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布朗肖是一位作家、批评家、思想家，其思想影响了后来众多的法国哲学家。但是，就目前来说，国内对布朗肖的主要关注在于其纯文学的理论，以及后来的哲学家借鉴他的地方，而忽视了布朗肖写作行动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1968年。如果对布朗肖进行纯粹文学的分析、对其进行纯粹哲学思辨的分析的话，我们就会无法把握另一个布朗肖，一个在书斋之外、在哲学之外的布朗肖。并且，这最终会使得布朗肖的思想变得晦暗难解，甚至与其时代脱节。
原文将刊发于《苏州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一、作为背景的五月风暴中的思想论争
在六十年代，戴高乐当局通过战后数十年的发展，将法国从一个破败的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发展成了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矛盾加剧，关于共产主义的争论再起。同时，战后的婴儿潮又为六十年代的运动提供了新生力量，这一代人显然带着同从战争时期走来的父辈完全不同的观念。最终，在1968年的3月，关于大学宿舍禁止异性来访的规定意想不到地成为了导火索，引发了后来一系列波及社会各界的运动。
在当时法国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尤其是法共)，一九六八年五月的运动之主体是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的儿女们——大学生(而且主要是索邦大学，后来亦波及到了巴黎高师)，而非马克思所认为的能够肩负起革命任务的广大无产阶级，所以，学生运动只是一个偶然，它并不能带来历史的进步。于是，学生运动被法国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排除出了历史的潮流。然而，这恰恰也说明了学生运动的独特性，它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个无法被解决、无法被叙述的事件。正是这个特点引出了布朗肖对于五月运动的思考。
简言之，六十年代的法国思想就在这一事件中呈现出来，我们因此观察到了各种争论：如何判定革命、如何引领革命、什么是革命、主体有何作为、欲望与力比多如何激活生命等等。如果没有五月风暴，那么法国当代的哲学思想将失去一次机会。
面对着索尔仁尼琴等一系列持异见者对苏联极权主义的揭露，苏联社会主义的模式受到了普遍的质疑，共产主义运动也一再陷入危机。萨特不满于这样的马克思主义，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缺少了个人的自由，因而试图将它同自己的存在主义思想相结合，形成一种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根据这种逻辑，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学者将马克思《1844哲学经济学手稿》(因为其中对于人的本质及其异化的论述)捧到了至高的位置。这种论调实际上源于西方世界对苏联模式的普遍失望，而非出于马克思主义本身。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必然失败，因为它在暗中试图使马克思主义倒退回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中去，或者至少是使之再次陷入人本主义的话语中去。在法国，萨特的存在主义在六十年代再一次获得了声望，并且同来自东方——中国的时尚(毛主义)结合在了一起。存在主义强调了个人在历史中的自由选择，而毛主义通过一些左岸知识分子以及大众媒体断章取义的方法(例如有意误读“人定胜天”的说法)被解读成了一种有别于苏维埃的革命理论。实际上，毛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和存在主义共同享有一种唯意志论(一种关于主体的至高地位的理论)思想，而这种意志说为人道主义提供了现实的合法性。
然而，阿尔都塞则用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反击了萨特。他将主体视为意识形态下的幻想，并且通过“断裂”这个说法将马克思分为几个马克思，从而将1844年手稿的马克思归为未成熟的马克思，将资本论的马克思归为科学的、成熟的马克思。借此，阿尔都塞将马克思从人道主义的幻象中拯救了出来，从而保证了其理论的客观性。但是，阿尔都塞这一做法也带来了其他效应：他以恒定的结构取消了六八年学生运动的革命主体性。与之相似的是拉康，在他那里，主体是一种误认逻辑的结果，是实在界、想象界、象征界的剩余，学生运动在他看来只是重新寻找一个新的主人能指，也就是说，一个新的统治。因为，只要一个人能够说话，他就进入了象征界，他就要受符号秩序的压制与塑造。
福柯则显得中立的多，他避免一种倡导普遍价值的普遍型知识分子，而是组织了监狱信息小组为一些特殊群体奔走，并让他们发出自己特殊的声音，可以说，福柯放弃了一种抽象的理论，而去以特殊的、具体的信息深入到权力的毛细血管之中。然而，后期的福柯似乎又开始在各种行动中回归了人权概念。在宣布人之死、反主体等理论实践之后，福柯的微观政治学在现实的革命中逐步失去了力量，毕竟，如果革命被分散为局部的反抗，那么革命本身就面临着被瓦解的危险【不过，在其思想的后继者中，奈格里却认为这恰恰是一种新的机遇。新的生产形式带来新的劳动形式，从而也就带来新的劳动主体：反对帝国的大众。正是在大众中，奈格里看到了一个原本分裂的群体成为新的主体，也就是说，后现代的地方性的、局部的反抗可以组合为大众的共同的反抗帝国的运动(即反抗资本的统治：社会中普遍的经济力量及其控制形式)，而这种组合的基础就在于传统的劳动-主体观念。然而，新的社会中(信息-资本-虚拟资本)，劳动与主体的结合产生了变化，主体作为效果必然瓦解、重塑。因此，获得的是一种另类的革命性】。
革命性始终是存疑的。这实际上也就是沃林在《东风》一书中隐隐约约表达出来的对左派困境的忧虑：一方面是反主体之后的微观政治学及其局部的反抗(或者就是一些美学上的拯救方案、个人的修养方面)，这最终会导致革命的失败;另一方面则是主体的统治地位带来的法西斯主义，这只是用一种权力取代另一种权力，而没有彻底消除压迫，而这也是后来南希等人所论证的极权主义的思路来源。
这些争论引向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革命与法则(Loi)的问题。如果没有一种主体作为支撑，革命又是如何可能的呢?而没有法则，思想究竟如何获得其力量呢?在法共等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主体就是无产阶级，否则，革命就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主义的;而在萨特看来则是个人的自由选择，是自为(pour soi)的意识;在德勒兹看来，是一种尼采式的自我超越的生命力量。而在布朗肖看来，更重要的是法则：“法则是狡猾的：这就是它给人的印象。即使是在处罚的时候，它也在笼络人心。它以从不拒绝为借口四处掺和。”
二、布朗肖在五月风暴中的写作
布朗肖认为，法则是一种较之戴高乐当局更为难以克服的东西，它是整个社会的建制，而真正的革命就是要去僭越它。但是，正如布朗肖在其早期的小说《至高者》中指出的那样，“法则是狡猾的”，无论如何，一切都会被再次捕捉进法则的统治之下，因此，僭越就必须是无限的僭越，是不断的僭越，僭越也就要成为一种反复的运动，而不是一劳永逸的战争。
这便是布朗肖将自己在1968年的写作命名为“五月运动(Le mouvement de Mai)”的原因，因为运动作为一种无限的僭越能够真正地去不断质疑资本主义社会的建制——“面对着既成的系统，我们同时要试着去承认这一点非常重要，而这也许是决定性的：即大学生运动不做任何允诺，相反，它推动一切不成熟的肯定，它展开、维持一种能够打开一个未来的力量。”
在名为“委员会1号，服务于运动的大学生-作家委员会的通告(1968年10月)”的匿名文章中，布朗肖总结了大学生-作家委员会的写作模式与关键，而这也是布朗肖自己的写作特点：1、文本的匿名性;2、文本的碎片性;3、文本的共享性;4、文本的非连续性;5、文本的不可能性;6、文本的开放性;7、文本出版的不规律性;8、文本的去中心化。以上八个特点实际上又是相互联系而不可分离的。匿名的目的在于去除某一个对其作品的所有权，这使得作品可以在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外进行流通、分享，由此达到一种去中心化的共同体。而文本本身的碎片性与非连续性则打断了社会建制的话语在语言语法上对于写作的侵袭，也就是说，布朗肖拒绝已经成为陈词滥调的资本主义话语体系，而这个特点恰恰使得文本保持开放，并最终通向一个未来。这样的写作观念可以在布朗肖的文学理论中找到源头。在《文学空间》中，布朗肖强调了作家的写作就是俄耳甫斯在地狱中寻找自己的妻子欧律狄刻的不可能的过程：“写作现在是永无止尽的(l'interminable)、永不停歇的(l’incessant)。”也就是说，在布朗肖看来，真正的写作是对不可能性的一次经验，由于它的目的——马拉美式的大写之书(Livre)——永远无法达到，因而写作就是没有尽头的、不断的写作。在这一过程中，作家游荡在一种不确定性之中，他既不能触及彼岸的理念，也不能回到人间的现实，因而是濒临死亡的(mourant)。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布朗肖在五十年代写就的文学理论同其六八年五月运动中的写作理念的相似之处：作家的濒临死亡通往了一种匿名的写作，写作的不可能性通往了对于一切现成的社会建制之话语的拒绝，从而也就通往了一种不带预设目的的文学体验——即文本向着未来的开放性，而正是在这种开放性中，人们得以共享那不可能的经验。最终，这些特点就汇聚成为去中心化的写作，它应和了五月运动的革命性质。也正是从这一点上来说，布朗肖五月时期的写作不仅仅是一种文学革命，而更有着其社会含义。
由上述的写作理念出发，布朗肖阅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根据《政治写作(1953-1993)》一书的法文编者的整理，这里面包括了阿尔都塞的《保卫马克思》、《阅读<资本论>》，也包括了都兰(Touraine)的《乌托邦式的共产主义，都兰(Le communisme utopique)》、《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Pouvoir politique et classes sociales)》、H.马库斯(Marcuse)《苏维埃的马克思主义(Le Marxisme soviétique)》、《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克政党》等著作。布朗肖为此做了许多笔记，并最终形成了《阅读马克思(Lire Marx)》一文。
在这篇简短的文章中，布朗肖似乎受到了阿尔都塞的启发，区分了马克思文本中的三种话语，不过不同的是二人的衡量标准不同：阿尔都塞站在结构主义的科学立场上将人道主义的马克思排除了出去，而布朗肖则依据自己的写作理念使三个不同的马克思并置起来，以组成一个多元的、分裂的但并非对立的马克思。
第一种话语是哲学的。布朗肖将这样的马克思称为“思想作家(écrivain de pensée)”，因为马克思使用了哲学的逻各斯——借助黑格尔的概念回应了诸多哲学的问题：例如关于异化、关于作为物质实践过程的人类历史、关于人类的需求、关于总体的人的诸多问题，它们均可以追溯到哲学史上的某些争论。但是，在回应的同时，这些哲学话语也留下了空间，以待读者去自行填补，于是，“马克思的话语有时被解释成人道主义，甚至历史主义，有时又被解释成无神论、反人道主义，甚至虚无主义。”
第二种话语是政治的。“它不再带有一种意义，而是一种呼吁、一种暴力、一种断裂的决定。严格说来，这话语什么都没说，它是它所宣布的事情的紧急性，它同一种不耐心且总是过度的要求相联，因为过度(excès)是它唯一的尺度：如此呼吁一种斗争，并且(这是我们所急忙要忘记的东西)假设一种“革命恐怖”，建议“持久革命”，并且总是把革命视为紧迫，而非一种终结的必要性，因为这是一种不给出期限的革命的表达方式，如果它打开、穿越了时间，并献身于像总是在场的要求那样生活的话。”也就是说，这一种政治话语是直接的、越过了言语的东西，它是一种对行动的号召，是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号召，它是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无限的僭越的号召，因而是通往无限未来的一种“革命恐怖”。
第三种话语是科学的话语。在布朗肖看来，这种话语是间接的，也是隐藏最深的。《资本论》一书的伟大之处不在于它推导出了革命之必然性的科学结论，而在于它质疑了一切当时已有的科学体系(这主要是当时的政治经济学思想)，这也正是《资本论》另外一个标题的意义所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因此，对于马克思来说，是无所谓一种政治经济学的，他有的只是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这一批判在布朗肖看来恰恰翻转、颠覆了过往的假冒的科学理论——《资本论》不仅质疑了重商主义的货币神话，也质疑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理论。“在最有力的意义上说，根据科学将自己表达为其自身的激烈转变，这是一种在实践中总是冒险的转变(mutation)之理论，也是在这种实践中的总是理论的转变。”
总而言之，布朗肖认为，马克思是多元的、异质的、分裂的、不同时代的，它们之间并不能够互相翻译与还原，因为“共产主义的话语总是同时是沉默的与暴力的、政治的与学术性的、直接的与间接的、总体的与碎片的、长的与几乎瞬间的。”这迫使每一个人不断地去阅读马克思，从而不断地进入充满着改变的运动之中。在这里，写作、阅读与实践结合在了一起，共同构成了布朗肖在五月运动中的思想基调。
(未完)
参考文献：
[1] 布朗肖，至高者[M]，李志明 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
[2] Blanchot, Écrits politiques(1953-1993)[M], Paris: Gallimard, 2008.
[3] Blanchot,L’espace Litteraire[M], Paris: Gallimard, 1955.
[4] Bataille, Œuvres Complètes V [M], Paris:Gallimard, 1973.
[5] Blanchot,La Communauté Inavouable[M], Paris: Editions de Minuit,1984.
[6] 让-吕克•南希，无用的共通体[M]，郭建玲，张建华，夏可君 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
[7] Blanchot,L'Écriture du désastre[M], Paris: Gallimard,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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