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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枪击事件频发背后存在利益集团的博弈

费尔南多·加西亚·比尔萨 · 2017-11-22 · 来源:环球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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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在明显的证据表明美国没有能力严肃地处理用武器的暴力问题,尽管多年来存在一场关于控制武器的辩论。

  刚刚在德克萨斯的一个小教堂里杀害了一半教民,其中有8名未成年人。一个月以前一名枪手没有任何理由在拉斯维加斯一场音乐会期间向2.2万听众的人群扫射,打死58人,另外500人受伤。凶手用的便携式42步枪、轻机枪和其他武器(以及数千发子弹),都是在事件发生前8个星期合法购买的。

  在美国每年都发生数十起这类事件。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在科隆比纳中学(12名学生和一名教师死亡,科洛拉多州,1999),桑迪·胡克小学(20名孩子死亡,康乃狄克州,2012),极光影院(12人死亡,70多人受伤,科洛拉多州2012),查尔斯顿教堂(9人死亡,南卡罗尼纳州2015),普尔塞·德奥兰多迪斯科舞厅(49人死亡,2016)等。屠杀的名单继续不断增加,直到社会接受辩论和颁布对武器最合适的控制。

  但是,当死于警察手中的黑人增加的时候,面对使用致命武器的扩散和如同前面提到的大规模屠杀,政府表现得没有能力面对问题,无力履行它保护公民的基本职能之一。

  结果无疑是美国遭受连续射击和大规模暗杀的流行病,越来越残暴和影响巨大。在使用武器进行的谋杀已经下降的同时,最近十年或十五年用射击进行的大规模屠杀的频率和严重性增加了。

  尽管这部分来自一部漫长的历史和总是以暴力的种族主义为标志的文化的延长,这从向西部扩张和几乎让土著的印第安居民灭绝的日子以及三K党(Ku Klux Kan)和其他组织的私刑处决就开始了,这类事实并没有远离极端的分化,现在社会的衰落和国家广大阶层道德的破坏。

  民意调查指出,绝大多数美国人支持更多地对出售和拥有武器的控制,主张禁止那些更致命的武器。

  但是,尽管是少数,很多人也主张有携带武器的权利,目的是进行运动狩猎,或是面对犯罪进行自我保护,某些人幻想面对暴力的流行病能够保护自己。背后是在这件事情上和对华盛顿采取的决定有势力和有影响力的少数在鼓励和操纵。

  这些人在有影响力的全国步枪协会(NRA)有他们强大的势力,根源是狩猎的权利和运动,他们插手国内生产武器的强大部门的政策。现在美国有3亿件武器在私人手里。数据表明那些使用武器进行狩猎的人的比例并不高。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人均武器有如此高的比例,没有如此多的由武器造成的死亡。

  现在为了战争目的设计的武器可以通过因特网向个人出售,在很多武器商店里(对出售武器)没有更多的条件也不进行有效的控制。这是近年来暴力浪潮发生的部分原因,公民对此感到愤怒,正是这些人定期在学校、商业中心和其他公共场所进行连续射击和进行“人的狩猎”。根据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报告,从2001年到2013年在美国国内因武器造成的死亡406496人,或者说每年死亡3万人。

  这类事件更高的频率不只是令人吃惊。在个人掌握他的武器和不加区别没有任何理由大量对行人或教徒射击,或是因为创伤或原始的本性杀人的扩散中,存在着某种病态和不人道的东西。

  这说的是指这些坏人个人孤立的行动或是被魔鬼支配,最近指向了穆斯林移民或其他移民,但是统计数字不支持这种说法。尽管暗杀有不同的侧面,可以看到复杂的根本的原因包括在这个国家形成的暴力的和种族主义的传统,在电影和其他媒体上对其进行夸耀,最近在国外的残暴行动以及受到挫折,在分裂的环境中特多人积累了愤怒,以及现在国家的大部分社会受到破坏。

  作案的人大部分是精神上不稳定的人,他们对武器和爆炸物感兴趣,对死亡和异教有某种魔力,其中许多人是帝国在所有的地方进行不同的战争的老战士;美国的战争已经连续打了16年而没有取得一次胜利,但是数十万战士遭受创伤的经历,在他们杀害平民百姓时使用了凶残的暴力。

  最近几年这些干涉和战争行动是在所谓“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借口下进行的,其中一部分战争利用雇佣兵和当地的恐怖分子团伙帮助,此事引起一种连锁反应,转换成在美国的土地上的恐怖行动。

  宪法第二修正案和它的操纵

  居民手中大规模持有武器—包括自动武器和战斗武器,在一些州任何准备购买武器的人都可以自由地买到,不需要手续,不需要提供身份证件—这在国家宪法附件的提法中得到庇护。

  宪法的第二修正案,1790年得到原来的13个州批准,但是后来引起有争议的解释。修正案的文本是这样说的:“对于一个自由国家的安全一种很好组织的民兵是必要的,将不限制人民拥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

  这提到“一个组织得好的民兵”,是在一个非常不同于现在的环境中。所有的个人拥有狩猎的鸟枪,直到现在自由放任地拥有机关枪和战斗武器来源于这个修正案。

  某些人明确地指出,现在用武器的暴力危机的过错部分归因于最高法院保守的成员,在最近的事件中关于第二修正案他们的意见是有政治原因的。

  现在的诠释距离它原来的解释相当远。最高法院已经确认携带武器的权利是所有美国人拥有的一种个人的权利。因此不论是美国联邦政府还是州和地方的政府都不能违犯这项权利。

  尽管多数居民支持某种程度的基本控制(武器),以避免这类杀戮发生,对宪法第二修正案的支持从90年代以来一直逐步上升,不论是自由派的选民还是保守派的选民。2016年76%的美国人反对废除第二修正案,而在1960年这一比例只有36%。

  生产武器的工业

  在华盛顿圈子的内部人们知道在这个武器扩散的事情上,博弈的标志是金钱。武器的生产者和全国步枪协会一个容易的来源是金钱,这些钱提供给选举基金和支付俸禄。这特别是资本主义商业的利益,在对第二修正案的解释和最高法院支持个人拥有武器的完全自由的意见背后正是这些商业利益。

  庞大的军备工业生产部门每年的交易额达到490亿美元,它与政府保持一种密切和悠久的联盟。

  美国在世界上近些年来侵略性作用的增加使政府的军工合同增多了,为这些企业确保稳定和丰厚的利润。这是互相补充的,因为数百万美国人对拥有武器着迷明显地为这些大量收入做出重要的贡献。

  2016年初的一篇报道指出,生产武器的工业在增长:从2009年生产560万件武器增加到2013年近1100万件,增加了近一倍。

  在每个星期我们都能听到的每次屠杀之后—在使人不寒而栗的同时—提升了股票的价值和这些公司的销售额,因为公民在他们的家里对用新的武器装备自己表现狂热,但是也因为担心最后制定出更好地控制武器的法律,军备工业则刺激这种担心。

  同时全国步枪协会将大量的钱流向他们非常有效和大力资助的压力集团,流向由国会成员组织的自己的委员会,目的是使他们的立场获胜,或是恐吓别人,以便保障自由放任地出售武器,携带武器继续是优先的事情,压倒那些要求在美国所有的州确定武器的登记和许可制度,需要提供背景和其他材料才能出售武器的人。

  由于全国步枪协会的帮助,他们与政府利润丰厚的合同没有危险,最大的武器生产者们几十年来挫败了大多数美国人支持的(对武器)调控。

  完全相反,自由放任增加了。2017年2月特朗普总统签署的一项法律(国会已经批准)使人们购买武器更加容易,包括半自动步枪,包括有精神病历的人。

  现在为了实现通过一项婉转地称为“为了改善娱乐和运动员的传统”,使进口袭击步枪更加容易,将武器从一个州运输到另一个州和购买消音器的法律正继续做准备。

  如果在国家的政治腐败中不发生一种奇迹,似乎很不幸我们将看不到新的机会,其中某个美国人甚至直到当时被认为是一个“好公民”,他扣动自己的枪的扳机,在第二修正案的操纵下行使“他的权利和自由”。

  2009年国土安全部的一份报告曾警告说,经济问题和第一位黑人总统的选举可能恶化经济的和种族的焦虑,引起白人至上主义者和所有那些感到白人种族处于困扰之中的人的暴力反应。

  这些人当中的许多人推崇蛊惑人心和具有法西斯主义色彩的说法,这是国家的好战政策的一面镜子,它鼓励绝望的阶层采取使用武器的暴力行动作为“自卫”行动,自己组成民兵以便进行不同类型的“征讨”。在某些地区仇恨的妄想狂和思维在扩散,甚至是在青少年当中。

  对许多人来说,拥有一件武器是自由;好莱坞把武器标定为“英雄主义、男子气概和勇敢”的同义词,“一个好的美国人拥有他的武器”。

  其他的事情,比如移民的到来,将拉美裔美国人和穆斯林妖魔化继续被政治家们分化和操纵,以及原教旨主义者的清真寺和和右派的许多机构都已经大量武装起来。

  事实上从2001年到2015年被右派的极端分子打死的美国人多于被所谓伊斯兰恐怖分子打死的美国人。

  许多思想刻板的人更加无知、不忍让和支持种族主义。越来越多的美国白人已经被边缘化或是处于匮乏的生活条件下,他们抱有很大程度的偏见和不满,接受有阴谋的想法、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

  对某些人来说,这造成一种恐惧,一种自私,以至出现“狂怒的白人男子”的现象,这使一些出名的种族主义暴力行动站住脚。数十万复员的美国士兵和雇佣兵残暴和不道德的战争经历也反映在国家污浊的气氛中。

  2015年10月专家霍华德·菲内曼在《哈芬顿邮报》上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历史、文化、政治和金钱有毒地混杂在一起,正在避免—将继续避免—限制私人拥有武器”。

  (《环球视野》摘译自2017年11月13日西班牙《起义报》原载厄瓜多尔拉美社网页。魏文编译)

链接一:西报:美国公民对武器的情结是暴力文化的结果

:佩得罗·米格尔    魏文编译

  2001年9月11日在纽约和华盛顿发生的恐怖袭击造成2873人死亡和24人失踪,此外,美国当局确定了19名攻击。者。重复这种野蛮的行动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乔治·W.布什政府立即强制实施安全措施(也强加给世界),使一小撮自杀者同时绑架一些客机和在楼房爆炸的可能性为零。

  情报部门的缺点已被弥补,比如在邻国(美国)已经不容易在飞行学院注册只是为了学习必要的操作使飞机爆炸,商业飞机驾驶舱的门已经具有机械装置,阻止从旅客的区域把门打开。机场的检查采取了类似于医生的听诊器的严格措施,强迫航空公司向华盛顿提交乘客的名单,这些名单被同时与美国现实的和想象的“敌人”的名单核对。可以说,尽管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措施过分和滥用,但措施是严格防御性的。

  相反,几个月以后由布什和他的盟国进行的对阿富汗的侵略不是防卫的行动,而是报复行动。为了洗去9月11日的“耻辱”,超级大国和它的“友好政府”的军队造成的致命伤亡超过恐怖袭击造成的伤亡(3485人对2873人),在被侵略的国家造成15万人丧生,在巴基斯坦侵略导致120万人移居他乡。2003年白宫没有放弃将“9月11日”袭击事件作为“开战的原因”,尽管独立于统治阶级的萨达姆·侯赛因已被打死,这与那次袭击没有任何关系。在这场军事冒险中由华盛顿领导的“联军”杀害了7017名军人和承包商,打死了14万伊拉克人,其中有士兵、民兵和平民。这场战争也不能被认定为“防卫的战争”,因为到2003年萨达姆的伊拉克对美国并不代表着任何威胁,与基地组织也没有保持任何类型的联系。

  真正的防卫可能是华盛顿的统治阶级一劳永逸地达成协议,以便限制现在美国平民拥有的武器--估计有3亿件武器--,每年这些武器造成的死亡人数是9月11日袭击造成的死亡人数的10倍多。但是华盛顿没有这样做:当10月1日在拉斯维加斯枪击案(死亡60人)的幸存者还没有从噩梦中恢复过来的时候,当一周以前在纽约曼哈顿被碾压者的亲友还没有结掩埋他们的死者的时候,一名被辞退的军人在德克萨斯萨瑟兰的斯普林斯小镇的一个教堂里钉死26人。正在亚洲进行访问的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立即出来说,这不是一种可以归罪于武器的形势。

  也许他的讲话中有某种确实的东西,美国的公民对武器的情结在最后的情况下是一种暴力文化的结果,是倾向于暴力的社会关系的结果,是世界最具暴力的权力的最后结果:特朗普作为国家元首是它的领导者。

  在遭到直接的军事威胁的小国,某些政府将攻击的步枪分发给居民,它有合法的防卫和国家安全的目标,但是武器的拥有者不会因为对挫败的纯粹不能忍受而杀害他的同胞。或者说,平民拥有武器并不必然是问题的根源。这些屠杀的原因似乎更多是历史的事例,一个暴力的国家已经激起它的被统治者愤怒的比例令人吃惊。一个十年又一个十年,年复一年,月复一月,日复一日,华盛顿的对外政策是在冲突中用子弹、炮击和轰炸解决的前提下采取行动。警察部队的行动表明在有轻微怀疑的情况下存在可以开枪杀人的指令。最近在美国武力以过多的频率取代了理性。这是因为使用武力比采取理性更加容易和挫折更少。

  (《环球视野》摘译自2017年11月8日西班牙《起义报》原载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日报》网页)

链接二:在美国为什么不断发生屠杀事件?

:曼努埃尔·E.耶佩     魏文编译

  在德克萨斯的一个教堂的屠杀后不到24小时,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提出了三点“重要的想法”,透露他关于这个对美国的安全代表着武器没有控制的倾向的问题的思想,在美国的居民当中这是一种越来越扩散的现象。

  首先,特朗普认为武器不是问题;第二,逮捕屠杀的作案者的人是一个清楚地意识到携带一支手枪的人;第三,事件真正的罪过归于屠杀的凶手遭受精神上的疾病。

  《民族报》作为民主党最进步的一派的代言人,它主要的分析人士戴维·M.佩里在一篇深度分析的文章中排斥特朗普关于“幸运的是一个带武器的好人阻止了屠杀的继续”的评价。

  对屠杀细节的描述使人不寒而栗:暗杀,一个有家庭暴力的长期历史的白人男子到了德克萨斯的这个教堂,携带着AR--15步枪,向人群开火。死者中有教堂72岁的牧师14岁的女儿,一个孕妇和许多孩子。一个家庭藏在一间厕所里,厕所的墙上可以看到子弹的痕迹。一个8岁的男孩在一个凳子下面避难,他的兄弟和两个妹妹受到机枪射击。

  在打死26人和打伤20人,让整个人群都受伤之后,凶手离开教堂,当着一个有武器的平民的面放下他的步枪,上了自己的汽车逃跑,在与另一辆小汽车相撞时发生爆炸,最后凶手用自己的手枪向头部开枪自杀。

  根据《民族报》的文章说,美国元首的评估是将责任归于杀人犯的精神疾病的灾难,而不是没有资格持有武器的人们拥有武器,这就是共和党的政治家们在国内操纵的对暴力典型的解释。在德克萨斯的屠杀几天以后,特朗普开始对一些亚洲国家进行正式访问。他在日本说,“在我们的国家我们有一大堆精神健康的问题,像其他国家同样有这个问题一样,但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指因为武器本身造成的问题”。

  教堂里的尸体和幸存的人们经历的创伤清楚地表明,事件没有因为那里一个有武器的人准备阻止屠杀继续的后果而被阻止,如同特朗普试图让人看到的那样,佩里在《民族报》的文章这样争辩。

  强调精神健康是一种简单的分散对必须谈论没有控制地持有武器的危险的注意力。佩里说,“我们的精神健康系统需要许多帮助,但是不是正好是为了制约武器的暴力,因为只有3--5%的暴力活动与有精神残疾的人有牵连,他们只占居民的18%”。

  对特朗普应当补充的是,在世界上有精神健康问题居民的近200个国家当中,美国无可争议是大规模连续射击的“领导者”。

  《民族报》的文章认为,特朗普提出的“一个好人有一件武器”阻止了屠杀的继续的视角是不确实的。教堂里没有生命的尸体和幸存者们的创伤表明,事件没有因为某个平民的武装干涉而被阻止。

  美国元首将枪击的责任归因于卷入者的精神健康的视角是共和党对暴力的典型解释。几十年来共和党的政治家们(以及某些民主党人)表达了这项准则,目的为他们支持武器交易和他们与武器商人的观点“一致”进行辩解,这些武器商人们在控制武器或自由地向居民出售武器的问题上代表着全国步枪协会亿万富翁们的院外集团。

  (《环球视野》摘译自2017年11月15日西班牙《起义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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