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
保马今日推送甘阳老师的《修昔底德与“修昔底德陷阱”》一文。“修昔底德陷阱”的说法源自于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他认为：当一个大国崛起时，其与既有统治霸主之间的竞争不可避免，双方面临的危险多数以战争告终。本文从“战争与和平”这个主题引入，以古希腊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苏冷战为例，结合历史上多位政治家对“修昔底德陷阱问题”的观点，明确了中美当前所面临“修昔底德陷阱”严峻的形势问题，呼吁大家在面对“战争与和平”的关系上，要在敬畏历史的基础上整装待发，要怀有一种如履薄冰的敬畏之心！
本文系2021年10月15日在“华东师范大学校庆七十周年系列讲座”上的演讲内容。原文发布于2021年12月31日“澎湃新闻”。感谢甘阳老师对保马的大力支持！
我今天讲这个题目，是因为我相信“战争与和平”问题正浮现为我们这个时代最重大的问题。我比较希望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里，应该至少有一门关于“战争与和平”的课，以我的了解，目前绝大多数大学都没有。原因也不难理解，一方面承平日久，战争似乎离我们很远，另一方面这门课讲起来难度很大。我今天讲的内容，是我在清华大学给本科生开的一门通识课的最后一讲，这门课的名字叫“古希腊文明”。我想借这个机会和华师大以及上海的朋友分享一些非常不成熟的想法，希望听到大家的批评。
“修昔底德陷阱”这个词，现在在中美两国都家喻户晓，但我觉得对于在大学里人，还要进一步追问几个为什么。首先我们应该感到非常惊讶：今天的西方人居然会认为，一个两千五百多年前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写的一本书、说的一句话仍然可以用来描述、理解二十一世纪人类最重大的事务——中美关系。我问学生，中国这么多先秦经典，难道就没有一本书、一句话，可以形容今天的中美关系吗？当然有，比如《左传》。只是我们不会这么想。这是一个很值得反思的问题。传统和经典在西方是活的，并不仅仅是专家们研究的材料和对象，仍然和现代的思维交织在一起，而一个活的传统必然会加深文化和学术的厚度。相比之下，我们的传统和经典至少到目前，还没到活跃在我们心中的地步，更多只是专家们研究的对象和材料而已。我觉得中华文明要真正全面复兴，一个必然的前提是，我们的经典被全面重新激活，进入我们的思考，否则我们的思考会非常单薄。
关于修昔底德和“修昔底德的陷阱”，我今天主要讲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现代西方人用修昔底德这样一个两千多年前的历史学家的观点，描述和分析当代最重大的事件，并不是第一次。修昔底德被用于分析当代大国间的关系，首先发生在美苏冷战时代。七十几年前，美苏冷战甫一开始，美国人普遍把美国和苏联的关系看成雅典与斯巴达关系的重演。这一看法深刻地影响了西方国际政治理论的发展，二战以后成熟的国际政治理论和修昔底德关系密切。
第二，正因为当时的修昔底德阅读与西方人对冷战的思考紧密纠缠在一起，这反过来极大地影响并改变了西方人对于修昔底德的阅读方式。在冷战期间，主流的修昔底德学界和国际政治学界，开始质疑、挑战，以致颠覆修昔底德最根本的论断——雅典和斯巴达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他们认为这个论断是错误的。我一直提倡读经典，但我们和经典之间并不是单向的关系，要么顶礼膜拜，要么嗤之以鼻，而是双向的关系，即经典之为经典，意味着当代人可以对它重新提出问题，挑战它、质疑它，以此丰富它本身提出的问题。因为基本论断被置疑，大概在冷战后期，修昔底德的地位开始下降。
如果说二十世纪以来，特别是二战结束以后，西方的史学、古典学、国际政治理论界，都以跳出“修昔底德陷阱”为己任，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到二十一世纪中美关系问题凸显的时候，西方人又突然重新跳回这个陷阱？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古希腊两大史家中，希罗德多德地位飙升，修昔底德地位下降，但到了2012年，修昔底德又重新浮出地表。
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围绕中美关系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的提出。美国政治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最早在2012年8月22日在《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发了篇短文（“Thucydides’s Trap Has Been Sprung in the Pacific”），断言“定义未来几十年全球秩序的问题将会是：中国和美国能够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此后，这个说法开始在中美学界、政界小范围流行，而真正让它名噪一时要等到三年后，2015年9月24日，艾利森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网站上再度发文（“The Thucydides Trap: Are the U.S. and China Headed for War?”）。他之所以要掐这个时间点，是因为当时正值中国国家主席正式访美，并将在第二天，9月25日，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会晤。他这篇文章的第一句话就是：在中美元首本周的会谈当中有一个问题显然不在他们的议程当中，下一个十年（in the next decade）——他说得很准确，不是“以后”“未来”，而是下一个十年，即2025年前——中美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毫无疑问艾利森这么说是为了显示或炫耀他的“前瞻性”。艾利森此人地位不太寻常，他是典型的美国政学双栖动物，学术界地位上，他在1977至1989年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扩张时担任院长，无数各国政要都是他的门下，政治上，他从1985年开始担任五角大楼国防政策委员会成员至今，最高官位是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以他的身份，加上他以对中国极为了解的形象示人，在这个时间点，发表这样一篇文章，显然会收获极大的媒体效应。
所谓“修昔底德陷阱”，乃基于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里的一句引文，这是艾利森对这句话的翻译：It was the rise of Athens and the fear that this instilled in Sparta that made war inevitable.（1:23）转译为中文就是：正是雅典的崛起，以及因这崛起而日益在斯巴达积蓄的恐惧，使战争不可避免。照艾利森的意思，到了二十一世纪，这句话里的“雅典”可以置换成“中国”，“斯巴达”可以置换成“美国”。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位置关系表述。2017年，他把这篇文章扩展成了一本书（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中文版（《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陈定定、傅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也很快就出来了。
顺便提一下，2016年，艾利森和斯坦福历史学家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大西洋月刊》发文并在肯尼迪政府学院发表《应用历史宣言》（Applied History Manifesto），提议成立白宫历史顾问委员会（White House Council of Historical Advisers），委员会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要解答围绕中国崛起的关键问题。要知道，十年以前，弗格森和艾利森的观点还是完全不同的。弗格森和一个经济学家在2006年生造了一个英文单词“Chimerica”，即“中美联生共同体”，他乐观地认为，二十一世纪将由中美共治天下，美国是最大的消费国，中国是最大的生产国，天然互补。但至少到2016年，弗格森已经完全倒向艾利森，这个变化非常快。
艾利森在将近十年前提出“修昔底德陷阱”时，中国各界一片哗然，西方世界也颇为愕然，但如今这个词我们已经耳熟能详。他和弗格森关于成立白宫历史顾问委员会的提议，似乎没被任何一个美国总统采纳，我看却在中国有点回应，现在我们文史哲三科里，历史的地位已经非常突出了。问题是，我们谈过去谈历史，很大程度上谈的依然是关于过去的知识。艾利森和弗格森在《应用历史宣言》里引了史家迈克尔·霍华德（Michael Howard）的一句名言，“我们对现在的所有信念都取决于我们对过去的信念”（all we believe about the present depends on what we believe about the past）。重视过去，他们重视的是对过去的信念。我想这可以给我们启发，关于过去的知识堆积得再多，也不如从过去中获得信念重要。
一
由此，我们现在可以回到我今天要讲的第一个问题。对于修昔底德，我们没有必要追溯很远的历史，最近的历史，也就是美苏冷战的历史，就是我们最值得重视的历史。
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这个名字，稍微年龄长点的中国人都熟悉。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国共内战前夕，国共和谈三人小组中的美方代表，就是这位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将军。马歇尔在美国的地位非常之高，他在二战期间成为盟军最高司令，帮助罗斯福总统出谋划策，对于各大战场全局在胸。不过他在中国栽了跟头，调停内战的努力以失败告终，这是他一生当中唯一的一次失败。1947年初从中国返美后，马歇尔1月21日就任美国国务卿，6月5日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宣布了欧洲复兴计划，即著名的“马歇尔计划”。二战结束后，东欧已是共产主义的天下，西欧虽然还基本不是苏联阵营，但当时法国第一大党是法国共产党，意大利第一大党是意大利共产党，它们都完全具备执政能力，而且大战刚过，满目疮痍，物资匮乏，欧洲又接连遭遇严冬，美国最大的忧虑便是，西欧也将倒向共产政权。于是“马歇尔计划”应运而生：持续四个财年用一百三十亿美元援助西欧，其中百分之九十是无偿赠予，百分之十是贷款。“马歇尔计划”是美国在冷战的第一次胜利，直接挽救了欧洲战后极端困难的局面，确保了西欧没有马上滑向苏联阵营。
我想请大家注意的是马歇尔1947年2月22日，也就是他担任国务卿之后，宣布“马歇尔计划”之前，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演讲。他说：
流行看法认为，只有对未来有指导意义的过去才值得我们关注。对此我不敢苟同。通常情况下，唯有深刻地理解过去，我们才能对它的教训和智慧了然于胸，才会形成可以点燃灵魂的信念（convictions）。就今日国际关系的基本问题而言，我极其怀疑任何人能以透彻的智慧和深刻的信念来思考问题，如果不是至少在心中重温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时代以及雅典的覆灭。（“Speech at Princeton University, February 22, 1947,” The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vol. 6, “The Whole World Hangs in the Balance,” January 8, 1947-September 30, 1949,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3, p.49）
马歇尔“不敢苟同”对历史采取一种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看法，这不可能让我们从历史中得到任何真正的教训。在他看来，只有对一部西方史中负面的和正面的东西了然于胸，才会形成坚定的信念。就“今日国际关系的基本问题”，也就是美苏两极世界格局的问题而言，他认为必须“重温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时代”，尤其是“雅典的覆灭”——这是这段引文的结语，也是它的重心所在。
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
伯罗奔尼撒战争
冷战初期，不仅是马歇尔，美国朝野都非常自然地借助雅典和斯巴达争霸的历史，来看美国和苏联争霸。二者确实有相当高的可比性，都是两个同盟之间的斗争：雅典和斯巴达的战争打到了彼此的盟邦；冷战期间同样形成了两大军事同盟，北约和华约，尽管如今华约不复存在，俄罗斯已经到了被北约“包围”的地步。修昔底德研究界数一数二的人物、普林斯顿大学的W. R. 康纳（Walter Robert Connor）教授在1977年发表的一篇文章（“A Postmodern Thucydides?,” The Classical Journal, Vol. 72, No. 4 [Apr. - May, 1977], pp. 289-298）里说得很清楚，他们这一代人阅读修昔底德和理解冷战是交织在一起的（a Cold War reading of Thucydides），他们通过阅读《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去理解冷战，又通过冷战的发展来重新思考修昔底德的问题。
美苏对峙漫画
北约华约对峙图
这种交织关系也深刻影响了西方的国际政治理论传统，其时主要流派的理论家都明确以修昔底德为宗师，通过对修昔底德不同引用，来概括自己整个路向。古典现实主义引用了这句话：“只要有权力就统治，这是不可移易的自然法则，我们相信这法则对神是真理，我们知道这法则对人是真理。”（5:105）对于古典现实主义，人性就是追求权力、追求统治，所以这一派也叫人性现实主义。有学生读了这句话后问，今天的人不追求权力，只要挣钱。我说，钱是什么？钱在现代就是最大的权力，钱多了天然就想统治他人。
另一个变种，结构现实主义，也叫防御性现实主义，引用的就是艾利森用来描绘“修昔底德陷阱”的话。这是一个常见的译法：“雅典势力的不断壮大，引起拉克代蒙人的恐惧，从而迫使后者开战。”（1:23）如果说古典现实主义认为，每个当事者都会积极追求权力和统治，结构现实主义则强调，所有国家都被动处在与他国的关系之中。在国际关系结构中，任何一个国家的变动都会引起另一个国家的反应，一个国家突然做大，一个国家突然消亡，别的国家都会受影响，这一派把体系结构，而非人性作为自己的出发点。以下是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代表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在他的名著《大国政治的悲剧》（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2001；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17页）里对于三种现实主义的区分：
这些主要的国际政治理论基本都在冷战期间成熟，挂钩到修昔底德这个鼻祖，再连接以往传统，形成一套成熟的理论。冷战结束以后，当然有很多其他理论派别，比如国际制度主义、自由主义提出和现实主义不一样的看法，但主张这些理论的最好的学者都会明确说，他们的看法并不是现实主义的替代，而最多是补充。比如认为国际组织可以缓和国家间的冲突，当然是个良好的愿望，一定程度上也是可能的，但是绝大多数时候，这种情形并不存在，今天海牙国际法庭有个什么说法，明天联合国通过哪项决议，如果美国不执行，中国反对，俄罗斯否决，可能影响现实吗？国际政治学界大都承认一个前提：国际关系领域是一个无政府地带，奉行丛林法则，尽管与此同时，始终存在着一些建立各国相对可以接受，但又非常脆弱的规则的努力。
我想特别强调，政治现实主义绝对不等于好战。米尔斯海默说，“真正的现实主义者都坚决反对美国介入越战，攻打伊拉克，反对美国的干涉主义”，“只有自由派们才会四处发动战争，宣讲道义”（《大国政治的悲剧》，445页）。现实主义者最嗤之以鼻的，就是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用民主、人权之类的高尚名义发动战争，他们认为这是最大的危险。古典现实主义的代表、凭《国家间政治》（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1948）奠定国际政治学科基础的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批评杜鲁门主义时说，“如果一国强调道德原则而忽视国家利益，它会难逃国家自我毁灭的危险”（“The Primacy of the National Interest,” The American Scholar, vol. 18, no. 2 [Spring 1949], p.212）。摩根索是德国犹太人，1937年逃到美国，在美国各地生活过后，他发觉美国人特别喜欢标榜他们的一切，言之凿凿国际政治行为是出于高尚的道义，是为了帮助别国，他认为这完全是自欺欺人，美国的国际行为当然都是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摩根索两度担任美国国务院顾问，后因反对越南战争而被约翰逊总统解职。摩根索认为，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关乎国家核心利益，而所谓国家核心利益的“最低要求”有三要素：领土、政治制度、文化核心。只有在涉及领土完整性，或者对方要颠覆你的基本政治制度，瓦解你的文化核心的时候，才可以发动战争，除此以外，任何战争都是没有理由、没有必要的，会偏离国家核心利益。摩根索非常准确地判断出，遥远的越南并非美苏的必争之地，其政治诉求是民族主义、反殖民主义，美国没有介入必要。
《国家间政治》第七版
同样，米尔斯海默也认为伊拉克战争是一场没有必要的战争（an unnecessary war），是彻底错误的冒险。米尔斯海默非常勇敢，他专门写过一本《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The Israel Lobby and U.S. Foreign Policy, 2007），挑战、批判以色列和美国的犹太人集团，他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被这些集团绑架了，完全偏离了美国国家利益。可以说，现实主义者非但不是战争狂热分子，他们对战争反而极为慎重，反复强调战争是最后手段，是极为恐怖的事情。相比之下，爱好战争的似乎往往都是自由派和“白左”，最臭名昭著的就是哈贝马斯支持科索沃战争，2003年小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西方各路“自由鹰派”媒体人都众口一辞、趋之若鹜，虽然他们平常可能也会批评美国，但这次笃定认为美国做对了，代表了道义。毛主席当年对尼克松说他“喜欢右派，比较高兴这些右派当政”（《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427页），或许原因就在这里。
冷战时代，美国以雅典自居，它的中心问题是，如何避免重蹈雅典的覆辙。正因如此，我前面引用的不论是马歇尔，还是摩根索的话，都透着凝重和肃穆，丝毫没有沾沾自喜、洋洋自得。没有人知道，如果美苏之间爆发战争，谁会是赢家，所以谨慎成了他们的基调。历史上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以雅典全盘失败告终，而美国确实很像雅典。美国在二战以后跃升成为全球第一强国，雅典也在波希战争后进入了黄金时期。另外，冷战时期，核战争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核武器诞生后，所有对于战争的考虑都发生了变化。1960年代初冷战高峰期，美国制定的第一个核战争统一作战计划（The Single Integrated Operational Plan, SIOP）预计，战争第一周能够给包括中国在内的苏联阵营造成三点六亿至五点二五亿人死亡（Matthew G. McKinzie, etc., The U.S. Nuclear War Plan: A Time for Change,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June 2001, p.114）。要知道，六十年代初全球总人口就三十亿出头，其中欧洲三点五亿，美国两亿不到，苏联两亿出头，中国六点七亿，印度四点五亿。这样一个核战争的前景是所有人都不能接受的。因为美苏冲突的核心地带是欧洲，欧洲也就成了当年反核反战的中心。
鉴于上述这些原因，当时西方人必然要重新思考修昔底德的问题。假如修昔底德的论点是成立的，雅典和斯巴达的战争不可避免，雅典的战败也不可避免，那美国的前景也就在意想之中。然而这一切真是不可避免的吗？雅典必然要遭受这样的命运吗？
二
现在我们可以进入对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阅读。修昔底德这本书非常特别，确实是高手的写作。就结构而言，整本书在自我反讽和自我解构。全书一共八卷，读完第一卷后没有人会对战争的走向感到怀疑。雅典和斯巴达战起，当然雅典必胜，斯巴达必败。雅典要人有人，要钱有钱，要船有船，相比之下，斯巴达民穷财匮，人口稀少，海军薄弱到不值一提，最糟糕的是，它虽然有个同盟，却极为松散，斯巴达也谈不上拥有同盟的领导权。而这恰恰说明这本书整体是一个运动的结构，开头雅典处在巅峰状态，整个希腊文明处在巅峰状态，然后一路往下走，一直到谷底，到最后第八卷，不仅是雅典在战争中的失败，也是人性的失败，是希腊人精神和道德的全盘瓦解。
这种自我消解在每一卷里都有体现。比如，我们中国人十分熟悉、经常正面——或者说片面——引用的伯里克利葬礼演说，出现在第二卷的三十五到四十六章，但紧随其后的四十七到五十二章，修昔底德就写了雅典瘟疫。伯里克利发表的是国葬演说，他极尽溢美之词，赞颂雅典的伟大，就是为了证明为国捐躯的将士死得其所，因为他们是为这么伟大的雅典而死，在死亡中显示了雅典人的全部品德。西方人也好引用伯里克利的这些话，好像说雅典多么高，就是在说西方多么高。然而第二年爆发的瘟疫，把伯里克利所说的一切彻底瓦解了：
因为这个灾祸有这样压倒的力量，以致人们不知道下一次会发生什么事，所以对于宗教上或法律上的每条规则都毫不关心。过去所遵守的丧葬仪式，现在都不遵守了……许多人缺乏埋葬时所必需的东西，因为他们家庭中的人口已经死亡很多了，所以采取最可耻的方式来埋葬……他们发现另一个火葬堆正在燃烧着，他们把他们抬来的尸体方在别人的尸体上，就跑开了。
在其他方面，由于瘟疫的缘故，雅典开始有了空前违法乱纪的情况。人们看见幸运变更得这样迅速，这样突然，有些富有的人忽然死亡，有些过去一文莫名的人现在继承了他们的财富，因此他们现在公开地冒险作放纵的行为，这种行为在过去他们常常是隐藏起来的。因此，他们决定迅速地花费掉他们的金钱，以追求快乐，因为金钱和生命都同样是暂时的，至于所谓荣誉，没有人表示自己愿意遵守它的规则，因为一个人是不是能够活到享受光荣的名号是很有问题的。……至于神祇，他们认为敬神和不敬神是一样的，因为他们看见好人和坏人毫无区别地一样死亡。至于违犯人为的法律，没有一个人预料他能够活到受审判和处罚的时候；反而每个人都觉得，对于他已经下了更为沉重的判决，正悬在他的头上，他想在这个判决执行之前，得到一些人生的乐趣……（2:52-53，译文引自《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159-160页；另可参徐松岩译本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207-208页，及何元国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121-122页）
修昔底德的这些章节充满春秋笔法。葬礼是一种凸显人性光辉，体现人之为人的仪式，表明人区别于动物，会在死后得到尊重。之前阵亡将士国葬典礼有多么隆重，仪式有多么繁复，瘟疫发生后的埋葬就有多么不堪，此刻人性已经荡然无存。伯里克利所说的这一切都是那么脆弱，一场考验就可以鉴别出雅典的整个人性结构不堪一击。如果是一个真正品德坚定的民族，不至于在一场灾难当中就立即堕落到这个地步。
我们接着来看艾利森演绎出“修昔底德陷阱”的第一卷二十三章，这是全书的总纲，历来被特别注重。修昔底德史书的开头大约二十章，被称为考古学叙述，讲的是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前的雅典、斯巴达和希腊，到二十三章，他开始讨论战争是什么。“以往最大的事件就是波斯战争了，但那场战争在两场海战和两场陆战后就很快尘埃落定。如今这场战争的时间却漫长得多，在这漫长时间里它给希腊带来的灾难更史无前例。”（1:23.1）波斯战争是“以往最大的事件”，但显然伯罗奔尼撒战争更大，它是到修昔底德的时代为止希腊最大的战争。那到底是最大的荣誉，还是最大的耻辱？是人性的最高点，还是人性的最低点？修昔底德的答案恰恰都是后者。想想我们中国抗战十四年，全面抗战八年，已经精疲力尽，不能忍受了，所以抗战结束以后，谁发动内战，谁就是罪魁祸首，而伯罗奔尼撒战争打了整整二十七年。“从来没有这么多的城邦被颠覆，被夷为废墟……从来没有这么多的人流离失所，从来没有这么多的人被杀戮，有些是在城邦与城邦之间的战争中被杀死，有些则是在城邦内部的自相残杀中被杀死……地震……日食……旱灾……饥荒……以及杀人最多的瘟疫，所有这些自然灾祸都和这场战争一起降临。”（1:23.2-3）在战前的所谓希腊启蒙时代，人们可能是不相信灾祸的，就像现代人只相信科学，战争则把人原有的信仰都颠覆了。修昔底德说，“战争是教导残忍的教师”（3:82）。我们和平时代接受的教育，都是不要杀人，不要放火，不要强奸，不要偷盗，不要说谎，这些是文明之所以存在的前提，战争意味着所有这些和平时代的文明基本规矩被彻底破坏，意味着杀人是常态，奸淫掳掠无处不在。
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斯巴达虽然获得了胜利，但实际上整个希腊文明都被判了死刑，即便它后来还苟延残喘了一段时间，但不久就被马其顿征服，然后被罗马征服，再后来是拜占庭帝国、奥斯曼帝国，一直到十九世纪希腊才独立，可以说，现在的希腊和古希腊并没有什么关系。也就是说，这场战争对于古希腊所有城邦而言是彻头彻尾的灾难。那它到底是怎么发生的？雅典人那么聪明，斯巴达人那么谨慎，难道都没有想过这场战争通往的是彻底的自我毁灭吗？所以修昔底德接着追究战争的原因：“这场战争开始于（公元前431年）雅典人和伯罗奔尼撒人撕毁了他们自己十五年前（前446年）签订的《三十年和约》。至于双方撕毁和约的原因，我将首先记载他们相互责难的理由和纷争所在，以使后人不必再问为什么希腊人之间发生如此大规模战争的直接原因。但这场战争未明言的真正原因，我相信是雅典势力的不断壮大，引起拉克代蒙人的恐惧，从而迫使后者开战。”（1:23.4-5）
在修昔底德这里，战争有两个原因：“直接原因”和“真正原因”。修昔底德的措辞想表达的意思非常清楚，“直接原因”是不重要的，只不过是双方“相互责难的理由”，重要的是“未明言的真正原因”，而所谓“修昔底德陷阱”之所以会产生，便是战争的“真正原因”——雅典的崛起和斯巴达的恐惧——使战争不可避免。但正是在关于战争原因的认识上，冷战时期的修昔底德界、国际政治界发生了转向。与修昔底德相反，其时学者们恰恰认为：战争的直接原因，特别是危机或战争导火线，是国际政治的重要独立变量。冲突的直接原因和战争的深层原因同等重要。避免战争的发生有赖于高度重视冲突的直接原因，即化解危机的能力。
唐纳德·卡根（Donald Kagan）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作为冷战时代极有影响的一本书，就是这一转向的代表。卡根今年刚刚去世，他在耶鲁开了几十年的“古希腊史导论”“战争的诸起源”，是耶鲁最热门的通识课，他的大儿子（Robert Kagan）也是政学双栖动物，是共和党高参、新保守主义的旗手。《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出版于1969年，同时写给普通读者和专家，它是卡根四卷本“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论”（1969, 1974, 1981, 1987）的第一本，也是最重要的一本。卡根在书的开篇就对经典发问：
修昔底德认为这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他]对雅典帝国的崛起以及斯巴达的反应进行了精彩的描写，使人觉得除了战争，双方似乎别无选择。……我们不禁要问：《三十年和约》所创造的缓和局面难道就不可能持续下去吗？难道没有其他政策可以替代那些导致战争爆发的政策吗？难道为了自身利益，斯巴达或雅典就一定要诉诸战争吗？（曾德华译、李隽旸校，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7-8页）
他的结论很清楚：
修昔底德是第一个对战争的深层原因和表面原因进行区分的人。……他认为深层原因比表面原因更加重要。……他的这种观点得到了广泛的接受。……我们的研究表明，他的判断是错误的。……有充分理由认为，这两个大国以及他们的盟邦本来可以一直和平相处下去。因此，我们认为，引起战争的并非这些深层原因，而是那些在战争前夕发生的危机事件。（341-342页）
卡根的发问我完全同意，但他的具体论断、他对直接原因的解释我几乎全都不同意。卡根的解释基本都站在雅典的立场上，他写的是雅典和斯巴达，心里想的全是美国和苏联，以致书里随处可见“极化”（polarization）、“阵营”（power blocs）这样的当代术语被跨时代使用，以及各种二十世纪的历史事件被跨时代类比。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直接原因当然有不少，最广为人知的是埃皮丹努（Epidamnos）城内乱引发的科林斯（Corinth）与其殖民地克基拉（Korkyra）的争端。雅典之所以愿意出兵与克基拉联手，对抗隶属于伯罗奔尼撒同盟的科林斯，完全是出于利益考虑，因为克基拉的海军势力位列希腊前三（1:36），这支力量不可拱手让给伯罗奔尼撒人（1:44）。然而根据卡根的解释，对于战争爆发，科林斯人“责任最大”（349页），我认为这并不符合修昔底德的意图。
我们从修昔底德的后文可以看出，所谓拥有强大海军的克基拉，并没有在战争当中起到雅典当初希望它起的作用，另外，克基拉是一个非常下作恶劣的城邦，它在内乱时野蛮地自相残杀（3:69-85），完全破坏了希腊世界最基本的文明法则，可以说它是整个希腊世界道德、精神败坏的起点。当然修昔底德的修辞手段很高明，施特劳斯（Leo Strauss）说过，对于笔下的人物和政治，修昔底德“所有的评判都不完整”，他还常常“不经意地颠倒了事件的时序”（《古典政治理性主义的重生》，郭振华、彭磊等译，叶然校，华夏出版社，2017年，150-151页），而一些事件的叙述语境变了，意义也就变了，还有一些史料的文本，他的记录也不完整，比如卡根书里提到《三十年和约》“没有整份和约的副本或转述”，我们只能通过“零零散散的引用”，“拼凑出它的内容”（131-132页）。尽管如此，我觉得修昔底德史书的基调和线索还是清楚的，它是在检讨雅典的问题，雅典的一系列胆大妄为，导致它缺乏自我约束。
抛开具体的解释，我们至少可以明确，冷战时期的整个研究重心转向了对直接原因的考察。甚至好像二十世纪西方在国际政治的最大的进步，就是重新认识直接原因，或简称危机。美国政治学家勒博（Richard Ned Lebow）1981出版的《和平与战争之间》（Between Peace and War: The Nature of International Crisis），副标题就叫“国际危机的性质”。他在这本书题为“反驳‘修昔底德陷阱’”的结论章断言，“战争的直接原因在冲突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严重国际危机“能够决定战争是否爆发，还是和平得以延续”，“它们还可以加剧国家间冲突，或者成为改善冲突的深层原因，从而避免战争的爆发”（赵景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391页）。
在核战争时代，必须通过一切方式去研究如何才能避免战争，否则就等于接受宿命论。后来抛出“修昔底德陷阱”话题的艾利森本人就是危机决策大家，他研究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的成名作《决策的本质》（Essence of Decision: Ex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1971, 1999）是国际政治学界转向战争直接原因分析的标杆性著作。在详细分析了三种关于古巴导弹危机的解释模式后，艾利森坦言：“没有任何一个事件如古巴导弹危机事件那样能更清晰地显示，核战争不大可能发生与不可能发生之间存在着怎样的令人恐怖的区别。一个人对古巴导弹危机事件了解得越深，也就越会相信现实中核战争是本可能会发生的。”（王伟光、王云萍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445页）在这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十三天之后，我们能够逃过一劫，某种程度上要归功于偶然因素（chance）。所以艾利森说，“我们对于核危机和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没有任何理由感到乐观”（448页）。今天，决策和决策研究变得非常复杂，任何重大决策都要协调方方面面的利益，就像肯尼迪讲的，“决策的终极本质对于观察者来说，仍是无法理解的——对于决策者自身来说，事实上也经常是如此”（12页）。
整个冷战期间，修昔底德和国际政治研究的总的倾向，都是试图跳出修昔底德的决定论，避免他所说的不可避免的情况发生，因此研究重心转向了战争的直接原因和引发战争的危机，西方学界相信或者希望人有能力解决危机。艾利森本人当然深知其中道理，但他在2012年又突然重新回到“修昔底德陷阱”，大谈深层原因，这就不同寻常。
三
接下来，我从两个方面比较西方最近两次挪用修昔底德的差异。
先说第一个方面。冷战期间，美国以雅典自居，视苏联为斯巴达，这意味着它必须吸取雅典的教训，谨慎行事。在修昔底德的描述里，雅典人最大的特点是敢做任何事（daring），他们敢于创新，敢于冒险，敢于突破，但问题是雅典人不知节制（moderation）为何物，所有的事情都过分；斯巴达人的特点则是慎重，他们极为的节制、缄默，做决定和行动总比别人慢半拍。美国在冷战时期只有学会节制，才能避免重蹈雅典的覆辙。
而在如今的中美关系中，美国视中国为雅典，自己成了斯巴达。美国人老觉得自己比中国人慢半拍，觉得中国人在没有止境地超越，于是他们形成了一种古怪的心态，再加上美国是冷战胜利国，近三十年来举国上下一直洋洋自得，这两种心态叠加，就使美国和冷战时表现得非常不一样，忘记了节制。整个冷战时期，我相信美国的精英阶层在国际关系上是相当谨慎的，所以他们会把越战视为雅典远征西西里的现代版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决定。当时政学精英总体上都有很强的自我节制感，民众也很慎重，但现在并没有。
中美能否避开“修昔底德陷阱”
再说第二个方面。冷战导致人们更注重战争的直接原因，而不是本世纪再度现世的“修昔底德陷阱”所强调的、使开战不可避免的深层原因。一旦突出深层原因，就有可能模糊或轻视战争的直接原因。我想强调，深层原因或“修昔底德陷阱的结构性压力”是真实存在的，无论在当年还是今天都是如此，但是正因为深层原因的存在，才必须高度重视使战争成为可能的直接原因。艾利森描述“修昔底德陷阱”，突出了“恐惧”的概念，但在修昔底德那里，其实有一个“荣誉-恐惧-利益”的三重结构。在我看来，所谓深层原因不能只归结为“恐惧”，尤其面对今天的情况，而更应联系到“荣誉”。伯罗奔尼撒战争开打前，一个身处斯巴达的雅典使团在斯巴达公民大会上发言，意图阻止战事发生，在他们相近的两段表达中，我们看到了三个概念的不同排列顺序：
驱使我们雅典人的首先是恐惧，其次是荣誉，最后是利益。（1:75）
（人性）受制于三种最难以克服的因素：荣誉、恐惧、利益……弱者臣服于强者，万古不变。（1:76）
这里顺序变化的原因很简单：七十五章讲的是波希战争的时代，面对来势汹汹的波斯帝国，出于恐惧，当时还弱小的雅典必须奋起抗击；等到战争结束后，雅典已经成为希腊世界的最大城邦，那这三者就可按人性的顺序排列：荣誉、恐惧、利益。十七世纪以来，霍布斯、亚当·斯密等人都认为，人为荣誉而发生战争是最愚蠢的事情，荣誉是虚无缥缈的，这成了西方近代思想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于是，恐惧仍列第一位，因为霍布斯认为，人的自然本性是怕死，尤其怕暴死，除此之外，整个近代西方的一个思想冲动便是要用利益来取代荣誉。利益是实实在在的，它可以计算、量化、交换，但荣誉不能，不少学者认为，用利益取代荣誉是资本主义在西方成功的一个前提。
近代思想家贬低荣誉，却忽视了荣誉问题仍然涉及最根本的人之间的冲突。艾利森后来到写《注定一战》的时候，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说，“美国和中国至少在一个方面是相同的：……两国都把自己视为例外……两个第一的冲突将使调整变得非常痛苦”（200-201页）。他随后继续引用李光耀的话：“美国被一个自己长期视为颓废、软弱、腐败和笨拙的亚洲民族所取代，虽然不是在世界范围内而只是在西太平洋地区，这在情感上对美国来说仍是很难接受的。美国人的文化优越感将使这一调整变得尤为困难。”（201页）这里说的当然都是荣誉。
所以艾利森这本书接近尾声的地方，实际上就落到了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的“文明的冲突”。我一直认为，对于二十一世纪，西方世界只有一本书是有前瞻性的，那就是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1996）。罗尔斯、哈贝马斯都停留在二十世纪，他们认为人类以后会沿着二十世纪西方走的脉络一路走下去，他们根本没想过会有中国的事情，只有亨廷顿慧眼独具。今天，我相信已经没有人会怀疑，冷战结束以后将近三十年的所谓全球化时代，都是按照亨廷顿的预见发展的。晚清中国士大夫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近几年西方的一些人则开始说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自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现代开始以来，西方——欧洲加上后来的美国统治全世界的结构，突然可能被一个非西方的文明挑战，这让部分人难以接受，他们觉得统治民族的尊严和荣誉被冒犯了。否则我们就很难理解，个别很小的国家，和我们未必有什么利害冲突，近来一下子表现得非常激进。但是，中国不可能放弃文明全面复兴的目标，这是甲午战争以后一代代中国人的梦想，中国人不甘于做二流。当初亨廷顿提出“文明的冲突”的命题时，遭到很多误解，我想再次澄清，亨廷顿从来没有主张文明之间发生冲突，只是他判断，二十一世纪最大的冲突单位不是阶级，不是性别，而是文明。而我认为，不是恐惧，不是利益，而是荣誉，才是目前文明冲突的根本。
艾利森毕竟是冷战过来的老派人，他在《注定一战》里指出，“‘相互确保摧毁’战略在美苏竞争间所施加的约束”意味着，“一旦两个国家拥有无懈可击的核武库，热战就不再是一个可行的选项”，“双方都必须妥协，即使它们会觉得无法忍受”（278页）。古巴导弹危机以后，随着各种双边危机处理机制的建立，大家基本认为核战争的可能性已经非常小了。但艾利森提醒我们，“如今，许多美国政策制定者把[冷战时代的真理]看作‘古代历史’”，“当代美国领导人中没有人参与过那次历史”（279页）。当美国的政治决策者不再具有当初的谨慎，今天核战争的危险反而可能高于过去。
在《决策的本质》中文版前言（第3-5页），艾利森列出了冷战时代中美之间经历的五次核危机：第一次，1951年，朝鲜战争，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要求杜鲁门总统对中国使用核武器；第二次，1954年，解放军炮轰金门，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对中国大陆动用核武器；第三次，1958年，解放军再次炮轰金门，美国又考虑动用核武器打击大陆沿海城市；第四次，1963年，中国第一次试爆原子弹前夕，美国考虑由美苏共同对中国核打击以防止中国成为核大国；第五次，1969年，中苏边境冲突，苏联建议美苏共同对中国核打击，遭尼克松总统否决。我相信早期的几次核打击计划，最后没有变成现实的唯一原因是，这可能导致美国和苏联的核战争，而不是美国人对在中国用核武器有特别的忌讳。
所以我想再提一个——艾利森肯定不愿意讲的——种族歧视与核战争的问题。西方人对在亚洲使用核武器的意愿显然要高于在欧洲。冷战时代欧洲成为反战反核基地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如果那时核战争爆发，欧洲注定毁灭，而今天欧洲人或许认为这和自己无关。1995年广岛轰炸五十年，本来美国官方要发行一枚印有蘑菇云状爆炸景观的邮票来纪念所谓“核胜利”，结果招来全美一片反对之声。罗尔斯带头写了非常激烈的文章(“Fifty Years after Hiroshima,” Dissent [Summer 1995], pp.323–327)，认为广岛轰炸乃罪恶滔天（great evils），逾越了一个民主国家在战争中所应遵循的正义原则和道德约束。斯坦福的国际关系学者伯恩斯坦（Barton J. Bernstein）也写文章指出，当年美国完全没有必要非使用核武器不可，而且令人惊讶的是，使用原子弹这么重大的决定在当时并非深思熟虑、反复权衡后所做出，因为不使用原子弹这一可能性从未被认真讨论过，整个决策过程更完全未经国会辩论（“The Atomic Bombings Reconsidered,”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1995], pp.135-152）。我们不妨追问：如果原子弹在德国战败以前就试制成功，盟军方面会不会毫无顾忌地立刻将之用于轰炸德国？很多研究者都认为，如果用于欧洲战场，盟军方面的决策一定会慎重很多。尽管人人厌恶纳粹，但英美人并不怀疑仍有很多正派的值得尊重的德国人。1995年的时候，我写过一篇长文（《广岛核轰炸再反省》，重刊于《读书》2000年第八期，19-27页）讨论这个问题，我想这个问题在今天并没有消失，尤其当美国把自己看成斯巴达，凭空生出许多道义感的时候。
我最后想用两句话来结尾。一句是古罗马的格言：“想要和平吗，备战吧！”（Si vis pacem, para bellum）一句是《左传·成公·成公十三年》里的话：“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就是摩根索所谓国家核心利益三要素里的文化，如果做一些引申的话，我们不妨说，祭祀这一行为方式，同时是在培养人的敬畏之心。一个注重祭祀的人，会培养出一种敬畏天地、敬畏神明、敬畏祖先、敬畏历史的谨慎的德性。所以我们一方面要认识到，和平不是求来的，但另一方面，在谈论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我们要有一种如履薄冰的敬畏之心，如果陷入口水之争，轻易言战，那会非常危险。回到讲座一开始的话，我认为“战争与和平”问题正在浮现为，甚至已经成为当代世界最重大的问题，我觉得这样的问题需要我们以敬畏之心来认真对待，认真思考，认真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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