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多数其他欧洲领导人烦躁不安、强压怒火的同时，川普昂首上前，做了头号恶棍。唯一能阻止他的，是一种真正新的世界秩序。
川普冲动的决定——诸如拒绝支持G7在魁北克达成的协议此类——还不只是其个人怪异性格的表达。相反，这些决定，也是全球经济系统中一个时代终结引起的反应，支撑这些决定的，是一种对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不正确的理解。不过，川普错误的看法，也是以这样一个正确的洞见为基础的，那就是：现存的全球系统，不再起作用了。
一个经济周期正趋近完结，这个周期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也就是雅尼斯·瓦鲁法克斯所谓的“全球米诺陶”诞生的时候，这个怪物，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到2008年，一直是世界经济的引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之所以重要，不只是因为当时发生了石油危机和停滞;尼克松放弃美元金本位，也是一个迹象，它表明，资本主义系统的基本功能，发生了一个更激进得多得多的变化。
的确，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的时候，美国经济不再能够继续向欧洲和亚洲回收它的剩余了，因为它的剩余，已经变异为赤字。结果，1971年，美国政府以一个大胆的战略举动来应对这一衰落：与减少国家不断增长的赤字相反，它决定做相反的事情，进一步增加赤字。
而谁来为赤字买单呢?世界其他国家!
中心舞台
怎样做到这点呢?通过永恒的资本转移——资本无休止地跨越两个大洋，来为美国的赤字提供资金。而这些赤字呢，因此也就开始像“一个巨大的真空吸尘器一样运作，不断吸收其他人民的剩余商品和资本了。”
“尽管这个‘安排’体现了全球层面上可以想象的最严重的不平衡，但是，它的确也引起了某种类似于全球平衡的东西;那就是，一个快速加速的不平衡的金融与贸易流动的国际系统，这个系统能够提供一种稳定和持续增长的假像。”
“在这些赤字的支持下，世界主要的剩余经济体(例如，德国、日本和后来的中国)持续地大量生产商品，而美国，则负责吸收这些商品。这些国家在全球贸易中所获的利润，差不多有百分之七十，又以流向华尔街的资本的形式，回到了美国。而华尔街又是怎样处理这些回流的资本的呢?它把这些流入的资本，变成了直接的投资、股份、新的金融工具、新旧形式的贷款，等等”，就像瓦鲁法克斯在《全球米诺陶》中指出的那样。
这个不断增长的，负面的贸易平衡展示了，美国是(系统中唯一一个)不生产的掠夺者：在过去几十年里，它每天都要从其他国家那里吸收十亿美元，来购买它的消费品，它本身就是维持世界经济的，普世的凯恩斯主义的消费者(universal Keynesian consumer)。(而反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意识形态，看起来又是今天的主流!)
这个(资本的)流入，实际上就像古代向罗马缴纳的十一税(或古希腊人献祭给米诺陶的礼物)一样，它依赖于一个复杂的经济机制：美国“受信(trusted)”为安全、稳定的中心，如此，其他所有国家，从阿拉伯的石油生产国到西欧和日本，以及现在，甚至是中国，才会把它们的剩余利润，投向美国。
友好的分裂
由于这个“信(trust)”主要是意识形态和军事上的，而不是经济上的，故而，对美国来说，问题是，如何为其帝国角色正名——而它通过一种永恒的战争状态，做到了这点。
出于这个原因，它不得不发明“反恐战争”，把自己打造为其他所有“正常”(相对于“流氓”)国家的普世保护者。因此，整个星球，就像一个宇宙斯巴达，被分成了三个阶级，而如今，这三个阶级体现为第一、第二、第三世界：(1)美国是军事-政治-意识形态国家;(2)欧洲和亚洲与拉美的部分地区是工业-制造区域(在这里，至关重要的是德国和日本，长期以来世界主要的出口者，当然，还要加上现在正在崛起的中国);(3)其他不发达的国家，是今天的农奴(helots)，那些“被抛在后面的人”。换言之，全球资本主义带来了一种新的、通向寡头制的普遍倾向，这种寡头制，把自己伪装为对文化多样性的歌颂：相应地，作为实际政治原则的平等和普世主义，也就逐渐消失了。
从2008年开始，这个新斯巴达世界系统一直在崩溃。在奥巴马时代，美联储主席，保罗·伯南克给这个系统带来了另一股生机：通过无情地利用美元是全球货币这个事实，他通过大量印刷货币来为进口提供资金。
不过，川普决定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来应对这个问题：他忽视全球系统的微妙平衡，而把注意力集中在看起来可能是对美国的“不义”的元素上：大规模进口减少了国内的工作，等等。但被他谴责为“不义”的，恰恰是那个给美国带来好处的系统的一部分：通过进口东西，并通过债务和印刷货币来付款，实际上是美国佬在“抢劫”全世界(而不是相反)。
内部的外部
难怪川普对金正恩的态度会比它的大的西方盟友更友好得多得多了：这里也有极端的交汇。随着从1970年来支配世界贸易的系统的解体，美国越来越成为世界贸易的干扰者。与1945年相反，现在，世界不需要美国了，反倒是美国，需要世界。因此，两个被排斥者在新加坡会面了：被排除在外面的被排斥者(金)和系统的支柱里的被排斥者。
川普的目标，是和他可以通过要挟来使之服从的单一伙伴打交道，如此，对他来说，欧洲像一个统一的经济和政治势力一样行动，就极其重要了。这个新情景，尽管充满了危险，却也为欧洲开启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机会：亲自参与新的全球经济系统的构造，这个新系统，不会再受作为全球货币的美元的支配。
用全球经济术语来说，这是战争，所以是时候采取激进的措施了。欧洲应该意识到，现状是回不去了。
相反，要让川普得到报应，一种真正新的世界秩序，是必要的。而在这件事情上，欧盟成员国和加拿大的回应是不够的：与提出新想象、新视野相反，它们却像受冒犯的一方一样，抱怨美国打破了既有的秩序。
因此，在过去差不多十年里，欧盟的行动越来越像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前领袖亚西尔·阿拉法特：据说，他从不错失任何错失机会的机会。
也就像移民危机和加泰罗尼亚等事件证明的那样，很可能，欧洲会再次错失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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