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ISIS时代的欧洲宗教问题
2018年5月18日，法国勒阿弗尔，当地穆斯林在斋月中分享面包。视觉中国 资料
随着在叙利亚、伊拉克等地的ISIS不断溃败，对欧洲国家来说，又一个困难的议题逐渐被人提起——过去的几年中，大量欧洲国家的公民加入ISIS作战。现在他们又要回流。如何应对这场“回流”，人们争议纷纷。而近些年，移民、难民、安全和“伊斯兰化”的问题，不断在欧洲引发论战，也成为各国右翼民粹政治、反全球化保守主义等政治力量崛起、扩张的大背景。
如何讨论欧洲的伊斯兰问题?《纽约书评》在最新刊出的六月号中，回顾了最近出版的几本讨论欧洲穆斯林问题的著作，再一次提醒人们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复杂性。
在今天，讨论欧洲宗教问题时，往往会有人认为宽容或是文化多元主义带来了问题。但有趣的是，在这些讨论中，不同国家不同历史形成的不同社会境况往往不被提及。比如，在法国，少数族裔和外来人口并不以文化多元主义的方式被整合，而是采取强制同化的模式——即无论来自何种文化、何种宗教，都必须使用法语，奉行世俗主义和共和主义，才能被认可为法国公民;而在英国，对待少数族裔的模式则是以多元文化主义为主——即允许乃至鼓励不同族群形成自己的社会网络，在教育、居住等方面展现自己的文化、历史特性。
文章指出，这样的不同源于英法的不同殖民历史。法国的殖民倾向于将殖民地本土化，而英国的殖民地策略则倾向于在放任基础上划分民族、文化进行管制。近些年来，法国的恐怖袭击不断，英国甚至有声音认为多元文化主义的模式应该为法国人所借鉴以应对宗教极端势力。
然而，到了今天，无论何种应对移民和宗教的方式，在欧洲都遇到了危机。在英国，多元文化主义的政策下，特定的宗教群体容易形成较为封闭、保守的聚落。比如在2014年，伯明翰地区较多巴基斯坦移民居住的地区的几所学校被发现有意提高教师群体中的穆斯林比例，并且在教学中实行了一些性别区隔的政策。这一事件引发了舆论哗然，也反映出多元文化主义的困境——形成社群和居住集中的区域，往往倾向于选出同一社群的议员、法官、行政长官，这些情况则逐渐让多元文化主义的预设变得行之无效。英国脱欧公投前后大量选民表示出的对移民的不信任和英国民族主义，正是对多元文化主义的反弹。而官方也逐渐转变口径，2017年伦敦桥恐袭之后，首相特蕾莎梅宣布要推行英国价值，就是这种变化的鲜明佐证。
在法国，宗教极端主义问题和青年问题以及城市区域之间的贫富差距问题环环相扣。这使得单纯以同化方式整合新移民无法在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以多元文化的方式寻求穆斯林社区的自我管理，也不见得有效。比如，法国采取了一系列希望依靠宗教长老约束年轻人的方式，但这其实达不到预想的目的。2005年，在一场社会暴乱中，穆斯林社群的宗教长老会要求年轻人不要采取破坏行为，颁布教令(fatwa)宣布焚烧汽车等等的行为不符合宗教规范。但是这反而激发了年轻人的对抗情绪，使他们更愤怒，接着就烧毁了更多的汽车。
一些学者对自由派抵制仇穆情绪的声音也有意见。在他们看来，阻止右翼和种族主义当然重要，但是单纯呼喊不要仇视少数族裔，未必能真正解决问题，而更麻烦的是，极端宗教力量也会学习这一套语言，利用政治正确的语言为自己辩护，这就让局面更加纠结。
欧洲日益增长着对穆斯林群体的仇视和恐惧，但族群隔离、贫困、宗教保守主义、年轻人的愤怒，这一系列问题，都并非简单诉诸“阻挡”或“同化”或“多元文化”的药方能够解决。对于寻找问题解药的人来说，这些讨论无疑是令人失望的，但现实的残酷就在于，但凡构成大难题的，总是重重困难的集合体。
意大利会脱欧吗？
当地时间2018年6月1日，意大利罗马，意大利新任总理孔特和内阁成员宣誓就职。视觉中国 图
我们大概还没有忘记不久前的意大利大选给欧洲带来的震撼。这个曾经欧洲一体化最热情的支持者之一，在大选中却表现出了高度“疑欧”的面貌。这场大选也经常被西方建制派媒体成为——民粹主义的胜利。近日，意大利组阁的消息又占据了各大媒体主页。反建制的民粹政党“五星运动”(Five Star Movement)在三月的大选中赢得了32%的选票，而右翼排外政党“联盟党”(League)赢得了18%的选票。在经历了过山车式的组阁危机后，二者终于在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Sergio Mattarella)的批准下，联合组建政府，由孔特(Giuseppe Conte)再度出任总理。
一个呼之欲出的右翼民粹政府，考验了意大利和欧盟的关系。“联盟党”党魁马萨尔维尼(Matteo Salvini)在组阁后喊出这样的口号：“我争取选票……不是为了继续走在贫穷、危险和移民的道路上：意大利人优先!”即将成为反对党的中左翼政党意大利民主党(Democratic party)的党魁马丁纳(Maurizio Martina)表示：“联盟党-五星运动的联合政府给意大利提出了危险的政纲——一个极端主义、反欧主义和不平等的混合体。”
意大利和欧盟的关系，成为主流英文媒体最为关切的话题。意大利是欧元区的第三大经济体，近年来经济却经历着持续衰退。尽管在GDP总量上仅次于法国和德国，它却背负着高达GDP155%的债务，仅次于希腊位列欧元区第二，不断引发次贷危机的担忧，而失业率更是不断增长。《金融时报》刊文指出，经济的疲软主要原因并非意大利加入欧元区，但欧元区确实使得情况更糟糕。欧元区整体宏观经济疲软的情况下，成员国之间形成了巨大差异，德国自2007年到2017年这十年间，GDP增长了34%，而意大利(名义上)同期仅增长9%。在欧元区成立之初的1997年至2017年之间，意大利的人均GDP仅增长3%，比希腊的表现还要糟糕。意大利人还觉得他们被抛弃，主要靠自己去应对移民危机。德国的平均年核心通胀率只略高于1%，核心债权国通胀率如此之低，使得欧元区内部的竞争力调整更加困难。
此次的政治风波中，总统马塔雷拉否决任命经济学家保罗·萨沃纳(Paolo Savona)为财政部长，因其出台了“退出欧元区”的Plan B，表现出了强烈的“疑欧”立场。为了安抚金融市场，并消除意大利放弃欧盟单一货币的风险，总统行驶了否决权。这一僵持局面几乎导致组阁失败。无外乎《金融时报》的评论不无讽刺地指出，最令人沮丧的事情是意大利人民选出的领导人几乎没有回旋余地——迄今的问题是，选举谁(有时甚至不用选)来执行由布鲁塞尔和柏林方面决定的政策。意大利存在巨大的结构性经济问题，严重制约着经济增长。意大利还面临需求长期不振的问题，但按照目前运行方式，欧元区根本无法解决该问题。近年，无论是欧盟还是移民，都提供了一个外部的替罪羊，无底线的政客乐于利用这一点——责怪外国人永远是绝佳的动员战略。
《卫报》的一篇评论从欧盟的视角，反思从“英国脱欧”到意大利政治危机。文章指出，继2016年英国的“脱欧公投”后，意大利危机成为对欧盟现有体制和政策的全面挑战。倘若欧洲可以更好地区分欧元区和欧盟，明确表明欧盟成员国可以是多轨道的且不需要加入欧元区——目前欧元区的规则必须改变和放宽，那么“欧洲”将更具吸引力。这样的远景一定比当前这个欧洲要好，但是它并不在欧盟改革的议程之中，2015-2016年，英国前首相卡梅伦在谈判中恰恰是希望“多轨道欧洲”可以实现，然而他失败了，紧接着英国就迎来了“脱欧公投”。这也许是欧洲共同体将面临抉择的时候了，必须进行体制改革，才能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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