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阶级斗争的新阶段：在法国“黄背心”的横向运动
一次全新的群众的动员这几个月刚发生在法国：所谓“黄背心”运动其名称和衣服的颜色高度鲜明(所有的司机被迫带着他们的车辆和坐在车上，在需要的情况下为了他们的安全)。身穿黄背心是他们团结的信号，数十万法国人表示他们拒绝马克龙总统的决定。从它的起源的扩散和它的民众反叛的方式说这是一次新的运动。一切从小规模开始，到10月底由于公民们一个简单的决定，没有任何党派或工会的标签，没有领导人和组织，通过社交网络扩散。他们要求废除政府最近决定上调燃油税导致油价上涨。后来一些天近100万人已经签字，同时开始号召“封锁国家”。
今天法国总统马克龙通常被说成是“罗斯柴尔德男孩”，他确实是这样。但是，马克龙的选举运动主要是迎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全球主义的大型金融公司。当法国爆发“黄背心”危机的时候，迅速表明问题确实是深刻的，不质疑金融的全球化不可能解决问题，马克龙总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构成“黄背心”基础的社会阶层到现在是“看不见的法国人”， 他们工作，经常处在贫困的边缘，或是退休人员，他们的生活条件越来越是灾难性的。这些“看不见的法国人”大多数是不稳定的劳动者，是排斥进程的结果。他们的生产活动的孤独与地理的孤独的结合集中到外围的地方时，发生这些人实际上是“看不见的”，但是被排除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之外。运动使他们与其他人接触。他们完全占领的是举行精彩的会议和建设集体的政治身份有名的地方。他们也经历了运动的力量，一种制服了一个政府的力量，直到现在已经表明是能以自己的力量，不论是在劳工法的“改革”中或是在国家铁路的改造中。
取得的胜利尽管是不够的，但与反对劳工法的斗争或是铁路工人的斗争所取得的胜利相比是重大的的胜利。这些胜利破坏了马克龙和他的政府处理退休金和失业保险的能力。“黄背心”是第一批，目前是唯一的，在法国已经脱离了新自由主义计划的轨道。他们的胜利甚至是部分的，对于其他的要求有一种加速的能力。
这个运动再次提出了社会问题，在这个问题中工资的问题是辩论的中心。但是争取购买力和反对贫困的斗争(数百万法国人生活在贫困之中)已经黯然失色，甚至被诸如性别问题、变性人的斗争、跨性别的问题、“同性人之间的婚姻”及其他身份的斗争所取代。社会-经济问题在政治辩论中已经被社会民主党边缘化，这些政党加入了新自由主义--进步主义—一般的第三条道路和特别是全球化。这个现象不是一个法国专有的，因此是“黄背心”做到再次将社会—经济问题放到政治生活(在这种情况下是法国的政治生活)的中心是一个很大的功绩。妇女们的大量出现—制作黄背心的第一批视频—作为她们在运动中决定性的活动，也是除了性别问题和她们现在紧迫的问题之外社会问题深刻性的一个开端。
社会问题的重新出现也采取了一种起义的方式，因为在许多示威中有暴力陪伴。我们已经看到所谓的“破裂者”(极端右派的小团体)，在大型媒体上它们的重要性增加了，但是我们也通过更多个人的媒体(推特、谷歌邮箱等)注意到暴力是这些“看不见的法国人”积累的极大愤怒一种重要的表现。我们再次看到一个强有力的社会运动能够取得重要的进展，当暴力在社会上是合法的时候(当它回答机构合法的暴力时，它违反、打破、蔑视和废除协议和此前存在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包容的议定书)，无论如何它没有削弱和分裂运动。
今天清楚的是这个运动将在法国社会上产生持久的冲击，将超出它的边界。这个证据甚至被官方媒体的多数社论撰写者接受。今天不存在能够指导或领导“黄背心”活动的组织(具有垂直结构的政党或工会)。“黄背心”运动通过活动的经验已经回到社会的横向组织的形式、它的社会—政治的历史出发点。
“改良主义”的垂直系统的遣散
上述情况与工会和政党“改良主义的”垂直系统是相对立的。12月6日雷米·埃雷拉向我们提供事例，在政府宣布延期的同时，紧接着废除了燃油税的上涨，劳动者主要的工会被遭到完全失败和令人费解的缄默的马克龙总统要求帮助“拯救共和国”。工会的领导人包括法国总工会的领导人做了什么呢?他们在一份联合公报中祝贺政府按照“社会对话”的路线斡旋。他们谴责“黄背心”提出要求的暴力方式，对警察的暴力一句话没说。关于那些号召从9日起进行运输罢工的人们取消罢工的通知，放弃封锁的决定。理由呢?总理爱德华·菲利普已经表示“满意，减轻加班支出的社会负担”。
就在权力的社会战争的机器被人民的大规模动员阻止的同一个时间，近80%的法国人支持“黄背心”的反叛，当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次劳动者的总罢工以便扩大特别是组织运动的时候，工会的领导人制止斗争。法国总工会处在第一线的联合会感到愤怒，但是它们号召自己的基层工会迅速动员起来，此事使联合会的负责人后退，下午发布一份新的公报，在他们与黄背心拉开距离的同时，试图使人忘记他们完全混乱和改良主义的退让。在资本主义处于制度危机的环境中，除了继续破坏社会的成果和一个威信扫地的政府，对于一个已经没有魄力的政权能够期待什么改革呢?
不仅是左派与这场民众的反叛保持距离，而且政党的领导也保持距离。雷米·埃雷拉说，他们似乎不理解由于“黄背心”的反叛正在开辟法国人民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暴政和争取社会正义的斗争的第二阶段。他们没有注意到这是以革新的活跃方式和特别广泛的规模继续普遍动员的进程，在这个春天发动数千名加入的同志进行罢工和示威?他们没有看到“黄背心”以自己的方式但并非没有勇气面对危险和风险，决定占领这个从几十年前由机构化的左派(不论是工会还是政党)留下的巨大空白，保卫所有的劳动者阶级和利益和对世界各国人民的国际主义?他们不知道这是创造历史的阶级的斗争?
面对代议制民主丧失信誉争取“公民首创的全民公决”
在法国所有的人都注意到对于“黄背心”来说“公民首创的全民公决”具有很大的重要性，这对于现在的社会形势说明很多问题。今天打击代议制民主的丧失信誉是深刻的。“公民首创的全民公决”提出正面反对其表现越来越像一个种性制度的“政治阶级”。因此，每次对“公民首创的全民公决”的攻击只能加强人们争取直接的民主形式的意志，它涉及的问题是不限于精英们提前的设置，进行“公民首创的全民公决”将界定“政治阶级”反对“黄背心”运动的程度。由于这个运动在公众舆论中继续享有的支持，精英们的反应似乎倾向于成为一场没有前途的斗争。唯一不确定的这个运动为了实现已经发生的变革所需要的的时间。
蒂埃里·梅桑说，在走上街头的时候，“法国人是西方世界为了反对金融全球化决定冒物质风险第一位的人民”，清楚地表明其他国家将继续。在法国“黄背心”的抗议包括一个非常广泛的要求(关于税收、收入、“自由贸易”、福利、移民等)。表明在政党的旗帜下他们的不满，要求迅速的政治变革受到大型媒体、极端右派和极端左派的指责。在一种野蛮的资本主义和挑动仇恨的统治的意识形态，互相对立以便企图拯救精英的时刻，由于这些矛盾本身的不幸，人民承受和遭受这个事实;但是，埃雷拉认为，正是这个战斗的和清楚的民众的进步主义的作用在为了提醒那些偏离团结和兄弟情谊的道路的人在斗争中站在他们一边。
抗议是普通人的不满增加的反映，他们的生活标准明显后退，他们完全感觉到与自己选出的政治家们没有联系。运动已经出现在比利时表明(反对残暴的新自由主义的斗争)不是法国专有的国家的事务，而是可能在任何时候出现在其他的国家。弗里德里克·洛顿在“为什么法国人用暴力示威”一文中说，“如果一国人民愤怒，是因为将他们推向局限”。在30年的新自由主义和18个月马克龙的社会战争之后，整个社会团体遭受有条理的排斥，被推向了局限。
对斯特拉斯堡的恐怖袭击一种可能的解读
在冲突垄断直接的新闻一个月之后，上述形象在“通信的地图”被抹去而消失了，现在另一个“事实”占据了这个空间：追捕斯特拉斯堡的恐怖分子。法国政府的发言人本哈明·格里维乌斯面对在斯特拉斯堡的袭击之后国家经历的的特别形势，已经要求“黄背心”中止预计在下一个星期六举行的示威(连续第五次)。因此，并不奇怪的是许多“黄背心”立即指向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作为伙伴的“阴谋论”，它与雇佣的准军事团体有密切的关系。从很久以前在欧洲和中东不同的国家可以观察到，能够期待任何事情。
除了马克龙，谁发动了所有这些暴力?他宣布反对自己的人民的社会战争，拥有警察的行动和支持全球主义者的媒体的运动。大型媒体如“人民之声”反对人民，它们已经对自己的人民宣布象征性的战争。被伤害的人们很长时间没有说一句话，承受了经济的侵略，精英们的蔑视，选举的操纵，精英们的媒体的谎言，现在是马克龙和他的政府的警察进行残暴镇压。
因此，并不奇怪的是在斯特拉斯堡袭击几天以后，“黄背心”们星期六(12月15日)在一个紧张的环境中再次占领街头，尽管法国总统马克龙所谓的让步和呼吁“镇静”。出现奔跑，警察投射瓦斯催泪弹。根据《巴黎人报》的消息，在33500名示威者中间136人被逮捕。权力被仇恨，因为它系统地进行仇恨，今天正在从来自很远的地方开出一份账单。当权力只能抓住镇压和产生同样的恐怖主义活动，以便分散注意力，让已经动员的人民混乱和解体的时候，不仅已经不是一种合法的政府权力，而是为了利益而构成政府的一种权力，这不是国家的利益，不是地区的和人民的利益，因此只能垮台。
在美国为了一个新的世界货币体系的战斗
在“深层国家”（美国）全球主义者对阵反全球主义者。如果说在法国人民起义反对掌权的精英们，在美国内部精英们更多的是他们之间的对立，这在任何其他西方国家是没有的，因为全球主义者和反全球主义者互相之间对立在其他国家是没有的事情。“深层的国家”处在决定性的对立和内部深刻的分裂之中，根据这个情况，在帝国的中心民众的斗争也是分裂的。在一个更小的规模上我们在英国的“脱欧”中观察到同样的情况，在2019年初我们将看到此事的结局如何。
在美国全球主义由于克林顿和奥巴马曾经一路顺风，民主党人犯下的任何罪行通常都没有大型媒体揭露或调查和受审，因为他们的政策重申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进程。但是，共和党人因卷入保守的和支持美国的政策作为简单的罪犯受到谴责。全球主义的“深层国家”的民主党人已经给政策定罪，企图通过一切手段寻找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建制派”的“罪行”。
但是，这种情况可能扭转或发生转向。虽然全球主义的大型媒体在美国的选举中因所谓俄罗斯的“卷入”谈到特朗普总统的“建制派”，现实是特朗普总统握着所有的牌，坐在现在被定性的证据的山上，揭示因“深层国家”的代理人之间的背叛有意和深刻的犯罪模式，比如安德鲁·麦卡比、彼得·史卓克、詹姆斯·科米、约翰·布伦南，甚至是希拉里·克林顿和贝拉克·奥巴马。在不是很远的适当的时机，特朗普总统有可能不分等级释放一个文件的海啸，现在还是“秘密”，揭露关于外国情报监视法欺诈的真相，奥巴马政府滥用权力，希拉里背叛性的腐败，推销政府的影响，在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内部的背叛等。
为了将前面所说的付诸行动，当“深层国家“的犯罪分子以某种方式企图避免逮捕的时候，特朗普有另外一张牌作为可能的手段打出来：启用所有的联邦前官员和前军人，他们都曾宣誓“保护和保卫美国反对所有的敌人，国外的和本国的”。这个誓言是一种终身的誓言，不会过期失效，只是因为退休或停止联邦服务。换句话说，为了在一个非法和暴政成为规则，犯罪分子和叛徒继续负责几乎所有的事情的国家恢复法律和秩序，这个步骤将是必要的。
下一个步骤是启动公民的社会斗争，以便保卫共和国，这是一张完全合法的牌，由于美国的宪法它是合情理的。打败全球主义者需要公民们在特朗普总统的周围团结足够的力量，以便能够应对全球主义的民主党人，特别是他们背后的金融资本，他们有自己的方法，可能静观直到暗杀本国的总统。在这个时候全球主义的金融资本瞄准的事情是挑起一次大衰退或是一次具有上个世纪 30年代大萧条特点的萧条，将特朗普政府和他对中国的贸易战作为替罪羊。
全球主义的操纵（美联储）为了在2019年让证券市场的破产
操纵利率：全球主义的精英们具体地所指的事情是在这个时候挑起一次证券市场如同1929年和2008年一样的破产。他们认为已经到了他们所说的时刻：将一个新的全球货币制度强加于人。在本质上这种调整意味着依靠证券市场的危机挑起一场大的经济衰退，甚至是一次使美国的经济破产和美元自由下跌的大萧条，这种形势将被全球主义者们利用以便集中经济制度的权力，更进一步从一种唯一的货币出发引入一个“单极的货币制度”。这个制度由全球化的金融资本的精英们通过诸如巴塞尔银行(所有中央银行的中央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控制。
为了挑起证券市场的危机，12月19日美国联邦储备(由全球主义者主持，如同一个私人银行)提高利率，这是从2015年底以来第八次和2018年第四次提高利率，达到2.5%，尽管特朗普总统警告美联储不要这样做。
引人注意的一个细节是美联储宣布的加息是由委员会一致决定的。美联储以此彻底表明美联储有一项完全反对特朗普和政府的议程，更重要的是反对美国人民的利益，他们的债务(信用卡、抵押贷款、学习贷款等)将变得不可支付(如同2008年发生的那样)。
美联储同时进行货币收缩：美联储实施的货币收缩(量化紧缩)进程在2018年10月加速，每月减少5000亿美元，而不是此前的3000亿美元。以这种方式减少资金的支配、流动性和市场的信贷，提高利率产生同样的效果。因此债务(联邦政府的债务、州市政府的债务加上公司和家庭的债务)的利息达到70万亿美元，是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370%，变得越来越费钱和沉重。
事先预谋的提高利率直接指向推动证券市场的危机和银行破产。在美国利率提高2%代表着需要增加7.4%的国内生产总值，以便能够专门支付额外的利息的义务。在美国支付利息的概念的总支出达到每天15亿美元，高于7国集团其他国家支付的利息的总和。我们要问的是在特朗普总统以某种方式干涉美联储之前还要经历多少时间?我们理解特朗普能够任命另一个总管主持美联储，但是他不能将鲍威尔作为总管赶下台。还不清楚是否能够通过一道行政命令结束与美联储的问题。一旦美元变成国家的货币，全球主义者将以同样的方式解决美联储的问题。这样谁采取措施将很重要。
2018年引入一个单一的世界货币体系?全球主义的杂志《经济学家》早在1988就宣布一个单一的世界货币体系的到来。在2018年可能引入这个体系，这需要美国经济和它的货币(美元)的衰落。正巧我们正在观察在2018年最后四个月一种金融破产的开始。并非巧合的是2018年全球主义们宣布对现存的加密-货币采取新的货币体系的意图。只是在等待经济危机成为世界的，对于社会高呼接受新的全球新的体系(秩序)和货币有足够的冲击力。
谁对经济的停滞负责?全球主义者们很清楚为了让“公众”接受在全球范围内经济权力的集中，必须采取某些措施来创造适当的“社会气氛”。为了能够创造适当的气氛，现在以美元作为国际的参考货币的货币体系必须停滞。这种停滞必须能够归咎于自己或是占为已有，其次是归咎于不是全球主义的精英的角色和它关于全球主义的意识形态。
为此，全球主义的哲学上的敌手不得不被妖魔化(比如民族主义的保守派被指控为法西斯主义者)，保卫一个多极货币体系的积极分子们必须被“消灭”，这样全球主义者们能够建设他们新的世界秩序而没人反对。居民必然达到心理上屈从的地步，以便绝望地接受新的经济秩序，以便实现他们想要的东西。再次，危机以非常强烈的方式影响到广大的居民群众。但是为了避免人民的反叛，新秩序的建议应当能够没有大的反抗而引入，也不落后。
我们估计全球主义者们现在和将来并不具备保障上述我们在过去的文章中已经指出的先决条件的实现，当时我们指的是中国领头围绕着建立一个多极的货币体系的计划。
全球主义的跨国公司操纵股票的价格
关于第一点我们可以指出纽约证券交易所去年最后四个月一直在下跌，不会迅速恢复，结束也不容易，大型公司重新用贷款购买自己的股票的政策正是它们能够从美联储以零息率获得信贷的时候，实际上是负利率。大型公司个人的股票已经在纽约引起证券交易所(标准普尔)的下跌，由此将其语调强加给整个世界。当主要的公司的股票在证券市场上以它资本化的语言是全球主义的，比如脸书、亚马逊、网飞公司、纳斯达克2018年11月下调它们的股票价格的时候，提前引起标准普尔股票的的市场普遍下跌，在去年的12月已经看到了这种情况。
比如亚马逊11月20日跌到它的最低点，网飞、脸书、微软等公司的股票也都大跌。以越来越高的价格攻击性地购买自己的股票的公司一旦得知利率不再上调时，提前低价销售股票，靠这个信贷的成本继续重新购买自己公司的股票，创造一种气氛，以便让分量不重的投资者以某种滞后跟随它们，以获利较少的价格购买。与此同时大型媒体特别在利率的上调中和在市场上退出结算(货币收缩 )做出反响，这是另外一种提高信贷价格的方式。在2019年等待的破产中这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将过错归于对中国的贸易战将会失败
大型媒体与全球金融资本协调，对美联储制造美国经济的不稳定，由此造成国际的衰退甚至萧条的意图没有做出反响。在将贸易战作为证券交易破裂的决定性因素时媒体做出了反响，将其与世界范围内随之而来的大衰退相联系。换句话说，大型媒体加强了认为正在形成的经济风暴的责任在于文明之间的战斗(美国对阵中国)的提法，而不在于全球主义的精英们的战略。在他们从美联储和他们的跨国公司自己造成的金融危机中期待能够作为人类的“拯救者“出现。
在阿根廷举行的20国集团会议之后，清楚的是特朗普想和中国谈判而不是加深一场贸易战。对于米歇尔·斯奈德来说，民主党的“深层国家“(在这种情况下说的是全球主义的力量)以坏的眼光看唐纳德·特朗普与中国达成一项贸易协议。正是在达成一项在90天内中止新的关税的协议之后，最有威望的中国华为公司的高管之一孟晚舟在加拿大换机前往墨西哥时被逮捕。这是全球主义的”：“深层国家”的一种操作，以便使中国人反感，迫使他们因为这个专门的问题采取一种与加大/美国对立的立场，以便这样将东方与西方冲突的虚假范例的气氛强加于人，全球主义者们可能是自己正在挑起的经济停滞的责任者。
正是在逮捕孟晚舟的时候，美联储决定加大货币收缩，每月撤出5000亿美元，而不是3000亿美元，这样在市场上消除流动性，增加获得信贷以便结清公司和一般的公众所欠的债务的信贷价格。目标是挑起严厉的破产和经济的混乱。但是，全球主义者们低估了中国人，他们注意到这场博弈，同样逮捕美国全球主义的公司的代表。这样我们估计全球主义者们“不能”实现自己设想的操纵美国公众舆论的目标。
2019年全球主义的计划可能失败
美国撤退在叙利亚和阿富汗的军事力量是新的世界秩序激进的变化，完全不同于全球主义者们设想的那个秩序。全球主义的力量反对叙利亚的战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它的雇佣军)应当在今后几个月内结束，因为缺乏雇佣军。
没有疑问的是这场战争的胜者是叙利亚、俄罗斯和伊朗。必须考虑特朗普是战争的获胜者之一，合乎逻辑的是他的态度帮助他的国家将支付战争补偿的义务重新落到投资战争的全球主义的跨国公司身上，这大大超过它们在战争中投入的资金。并不奇怪的是上述情况意味着对大型媒体和它们的公司是一次严重的打击，它们每天合法地是战争的一部分，对中东和其他地方的冲突构建一种全球的解读。这里将出现俄罗斯和中国的支持，在三个国家之间可能建设新的合作关系。围绕着美国全球主义的力量的联盟解体意味着这项决定可能为很快解散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提供条件，可能节省大量金融资金和撤退军队。
对唐纳德·特朗普来说，已经到了美国的军队停止斗争的时刻—由美国纳税 人付出代价—只是利用全球化的金融资本的利益。撤退军队不可能节省防务支出，将资金用于建设与墨西哥的边界的隔离墙，新的预算拨款不需要民主党人通过。他在竞选运动中的另一个承诺将会履行。大量撤退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资金和后勤支持可能意味着在军事上解除全球主义的力量的武装，大量的节省以便在国内投资，这对支持特朗普总统的利益对立的力量和利益可能是致命的。
我们2019年的目标应当是：聚焦于一旦以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基础的货币秩序瘫痪，谁将建立新的(货币)秩序。这意味着如何封锁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国际清算银行(巴塞尔中央银行的银行)这样的机构作为统治世界的经济力量。为了做到这一点，新的丝绸之路的多极计划和围绕它建立的机构是重要的。
为此我们应当知道，美国联邦政府不只一次提出破产，这历来是世界结构性危机的一部分。最新发生的事情是当尼克松任总统提出不再因为美元提交黄金，美元已经不再由黄金支持。那个时期与防务的过度开支有关系，那是越南战争的结果，国家的金融失去了控制。再加上美国政府的过度开支以便支付贸易结算的债务，这是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生产以便出口和在美国国内市场上消费的美国自己的跨国公司创造的债务。
在那个时期“深层的国家”宣告它没有能力向外国政府支付它的债务，以美元结清它的利息，美元的价值低于黄金的价值，不承认与它的债权者达成的支付债务的协议。由于现在国际货币体系的破产将为美元的重新国有化提供通道，也就是说为美元从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过渡到一种国家的货币的地位提供通道。这将意味着这种货币一种“敏感的”贬值。庞大的债务将用这些贬值的美元结算或是重新谈判。特朗普可能试图建立金本位，这意味着对全球化的金融资本一个致命的打击。清楚的是美国没有足够的黄金储备来进行这项活动。但是中国已经以租赁的方式向美国提供了它巨大的黄金储备的一部分，以便它能够在这条行动路线上前进。
在经济领域美国已经失去了世界的第一位置，因为现在中国占有这个位置。美国也失去了作为军事强国的第一位置，因为现在它在俄罗斯的后面。在这些条件下全球主义者们面对相互联系的多极的力量要走出自己的道路将不是容易的事情。
我们在最近的新书《倾斜中的资本》已经分析过，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之下将不可能有经济的恢复。这意味着从经济危机开始，我们看到地方、国家的经济和生产可能更多的自给，确定作为社区它们集体的需要依靠相互帮助和安全，这意味着将有一种地方的横向的组织为另外的经济制度而斗争。这种更多是地方的组织形式具有国家的身份在“宏观”水平上将可能是新的生产方式。我们在所有的地方看到的“黄背心”作为宣告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将会出现，其基础在于延长生产的所有的东西的寿命，从社区确定需要。在2019年可能对资本主义说再见。
(《环球视野》摘译自2019年1月8日厄瓜多尔拉美社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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