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佩特拉斯 魏文编译
美国有最高的不平等指数，最高的死亡率，最倒退的税收，对银行家和亿万富翁的公共补贴最多，超过任何其他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检查不平等的社会--经济根源和财富的集中与劳动者和工薪阶级(收入)倒退之间的关系。
用所有的方式逃税是亿万富翁的财富最经常的来源。与媒体对交易有利的宣传所说的事情相反，67-72%的公司在收到信贷和免税之后没有交一分钱……与此同时，劳动者支付的税收占他们收入的25—30%。少数公司支付的税率为14%。
根据美国国内收入服务机构(IRS)的统计，亿万富翁的逃税数额上升到每年4580亿美元，根据这种温和的估计每两年公共收入的损失几乎达到1万亿美元。
美国最大的公司在国外的“税收天堂”保存2.5万亿美元，它们在那里不交税，或支付最低的税率不到10%的税收。
与此同时，处于危机中的美国公司从14.4万亿美元公共资金的援助中受益(全球最大的财经咨询服务提供商彭博公司申请12.8万亿美元)，这些资金是靠美国财政部和美国联邦储备之间的结合得来的，大部分来自美国的纳税人，他们当中大部分是劳动者、职员和退休人员。
银行家们从用公共资金进行的拯救中受益，投资没有利息或是低息贷款，赚了数十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来自劳动者阶级住房抵押贷款的实施。
通过有利的司法决议和非法抵押贷款的实施，银行家们剥夺了930万个家庭。有2000多万人丧失了他们的产权，这经常是因为非法的债务或诈骗。
少数金融的诈骗者包括华尔街主要的银行(高盛公司、J.P.摩根银行和其他银行)的高管人员支付了罚款，但是没有任何人因为巨额诈骗而入狱，而他们的诈骗造成了数百万美国人的贫困。
存在其他的银行家诈骗者，比如现在的财政部长史蒂夫·姆努钦，他靠在加利福尼亚发放数万套住房的非法抵押贷款而发财。某些诈骗犯受到审判，但是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由于民主党领导人提供的帮助，所有的诈骗犯都被免除刑罚。
美国硅谷和亿万富翁们有新的逃税方法，利用在国外的“税务天堂”和国内的减税。这增加了他们的财富和公司的利润，在当地支付给手工劳动者和服务人员的工资只是贫困门槛的水平。硅谷的高管们“赚取”的钱是生产部门劳动者收入的数千倍。由于种族的区分，阶级的不平等显得突出：白人亿万富翁以及中国人和印度人的富翁剥削非洲裔美国劳动者、拉美裔美国人、越南人和菲律宾人。
聚集在商业团体比如沃尔玛的亿万富翁剥削劳动者，付给职工可怜的工资，向他们提供很少的福利或是什么也没有提供。沃尔玛每年获得160亿美元的利润，正是因为只付给它的劳动者们每小时10至13美元的工资，他们依靠州和联邦的救助以便向贫困的家庭提供医疗服务(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共同提供资金，由州政府管理，它有决定谁可以加入该医疗服务计划广泛的权力，资金有限)和食品券。亚马逊的财阀杰夫·贝索斯残酷剥削工人，每小时只传给他们12.5美元工资，与此同时他已经积累了800多亿美元的利润。UPS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每年收入1100万美元，剥削他的工人，每小明只传给他们11美元的工资。联邦快递的首席执行官弗雷德·史密斯年薪1600万美元，也只付给工人每小时11美元的工资。
不平等不是(采用)“技术”的一个结果，也不是“教育”的结果—当代的委婉说法造成了对统治阶级优越地位的崇拜—如同你喜欢说自由派和保守的经济学家和记者那样。不平等是低工资、公司的巨额利润、金融诈骗、亿万富翁逃税和将数十亿公共财富交给公司的结果。统治阶级通过掠夺国家的国库和劳动者阶级，控制着开发国家的“技术”。在生产部门资本主义对劳动者的剥削支付低工资，向合伙的亿万富翁的慈善基金会提供数十亿美元，以便利用逃税的另外一种形式：“捐款”，磨亮他们的公共形象，这有助于提升他们自己的重要性。
劳动者在教育、医疗、公共和社会服务上支付不成比例的税收，补贴了亿万富翁。
在军备工业和聚集在安全和雇佣兵的团体，亿万富翁收到联邦预算提供的7000多亿美元，与此同时有1亿多美国劳动者缺乏适当的医疗救助，他们的孩子在被破坏的楼房里上学。
劳动者和头目：死亡率
亿万富翁和他们的家庭享受比劳动者更长和更健康的寿命。他们不需要医疗保险，也不需要公共医院。一个首席执行官比一个劳动者平均多活十年，多享受20年以上的健康生活条件。
私人的医疗救助向他们提供更先进的和可靠的治疗，包括提供更有效的药品，这帮助亿万富翁和他们的家庭在更好的条件下活得更长。为他们服务的一般医疗服务的质量和负责的专业的工有很强的能力，这与其他的居民所拥有医疗服务形成尖锐的对比。这种情况在美国的医疗救助中制造了种族隔离或者说是分裂的制度。
劳动者受到医疗系统的虐待和治疗：他们得到的医治是不适当的，是无能的;没有经验的医生助理表面上的救助，结果让劳动者成为实际上扩大过度用药的受害者，让他们服用麻醉品或其他让人严重上瘾的药品。这些没有能力的“专业工”开出过多的处方药，以重要的方式造成劳动者过早死亡，鸦片类药物服用过量的情况增多，因为服药上瘾造成的残疾增加，劳动者下降到贫困状态，许多时候这本身带来家庭的丧失。这些不负责任的做法为精英们的保险公司创造了丰厚的补充利润。当劳动者受伤、生病、成为残疾人或是因药物上瘾而离开医疗制度或死亡的时候，这些公司可以中止发放抚恤金和逃避医疗保险的责任。
劳动者和他们的家庭成员预期寿命的下降对华尔街和金融的媒体来说是一个值得“祝贺”的理由。从1999年到2015年因服用鸦片类药品造成死亡的劳动者达到56万人，这造成领取工资的工人的预期寿命下降，对华尔街和社会保险机构来说减少了支付抚恤金的责任。
不平等是积累起来的，影响到几代人和社会的阶层。亿万富翁的家庭，他们的子女和孙子继承数十亿美元。他们上学有特权，到最有威望的诊所看病;他们很方便与同样有特权的人恋爱，与那些将财富联合在一起和形成更大的金融帝国的人相联系。他们的财富帮助他们收买对自己有利的媒体的报道，甚至是顺从，保障他们得到最有影响力的律师和会计师，以便掩盖诈骗和逃税。
亿万富翁聘用革新者和有商务证书的经理人员，以便创造新的削减工资、提高生产率和确保加深不平等的新方法。亿万富翁们不必是最出色的人，也不必是最能革新的人，因为很简单，他们能够在“自由市场”上聘用这些天才，也可以随意抛弃他们。
亿万富翁们收买其他人，或是联合其他人，组成互相联系的董事会。银行，信息技术，生产，保存，食品，零件，药物实验室和医院都直接与政治精英有联系，这些精英通过“旋转门”出来，以便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国财政部、华尔街的银行和有威望的律师事务所聚会。
不平等的后果
首先，亿万富翁们和他们政治的、法律的和公司的合伙人对政党进行控制。任命政党的领导人和所有在关键的岗位上发挥作用的人，以确保预算的政策措施增加他们的利润，损害群众的社会福利，削弱民众组织的政治权力。
第二，将经济危机的重担转移到劳动者的肩上：将他们赶走，重新聘用他们在部分时间工作，作为临时劳动力。通过支付税收提供的公共资金进行拯救是亿万富翁收到的补贴，这是由于存在认为对于失败来说华尔街的银行过于庞大，劳动者为了保卫他们的工资、劳动和生活标准过于软弱的理论。
亿万富翁收买政治精英，任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当局，他们的任务是制定冻结或减少工资的政策，削减公司的义务，减少公共医疗，通过将公共企业私有化增加利润，为将公司转移到工资和税收更低的国家提供便利。
结果是劳动者--收到按小时或月支付的工资--组织起来的更少了，他们的影响更小;工作更多但挣钱更少，在劳动的地方遭受更严重的劳动不安全和受伤(身体的和思想的)更多，陷入恶化的境地和造成残疾，离开医疗制度，他们更加穷困，提早死亡。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为亿万富翁的阶级提供了难以想象的利润。甚至药物上瘾和死亡也成了利润的来源，如同奥斯康定(止痛药)的厂商塞克勒的家庭可以见证的那样。
亿万富翁们和作为他们的侍从的政治家认为，倒退的税收制度激化将增加投资和工作岗位。而数据说的是另外的情况。返回的利润大部分用于购买本公司的股份，目的是增加他们的投资者的利润;而不是投入生产性经济。亿万富翁的团体明白更少的税收和更多的利润就等于公司更多的采购(更多的集中)，更多地转移到工资更低的国家。实际上，税收少于税率所表明的一半，这是财富和权力的集中激化的一个主要的因素，这两者互为因果。
公司的精英们，硅谷--华尔街复合体的亿万富翁们对在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总统的统治下，他们“珍贵的”的不平等得到保障和扩大相对地表示满意，与此同时他们继续生活在“美好的时代”。
远离亿万富翁的精英，当地的资本家也要求在基础设施上有更多的公共投资，以便扩大国内的经济，减少税收以便增加利润，有更多的国家补贴以便增加对劳动力的培训，与此同时减少对公共医疗和教育的资金。他们没有意识到此事包含的矛盾。
从另外的方式来说，国家的和国际的资本家阶级作为一个整体，追求同样的倒退的政策，他们在为了增加自己的利润的斗争中推动不平等。
1.5亿领取工资的纳税人被排除在社会--政治决定之外，这些决定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工资、就业、税率和政治的代表性。他们明白或至少阶级的体制如何运行的经历。大多数劳动者了解不公正来自虚假的“自由贸易条约”和倒退的税收制度，它把大多数劳动者压得喘不过气来。
但是，劳动者的绝望和敌视却直接聚集在反对“移民”和反对在“自由”的伪装下，“自由派”支持进口廉价和技能低的劳动力。进口劳动力为掩盖一项有助于降低美国劳动者的工资、福利和生活条件的政策服务，不论是在技术上，还是在生产部门，这个形象在“政治上是正确”的。另一方面，有钱的保守派反对在“法律和秩序”的伪装下和为了降低社会支出的移民--尽管事实是他们所有的人都在使用保姆、家庭教师、护士、医生和花工的服务。他们的仆人如果适当的话，也可能被遣返。
为支持或是反对移民提出的问题，逃避了对劳动者阶级的经济剥削和社会堕落的原因：亿万富翁的阶级和政治精英的联盟。
为了扭转这些倒退性质的实践，逃税，低工资和麻醉药品和其他可以预防的原因造成的死亡率的增加--让保险公司和制药工业赚取过多的利润--需要组成将劳动者、退休人员、学生、残疾人、被驱赶的公民、债务人、半失业者和移民联系在一起的联盟，成为一支统一的政治力量。
说到这一点比做到它更容易，但是至少必须试图这样做。所有的一切绝对都在博弈：生活、健康和幸福。
(《环球视野》摘译自2017年0月11日西班牙《起义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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