴西工党的政府“不懂得这些努力的重要性”。
相反，在特梅尔不久前对中国的访问中，没有主权国家的双边会晤，巴西“作为一个大国殖民地”出现。私有化和转让计划的名单是现在的经济班子的灵丹妙药，将会确实受到中国人的评估。席尔瓦回忆说，代表团中唯一的企业家也许是“大豆之王”布莱罗·马吉。席尔瓦的文章说，特梅尔与私人部门的关系是一种个人的关系，而不是机构的关系，并不代表对企业的支持，而是对某些企业家的支持。
外交部长费雷拉对这篇文章的回答是发表后的第二天决定罢免席尔瓦的职务，命令他回到巴西利亚(巴西首都)。罗德里戈·马丁斯回忆，巴西外交部的传统是鼓励发表关于国际形势的文章和评论，在许多情况下批评政府的政策。
席尔瓦在纽约评论外交部长的决定时说，“我和我的上司都感到吃惊，没任何人通知我任何事情，我是从媒体上得知的”。巴西前驻哥斯达黎加大使塔德乌·瓦拉达雷斯评论说，“对那些试图建设一种职业的、民主的和共和生活的人来说，伊塔马拉蒂(巴西外交部)已经被打碎了”。
在这种让人非常泄气的情况下，对于我们这些看法不一致的外交官来说，这是最大的耻辱的一部分，是国家和社会的危机，是文化和政权的危机，是巴西大多数居民生活条件受到破坏的一部分。
(《环球视野》摘译自2017年10月10日西班牙《起义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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