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反对特朗普的选民将他视为黑人总统的顽固反对者:他将奥巴马说成是非洲的非法移民，同时将奥巴马的政策和“避难城市”(sanctuary cities)的政策视为种族和民族分裂的政策。但是，在另一些选民那里，对特朗普的支持则意味着对奥巴马所谓的“希望”以及希拉里与反劳工政策的关联感到失望。
与此同时，特朗普对希拉里的性别的攻击是肤浅的，但结果却使更多接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妇女将票投给了特朗普，而不是希拉里——这一事实使一些观察家感到震惊，因为特朗普公然宣扬性别歧视，而长期预测也表明，他会因失去女性选民而毫无悬念地输掉大选，但是这一幕并未出现。也许是三种现象共同造成了这一结果。第一，一些白人对其日益下降的谋生能力怀有普遍的焦虑感，更别提在与美国移民和海外劳工竞争的情况下实施退休计划或在房屋市场促进净资产收益了。第二，白人妇女怀有一种特别的焦虑感，(不无理由地)认为自己的地位受到了极大的威胁。第三，源于奴隶制时期的种族矛盾长期植根于工人阶级中;当时，奴隶主用黑人劳工压低白人工资，而在《解放黑人奴隶宣言》颁布后，贫穷的黑人再次拆了白人劳工的台。这些历史问题为现实埋下了伏笔。白人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选民易受一种偏执叙事的影响，因为他们的特权——一直以来都以牺牲他人为代价取得，但同样遭受着资本的剥削——自1980年代以来一直受到损害，而2008年以来更是遭到新的沉重打击。因此，他们很容易受到特朗普竞选时的种族主义基调的影响——黑人、拉美人或穆斯林想得到我们的工作;如果得不到工作，他们就想从我们的税收中获取福利;如果得不到我们的工作和税收，他们就会企图通过战争和各种花招搞垮我们伟大的国家。这一点，加上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不尽如人意的结果所导致的人们对美国海外地位日益下降的认知，再加上对中国崛起和俄罗斯复兴的大肆宣扬，共同造就了不满和担忧的氛围。
把这种情况描述为民粹主义是错误的，因为事实上，特朗普并未赢得大多数选票，他的支持率一直在30%—40%之间。他上任以来用以改善经济的政策不可能惠及那些出于失望而将选票投给他的经济上的弱势群体。的确，许多人之所以投票给他，是因为他们对制度感到失望，他们在希拉里身上看到了这一制度的人格化表现。希拉里第一次败选是因为工会在初选中支持了奥巴马———劳工对希拉里的丈夫在担任总统期间的记录感到不满，因为他解散了联邦雇员工会并促成了NAFTA，从而进一步损害了工人的收入和工会的价值观。实际上，这是桑德斯的突破口，他以左翼的面目竞选，迫使希拉里在初选时否认TPP——一项反映她和她丈夫长期执政理念的核心政策。这样的发展态势，与表明希拉里和华尔街大佬们暗通款曲的“邮件门”事件关联在一起，使得希拉里看起来不可信、不诚实，而特朗普无论是有意为之，还是一反常态，都没能做到“政治正确”。不出所料，大批选民投票给特朗普，旨在真正“打破”现有的制度。对希拉里不利的因素还有，她无法与特朗普的“品牌”或他操纵媒体的能力竞争，面对暴露自己丑闻史的长长的公开记录(虽然这些丑闻并不具有太大的毁灭性，但却很可能使她丧失边缘选票)，她脆弱不堪。此外，关于俄罗斯干预大选一事，对特朗普的指控既未被证实，也未被量化;但在这一点上，似乎很明显的是，希拉里方面出了问题，或许是民主党服务器遭到黑客攻击，导致秘密竞选备忘录令人尴尬地泄露出来，从而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了她的竞选活动。最后，大量选民之所以情愿忽略特朗普荒谬的选战，是因为他们似乎将其视为一种元报道(meta-commentary)——而非他们所鄙视的政治文化的拙劣模仿——接受了下来。再说一次，这更像是反政治，而非民粹主义。
使人容易将这次选举理解为民粹主义之表现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在过去的30年中，共和党人在国家议会选举中投入大量资金，使得共和党有能力改变选区，而这反过来又在国会中形成了微弱但却有效的多数和有利的选举人团名额分配。的确，特朗普正是通过选举人团而非普选票赢得了大选，他的胜利果实得到巩固也是因为他所在的政党现在控制着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
可以肯定的是，如前所述，特朗普的一些核心支持者之所以支持他，是因为某种特定的思想诉求将他们与特朗普联系起来，也将他们与自己狭隘的美国价值观联系起来，但是，即使是这些核心支持者也存在着分歧。例如，他们并非种族主义者和仇外者，并非潜在的财阀或文化精英，并非机会主义者，而只是基于种种原因对其他政治选项感到不满。在所有的选民中，反对奥巴马签署健康保险计划的甚至不超过半数，事实上，他的支持率一直比特朗普现在的支持率高得多。尽管相当多的工人阶级选民支持特朗普并助他在威斯康星州、密歇根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取得了关键性胜利，但最后，支持希拉里的工人更多。
在这一点上，认为特朗普巧妙地拼凑了一个由不同利益群体组成的联盟，并在没有赢得普选票的情况下战略性地赢得了选举人票的想法，是一种不成熟和有点不切实际的想法。在获胜之前，他质疑选举人团的民主合法性;获胜后，他又坚称，希拉里普选票领先是选民舞弊造成的。
我们尽可以说，特朗普因势赢得了大选，或希拉里因同样的原因丢掉了大选。但这样说就是意味着，这样的选举活动给了选民真正民主的选择。然而，我们很容易忘记，这场选举的大输家除了照旧有工人阶级和下层阶级外，还有桑德斯。尽管特朗普可能使用了肮脏伎俩或至少从中获益，但是希拉里滥用权力、通过操纵初选挫败桑德斯的家长式作风也被当成了阻挠特朗普的必要手段。同时，正如被泄露的希拉里华尔街秘密谈话所表明的，希拉里同样是大财团利益的捍卫者，而这些利益与特朗普、奥巴马或布什所捍卫的利益没有什么根本区别。当特朗普说希拉里有、而他没有的一件事就是性别差异时，他说的并不全错。事实上，这句话被希拉里竞选团队大做文章，将它作为投票给她的有说服力的理由，就好像玛格丽特·撒切尔、安格拉·默克尔或现在的特蕾莎·梅单单从性别上讲就更具进步意义，同时又比其政治队伍中的男性少了些精英主义。
奥巴马在其总统任期内也遭到了同样的批评。就特朗普无端中止或重新制定与奥巴马有关的政策——如《平价医保法案》(Affordable Health Care Act)等——来说，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平价医保对于很多美国人来说实际上仍然无法负担，或者说，这一法案给工人阶级家庭造成了负担，而它在总体上给医保行业带来的好处要超过被迫为它买单的人。奥巴马制造的战事、对中国的挑衅、在利比亚、叙利亚、乌克兰和其他一长串热点地区的干预行动，以及他对移民和少数族裔不温不火的支持，只有通过比较才能看到进步性。考虑到美国种族关系的历史，在美国选举一位黑人总统无疑是重大的历史平衡的成果，但是我们能说作为贫穷的或工人阶级的美国黑人，他们生活在奥巴马八年任期结束时比生活在小布什任期结束时要更好一些吗?最终，一种宣扬候选人的种族或性别的身份政治只不过是在政治上扮演了黑人的角色，它取代了对工人阶级所面临的错综复杂的问题的有力支持。希拉里竞选团队认为她比桑德斯——一个犹太白人兼公开承认的社会主义者——更加进步，也更加务实，这种做法是精英特权的标志。
特朗普的伪民粹主义可能会失败，因为美国的决策受到保守主义机制的制约，而这些机制是伪装成政治实用主义的发达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特朗普无法如其所承诺的那样，使美国劳工免受国际竞争(或自动化程度不断提高)的影响;他也无法像他的前任们那样，以美国军事力量相威胁，从而有效谋求更好的国际地位。也就是说，特朗普的政策不可能让中产阶级重回经济健康发展的轨道，也无法扭转美国在国际上的衰落局面。然而，就这两个方面来说，他会通过放弃美国多边自由贸易协定而转向双边谈判的策略，努力创造一些可度量的业绩，无论它们多么微不足道。因此，特朗普放弃了TPP，同时宣布，只要有可能，他将就NAFTA和其他贸易协定进行重新协商。这可能会在短期内促进协议的制定，因为一些比之前小得多的经济体将单独站在谈判桌旁，同时相互制衡。然而，这些做法可能会鼓励对抗美国的地区合作，并破坏美国的安全部署，从而损害这些短期利益。
基于所有这些，我们必须承认，以现代右翼形态呈现的民粹主义政治一般包括对特定种族、文化和/或经济利益的民族主义诉求，并且常常利用其政策调解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利益，尽管总的来说对前者有利，但有时也会将其妖魔化。在某种程度上，特朗普的诉求符合这一模式。我们惊讶地看到，曾是“媒体精英”的特朗普对媒体的运作要比希拉里有效得多，但他却攻击“媒体精英”。但是，他已经开始支持他在选战中所反对的立场了。
在《城邦与人》(City and Man，1964)中，列奥·施特劳斯在论述亚里士多德的文章中指出，在当代美国，更高的政治道德作为一种社会价值，已经通过以市场为基础的大众民主沦落为文化媚俗。媚俗的结果是在市场上出现了普遍的虚无主义，换言之，就是大量的浅薄表现———没有什么是为了展现和保护更高的道德权威，只有资本的积累(即使不是资本的分配与再分配)才受到实质的或特别的重视。
施特劳斯的文章深受弗里德里希·尼采的影响，但米歇尔·福柯在法兰西学院演讲时对“主体解释学”(hermeneutics of the subject)的“哀悼”———他断言政治和经济已经被限定在市场逻辑和市场文化所许可的范围内———就很难说是这样了。[Michel Foucault，The Hermeneutics of the Subject，Gra- ham Burchell( trans. ) ，New York: Picador，2005，p. 501 . ]市场吸收和包容差异，但它是以表面的、异化的形式表现差异的，其代价是福柯在个体层面和社会层面所描述的对自我关怀的无能为力(inability to care-for-the-self)。因此，虽然选民可能会看到一场由经过精心设计的不同风格的事物构成的盛况，但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与生产、消费及其相互关系有关的客观事实，而且在这个框架内没有任何选择的权利。所以，即使有人利用了民粹主义的把戏，但同化各党派和候选人个人的还是文化和经济。
我们可以从施特劳斯和福柯那里得到的一个观点是，政治民粹主义自始至终都受到与资本利益相一致的市场经济的支配。福柯在悲观中死去，部分原因是因为他的事业从未创造出有意义的政治，以推动他认为必要的那种解放，但更根本的原因是，他不再确信这样的政治是否还有可能。他在对他的最后访谈中重新回到了尼采，认为自由的唯一可能性或许可以在摆脱了物化自我的自我自由中找到，这种自由既摆脱了日益狭隘的意识形态谱系，同时也排斥另一种对抗形式的意识形态谱系。[Michel Foucault，The Final Foucault，James Bernauer and David Rasmussen ( eds. ) ，Cambridge: MIT Press， 1987，pp. 19 - 20.]然而，施特劳斯政治观点的解读者和实践者大都信奉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政治，信奉为了精英和大众的最高利益而由精英操纵大众的政治，诸如此类的观点在里根以来的历届政府中都有明显反映，而在小布什当政期间尤其明显。[Earl Shorris， “ Ignoble Liars: Leo Strauss， George Bush，and the Philosophy of Mass Deception”，Harper's Magazine，June 2004，pp. 65 - 71. ]
然而，这种悲观主义是没有必要的。
左翼历史学家和社会评论家托马斯·弗兰克(Thomas Frank)断言，许多美国人向往真正的民粹主义，但却不知道当它出现在眼前时如何识别它。需要强调的是，对弗兰克而言，民粹主义并非右翼的骚动，而是一种更加左倾的、进步的正义追求，它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美国中西部地区常见的民粹主义运动相似。[Thomas Frank，What's the Matter With Kansas? New York: Henry Holt，2004. ]他特别强调指出，美国中西部地区———包括俄亥俄、宾夕法尼亚、密歇根和威斯康星———遭到破坏的工人阶级城市如今全都投票支持特朗普并帮他赢得了选举人票。弗兰克特别提到了民主党的“达沃斯意识形态”(Davos ideology)，他称之为对工人阶级价值观的背叛，但这种意识形态却使特朗普这样的伪民粹主义者得以崛起并获得胜利。[Thomas Frank，“The Democrats' Davos Ideology Won't Win Back the Midwest”，The Guardian，April 27， 2017 . ]弗兰克认为，为了下一次的胜利，民主党需要发动一场以工人利益为旨归的真正的民粹主义选举，但这很难实现(尽管有桑德斯)，因为像共和党人一样，许多民主党人是由更愿意延续现状的现存政治经济势力所支持的。
世风日下，美国正走向衰落。全球变暖等其他的压力正在向人们表明，必须做出根本性的(即使不是革命性的)变革。全球工人阶级和环境的脆弱性日益凸显，现有的政治经济秩序无力保障稳定，更不用说生存了，这种脆弱性和无能为力的状况很可能正在达到极限。美国文化价值观中真正的转变尚未到来，但是它仍然有可能到来，即使它来得太晚，以至于无法扭转美国的命运或资本的命运。我们甚至可以得出结论:只有当美国中西部的工人丢掉怀旧情结，并明白与华尔街那些进行幕后操控的同胞相比，他们的命运与“全世界工人”有更多的共同之处时，真正的民粹主义才会到来。
【原载《国外理论动态》2017年第7期，原标题：“美国价值观发生了民粹主义转向?来自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约瑟夫·G·马奥尼(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译者：张永红(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