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觉醒及其危险
斯拉沃热·齐泽克 著
王立秋 译
2017年11月7日，朱迪斯·巴特勒协助组织了在巴西圣保罗召开的一次会议。尽管那次会议的主题是“民主的终结”，并因此而与跨性别者的话题无关，但一群右翼的抗议者还是跑到了会场外的街道上，在那里焚烧巴特勒的肖像并高喊“Queimem a bruxa!”(葡萄牙语的“烧死那个女巫!”)。这个古怪的事件，是那个冗长的证据列表上最近的一个——这些证据证明了，今天，性差异以两者互补的方式政治化了：一是跨性别者的性别认同的“流体化”，二是，新保守主义的反扑。
我们应该为《共产党宣言》中那个著名的，对资本主义的动力机制的描述补充这样一个事实，即，全球资本主义也使性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了。类似地，在性实践的领域“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因此，资本主义倾向于用一种不稳定的变动的认同和/或取向的增殖，来取代标准的规范的异性爱。正如我之前已经论证过的那样，今天对“少数”和“边缘”的赞颂是主流的多数的立场，甚至抱怨自由主义的政治正确的恐怖的极右翼，也要把自己呈现为一个濒危的少数的保护者。或者，以那些批评父权制的人为例，他们不停地攻击父权制，好像父权制依然是一种霸权的立场似的，而完全忽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百五十多年前就已经在《共产党宣言》中写过的那些话：“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父权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那些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们对父权制的意识形态与实践的批判上的左翼文化理论家们还在无视这些话呢!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这一张力呢?我们应该克制地在支持跨性别者的认同的流体化的同时，批判其局限性吗?而如今，突然出现了第三种质疑传统的性别认同形式的方式：女性大规模地出来指控男性的性暴力。但媒体对此事件的报道的所有专题和特写，都不应该使我们的注意力偏离实际在进行的事情：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不亚于一次划时代的变革，是一次大觉醒，它开启了平等的历史上的一个新篇章。两性之间的关系已经被管制、安排、质疑、破坏了数千年。而如今，抗议方不是LGBT+少数，而是一个多数：女性。这事情并不新鲜。它是一件我们一直以来都(至少，含糊地)知道，却不能(不愿意，没有准备好……)公开谈论的事情：那就是，从性的方面剥削女性的数百种方式。如今，女性正在把我们关于平等与互相尊重的官方声明的阴暗面掏出来，而我们从中发现的，除了其他事情外，还有这一件，那就是，我们时兴的，对“穆斯林国家女性受压迫”的批评是多么地虚伪和片面(过去是，现在也依然是)。现在，我们必须直面我们自己的剥削与压迫(女性)的现实了。
就像在一起革命性的剧变中都会发生的那样，在眼下的这次大觉醒中，也会有不计其数的“不义”，反讽，等等。比如说，我怀疑，路易·CK的行为——尽管这些行为本身令人愤慨且极其下流——是可以放到与直接的性暴力相同的层面上来考虑的。但再一次地，所有这一切都不应该让我们分心;相反，我们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眼前的问题上。尽管一些国家已经开始提出一种新的后-父权的性文化了(看看那个三分之二的儿童是婚外出生的，且女性在公权力机构中占据的职位多于男性的岛国)，但是，我们面临的核心任务之一，依然是要弄清楚，在我们继承下来的求爱程序的这次剧变中，我们得到了什么，和失去了什么。
首先，我们必须建立新的规则，来避免一种不育的，充满恐怖与不确定性的文化。一些聪明的女性主义者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注意到，如果我们试图想象一种在政治上完全正确的求爱的话，那么，我们得到的，将会是一个惊人地接近于正式的市场合同的东西。问题在于，性、权力和暴力的纠葛，比我们预期的更加紧密，所以，被认为是野蛮的元素，也可以被性化，也即，被投入性欲。毕竟，施虐与受虐也是性活动的形式。清除了暴力和权力游戏的性，也可能以变得去性化、变得非性化而告终。
第二个任务是，要保障正在突现的事情，不限于富人和名人的公共生活，更要涓滴、渗透数百万平常的“不可见的”个体的日常生活。
最后(但这点同样重要)我们还要探索如何把这次觉醒与正在进行的政治、经济斗争关联起来，也就是说，如何防止它被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及实践)挪用为另一种确保其首要性的方式。还记得那许许多多的受到指控的人——从哈维·韦恩斯坦开始——是如何通过公开声称他们会去接受治疗来回应指控的吗?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令人恶心的姿势!他们的行为不是私下里的个人病态的案例;他们是主流的男性意识形态和权力结构的表现，而应该被改变的，恰恰是后者。
哈维·韦恩斯坦与好莱坞女星
差不多在哈维·韦恩斯坦的丑闻开始刷屏的同时，天堂文件也出来了。难道他们(韦恩斯坦与天堂文件)被曝光这件事情给我们的一个基本教训，不正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即，极其富有的人在他们的特区生活，在那里，他们不受公法的约束——吗?麦卡·怀特(Micah White)用以下两点总结了这个教训：
“第一，世界各地的人民，无论他们生活在俄罗斯还是美国，都受到同一个极小的，由富裕的精英组成的社交圈子的压迫，这些有钱人过分地控制着我们的政府、公司、大学和文化。/……/存在一种全球性的金权政治，这些富豪用同一批公司来隐藏自己的钱，他们之间的共性，更甚于他们与自己国家的公民的共性。这就为全球社会运动做好了准备。/第二，也是最重要的，他们的泄露指出的是，我们的地球已经分化为两个分离的、不平等的世界了：一个世界住着二十万名超高净值人士，而另外的七十亿人则被抛到了一边。”
在这里，我们并没有真的学到什么新的东西，因为对于这一切，我们一直以来都有着模糊的意识。新的地方不仅在于，现在，我们模糊的意识得到了精确的数据的肯定，更在于我们所谓的公共习惯——这里遵循的是黑格尔的说法，Sitten(伦理)——的变化，现在，看起来，我们的公共习惯对腐败的容忍度低了很多。我们不应该把这个新的情况理想化：反腐斗争是很容易被保守主义的反自由主义力量挪用的，长久以来，“太多的民主会带来腐败”就一直是他们的座右铭。相反，我们应该借机开辟一个新空间：要求权贵服从法律，就系统不可能真的负担得起这样做的后果，也就是说，就避税天堂和其他非法的金融活动是全球资本主义根深蒂固的一部分而言，可能是颠覆性的。
往这个方向迈出的第一步，是要想清楚，为什么没有人会因为U2和波诺(波诺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已经在帮助非洲的穷人了)或夏奇拉偷税漏税并因此而从公权力那里骗走了大笔、大笔的钱，而要求人们不要再听他们的歌?抑或，为什么没有人会因为英国皇室把他们的部分财富放到税收绿洲而要求削减给他们的拨款……而路易·C.K对几位女士露了鸡鸡这个事实，马上就毁了他的事业。这个新瓶子里装的，难道不是布莱希特的格言“和建银行比抢银行算什么?”的旧酒吗?骗大钱是可容忍的，而对几个人露鸡鸡则会让你立刻遭到驱逐。[注：这点得益于杰拉·克莱契克(Jela Krečič)。]
我们必须努力，这样，这次觉醒才不会又变成又一个证明政治合法性乃是基于主体的受害者地位的又一个案例。今天的主体性的基本特征，不正是把自己经验为从根本上为自己的命运负责的主体，与把自己言语的权威建立在一种在不受其掌控的环境面前的受害者地位上的主体的古怪结合吗?如此，一切与另一个人类存在的接触，都被经验为一个潜在的威胁：如果别人抽烟，如果他们用垂涎的眼光看我，那么他们就已经在伤害我了。这个受害者化的逻辑，在今天被普世化了，它已经远远超出了性骚扰或种族骚扰的标准案例。想象日益增长的偿付损害赔偿要求的金融工业吧，从美国的烟草工业待遇，到纳粹德国的大屠杀受害者和被迫从事劳动的劳工的索赔要求，一直到美国应该为过去的奴隶制对非裔美国人的剥夺，而赔偿他们数千亿美元的要求。这种认为主体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受害者的主题概念，涉及这样一个极其自恋的视角，从这个视角来看，一切与他者的遭遇，看起来，都是对主体的不稳定的想象之平衡的潜在威胁。如此，这样的主体，不是自由主义的自由主体的对立面，而毋宁说，它本来就是自由主义的自由主体的补充。在今天的主流形式的个体性中，心理主体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断言，矛盾地与那种认为自己是环境的受害者的感知重叠起来了。
在我最近住过的斯科普里的一家宾馆里，我的同伴问，我们的房间允不允许吸烟。前台给她的回答很独特：“当然不能，那是法律禁止的。但屋里有烟灰缸，所以吸烟不是问题。”我的惊奇还不止于此：当我们进入房间的时候，桌子上还真有一只玻璃烟灰缸，烟灰缸底部印着一幅图，图上是一根被圆圈套住，被画上斜线的香烟——意思是，禁止吸烟。所以，这不是我们通常在宽容的宾馆里会遇到的那种游戏，一般，他们会小心翼翼地偷偷告诉你，尽管官方明令禁止，但你小心点，站在打开的窗子旁边，或以类似的方式，还是可以抽的。但在这里，(禁止与允许之间的)矛盾被公开地设定，并因此而被取消，被当作不存在了。也就是说，在这里，前台和烟灰缸要传递的信息是：“这是被禁止的，你该这样做。”
回到正在进行的觉醒：其危险在于，个人自由的意识形态会以类似的方式，毫不费力地与受害者的逻辑结合到一起，这样，自由实际上就被悄悄地化约为“说出自己受害”的自由了。这样的发展会使觉醒的激进的解放的政治化变得肤浅，使女性的斗争变成那一系列的，反对全球资本主义和生态威胁、为一种不同的民族、反对种族主义等等的斗争中的又一场斗争。
本文译自Slavoj Zizek, “A Great Awakening and Its Dangers”, 原载http://thephilosophicalsalon.com/a-great-awakening-and-its-dan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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