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国
从中学时代上俄语课时开始，“祖国的田野”、“伏尔加河母亲”、还有跟着姐姐哼会的《山楂树》，就一直是我心中的俄罗斯形象。后来两国交恶，在乌珠穆沁草原的边境线上向北眺望，打马一鞭便能到达的对面，就是被渲染成魔鬼的敌国。望着北方，有一瞬曾想捡起俄语，但转瞬又去忙别的了。后来世事循环，国的关系又好了，但唯一在课堂念过的这门外语已经彻底忘掉。
今天（2019）——俄罗斯又成了世界焦点。边境兵陈，军演连连，火药味已经浓得呛鼻，了解它，已经刻不容缓。
从一步踏入蒙古史“专业”开始，读书中自然知道了金帐汗国，它的首都叫萨莱。这个地名很亲切：因为怀着“色赫腾-加洛”[1]的牧民心情在新疆考古的我，特别喜欢蒙古知识中增添的突厥概念。“托古斯·萨莱”是九座宫殿，遗址在古道南边的沙漠里。我没完成古城调查，却对这个名字着了迷。
从刚刚成为一名作家时开始，我就留意阅读托尔斯泰。那时由于阑入文笔生涯感受复杂，也由于自己也正被信仰与文学的命题撕扯，我读得特别入神。托翁的思想，还有他的经历，深深地使我感到吸引。我愈来愈觉出自己向他的倾倒，以致把一段关于他的话，插入到《心灵史》的前言中。
从不知哪一年开始——从北方到南方，波罗的海，黑海，电视机上喧嚣着北约在俄罗斯边界的军事演习。实话说我感到惊奇：西方并没有因为俄罗斯对红旗的抛弃和它在高加索亮出的十字军旗号，而放弃对它固执的敌意。这是怎样一种思想？它的根源在哪里？
——金帐汗、喀山、伏尔加河、托尔斯泰，如朦胧远影引诱着我。
我翻出高中俄语课的辅导教材《Витя Малеев》（苏联儿童文学《维加·马列耶夫在学校和家里》的俄文缩写本），不管什么变位变格，哪怕单词忘得光光，我只图让嘴张开，在出发前的日子，每天念它一节。
我知道，不管基础多么薄弱：该去俄罗斯了。
高中俄语辅助教材《维加·马利耶夫》，不知为什么55年没丢了它
（1）
1995年的一次南疆旅途中，像一节天方夜谭，一个地名像一颗星匪夷所思地亮起了：喀山。
迟至那时我才留意到，从十九世纪末叶到二十世纪之初，维吾尔知识阶层中流行一种文人习惯：谁若是觉得自己在修身、学问、见识——都已经积累足够，他就立志写一本书。
十年风霜，增削打磨，再吟上一首波斯式的花式尾诗，书稿写成了。去哪儿把它印出来呢？喀山。
稿子托付给驼队，跋涉沙漠，穿过草原，数月半年，抵达了伏尔加河畔的喀山。那里有漂亮的经书印刷厂，有熟识可信的塔塔尔故交。经过他，付出积攒日久或乡亲捐赠的银币，把书印成。
待到书款两清之日，不是稿子而是书——再交给驼队，迢迢沙漠，一路向东。书运回到塔城、喀什、乌鲁木齐以后，或出售，或赠送，让它在长者、哲人、读者和家乡流传。不用说它的数量不会多，流传下来的都是珍本。
《东方五史》就是这么一册。那一年我判定时不再来，于是把它的校样从出版社借了出来。我背着一大捆纸绕过塔里木北缘远去喀什，在夜宿的一个个旅店里读完了它。
实话说，那时我的脑子里概念在互相干扰，我还不具备把那么辽阔的世界和蒙古合为一体琢磨的能力。只记得读完那晚，我一边把厚厚的校样捆起来，一边默默琢磨“喀山”。
响亮的名字常有一股吸力，Kazan！你是怎样一个地方呢？你的本事好大，居然惹人赶着骆驼去投奔！
再一个回忆是1978年前后，那时我常去近代史所找周清澍老师求教。读了他的《汪古部事辑》，只明白了“鞑靼”一词内涵复杂，但是并没有建立起成吉思汗时代、包括成吉思汗本人的血统和族属背景。
乌珠穆沁赋予我的蒙古概念是狭义的。以前我全然不知在“蒙古”里聚合着那么多突厥语部落，后来也不在意它们与蒙古的共生与遮蔽——但是到了俄罗斯，这些概念必须清晰。
由于初衷的不同，我无法把读过的那么多蒙古史著作原样存储。我难改一个毛病：总企图以自己的游牧体验进行再判断。而那一类体验太单薄了：二十世纪中叶我曾放羊的乌珠穆沁是地道的“乡下”（hudē），它的牧人顶多去过甘肃的拉卜楞寺。比起十三世纪前后成吉思-拔都汗帐下动辄从阿勒泰以东跑到里海以西的游牧战士——视野的差距，宛若天地之别。
既然牧民的视野受限，被他们“再教育”的我，当然也看不多远。
我们乌珠穆沁牧民都知道长城，把它叫作“查干·赫仑姆”（白围墙）。还亲手修建过很多大小的泥土或石头的“赫仑姆”（herem）即圈或墙，但既然不知西部蒙古人把h念k把赫仑姆叫“克仑姆”[2]，也就不可能联想它们居然就是“克里姆林”和“克里米亚”。
长城、黄河、塔尔寺——大概是古典乌珠穆沁的知识地理边界。我常得意知道黄河的蒙语名字是“哈敦高勒”（皇后河），而拔都汗的兵士却望着伏尔加河大声喊道：
“东方人的草原到此为止！这条大河把世界分割成两半！”
这句准确传神的世界地理认识，是作家华·杨契维斯基笔下的句子。汉译本《拔都汗》是从蒙文转译的，扉页上戴着一顶塔塔尔人的帽子[3]，虽然他生于乌克兰。
再后来，我知道了许多重要的近代历史人物。他们是一幕幕悲剧的主角：在克里米亚的巴赫奇萨莱把经文学院改为新式学校、与死硬派毛拉们斗争的启蒙思想家伽斯普林斯基（Gasprali Ismail）；原是全俄穆斯林宗务会穆夫提、后来终老于日本的阿布杜拉施德·易卜拉欣姆（ʻAbdal-Rashīd Ibrāhīm）；后来变身为著名突厥学家图坎（A.Z.V.Togan）、其实是昙花一现的巴什基尔共和国的创建者瓦里多夫（Validov）；甚至还有奥斯曼帝国末代海军大臣恩维尔·帕夏；以及一生致力于建立第三世界国际的塔塔尔共产主义领袖、后来惨死于暴政之手的苏尔坦·加利耶夫（Mirsäet Soltan-galiev）——都与喀山塔塔尔关系弥深。
这么多的线头，怎么才能把它们梳理清楚呢？既然从结缘蒙古以来一直似懂非懂，我是否该回到原初重新学习呢？
夜色中的莫斯科喀山车站难以形容，甚至它使我初次觉察到车站之美。
哦，喀山，我感觉着心里的向往。等着列车员核对姓名时，我盯着旁边一列火车想入非非：它的车身标着“Андижан-Москва”（安集延-莫斯科）。它跑得更远……一种从未有过的、地球圆圆的感觉，在心里悄然升起。安集延，对一个蒙古史的学生这名字很熟悉。它已经离喀什噶尔很近，我吃过薄薄硬皮的安集延大南瓜。
车到喀山后，我已迫不及待。
从地图上我发现：火车站是眺望伏尔加河的好地方。于是沿着铁道，问了路，爬天桥，再穿过一片小树林——
鞑靼人称它亦得勒（Itil）、俄罗斯叫它伏尔加的深沉大河，就在我的眼前流过。
大河臌涨，丰沛的水流在眼前缓缓行进。
今日的伏尔加河，它曾叫作亦得勒河
人一生不知要经历多少，才能把脚踏上一个地点。我久久凝视着这条大河，再一次回味那句“把世界分成两半”。
一瞬间突兀地感到，自己像是回到了草海牧羊的过去。
马上它又莫名地变成一种——从术赤的一个营地，远远眺望察合台[4]地盘的古怪念头。
中世纪游牧民族的地理感觉，已经真被抹消了么？如今除了游牧民，任谁都对这句话无动于衷。但我喜爱它。不单由于它引人发掘真实，还因为它无比传神的语言。
如今我的脚踏着喀山的土地，我凝视着“喀山克里姆林”的宫墙。
已经在莫斯科和这里两次确认：它就是“赫仑姆-克仑姆”，草原上“圈墙”一词的延伸，一个围起的堡垒。
空气里传来飘渺的唤礼声，令人莫名地联想土耳其或马六甲。托尔斯泰和列宁曾经就读的喀山大学，此刻就在我的眼前，与喀山的标志、传奇女王苏尤姆别凯的尖塔毗邻并肩。远处，大名鼎鼎的伏尔加河正与喀山河汇流一处，在晴空下波光粼粼。
我感到，自己正站在自己蒙古史求学的尽头。
或者，是站在开头。
（2）
若想看透俄罗斯这动荡的帝国，必须回顾逝去的蒙古帝国。若是帝国留下了无穷的后遗症，那么托尔斯泰可能是解毒的一剂药。
——所以我同时想着蒙古（鞑靼）、俄罗斯、托尔斯泰，想让它们三个，串起一条思路。
谈及这些，先要把宋朝游历者使用的“鞑靼”旧词，与后来的“塔塔尔”称谓作一次清算。
蒙古帝国方兴未艾时，宋朝人对北方草原早有清晰的认识。由于他们特选的音译汉字，“鞑靼”一词因他们的著作流传。宋人所著的《黑鞑事略》《蒙鞑备録》表明，远胜过千年过后还迷糊懵懂的我们，两宋时期的汉地知识分子对北亚诸族的性质一清二楚：
“鞑靼……其种有三：曰黑、曰白、曰生。
所谓白鞑靼者，颜貌稍细，……遇父母之丧，则嫠其面而哭。……
所谓生鞑靼者，甚贫且拙，且无能为，但知乘马随众而已。今成吉思皇帝及将相大臣，皆黑鞑靼也。”
引文分为三段，因为它分别是三层内容：游牧诸族概括、白鞑靼突厥、生鞑靼蒙古和成吉思汗王族集团“黑鞑靼”。
这一篇言简意赅至极，它一语点透了北亚诸族的特征与联系。但读懂它，不仅需要知道它写的是什么，还要亲身接触它一笔勾勒的人。
《黑鞑事略》
其中“黑、生”常指原始、不开化、游牧；而“白”则指发达、部分农耕与城郭、或者所谓文明。它们也包括肤色：只不过多是印象，看着黑，有的是被烈日晒的。
但“颜貌稍细”一语，揭示了北亚古代游牧世界的种族构成。
“白鞑靼”，它一直溢出了我的知识体系。直到揭开了旧日“牧民印象”的眼障，我才意识到——突厥语族的规模之大，它们之中的白种成份。
“黑”大致就是“生”，黑白生熟之间，也意味着种族与文化的过渡。游牧草原的杂居、毗邻、混血、联合——规模是宏大的。通俗些说可能更难懂：“白”常指突厥，“黑”多是蒙古。
白鞑靼确实是蒙古，但它是突厥化了的蒙古。以拔都汗侵入俄罗斯为断代线，它与我跻身其间的“生”鞑靼，渐行渐远，后来便不再互相认同。
——其实颜色词“黑”与“白”，正是突厥与蒙古语言最深奥、最有滋味的表达点！由于它们给我的感触太过刺激，我曾忍不住借《黑山羊谣》《错开的花》等框架大肆抒发。[5]
但它却被宋人读懂，简洁列入汉语。只是在通俗传播开的过程中，一再地被无视或误解。“黑、生、古”，“白、熟、新”，“鞑靼”一语从宋代至民国乃至世界，成了草原蛮族的代名词。
概念的“狭义”使愈是蒙古人愈不懂：为什么蒙古汗国的旗号，招致了众多的争夺者。既然它们另有别名，而且满口突厥语。
比如哈萨克族至今坚持说：成吉思汗与他的长子术赤都有一半蔑儿乞惕血统，而蔑儿乞惕不单由于和成吉思汗家族两代抢亲而著称，而且至今仍是哈萨克内部的部落（il）之一。
我的一个蒙古朋友有过一次有趣的体验：他与一位哈萨克人闲谈，那哈萨克不解地问他：“咦，你们怎么说成吉思汗是蒙古人？”
听懂这句问话并不容易。
更官方的例子，是片头有纳扎尔巴耶夫总统题言的哈萨克斯坦电影《游牧战神》。我想对那个电影最感费解的可能是蒙古人，因为哈萨克的阿布赉汗骄傲地以成吉思汗的光荣，号召迎战蒙古的准噶尔。影片中充当反角的准噶尔大汗有一句话：“哪怕你是成吉思汗的后裔！……”
发生了概念的混乱么？
不，成吉思汗和拔都汗是蒙古人，但他们也更是突厥人。随着动地的蹄音，在新一页蒙古史中，鞑靼这一称谓脱褪了宋元古籍的费解，鲜明地凸显出突厥的音色。一点都不是悖论：因为“蒙古”一词随着成吉思汗黄金氏族的崛起炫目而震耳，它遮蔽了认识它的目光。
这遮蔽，包括了对“白鞑靼”范畴的实情细部，与在它之前的突厥诸汗的遮蔽——比如，遮蔽了让人一无所知、如今不得不特加审视的“可萨”[6]的存在。
而这一股烤灼地球的烈火，这一片呼啸向西的怒潮，这遍布北亚大小数十的部族之群——它们啸聚于蒙古大纛之下，闪电落雷地涂改世界史。它的名字，那个一直到伏尔加河以西令人谈虎色变的名字，虽也叫作“蒙古”，但更响亮地被传诵的是“Tatar”，它宋译鞑靼，今称塔塔尔。
本文在现代意味上多用“塔塔尔”，依从文脉间或使用“鞑靼”。
它与漠北的邻居，比如与总括为“林木中百姓”,与Oy-arat /Oy-irgan，斡亦剌特、瓦剌、卫拉特、尤其语焉不详的准噶尔——等蒙古部落之间的大划分，早已开始。
我在莫斯科与一位布里亚特蒙古人聊过，他对“本是同根生”的塔塔尔人，显然缺乏认同意识。
为什么呢？回答这个为什么是很费力的：它涉及了前十三世纪北亚游牧民的双语流行、各大部落的混居共处、它们的各个独立、地域的过于辽阔、尤其宗教涂染后彼此的隔阂。
慢慢地称谓也不再共享。不仅“突厥”，包括“鞑靼”一词也渐渐划给西边，而“蒙古”只被东翼（Jegun-gar，左手，左翼或东部）留用。
分断一旦形成，彼此便形同陌路。何止乌珠穆沁，连阿勒泰也完全听不懂塔塔尔的故事。被争抢的只余下“成吉思汗”——这远逝的名字。
就世界意味和领域面积而言，蒙古运动的主流，蒙古人的三分之二，都在大规模的“西征”运动后发生了变化。他们的东部亲戚，包括我的乌珠穆沁，虽然效忠一般倾诉对成吉思汗的爱、对马踏俄罗斯的昔日威风陶醉不已，却一步步地对他们本人——感到陌生了。
（3）
说到底还是对“白鞑靼”的视野狭窄。这一局限，其实是对前十三世纪北亚草原“突厥”诸部的认识不足：对他们分布之广，对他们的白种成份，对他们的文明程度——都认识不足。
在蒙古帝国征服的第一波即成吉思汗本人率领的西征，以及术赤汗之子拔都汗发动的金帐汗扩张叙事中，藏着欧亚内大陆西半的大致地理布局。从亦得勒河（伏尔加河）至波兰，这片今日隶属俄国的大地上，分布着突厥语诸汗国与东欧基督教公侯国，它们被《元史·兀良合台传》简明地归纳为——
“钦察、兀鲁思、阿速、孛烈儿”。
虽不全面，但梗概如此。
“钦察”包括了操突厥语钦察语支的各部族汗国，主要有保加尔、哈扎尔、马扎儿。“兀鲁思”即俄罗斯，“阿速”即亚速海周边，今天正战火弥漫。“孛烈儿”是北部，指波兰、普鲁士一线。
南部的“马扎儿”就是匈牙利，它没有作为一个称谓地名列入《元史》的概括，但马扎儿之战却脍炙人口。老将速不台的声音至今震动耳膜：“王欲归自归，我不至秃纳河马茶城，不还也！”马茶城即布达佩斯的佩斯城，而秃纳河就是多瑙河！[7]
南部的“捏迷思”也没有列入上述地理概括。它就是德国-普鲁士，俄语像给《元史》标音：немец。1241年拔都汗的骑兵大破波兰与普鲁士联军的里格尼茨战役[8]，是令欧洲谈虎色变、也使欧洲奠定了“亚细亚认识”的大事件。
那一次，速不台掳获了一批“条顿奴隶”，把他们送到“不剌城”炼铁。这件事被出使蒙古的传教士记了下来。1980年我在读蒙古史时，为了寻找它的痕迹专门到了新疆博尔塔拉。一个维族农民帮助我拉皮尺丈量了博乐古城，在残破晒酥的遗址上，捡到了几块铁渣[9]。
俯瞰今日俄、乌、波、匈、德等欧洲诸国以东，在黑海与里海之间的钦察（Kipchak）草原上，除了西迁多瑙河的马扎儿，本文将谈及的“保加尔”与“哈扎尔”——它们都是白鞑靼的一支，都是说突厥语的汗国。
向着这样一个布局，鞑靼的暴风摧毁一切地刮来了。
黄祸，黄祸，欧洲人声声诅咒黄祸的黄面孔东方人，其实是包含着浓重白种血统的突厥语部族。
由于这恐怖的暴风，在半是迫近眉睫半是放纵想象的危机中，“基督教西方”的各种门派与思想，都从现实到心理，开始了对“东方”的思索。
日本蒙古-伊斯兰学者佐口透所著《蒙古帝国与西洋》，对那个震动世界的十三世纪和东西双方，作了清晰的勾勒。
1235年从匈牙利首都佩斯出发的四个多明我会修士，经历了千辛万苦，残存的尤里安抵达了伏尔加河畔的保加尔地。他此次冒险旅行的动机是高尚的：搞清“多瑙河匈牙利人”的异教徒祖先（马扎儿人）——找到他们，并使他们改宗天主教。
于是尤里安作为西方欧洲人的第一号，目击了鞑靼的扫荡。他没有寻根成功更没能传教，但他为欧洲提出了一个“谐音的名称”，这个名称直指“地狱的魔鬼”。佐口透写道：
尤里安一行径直走到罗斯的尽头，知道了蒙古已经开始向东欧的侵犯。尤里安在南罗斯草原上遇到了大量难民，他们告诉他，保加尔和其他很多的王国，都被tartar人（指蒙古的词）完全毁灭了。tartar人说自己是“大地的强力”，他们要让全世界服从自己。……
蒙古侵略的恐怖使西欧诸国战栗，在里格尼茨，西欧联军的失败特别使神圣罗马帝国发抖。西欧人坚信，这东方的蛮族要全灭基督教，呼吁罗马教皇格里高利九世向着这恐怖的tartar派出十字军。[10]
尤里安记录的重要有两点：一是他念出的“Tartar”（其实应该是Tatar-塔塔尔），被联想为Tartaro[11]——后日将成为西方的意识形态之一；二是他记载了在当时，保加尔国已被鞑靼的巨浪吞没。
“钦察”草原的主角“保加尔”，就这样登场了。
但是若想究明保加尔，必须要先触及另一个更重要的角色：它就是既非《旧约》传说的“十二支族”之一也非巴勒斯坦出身，但后日成为白种东欧系即阿什肯纳兹（Ashkenazi）犹太人主流、并提倡犹太复国主义的世界金融资产阶级中核——Khazar[12]人。它被唐代杜环《经行记》最早汉译为“突厥可薩”，后来又被中文写作“哈扎尔、可萨尔”等名称。
历史要远溯公元922年：
远在拔都汗西征（1236年）之前，伏尔加河上已经信仰了伊斯兰教的保加尔王国，为了挣脱哈扎尔王国的压迫，派出使节前往巴格达，希望获得强大的阿拔斯朝哈里发的支援。于是922年，一个哈里发派来的使团为了避开哈扎尔的袭击，绕行里海以东，千辛万苦抵达了伏尔加河。使团成员伊本·法杜兰（Ibn faḍlān）留下了一本宝贵的纪行《伊本·法杜兰的伏尔加-保加尔旅行记》。
书名是整理者添加的，阿文原题是《报告书》（رسالة/Risāla），因为它是为了回去后向哈里发述职而写的。这本书写得诙谐随意，充满难以想象的十世纪趣味，宝贵的细节充斥其中。
首先它记录了十世纪里海以北的草原上，压迫着保加尔人的哈扎尔国。这个后突厥时代的汗国曾经在伏尔加河上横征暴敛，不仅要求保加尔人每户缴纳黑貂皮一张，而且一副蛮横的帝国嘴脸：
保加尔王的王子被哈扎尔王抓去当了人质。而哈扎尔王又获悉保加尔王有个漂亮女儿，就派出了求婚使节。保加尔王找了些借口没有同意，而哈扎尔不管自己是犹太人而公主是穆斯林，另派人强力带走了公主。最终，公主在哈扎尔的宫里死了。
哈扎尔王又派来了使者，要求保加尔王再送一个女儿给他。但是趁使者到达之前，保加尔王已经紧急地让自己女儿和阿斯吉尔大公结了婚，由于担心哈扎尔王会像对姐姐一样硬把人抓走。于是保加尔王开始和哈里发通信，请求帮助修建要塞。唯一的原因就是，害怕恐怖的哈扎尔王。
可萨-哈扎尔，这个犹太汗国一度强盛，它曾称霸于里海北西的钦察草原，并成为新兴的阿拉伯哈里发国与拜占庭东罗马帝国之间的缓冲。
但随着周边诸势力也次第强大了，哈扎尔人渐渐被从北方贸易中排挤。965年基辅大公斯维亚托斯拉夫攻陷了里海北岸的亦得勒河口要塞，哈扎尔作为一个汗国从此一蹶不振。但它的彻底被逐以及它的“离散”，还要等到蒙古-鞑靼风暴的扫荡。
哈扎尔：它是我从成为游牧民族一员、到翻开《蒙古秘史》的书页——半个世纪以来的盲点。
（4）
保加尔人在亦得勒大河与钦察草原上，早已登场。
它同样是幅员辽阔的突厥语游牧族群的一部，它的祖先的一支像马扎儿一样也早早西去，成了今天保加利亚的源头。但它的主体留在亦得勒大河（罗斯人叫它伏尔加）与卡玛河交汇的肥沃草原上，向南朝北，从事着中介贸易。
从大马士革或巴格达北上攀越了险峻的太和岭（高加索山脉）的穆斯林商人，与他们交往密切。渐渐地，随着族群的经营愈来愈转向商业，许多保加尔人也被伊斯兰教濡染。交际与贸易朝着大河汇入里海的河口，那座河口的城塞亦得勒（itil）早就是商人麇集——也一直被汗王选作都城。
宝贵的《伊本·法杜兰的伏尔加-保加尔旅行记》，记载和证明了伏尔加河畔蒙古-鞑靼人的伊斯兰化。
这也可能是最特殊的一例:因为它不仅不是经由军事征服、甚至也不是经由和平传教——伏尔加河畔的保加尔人先是自己选择，再是为了抵抗哈扎尔国的压迫，才决意投靠如日中天的阿拉伯庇护的。
他们派遣时节前赴巴格达，邀请阿拉伯人来指导宗教，并协助建筑防御哈扎尔侵犯的城堡。
在如此背景下，哈里发派遣了包括伊本·法图兰在内的使节团前往保加尔国。他们放弃了近路，即穿越高加索山脉与里海之间著名的“打耳班”关隘（阿拉伯人称它“众门之门”：Bab al-abwāb[13]）从伊拉克进入伏尔加下游的商道——绕过犹太哈扎尔势头正大的里海北部，迂回去伏尔加河中游的钦察草原。
花了一年时间，使节团才抵达保加尔地——伏尔加河与卡玛河的汇合点。
除了修筑要塞、联合阿拉伯抗击哈扎尔侵犯之外，保加尔王关心的是一旦当了穆斯林将怎么确认他的地位。伊本·法图兰的叙事充满幽默。
须知：“胡图白”套词对政教合一的国王是何等重要！因为“胡图白、海推布”乃是同源词“讲演”（خطبة/khuṭbah）和“宣讲人”（خطيب/ khaṭību）——讲的不是别的，是“大声地对民众宣布国王的地位”！
那么，要怎么对我作这个胡图白呢？
我回答：那要根据你的名字，还有你父亲的名字来作。
他接着说：但是我那父亲，可是个不信者哟。我可不愿把他的名字刻在胡图白台上。而且我也一样，所以刻我名字也免了吧，何况唱我名的都不是信徒。不过，我的主君、敬虔的信士之长[14]的尊姓大名是？
我于是答：他叫贾法尔。
这么一来他说：那我能不能也使这个名字当称呼呀？我说：没问题。
于是他说：那就这么定了！我的名字是贾法尔，我父亲的名字是阿布杜拉。把这个决定，告诉念胡图白的海推布！
我按照他说的办了。从此，对他的胡图白词就是：“我们的主啊，请你给予你的仆人贾法尔·本·阿布杜拉,即虔诚的信士之长的仆人、保加尔的首领以安宁吧！”[15]
“信士之长”这一称呼更非同小可，它是王权的最高称谓。行文这一处指的是遥远巴格达的哈里发：俯瞰世界的信士之长（المؤمنين أمر/Amir al-muʼminīn）。
保加尔王一听说自己也能用哈里发的大名，当然高兴得不得了。但其实这幅速写背后还藏着文化的变迁：保加尔从汗王到人民，都纷纷丢弃了突厥语的名字，改用了穆斯林的“经名”。
例子不胜枚举，如“阿赫玛托娃”就源自阿语“艾合买提”。姓名系统只是标志之一。随着伊本·法杜兰的活泼描写，一幅生动的十世纪伊斯兰发展画跃跃在目。它给伏尔加-里海史填补了空白，勾勒了要点，还留下了一个完整的“胡图白祝福套词”。
虽然后来“胡图白”沦为了一个仪式（甚至在中国，古典派就因为不具备政教合一的国王阿米尔而主张不念胡图白），但在古代，它念词里的祝福套语、其中对国王地位的确认却是字字千钧。大概今天也不例外：一到星期五，海湾的那些艾米尔们就竖起耳朵，留神听是否祝福了他而且称呼他什么——差一个字就可能出事。
该在此停顿，再回顾一下《元史·速不台-兀良合台传》勾勒的大局：
对“钦察、兀鲁思、阿速、孛烈儿”这一字并肩的地区族群，10世纪不仅是群雄鼎立的瞬间，还是选择宗教的时刻。
就在这个9-10世纪之间，哈扎尔-可萨尔国先行选择了犹太教。
这是一个世界史的大事件：由于“可薩”犹太人的加入，欧洲发生了最深刻的思想动荡。下文还将再次地提及：他们属于非中东（巴勒斯坦）出身的、白种的和欧洲的犹太教徒，日后却创造了分裂世界的锡安主义——在巴勒斯坦建立以色列。他们是脱胎于突厥游牧世界的人群，后来却成了新兴的金融资产阶级的中核。
有趣的是，从北方蛮族中脱颖而出的罗斯人也作了类似的选择。
9世纪中叶侵入的北方诺曼人征服了分散的斯拉夫人，在“阿速”的要冲基辅，建立了新兴的大公国。他们不断劫掠亦得勒-伏尔加大河流域，特别威胁着保加尔穆斯林商人。阿拉伯人称这种诺曼人为“罗斯”[16]，此即“俄罗斯”一名的缘起。
986年，毁掉了亦的勒城的罗斯人来袭愈来愈烈。保加尔人为了对付这些扰乱商路的凶悍之徒，心生一计：他们派使节前往基辅，劝告斯拉夫人的枭雄弗拉基米尔——信仰伊斯兰教。
据岛田襄平总结，这一“宗教战术”的念头并非匪夷所思：
“弗拉基米尔自己也找过保加尔穆斯林，打听他们的信仰实情，为究竟投向伊斯兰抑或基督教一时犹疑不决。不过因为拜占庭皇帝把公主下嫁于他，就挑选了基督教。[17]”
——从哈扎尔，到罗斯人，他们的行为令人感受到当时的政治-宗教布局。保加尔人的主动投靠伊斯兰哈里发，当然更顺理成章。
宗教如一层颜色，涂在人群的脸上，使他们“不同”了。
这种不同，并非缘在种族或语言。它是人心里发生的变化。职业，阶级，文化，都与它关联。就是它，在人群的分离之上，又造成了日后千年的不和、敌视、与不人道的行径。洞彻它，究明人之间的“不同与相同，不同与大同”——谁知竟成了人类的艰难大业。但细数起来，它肇始的一个源头，就在公元10世纪的“钦察-兀鲁思-阿速-孛烈儿”之间。
保加尔的伊斯兰化，只是世上的一朵浪花。一旦拔都汗的大海怒涛也急速地伊斯兰化，保加尔的溪水便更被鞑靼-蒙古的洪流吞没得无影无踪——它变作了金帐汗国的一部分，没有谁细加甄别。
确实保加尔不是鞑靼征服带来的，但它已经被人tatar、tatar地叫顺了口。是的，它就是“塔塔尔”，乐意的话也可以用旧写法称它“鞑靼”，它就是这名字的主人。
再往后，另一个呼啸而至的，是后日被俄罗斯人信奉为“军神”的跛子大汗帖木儿。像蒙古古歌唱的一样，“命中的苦难若是来了，又有谁能躲得开呢”？劫难中，当年哈里发帮助修筑的旧都被举着伊斯兰大旗的帖木儿毁坏了。保加尔穆斯林放弃了卡玛河口哈里发援建的废墟，沿大河迁移了不远，修建了一座新的“克里姆林”（城），它就是喀山。
深绿色为亦的勒-伏尔加河。橙色字：下为保加尔，上是喀山
若回首瞭望宋朝人《黑鞑事略》的时代，确实，不仅白鞑靼、包括黑鞑靼或生鞑靼，凡是抵达了钦察汗国即金帐汗、包括位置更靠东一些的西伯利亚汗的游牧民，都完成了大变身。
他们的整个人和部族都脱胎换骨——此即历史的第二步：语言和体质的突厥化、以及与突厥化大致同步的伊斯兰化。
长久以来学界重视这一现象。有人认为突厥化尤其伊斯兰化是“与定居同步”的，可能这是一个锐利的看破[18]。但一旦定住以后，不祥的厄运也临近了。所以比如游牧的哈萨克就厌恶定住，尽管他们是突厥化的主角，而且坚持着“易行的伊斯兰”实践。
游牧的生活方式，渐渐地被人们放弃了。虽然他们还喜欢怅惘地唱着牧歌，毕竟定居的日子更便利。曾几何时，“塔塔尔斯坦”（鞑靼斯坦，Татарстан）已经不再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绵延牧场，而是伏尔加流域密集的、穆斯林村庄的代名词。
伏尔加河畔的喀山塔塔尔村庄
喀山汗，克里米亚汗，都不过是金帐汗国的一隅或延伸。而统治了“钦察”到“阿速”，俯瞰着乌克兰与伏尔加流域数百年的金帐汗帝国，又只是古代蒙古运动的西北角。
那一部吸引着人们津津乐道、也吸引着刚脱下乌珠穆沁袍子的我不顾一切投身的“蒙古史”，除了元朝和“林木中百姓”的一段，都次第更衣，口中色兰[19]，变成了伊斯兰史。
只有从最远的视角来重新回顾，人才真地觉得震惊。
它的规模居然这么宏大，它席卷的民族居然如此众多！……突厥化及伊斯兰化，这真不是一句干瘪的学术话语，而是“蒙古”给从西西伯利亚、伏尔加河流域到克里米亚半岛带来的巨变。它是一幅无边的历史图景，也许还能说，是一个无常的前定、不可抗拒的宿命。
当年一叶障目懵懵懂懂，如今才仿佛靠近地触碰到了——什么是世界史的蒙古运动。
金帐汗与塔塔尔，连接着中亚的察合台汗、波斯的伊尔汗、印度的莫卧儿汗。它们当然各具色彩，却更是似若相识。它们都演绎了那么伟大的历史，还宛若暗踩着鼓点，完成了酷似的变身。它们彼此毗连，但远隔山海，它们互为犄角，却又各自独立。它们每一个都悲剧连连，可是都千年余韵，魅力不死。它们的故事连襟接踵，一个个都富于哲理，诉说着命运的无常，胜利的短暂。
它们一样有过“帝国的野蛮”。
掠人城池、强征贡税，与征服地人民或贵族的交涉中，一旦遇到抵抗，就还以恐怖的屠戮。
罗马教皇的特使普兰伽宾的行记《蒙古史》中，有1246年雅罗斯拉夫大公列席贵由大汗即位仪式时被毒死在哈拉和林、同1246年米哈伊尔大公因拒绝向成吉思汗像行跪拜礼而被活活踢死、再用小刀割掉头颅的记载[20]。
另据佐口透转引的《亦帕提耶夫年代记》，在1250年战败的贵族丹尼尔生不如死，遭受的屈辱从日常习惯直到内心：
他盘着腿坐，自称奴隶，郁郁寡欢。即便如此，塔塔尔人还恫吓着他，要求他纳贡。噢，该诅咒的、鞑靼的荣光哟！他的父亲曾是罗斯的王，征服过波罗维茨，与诸国交战。如果他的儿子不能得到光荣，又有谁能够呢？说到底鞑靼人的恶意是没有边际的，他们用毒酒杀死了斯兹达利的雅罗斯拉夫大公，把拒绝与附近的贵族费沃德尔一块行跪拜礼的切尔尼果夫的米哈伊尔大公用脚踢死，并杀害了其他的公侯贵族。
丹尼尔大公在他们那里过了二十五天后被放免，公国也委托给了他。于是他回到了自己的公国，见到了自己的哥哥和儿子。他们一边为自己的屈辱而哭泣，一边又为平安无事而欢喜。
当然仇恨深埋心里。这位丹尼尔·罗曼维奇大公就是这样，确保了他对卡里奇·沃伦尼公国以及基辅公国的统治权。而且与此同时，他的地位大大提升，甚至得到了匈牙利国王与教皇英诺森四世的支持。[21]
蒙古-鞑靼大汗的心理，是天空之下、万国之王。由于从法国皇帝到天主教教皇都急切想了解塔塔尔，从1235年尤里安到蒙哥大汗去世（1259）的几十年间，西方一连向蒙古汗派遣了四批修道士信使。大汗们回复欧洲君主的信件至今犹存，它们鲜明地描画了帝国大汗的跋扈心理。
本文只引用其中最短的一封复信。
第七次十字军期间驻军在塞浦路斯岛上的法王路易，幻想着联合传说中信仰基督的蒙古汗，完成对中东穆斯林的夹击。于是他派遣了多明我会修士安德鲁等人，前赴未知的、可能藏着他的十字军盟友的鞑靼草原。
历尽千山万水抵达了蒙古汗廷时，恰值贵由汗驾崩。给这位法王路易回信的，是摄政皇后斡兀立海迷失。
女后斡兀立海迷失的复信堪称奇文。它惟妙惟肖，几句话勾画出了帝国汗王的蛮横：
好人能得和平。因为国和平了，四条腿走路的可以安静地吃草，两条腿走路的也能放心耕种长好东西的土地。但是朕告诫汝等：因为若不服从朕，汝从哪里得来和平呢。这个王那个王，能数出很多名字，还有其他人，都曾与朕为敌。但是朕把他们都刺杀掉了。汝，每年将献给朕若干金银，朕则与汝为友。若是汝不这么做，朕将像灭掉上述之众一样，灭了汝，还有汝之民。[22]
事有两面。只不过，就像这位游牧皇后的蛮横一样：蛮横中又埋下了一个关键词：和平。
一旦获胜之后，它并不逼迫被征服者改宗弃教。因为它服从一个规矩：“宗教不强迫”。在掠夺与重税的同时，它大致也允许臣属的各族自治。金帐-钦察汗国伊斯兰化是在1273年前后，到15世纪之前，早已放弃了游牧的它已然变容，拥有娴熟的统治术。
它并未自视高尚，更不想执行一项人道国策。只是远近的叔伯亲戚，从它警惕的察合台诸汗，到它讨厌的伊尔汗——到处都这么做。所以它也一样。它要求俄罗斯诸大公跪下纳贡，但是也让他们率子民享有自治，家族里谁都这么做，这是一项伊斯兰规矩。
这一点早就应该强调，其实不必等到——只是为了诅咒某个帝国、才对另一帝国不惜绝赞的“大元史”出场。说到底，在“大元史”喧嚣中对蒙古帝国的赞美话语里，能辨出一丝“亚细亚主义”中右翼的老调[23]。虽然其中有明治以来蒙古研究的蓄积，但它选中蒙古的原因仍然多少暧昧。而且，除了华丽学术包装的政治性外，它还是小觑了鞑靼。
因为一旦变身之后，游牧民便接受了一种“思想”。这里藏着古典帝国与殖民主义帝国的区别：金帐汗对伏尔加流域的间接统治，与奥斯曼帝国为各种非穆斯林宗教信徒划出的“米拉”（ملّة/millat）聚集区，水出同源，法依一处。那是一种共存的契约。它源于麦地那时代（622-632）穆斯林与其他诸族的共同约法，是一种“守约则享自治，违约严加惩罚，宗教各行其便”的协议，后来被尊称为“麦地那宪章”。
包括伊本·巴图塔，很多到过里海北端的西方旅行家或传教士，都记载了金帐汗的首都萨莱。他们描述了它的繁盛，以及一种传奇般的、称作“鞑靼和平”（Pax Tatarica）[24]的景色。
也许，从曾经膻食酪浆的游牧民族伏尔加塔塔尔人身上，我们更会吃惊于那个“鞑靼和平”时代的力量，感受到它依据的思想，以及那思想的浸透之深。终于在今天，在人类只因差异便相互杀戮的文明今日，人们开始对穆斯林的古代刮目相看了。
至于潜伏的霸王、北亚的新主角俄罗斯，一本内容特殊、受人注目的《第十三支族：哈扎尔帝国及其遗产》一书这样归纳：
拜占庭人称之“罗斯”的部族，被阿拉伯年代记写为“波罗古人”。若据汤因比，罗斯一语或许源于瑞典语的“划桨手”。而阿拉伯使用的“波罗古”一词也被《俄罗斯原初年代记》用于对斯堪的纳维亚以及北欧人的称呼。其实，他们把波罗的海就叫作“波罗古人的海”。[25]
而拜占庭人称谓的罗斯，又被蒙古人改叫了“俄”罗斯。
如我的乌珠穆沁蒙族哥哥Rahua，名字的起首辅音必须加上一个元音a读成Arahua——罗斯被加上一个元音o，读成了“俄罗斯”（oroz）。
而“俄罗斯的查干汗”（白汗，Chagān Han）这一现代蒙语中，藏着“被赋予的权利和被承认的地盘”的含义。“白的汗”，它有高贵的语感。
他们很快就“坐大”了。
从给鞑靼人充当征税吏，到把“达尔罕”证书（领地与财产的不可侵犯）拿到手[26]，罗斯的贵族们渐渐确保了自己的地位。如拔都汗曾对领有基辅等地的大公丹尼尔说的一样：“汝，已经和朕等一样是鞑靼人了。那么就饮俺们的马乳酒吧！”[27]
强权，自治——以双重的手段，鞑靼统治了俯首称臣的罗斯。
恭顺，强兵——跪在蒙古大汗脚下的罗斯贵族还不敢幻想帝国，他们还只是一些武装的小公侯集团。但金帐汗是他们的大可汗（常被标示为“合罕”）与保护伞，二百多年毕恭毕敬，他们暗中壮大了实力。“恭顺则自治”，这是求之不得的幸运。他们毕恭毕敬，平时为鞑靼汗收税，打仗时充当前锋，等着崛起与报复的一天。
帝国像一种转圈的魔鬼。
二百五十年卑微俯首于鞑靼的马缰之下，几辈子在“鞑靼之軛”下喘着粗气的罗斯贵族、小“查干汗”不敢料想：称王称霸、杀人如麻、恣意蹂躏的大帝国大可汗的好运气，居然转到了他们头上！
耀武扬威的日子，就要来了。
（5）
宫殿就是要塞，首都建在边界——你不觉得奇怪吗？
无论东方西方，比如咱们的慈禧老佛爷哪怕唐太宗，敢把他们的黄金床放在边境线上么？
而圣彼得堡，就是一个矗立在刀锋上的首都。
圣彼得堡，作为一个首都它令人惊叹。这种首都的位置选址，显示了彼得乃是帝王中第一大胆。
把国都筑造在波罗的海岸边的涅瓦河上还不够，他还要把自己的“颐和园”建在海上要塞喀琅施坦德的旁边，紧贴虎视眈眈的敌国。在彼得霍夫夏宫的喷泉绿茵之间散步时我抑制不住惊叹，这儿本该是一个岸炮连队的哨所，却成了一个帝国大王的花园。他也许是西欧诅咒的“野蛮”异类，但也确是新鲜血液的儿子。他不在乎危险，喜爱扮演边境卫兵。
他的根子就在这北海之滨。他与芬兰湾、与斯堪迪纳维亚半岛关系弥深。彼得堡与其说是俄罗斯的首都，不如说是陆战队的滩头堡。从海边开始算，国土南北并无多少纵深。而且，既然伏尔加河曾经是“把世界分成两半”的东方边界，那么俄罗斯大帝们“固有的”帝国领土也并不宽，就本质说——它只是南北窄窄一条，窄得像一条刃口朝上的刀锋，左手是鞑靼故地，靠右则都是敌人。
奢求是无用的，从出发的一刻我就明白：只能作最粗略的一瞥。
那么追究就只能从北到南，在这条国境线上观察。
第一站先去圣彼得堡。
我总大睁着眼睛。既然听不懂几句，就不能再放弃掠过视野的东西。
我竭力想看懂圣彼得堡的平面。我猜想若能看懂它，就能看出帝国的布局。因此当听说可以去喀琅施坦德时，我难以抑制兴奋。待到从喀琅施坦德再回到彼得堡，首都的“要塞性质”一目瞭然: 铸造的大炮瞄准着海洋，首都是一条边境的北端。
圣彼得堡本质上是一个海上边境要塞
它的工业崛起、帝国扩张、文明飞跃，如三驾马车并驾齐驱。到今天仍让人们称奇：冬宫迅速跻身世界四大博物馆，与前辈列强的大英博物馆、卢浮宫、大都会博物馆一字并肩。
不久前听说话剧院上演的《静静的顿河》长达八小时，中间数次幕间休息、包括一次正餐——我听到这个消息时，感到了一种象征性。它意味着殖民主义建设起来的“物心两面”的财富，践踏着伏尔加流域以东的草原，积累发达，到了怎样的程度。
我很想弄清知识人怎么想。确实，他们怎样看待自己的文明、它对内的民族压迫与对外的殖民扩张呢？
这就是此文重读托翁的原因。我直感，托尔斯泰是回答这一质疑的人。他的理想引诱着我，他的思想脉络，可能给我们指一条路。
弗拉基米尔大公在988年于赫尔松受洗，确立了希腊正教的意识形态。沙皇（Царь）作为称号，最初只是夸耀对鞑靼宗主权的颠覆。后来随着伊凡三世与拜占庭末代皇帝的侄女完婚，Царь显示了新的志向：它将成为拜占庭的帝号[28]，俄罗斯将成为第三罗马帝国，去征服一切已知和未知的世界。
标志性的胜利是它对喀山的占领。
这个胜利太辉煌了，“从此后俄罗斯靠它使塔塔尔等异族对自己的服从，也从此开始了向多民族帝国的变身”[29]。为了纪念这一胜利，在一望异色的、鞑靼穆斯林风格的莫斯科克里姆林城堡墙外，一座俗称“喀山教堂”的众塔攒尖彩色大圣堂拔地而起。
追逐着塔塔尔蒙古大汗曾经的辙印，前进——向东！俄罗斯的军人与农民，踏上了向着天尽头地之角、永无休止的开拓与征服之路。
同时，“南进”是帝国更永恒的口号。一个与祖国、前进、胜利同样响亮的名词“新俄罗斯”（Hово-россия），在黑海以北的茫茫草原出现了，一直使用到与乌克兰撕咬的今天。血斗的双方好像都没意识到：当他们在地图上或者在嘴头使用这个词组时，他们是在惟妙惟肖地模仿着杀人以千万计、把中美洲墨西哥一带叫成“新西班牙”（Nueva España）殖民强盗老前辈!
新帝国向着东方，向着南方，怀着复兴罗马帝国与东方十字军的自信，急速地扩张。
以喀山落城的1552年为断代标志，帝国炮队逐次征服的异族土地是: 克里米亚、高加索、西西伯利亚、哈萨克草原、中亚细亚——我们即使知道也常常没意识到：这些地方大都是蒙古帝国的一部分，是伊斯兰化之后的鞑靼。
到进入二十世纪（即它在黑龙江沿岸建设了海参崴、海兰泡等一系列新城）时，新帝国怀抱的穆斯林已占人口的百分之13，共计有2000万之多。只不过意识到这一点还要等上近百年，等到帝国的大解体和俄罗斯的崩溃。
东，西，南，俄式殖民主义吹着军号挺进。在高加索，在乌克兰，在西伯利亚，傲慢与武力塑造了一个“大国精神”。车臣人决死地抵抗着，塔塔尔反抗后沉默了。新帝国后来居上的工业化很难抵挡，巨炮传统衍生出炮队，专打穷乡僻壤的弱小民族。
在西伯利亚它甚至不屑使用正规军。
凶恶的武装农夫团，划着木浆，推着小炮，向东朝着地尽头和日出处，杀戮、抢夺、占有，而且把侵占的他人故乡浪漫地称为“处女地”。他们就是“哥萨克”，俄式殖民主义的民兵——他们贪婪地携家而来，把古老的游牧草原，变为星罗棋布的新村镇。
记得好些事都是火车上发生的么？
列宁是坐着火车回来讲演的。沙皇是在火车上被迫退位的。好像俄罗斯使劲地修铁路，不单是为了运军火运移民，而是为了运历史。
是的，新帝国的特色是坐火车。
先把铁轨铺上，帝国再去征服。铁轨延长到了哪儿，哪儿就是哥萨克和俄罗斯农民的殖民地。
鞑靼帝国由于贪恋骑马所以被淘汰了，罗刹帝国的铁骑是火车。
莫斯科的喀山火车站2站台
令人瞠目的西伯利亚铁道，它破天荒的规模，表达着新兴殖民主义的野心。它掠过一丛丛乌拉尔的“山楂树”，穿越了哈萨克草原、横贯了蒙古利亚。它深入了森林渔猎的通古斯人，使一个个让黑泽明着迷的“德尔苏·乌扎拉”变成了它的臣民。
脑满肠肥的蒙古王公，病入膏肓的清朝皇帝，都眼睁睁束手无策。
火车在铁轨上轰鸣，像蒙古骑兵的逆袭。
乌拉尔被“发现”了，并人为地定为欧亚分界。其实在拔都的骑兵或西部的牧民看来，乌拉尔山不过是从阿勒泰西行路上起伏的草原山岗之一，是他们从斡难河或额尔齐斯河走来时经过的一片“mongul-in sayhan oron”（“蒙古美好家乡”，纳楚克道尔吉的诗句）。
殖民主义也催生了一代学者。制作了一套回鹘文铅字的突厥学家拉德洛夫（W.Radloff，名著《回鹘语言资料集-Uigurishce Sprachdenkmaler》的编者），在天山山脉西部发现硇砂、并正确揭示了天山煤层自燃成因的地理学家谢苗诺夫（П.П.Семёнов），都是一个领域的奠基大师。谢苗诺夫说得实在：
在喀山陷落的同一时期，欧洲的俄罗斯才开始在欧洲的东边接连不断的开发亚洲。这种殖民化首先使欧洲占据了人种学上的属于亚洲的大片土地……。
“人种学上的属于亚洲的大片土地”，就是“蒙古美好家乡”。已反复说过：它更被称为鞑靼斯坦，说突厥-蒙古语的、游牧民的的无垠牧场。只不过朴素的表达被强势的术语取代，变成了“中部亚细亚”（Cредняя Азия）和“中央亚细亚”（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把乌拉尔山脉宣布为欧洲和亚洲分界线，不是一个符合自然文化真实的学术结论，而是帝国主义的厚涂铅粉。
俄罗斯挤进了18世纪以来的西方科学殿堂。随着新帝国的疯狂扩张，它一再刷新着成绩单。
必须承认殖民征服之后的建设，以及它造成的文明。只不过，“教育”不能列于其中：如下文将述的殖民主义教育家伊利民斯基，他们为民族同化施行的一系列措施，将被历史厌恶地抛弃，被进步的科学一笔剔除。
火车一开，不舍昼夜。它沿途播撒着殖民者。
铁道铺成一尺，国土便扩大千丈。西伯利亚、鲜卑利亚、东清铁道、南满铁道，如今“寓兵于农”一语里的凶恶毕露无遗。
俄罗斯农业殖民的占领与掠夺，像一道一道窜着黑烟火苗、在草枯风高时烧焦大地的“霆沐勒”（tuimur、火灾）。它向东燃烧着挺进，吞噬着一片片草原牧场，也吞噬了人民文明。蹂躏过它也统一了它的蒙古大汗，如今遭到了灭顶的报复。
铁道，铁道，铁道上跑疯了的帝国！
祖国！前进！胜利！
沿着铁道，三个词响彻了云霄：Вперёд（前进）！Родина（祖国）！Победа（胜利）！三个都是我在中学就背熟的词。
沿着铁道，祖国在前进。只要天在延伸，只要地有尽头，它就哐当哐当地驶过去，满载着军人和农民。它文武两道，农夫荷枪，吞并了全数东方，超过了它刻意继承的拜占庭-东罗马帝国，成了一个惊人的世界记录。
海参崴的俄语地名毫不韬晦：Владивосток，抓住东方！若不是帝国在地理上和气数上都走到了极限，终于在日本海遭遇了毁灭的大破局——何止蒙古，何止黑河，包括朝鲜，甚至日本，“东方”的命运谁也不敢浪言！
——但以上的奇迹，包藏着一股浓烈的不祥。
是运气太顺了么？是作孽太多了么？是帝国肚子里活吞下的“他人”和他人的土地太多了么？
不知道。但一个不祥的危机在孕育。
它很耐心。它冷冷凝视着，如一个魔影紧随着帝国。
（6）
太沉重的历史，像一把巨锁。
我只凭直觉，决心把托尔斯泰当作解读俄罗斯的钥匙。
也把思索地点放在喀山——不仅因为喀山是俄罗斯帝国的主要殖民地。还因为就在这里，托尔斯泰，后来因对人类终极问题的思考而成为世界上最重要作家的托尔斯泰，不是在彼得堡或莫斯科，而是在喀山进入了大学（1844-5）并准备学习阿拉伯-塔塔尔语。
可惜没有人记录他在喀山大学读书时，是否觉察到了喀山塔塔尔知识分子激动的自救。估计没有。早期的托尔斯泰，还仅仅是新兴帝国里上层文化的享受者，一个贵族，欣赏地瞟着“东方情调之最”的喀山、打算去它那排名第一的“东方学系”一试运气的青年。
他自己更回忆说，那是他迷失于赌博、情欲、“任何旁的坏习惯都没有像对女人的渴望那么难于克制”[30]的时代，要求那时的他洞悉塔塔尔问题并给我们留下指导，是过份的奢望。
但对一个认真走向信仰的人而言，“不信阶段”常是重要的信仰基础。一个对他者怀抱大爱的人，也一定曾把热情胡乱挥洒。
至于阿拉伯-塔塔尔语，如今人们懂了这一类语言的重要。但托尔斯泰命定不是在大学，而是在社会和现场、在与人的相处和回味里、在笔划过稿纸的思考中——对它们学习感悟，直到生命最后。
说“生命最后”，是因为描写帝国侵略高加索的小说《哈吉穆拉特》显然使他费了不少心思。这部直截描写俄罗斯扩张与殖民运动的作品，被他反复修改，久久不愿刊出。
他为什么犹豫？
我想他意识到了什么。他对《哈吉穆拉特》迟疑，久久不能定稿出版的原因，就在他意识到的这个情结或死扣。毫无疑问，当他对着阿拉伯-鞑靼语讲义犹豫时——在同化与自救的两极，喀山正发生着最激烈的意识形态动荡。年轻的他可以毫无觉察，而晚年的他不能再若无其事。
意识形态动荡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塔塔尔人的自救与启蒙（后述）。
而另一方面，则是祖国的行为。其代表，是帝国的“体制内知识分子”天才、语言学家与教育学家伊利民斯基（Н·И·Илминский）。
伊利民斯基喜欢住进塔塔尔街区，爱去麦德莱斯（清真寺附属的经文学校）听讲。这位喀山神学大学数学物理系的理科生尤其对语言学情有独钟。他毕业后留校，成了塔塔尔语讲师。
这是一个最典型的殖民主义和同化主义者。由于塔塔尔穆斯林顽强地守护自己的文化传统，他意识到:在强力推行俄语同化的同时，必须把“异族人”的子弟培养成教师，再经过他们嘴中的母语，去推行东正教。
像一切著名的殖民主义知识分子身上都有的光环：传说他精通八种地方语。他和他的同志者，对宗教洗脑怀着执倔的热情。他创建的以异族人子弟为对象的初级学校和师范学校，是帝俄殖民征服的有力工具。
在托尔斯泰放荡迷失的1848年，伊利民斯基被任命负责“把东正教仪礼文献翻译为塔塔尔语的委员会”。到了1851年，托尔斯泰已离开喀山参加帝国军队一头钻进了穆斯林的腹地高加索——而这位伊利民斯基虽然已被内定为喀山神学大学宣教部的伊斯兰诸语教授，却自视鸿鸪另怀大志，一个人跑到奥斯曼帝国的领地埃及和叙利亚，目的是去“学习伊斯兰的弱点”[31] 。
其实这种知识分子应运而生的历史背景，是在生存威胁下已经被迫集体改宗正教的“克俩申”（кряшен，后述），又一度“集体再改宗、伏尔加-乌拉尔地域的非正教少数民族向伊斯兰皈依”的现象，日趋显著[32]。
在比暴力征服长久得多、也固执得多的民族同化史中，伊利民斯基未必是第一主角。但伊利民斯基是一个象征，他的履历证实着一种知识分子和一种时代思想在国家主义蛊惑下能达到的程度。
与殖民主义列强一样，为了从文化与精神两面摧毁塔塔尔并强迫它同化，俄罗斯夺人子弟，毁人风俗。乡村东正教堂的教士们是最主要的圣战者。而伊利民斯基以及与他承前启后的一类，则努力营造一种装饰着繁缛理论、特别强调语言学的“同化文明”。喀山大学是他们的桥头堡。谁若批评他们的学术是野蛮的，大学门卫会赶走他。
没有篇幅征引托翁的文献。但可能在此时，已经到了评论一下托尔斯泰“早期”的时候？
无论关于国家主义者伊利民斯基或是塔塔尔的启蒙主义者马尔扎尼——年轻的托尔斯泰知道他们的行为吗？
各种传记都鲜有涉及。
显然传记和回忆录对这样的话题，缺乏知识也缺乏敏感。托尔斯泰与帝国——对1851到1853年的他来说一切尚早。
他可能并未被伊利民斯基之流的学者腔吸引。但是他也像无数人一样，成长在俄罗斯十九世纪前半——在南俄异族环境中设计小说或叙事诗主人公的文学情调中。用一个读者对《边境上的托尔斯泰》（本文前一版）的读后感来形容，是“读着渔夫和小金鱼”长大的。
他留下的那一期文字，也不过是“靠着大炮的帮助去摧毁那些强盗般的、叛逆的亚洲人”[33]的沙皇军官自画像，以及浪漫的武装殖民者哥萨克。他还没有蜕变成真正的托尔斯泰。那个年轻的他，只是奏响着大俄罗斯的国家主义军乐、向着弱小民族野蛮征服的帝国军队一员。他一边酗酒与纵欲，一边邂逅了高加索的山民。
大部头的《同时代人回忆托尔斯泰》上卷，收录了后晋升少将的弗.阿.波尔托拉茨基对托尔斯泰参加的1853年6月23日战斗的追忆。
据他转引的托尔斯泰细腻的日记，那是一次与车臣抵抗战士的死斗。青年贵族军官托尔斯泰亲眼目击了炮兵准尉舍尔巴乔夫被强悍的车臣人用“冷兵器砍的头上三处，肩上四处。肩上的伤特别严重，简直把右肩砍成两半，已能看到内脏……”
不仅如此，托尔斯泰的逃脱，是依仗了他的塔塔尔随从萨多的“换马”。回忆录的注释里记到:
“从托尔斯泰后来对他的亲人讲述这次追击中，又知道了另外一些详细情况：萨多把自己经过考验的马给了朋友（托尔斯泰）骑，而他自己改乘了托尔斯泰的小走马，大家都知道，小走马不善于奔驰……”
我猜中国的托翁读者里，未必人都知道什么是“走马”[34]。由于对主人来说它比一般“颠马”舒服得多，因此不分中外它们从来是长官的坐骑。追击的车臣人没有开枪是为了活捉他们，“尤其想俘虏萨多以报仇”。而“列夫·尼古拉耶维奇骑着自己朋友的快马有可能疾驰而去，可是没有丢下他。”
细节还有一些也都富有内容：被车臣抵抗者每人砍了一刀的“舍尔巴乔夫”，他的名字令人无法不联想“舍尔巴”（阿拉伯语“八月”），这是个常见的穆斯林名字。此外，“夺他手中镶银的刀”也使人浮想联翩：
“车臣人从马上向巴维尔（舍尔巴耶夫）弯下身来，夺去他手中的镶银的军刀，又去拉他的刀鞘。可是看见第三排赶来营救，他用军刀对着巴维尔的头部砍了一刀，就逃走了。还有六个山民照着他的样子，一个跟着一个向巴维尔的头部和露在外面的肩膀，砍一军刀，疾驰而去。”[35]
这一段叙事很重要。因为它同时写出了伟大作家曾置籍于殖民军队，他目睹了各种真实，而“国家敌人”的一方在追杀他，另一方却拼死保护他。10天后他在日记里写道，他“深感痛苦”。
托尔斯泰早期作品的特例，是《哈吉穆拉特》。
我一直在反复地读它。我在若干个时期都曾打算写关于它的心得。对那一部分托尔斯泰的经历，传记里缺少记录，尤其英国人莫德的那一本。莫德传记中难能可贵的，是它摘录了1852年1月6日托尔斯泰给姑妈塔吉安娜的信。那一天狼藉的他突然向姑妈倾诉：
我应该告诉你营地附近有一个车臣人居住的村落。有一个叫沙多的年轻人……我应该告诉你，要成为一个库纳克，这就是说，一个朋友，按照习惯要交换礼物，以后还要到你的库纳克家里去吃饭。这以后，按照这些民族的古代习惯（现在已差不多不存在了，除非是作为一种传统），你们就成为生死之交的朋友了。……沙多要我允许到他家里去，做他的库纳克。我去了。[36]
听说了托尔斯泰困于欠债，按穆斯林规矩严禁赌博的沙多（即萨多）居然去找债主，赌回了小托翁输钱时押上的一张期票。而愁困的托尔斯泰为了那张期票，刚在前一夜祈祷过“主的帮助”。那一年的他，尚没经历被车臣人追杀而被鞑靼人救护，他只以为“祈祷通过沙多灵验了”。他对姑姑起誓说，这事使他更坚信上帝。
这告白让人联想鲁迅的“一件小事”。
从喀山大学退学是对的：他注定不是通过课本，而是靠体验获得知识。对迫切想从托尔斯泰主义获得参考的人来说，这次倾诉像一年后的预告：他被上帝驱使，正在与国家规定的敌人亲近。
托尔斯泰修养构成的一大支柱，是他的鞑靼知识。这种知识，是他在高加索-萨马拉-克里米亚的土地上，一点一滴蘸着“敌人”的情谊和血污，在心里慢慢拼起来的。
莫德的《托尔斯泰传》和托翁次子伊·李·托尔斯泰的回忆录《萨马拉之行》，都讲到了托尔斯泰在萨马拉与巴什基尔人的密切交往。1871年那次萨马拉的逗留令疲惫的托尔斯泰身心松弛，他不住房子而住毡房，“每天晚饭是羊肉，从木碗里用手指抓起来吃”——可能莫德不懂，但经历了高加索的托尔斯泰懂，他在随主人遵从“逊奈”[37]。我想，一定是他举止的得体才使穆斯林决心回报，听见他夸奖了马，就把那匹马拴在他的车上。
课程的安排不在大学教室。巴什基尔人穆罕默德·沙，还有车臣人萨多——虽然他们只是“温和的、或选择顺从的鞑靼”，接替了大学教授（如那位“伊斯兰诸语教授”伊利民斯基），帮助他去理解阿拉伯-塔塔尔语及它的主人。
这一课程打下的基础，其程度不易揣测。但无论多少，它迟早会加入托尔斯泰的思想，抵达与专制的对峙。
如此过程更激起我个人的共鸣。由于我自己在内蒙古草原和西海固乡村的体验，包括神秘论的注脚，萨多（沙多）的故事。
在托尔斯泰历程的“六十年代”（指1850-60），他只是俄罗斯扩张的一名志愿兵，参与了以祖国名义进行的不義征战。
但敏锐的心自会捕捉讯息，不惜冒死救护朋友的萨多，“用脚在山泉边洗衣服的车臣女人”，悄悄地提醒着未来的他。萨马拉归来后，托尔斯泰根据1853年的体验，写出了《高加索的俘虏》。
暮霭中的喀山克里姆林
他的内心可能已经与国家主义发生矛盾，但尚未抵达与殖民主义的对决。
他还蹲在帝国的战壕里，显然对邻居的自救运动一无所知。尤其十九世纪的小说技法，白描冗长只及一扇，回避了占领与同化的内容——但我有僭越议论的资格么？若宽恕我的放言：那批高加索小说对“迫害比杀人更残酷”的事实视而不见，说到底只是“军人托尔斯泰”的败笔涂鸦。他既描画了山民的淳朴，也欣赏着殖民者的村庄，尤其小说《哥萨克》。
即便局限如斯，唯有《高加索的俘虏》一部，不同于普希金的同名作那般轻浮。因为它提供的故事轮廓，正是解读高加索的轮廓：包括抵抗的实态、无辜的人民、尊严的民族气质、以及悲剧的宿命。
我指的是这一段，它一笔写清了事情的起因、过程及揪心的悲惨：
“俄罗斯人来了，烧了村子，杀死了他的七个儿子。留下的一个儿子降了俄罗斯人。老头也去投降了俄罗斯人。他在他们那里住了三个月，找到了自己的儿子，亲手杀了他，逃走了。”[38]
一百五十年后，《高加索的俘虏》在经过了一位优秀电影导演（谢尔盖·波德罗夫）的修改演绎后，就成了无懈可击的人道主义经典。
我的读解，只顺从类近的体验：因为他对军队的见解。所以，只有他给我以吸引，并使我引为导师。
何况，若是从他最后的无条件反对战争、否决军队、拒绝兵役、甚至呼吁放弃一切暴力的终点再作回顾的话——早期的欠缺被原谅了。
比一切更有力的，是他的一句独白。这句话深深地打动了我：
“军队已经把它的影子投在我身上，玷污了我”。[39]
（7）
像积贫积弱的其他帝国：清末中国或奥斯曼帝国一样，随时光流逝，沿着那条“把世界分成两半”的大河，塔塔尔汗国也渐渐腐化，步步病入膏肓，渐渐不堪一击，终于轰然颓溃。
至于《元史》提及的“阿速”——黑海以北的辽阔土地，曾是克里米亚鞑靼人的牧场。待到新帝国俄罗斯强夺了它，庆贺一般把它称为“新俄罗斯”(Ново-россия)。有趣的是，直至今天人们也不说：这是个殖民主义的名字。
所谓“认同”（identity)，在这条大河两侧形成得比较特别。拔都汗的大海啸之后，无论保加尔，抑或哈扎尔（可萨尔），都被滔滔洪流吞没，成了这片后来称为钦察草原上的一支。新的名称“塔塔尔”如旗帜一般，也把它们的旧称一卷而去。
喀山人不满这种宿命。他们尤其不喜欢一口咬定他们是金帐汗国主流的误解。但是无济于事，因为哪怕拔都汗的近卫万人队也说不清谁第一个来、谁资格老。世界的上空只是响着一个滚滚雷声:tatar！tatar！
历史流逝了，人却留了下来。既然祖先曾夸耀过“鞑靼的荣光”，塔塔尔人就必须承负鞑靼的罪与罚。
既然你是穆斯林，当然你就是塔塔尔——世界异口同声地说。
扯什么保加尔呢，你敢说你和那些骑马的蒙古人没有关系么？你推不掉、躲不开、纠缠你的今生来世脍炙人口的名字，正是Tatar，鞑靼，塔塔尔！
考古意味的“保加尔”，被荡涤得无影无踪。轮到帝国大换班、俄罗斯说了算的后来，喀山塔塔尔遭到了狠狠的报复。那可就不是对败者的什么“恭顺则自治”了，塔塔尔人替它的蒙古帝国遭受的，是对异类的清洗、驱逐、剥夺，和残酷的侮辱。
哪怕你高举伊本·法杜兰的“不在场证据”，但没有谁听这几句争辩。也就是说：无论愿意与否，溪流只能与洪水共命运。
汹涌泛滥的蒙古大河，吞没了这些历史的一股股支流，不管谁怀着怎样的遗恨。包括喀山，保加尔的旧称已呼之不回，新的名字Tatar-塔塔尔覆盖而来，它琅琅上口响亮诱人，彻底刷新了旧名。既然“农民就是基督徒”[40]，那么凡是游牧民——都是塔塔尔。
它的东方远亲，不消说乡下人乌珠穆沁，尤其呼和浩特等都市蒙古——对它已经非常生疏。但这种生疏的心理深处，人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只是选择了藏传佛教的“东部”一翼。
而他们，是“西部右翼”。他们是“Alten ordo Qahan ne arat tumen（金帐大汗的人民），是众汗之汗成吉思汗鞑靼大国的Barān-gar（西翼右手）。他们的牧场居地，是把世界隔为两半的亦的勒大河两岸。比起森林以东大漠南北、那些排在左翼的邻居，他们已经“不一样”。
对他们的悲剧，东部更是漠不关心。
大约三百年，诅咒它是“鞑靼之轭”也好，辩解它是“鞑靼和平”也罢，总之历史在造物主手中的拨弄之间，恐怖大王伊凡四世于16世纪一气消灭了沉湎牧歌的喀山汗。古城喀山在水源被断之后沦陷，女王苏尤姆别凯成了一个亡国故事的女主角，她的喀山人民被驱赶到布拉克渠（bulak）的对面，在泥泞棚户中苟且偷生。
鞑靼女王苏尤姆别凯
鞑靼，蒙古，昔日掠地万里的骑马帝国，成了新帝国饕餮的俎上羔羊。
接着的过程太过繁复。简言之：轭套这回套上了塔塔尔人的脖子，清真寺尽数被毁，人被强迫改宗。统治异族的三百年“蒙古之轭”（1236-1552）结束了，新的三百年塔塔尔受难（1552-1917），在帝国的更迭中沉重开篇。
深刻的话语，要在另一个塔塔尔、另一个鞑靼、另一个地点才更能听到。它就是今天被乌克兰与俄罗斯拼死撕夺的、“克里姆塔塔尔”（克里米亚塔塔尔）的故乡——克里米亚。
当你问：“您是塔塔尔吗？”
他们答：“Да , я крымтатар. ”
(是的，我是克里姆塔塔尔。)
问答背后藏着什么，不懂喀山和蒙古故事的人听不出来。他们的眼神里，有一丝沧桑度尽的滋味。是的，我是克里米亚塔塔尔，我没有像喀山人一样的保加尔源头，我不像喀山人那样没有参与“鞑靼之轭”的前科，我缺少不是“加害者”的证据。
我是一个游牧民，我是一个塔塔尔。
所以，我承担罪罚。
克里米亚汗国的首都巴赫奇萨莱，座落在那美丽半岛的中央。它俭朴得有些寒伧，但野山间的一股悲凉却磁铁般诱人。每个克里米亚塔塔尔人的脸上，都有一种此生至死不再离开的神情。
巴赫奇萨莱（花园宫殿）是克里米亚半岛上罕见的突厥语旧地名
即便在这里，殖民主义带来的移民也生息了几代人。
和平的移民，古老的殖民，也许他们会带给人类最大的烦恼！
告别巴赫奇萨莱那天，送我们的司机是一个俄罗斯人。难得与一个俄罗斯人坐一个车，我竭力和他说了几句，他鼓励我，“Я хорошо помню”（我都懂），我的库藏罄尽了他还在说，显然他更想交流。
真遗憾。车窗里掠过半岛的萧杀风景，我试着用马列耶夫的句式说“我喜欢巴赫奇萨莱”，而他斩钉截铁地一挥手：“我爱它！”
战火不饶人：此刻（2022.6），疯狂的战争正围着克里米亚半岛如火如荼。
我紧张地眺望。但洗滤过的信息，没有传达我渴望知道的。无人机，坦克战，乌克兰，俄罗斯——无一句提及这里是“阿速”。成吉思汗的大将速不台眼中的“阿速”是什么？
只能说，无论乌克兰人抑或俄罗斯人都不能独占它。
克里米亚鞑靼人虽然算是“原住民”，但也是随征服的大潮移帐于此。
昨天游客蜂拥而来，为了看雅尔塔三巨头的照片。他们不愿意听：就在那座陡峭得不可思议的山崖（雅尔塔一名亦可能是突厥语“山崖”）下，曾是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家园。今天他们也差不多：在支持弱者的正义宣言中，也潜隐着对更弱者的歧视。召开雅尔塔会议的里瓦几亚离宫院里，石碑上刻着阿拉伯文“里瓦几亚”（ليواديا）。恰似驱逐了穆斯林的西班牙国王，喜欢用“没有胜者只有安拉”装饰自己的宫殿一样。
从沙皇的军人到中国的游客，凡是帝国霸权的拥趸都喜欢异族情调。
但是异类的克里米亚鞑靼人却坚持着沉默。虽然他们更有权发言，但他们沉默。他们的表情是:已经承受了那么久，今天也能承受。
灭顶之灾随着巡航导弹，一刻一刻正在逼近。历史活剧的这一齣，谁也不知会怎样收尾。
离别前那个黄昏，凝视着巴赫奇萨莱的一座尖塔，我陷入了冥思。
天空中飘来断续的唤礼声，像是历史的一片碎絮在飞。
（下）：良知
（8）
没料到，能够来到克里米亚！
说实话，我不敢奢望此生还能看见这个半岛，以及高加索。所以，当我的两眼里真地出现了“卡拉-成吉斯”（Kara Chengis，黑海），我知道：自己遇上了求之不得的美事。
辛菲罗波尔的正午，阳光亮得晃眼。一个长长的黑影从脚尖伸出去，一直铺在荒原的边缘，像一个孤独的迷路人，一个插在旷野的“蛮诺儿”[1]。
那是本子上少了一个“唐姆嘎”（tangmga，印章），一直不能回家的塔塔尔牧人。一脚踏上辛菲罗波尔的荒原，他想寻找传说中家乡的“白寺”[2]，但只看见了丛生的马莲草。左瞥一眼“和俄罗斯在一起”的公投宣传画，右听一句它是乌克兰的“固有领土”，像被割了舌头，他哑了，一言不发。
不管怎样，哪怕变成了一个影子，如今他回到了克里米亚。
“唐姆嘎”的印盖在纸上，“努特格”（nutuq，家乡）的草踩在脚下。
——我站在克里米亚的土地上。
参观传奇的花园宫殿巴赫奇萨莱、在塞瓦斯托波尔读托尔斯泰的夙愿，要实现了！
出发前，重读徐迟翻译的莫德《托尔斯泰传》时，我就意识到塞瓦斯托波尔的第五稜堡是托翁思想转变的决定地点。从那时我就暗想，若是有一天能到达，我要做一件事：在第五稜堡旧址上读那篇散文。
坐公交！再从乌沙科夫广场换17路！
我感觉那一天的自己，就是小学四年级学生维加·马列耶夫。虽然结结巴巴，但说的是俄语，而且脸上可能都是小学生表情：“我想去马拉霍夫库尔干，对我这是第一次，所以，当到了的时候，请您说给我……”
售票员是一位和善的妇女，她连声安慰我“Я скажу，скажу，（我说，我说）”，到了马拉霍夫库尔干站，她赶快示意我们下车。等我再回头时，她隔着车窗使劲挥手，给我们指着大门。
这里是克里米亚战争的稜堡，马拉霍夫库尔干。
修整豪华的公园，使人要费好一阵功夫才能醒过神来：这座小山的土壤山石曾被炮弹翻起，再与炸成碎块的士兵一起落下。不管多么难以想象，这里曾名副其实地堆尸成山。在还没有“精准打击”的新式杀人技术的十六世纪，山岗被鲜血与火药搅拌得黑红泥泞。海军上将和普通一兵尸首叠压，数以万计的士兵被大炮炸死，双方兵士的遗体无法分开，于是一堆合葬。
克里米亚战争的核心-马拉霍夫库尔干全景图
克里米亚战争最惨烈的战场，如今当然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顺着参观路走着，我心里并不能认同。
本来已是一条刀刃上筑起的帝国，又偏偏非要“南进”——万恶的异教野蛮人，他们居然打败了拜占庭甚至占领了君士坦丁堡！新的凯撒当然要完成复仇。南进！去征服和奴役一切野蛮人回教徒的土地！
黑海两岸住着的都不是顺奴。
南进军人的脚踩在锐利的刀刃上，鲜血四溅。南进要用大量死尸铺路。而托尔斯泰恰恰在这条锋刃路上留言了，我从手机里找出《1855年5月的塞瓦斯托波尔》。
不是这一篇。在前一篇，即受到沙皇本人激赏并命令译成法文、还下旨保护的《1854年11月的塞瓦斯托波尔》的结尾，托尔斯泰曾写过：
一定另有一种崇高的、使人鼓舞的原因。这原因就是俄国人心里的一种羞涩的、难得形诸于色的、但是藏在每个人的心灵深处的感情——对祖国的爱……这篇塞瓦斯托波尔的史诗,会使它的丰功伟绩在俄国万古长存,而这篇史诗的英雄就是俄国人民……
核心词是“对祖国的爱”。但是到了1855年5月的这一篇，在结论之前那支笔虽还在犹豫，但面对成堆的死尸它没有再顾及荣誉。经历了高加索之后，此刻年轻的军官已经有了心事。他不再轻浮。望着尸体他失控一般，径自写下了诅咒的段落：
“这个老头，我都不认识他了，”一个正在收尸的士兵托着肩膀抬起一具胸膛被打烂了、头肿得老大、脸又黑又亮、眼珠朝上翻的尸体，一面说，“莫罗兹卡，托着点背，要不然，可就要折断了。好家伙，这个臭！”
“好家伙，这个臭！”——这就是这些人留给人们的一切。……[3]
被争夺的是鞑靼旧地克里米亚，死尸却一半是俄国人一半是法国人。在爱国主义主旋律下刚写过受到沙皇眷顾的第一篇的托尔斯泰，面对着漫山遍野的尸体，思想在一刻裂变了：
还是请您瞧瞧这个十岁的男孩吧!……当他捧着一大束花回家去时，他捂着鼻子避开随风吹来的臭味，在一堆被堆在一起的尸体旁站住，望着离他比较近的一具可怕的无头尸，望了很久。他站了好大一会儿，又走得更近些，用脚踢踢那具尸体的僵硬的胳膊。胳膊微微地晃动了一下。他又再一次使劲踢了它一下。胳膊晃了晃，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孩子忽然大喊一声，把脸藏进花里，便拚命向要塞跑去。
小孩踢死尸，我猜这一段一定来自他的目击。不只为恐怖的细节，而由于刺激的强烈。一旦笔尖触上了纸，他就坚决一气写下：
难道他们就不会含着欢乐和幸福的眼泪象弟兄般地互相拥抱吗？不会的！……制造死亡和苦难的工具又在吼叫了，无辜的鲜血又在流了……也许我说的话是属于恶毒的真理之一，它不知不觉地藏在每个人心里……在这个故事里，什么地方表现出了应该避免的恶，什么地方表现出了值得仿效的善呢？它里面的恶人是谁，英雄又是谁呢？
克里米亚战争军功章
我从他的用语中辨出了高加索的音素。从这一篇开始，列夫·托尔斯泰的思想开始大步前行。只不过，以前的我们缺乏同质的体验，不可能留意他的“祖国”与“英雄”概念已被置换。
我的故事中的英雄,我用心灵的全部力量去爱他,我要尽力把他的全部的美都再现出来,而且在过去、现在和将来他永远是美好的——那便是真理。[4]
文末注明的写成日期是1855年6月26日。
这个时点，距伊凡四世攻克喀山的大征服起点，已经度过了帝国全力拓边、殖民体系完成的三个世纪。
三个世纪里，南进，东进，征服主宰着一切。
金帐、白帐、帖木儿，基辅、波兰、莫斯科——从钦察到阿速，在东方与南面，战场上枭雄们此起彼伏，嗜血斗勇，各种混血的死者，一层层夯下了俄罗斯人的脚下地层。
战争是我们缺少的体验，却是托尔斯泰的摇篮。
他一生中最勇敢的行为，在《1855年5月的塞瓦斯托波尔》之中做到了。他的思想遗产：对不義祖国的诅咒，也就要公开了。
马拉霍夫库尔干的受阻，换来了俄罗斯的掉头“东扩”——这将是史无前例的伟大进军：东方有多遥远，俄罗斯就要抓住多远。亚洲有多少个国度，帝国就打算吞噬多少个。
前进！号召开垦，奖励殖民！
“Kрестьянин”（农民/基督徒）被激励得疯狂了。
“史诗英雄俄国人民”不疲倦地大步跳跃，他们并不接受托尔斯泰式的思路。人人传说，教堂在讲，“祖国”与“英雄”的喊声在空中呼啸。
俄式殖民主义不同于西班牙或日本，它不是在“内地”以外进行、而是在一个异样而辽阔的母体“鞑靼”中进行的，像一个低矮的破毡帐里养大了一个巨无霸。
当扩张被描述为“祖国处女地的开垦”——就不能不侵蚀了它的思想，影响了受益的农民和知识阶层。不止高加索和黑海、在东进或曰东扩的大进军中，西伯利亚、黑龙江、甚至间宫海峡（鞑靼海峡）以东的大陆尽头——他人的故乡一块块收入自己的版图。俄罗斯的神圣国境和“固有领土”在三个世纪里一遍遍刷新，帝国的大一统和俄罗斯的民族精神，一起实现了。
伏尔加河——它以前是东方和西方，即世界另一半的界河。它浩淼的水流以东，绵延着塔塔尔斯坦、巴什基利亚、中亚细亚、蒙古利亚、直至阿穆尔河以东的密林。
而现在，“把世界分为两半”的大河变成了新帝国东进的起跑线。如今它流过帝国的脊柱，把工业化以后的大炮和铁轨、把哥萨克民兵和垦殖农，源源输送到河东的莽莽大陆。它不仅扫荡了“蒙古之轭”的宿怨，功业也远远超过了成吉思-拔都汗的蒙古帝国，包括屠戮与残暴。
极目以东，凡残存的蒙古邦国，都是当年的“左手东翼”。而抵达了钦察草原的各部塔塔尔，已经被它改造与消化，精神和基因也被它吸收。
对于蒙古史的追寻者来说，古老的鞑靼-蒙古消失了。
现实的存在，是脉管里混淌着塔塔尔的血、怀抱里居住着多种少数群体的大俄罗斯。只不过它绝不承认与野蛮亚洲的纠葛。它的自我认同，是白种的、西方的、欧洲的、工业化和艺术化的，是优等的民族。
在十九世纪终于闭幕的时点，扩张终于穷尽了整个欧亚大陆。
像是要为母亲祖国的东部边境打上一个界桩，在1900年7月15日，帝国军民以“羞涩的祖国爱”，制造了一次灭绝人寰的黑龙江大屠杀。
我曾在《鞑靼海峡》中引用过，此文换一些段落再引用——明治天皇的近卫军官、后来当了志愿间谍的石光真清在他的四部作（城下之人、旷野之花、望乡之歌、究竟为谁）第二卷里，目击了“史诗的英雄即俄国人民”在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屠杀中国人的“史诗”：
俄罗斯的男子不分老幼，都被分配了枪支弹药。……突然，开始了对住在布拉戈维申斯克的清国人的抓捕。不问店主苦力，也不管是否为俄人所雇，一律从门里拉出来。干的是彻底的：哭喊的铺子伙计、俄人家宅的仆人，连手提什物也不得允许，都被毫不留情驱赶拉扯，赶进了支那街。哥萨克兵、警察和民兵包围住的清国人，大约有三千人。从下午两点禁止渡江到抓捕清国人只用了短短五个小时，这对一向慢悠悠的俄国人来说实在是干得快。……不知多少人就地被杀，我看见的尸体就有五、六十……
我们跟着的队伍在新布拉戈维申斯克停了下来，那时另一队人顺着扎亚河在走。东方天空赤红，黑龙江被映得像流着血一样。……到达后立刻被赶到河边，命令不许喊叫。接着兵士们挺着刺刀围上来，说是包围，其实对河水一面敞着，包围愈来愈紧，军官骑马指挥……河岸上人的雪崩开始了，纷纷被推搡着跌入浊流。哇哇的乱喊声一起，人全都疯了。推开人流往里挤的，踩着女人孩子只顾逃的，骑兵冲上来马踢刀刺，接着步枪一齐射击。喊叫声、枪声、怒骂声，实在就是地狱，无法用嘴形容。说是分成两队，其实差不多两千人被杀在一堆，被杀的和为了不被杀的，逃跑的，都是拼死的面相。挣跳的、奔跑的、磕头的、躲藏的，杀人的和被杀的都宛若梦中，是疯子还是鬼？……把抱着孩子逃的母亲像芋头一般刺透，把小孩扔在地上踏烂，把被马蹄踩破头的少年和火烧般号泣的人用枪托砸死，把抱着腿先生先生地哀求的孩子踢翻再拖着扔进浊流——[5]
海兰泡大屠杀
1900年的托尔斯泰正进入他生命的最后十年。
他若能像这名日本浪人一样目击黑龙江屠杀的细节，他若是目击了俄罗斯移民刀上的淋漓鲜血——他会说什么呢？他会对自己的小说《哥萨克》怎么评论？在殖民主义已经胜利、体制已经牢不可破的二十世纪肇始的时点，他思索的主题是什么？
他似乎很少具体地涉及。或许他的笔在避开太具体的细末？但我想，托尔斯泰已经被逼到了最后的限界。思想，在等待最后的清算。
那时堪称瑰丽的俄罗斯文化已然矗立。
壮美的城市不让巴黎柏林，魅人的绘画至今人人称羡。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为标识的文学处于世界顶峰。面对如此文明，批判噤口了。“殖民主义带来进步”的定理，愈是在奴隶的嘴上愈是倒背如流。直到今天，代代殖民主义的受益者们换上晚礼服，去观赏天籁一般的柴可夫斯基作曲的《天鹅湖》——没有谁留意鞋底踩着浓稠的血。
前进（вперёд）、祖国（родина）、胜利（победа），这些俄语课的第一批单词，如今我听出了蛊惑的语感。还有，包括宗教。以神圣的名义杀人，如托尔斯泰所说，“它们令人毛骨悚然”[6]。
居然，谴责者是另一个帝国的马前卒，是下一代殖民主义的拓荒者。抛弃了俸禄远投黑龙江的日本浪人，像是要对超级大国俄罗斯宣布“末日预言”。他独自一人，在黑龙江边大声喊道：
有良心的人怎能做出这样的事呢？人已经变成没有良心的野兽了么？
当枪托把孩子的脸砸烂时，自己的良心也一块被砸烂了吗？[7]
（9）
低贱者在歧视与压迫中，受难者在三百年之久的磨蚀忍耐中，若是只得到了痛苦，岂不是一种最大的悲剧？
从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几乎就在喀山陷落的同时，强迫改宗东正教的运动被猛烈推行。“受洗礼者”一词诧转念为“克俩申”（кряшен），而且克俩申还分为 “老克俩申”和“新克俩申”。有趣的是“老”（старый）对应的塔塔尔语是表述“未开野蛮”的kara（黑），而“新”（ново-）对应的译语恰恰是游牧民描述“文明成熟”的“白”（ak）——这是一个转述错误[8]还是一个恶作剧？
但不论新老黑白，受洗者中有大量“隐藏穆斯林”，他们的心从来没有变。就像在观音像背后刻十字的日本“隐藏基督徒”（隠れキリシタン）一样。
“克俩申”还严丝合缝地对应着西班牙的“摩里斯科”（morisco，被迫改宗天主教的摩尔人）。至于佛朗哥时代的法西斯口号“一个西班牙”（España uno）对应着哪个词呢？不是别的，正是托尔斯泰反思的“祖国”！
农民不会拒绝利益，既然国家在高调煽动。
于是，驱赶着败退者和逃亡者，入殖的大潮汹涌向东。农民入殖者涌入昨天的牧场，空出的黑土地令他们惊喜。他们填塞了主人的家园，并把这一段历史涂抹掉。对“鞑靼之轭”报复的三百年，同时是俄罗斯农民——他们是名副其实的殖民者——向东侵占了塔塔尔斯坦迆东、直至亚洲极东的三百年。
不再赘述：这个时期也是俄罗斯多数派（большевик）智识阶级，包括他们的文学，以及地理学、东方语言学羽翼养成的三百年。
压迫细致入微，一篇难承其重。关于塔塔尔人在俄罗斯的受难——不能抄书太多，我只勾勒几笔：
1589年叙阶的喀山大主教宣布禁止新建及修复清真寺。1628年敕令打击了塔塔尔农业，1654年明文禁止塔塔尔人在死后由子女继承遗产、而必须把遗产交给基督徒“远亲”，俄罗斯人改宗为穆斯林（即已经形式上改宗但又恢复原来信仰的克俩申）将处以火刑。1713年敕令要求喀山等地的穆斯林地主在六个月内或者改宗或者剥夺其土地。手段不胜枚举：隔离受洗儿童与父母、在修道院幽闭改宗者、五倍课税、长期兵役、奖励密告……[9]
他们日夜呼唤真主，但正义并不在眼前显现。
古代的鞑靼人渐渐消失了。
他们被大量地同化，融入了俄罗斯人之中——所以你能从大量俄语姓名里剔别出突厥语（多是阿拉伯-波斯语借词）的词根。
维持了自己民族认同的塔塔尔人多次挺身反抗，但是当殖民主义如日中天，弱者最终只剩下绝望的时候，他们开始向东逃亡——更加剧了伊斯兰日益从城市宗教向乡村宗教的渐变。
而且，欧亚内大陆历史上出现了一个醒目的现象出现了：少数民族的东逃。它的最后一波，可能是1918年以后塔塔尔、犹太人、尤其哈萨克的东迁。它是哈尔滨文化的背景，也是祁连山历史的一页。
既然1918年人在逃命，它就是苏联本质的注释。既然政权变了而对他者的压迫不变，那么帝国主义的本质就没有变。
不道德的同化，宛似拿着课本的强奸。它将生下以文化的批判为母亲复仇的儿子。所有殖民主义者都是顽固的同化主义者。但是，抹灭民族语和强迫语言同化的唯一而且再无第二的好处：就是让被压迫者获得双重的水平，使用压迫者的文字揭露同化罪。
于是在漫长的同化时期末尾，一代代启蒙思想家在塔塔尔人中出现了，操着娴熟的俄语。
在托尔斯泰一步跨过局限，让《1855年5月的塞瓦斯托波尔》成为俄罗斯的启蒙新起点时，宛如喀山岸边的伏尔加河涨水，塔塔尔的启蒙正掀起着强劲的浪头。
必须提及：启蒙运动的发生仰仗了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圆熟统治。1764年叶卡捷琳娜二世刚即位，便取缔了针对穆斯林专职压迫的机构。她倾倒于喀山的魅力，喜欢穆斯林情调，也是她最早明白：想赚游牧人的钱，要靠塔塔尔商人。由于想让塔塔尔商人成为帝国与哈萨克草原的贸易中介，1767年在喀山她下令恢复清真寺。到了1773年她不仅宣布了帝国境内穆斯林的信仰自由，还废除了对塔塔尔传统行商的限制。
到了1788年，新设的“全俄穆斯林宗务协议会”任命了穆夫提（教法解释长老）和卡迪（法官），穆斯林获得了相当多的权利。1799年女皇的决定惊动朝野：东正教对穆斯林的强迫改宗行为被严令禁止[10]。连穆斯林也震惊的是：穆斯林聚集地模仿东方正教设置了教区，到帝俄时代末期共有5771个称作“马哈拉”的教区存在！[11]
最迟被吞并（1783）的克里米亚汗国，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失去了国土却维持了一定权益——它是“阿速”，蒙古大潮的西线，也是今天俄乌喋血撕抢的克里米亚的末代主人。它的最终破灭，要等到斯大林的民族驱逐。
伊凡雷帝攻占喀山
启蒙的大幕揭开了。
三百年塔塔尔的故事太过繁缛细密，就像对他们的受难只能一瞥，对塔塔尔的启蒙史也只能粗略掠过。
一代代先驱继往开来。马尔加尼被称为“塔塔尔历史学之父”，他历历细考俄罗斯大公们曾对蒙古的恭顺，考证鞑靼和喀山塔塔尔时代的贡献，解释伏尔加保加尔-金帐汗鞑靼-喀山塔塔尔——这一连锁认同的意义。早年在布哈拉留学时对传统经学院的失望，使他决心扫帚一挥，讨伐跋扈的教法学谬论。
塔塔尔人的思想解放，深有三味。
因为对中世纪的穆斯林来说，除了伊斯兰没有别的资源。而塔塔尔的毛拉，从来都保守甚至是虚伪的。还远不是幻想民族主义或解放的时候，要务是突破教士阶层的原教旨主义控制。而塔塔尔商人——在北亚穆斯林世界中它的文化水平最高，这个集团一定要分娩深刻的思想和人物。
在宗教学者马尔加尼的思想中，理性与独立思考乃是“笔直的正路”。马尔加尼的历史思想中闪烁着对鞑靼-蒙古帝国征服的反思。马尔加尼的学术特征里包括对俄罗斯文化的谦虚，也包括摒弃复国主义。面对压迫的环境，他主张学习俄语的重要性，甚至说俄罗斯社会与塔塔尔社会之间存在着某种难以言喻的“共通”，它们有着“能够互相交换的长处”。他指出“通过对俄罗斯语言的摄取，塔塔尔人和俄罗斯人或许能达到不带偏见的互相理解”[12]。这虽然可以被划为审时度势的话语，但必须说：在对语言同化抗击的斗争中还能摈除狭隘——这实在难能一见。
再如，远离着伏尔加河及喀山，伽斯普林斯基（Ismail bey Gasprinskii）是克里米亚塔塔尔人。他是马尔加尼之后又一代启蒙代表，向原教旨主义的宣战更坚决。在克里米亚旧都巴赫奇萨莱，他编辑的报纸《翻译者》从1883年开始，一直出版了二十五年。
环顾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尤其对二十世纪末的中国回民——他们缺乏文化的基础，也没有留意“塔塔尔方式”的敏感。在俄帝国治下塔塔尔走过的道路，内涵远未得到开掘。
在篾切齐-马尔伽尼门口
新冠瘟疫袭来的四个月之前——2019年9月，我在喀山的卡班湖边散步。
一个身材高挑的喀山美人，头戴着雪白的盖头，手捧一束鲜花，站在篾切齐·马尔扎尼的门口。
篾切齐（мечеч）是阿语mesjid（清真寺）的俄语音译。它静静地敞开着门，似乎在对客人说：漫长的受难结束了，来吧，让我们享受今天的民主。
这一线民主很像春天田野里的一派绿色。它新鲜诱人，但娇嫩柔弱，在我这样的中国来客看来，它实在太像一个虚幻的梦。
但漫长的噩梦确实过去了，哪怕还会有新的坏事会降临——包括从市区驱逐、夺走信仰、禁止文字、流放与绞刑，都已成过去。
让人心疼的安宁，正徐徐在喀山的天空降下，被赐予塔塔尔。
旅游客见到传奇的鞑靼美人，都凑过去请求与她合影。她明亮地笑着，露出雪白的牙齿，依着以马尔扎尼命名的大寺。
喀山所有的清真寺都一模一样，绿顶白墙，显然都是被毁掉后又重修的。马尔扎尼寺的特殊，不是由于它几经毁坏，而是因为它是被帝国蹂躏良久之后恩开一面，被特许用石头盖的第一座寺。
马尔扎尼雕像蹲踞在卡班湖边，它是鞑靼古城与沧桑的标志。若没有它，今天在喀山你根本不能想象，这迷人街区曾经是被驱逐的穆斯林贱民们麇集的棚户。沿着卡班湖散步时，对面的克里姆林和苏尤姆别凯塔一连剪影，在湖水山岡的上方像背光的谜底。
马尔扎尼，这样的伊斯兰宗教人物溢出了西海固、叶尔羌、马六甲，对我是一种陌生的体验。从那天散步时听闻了他的梗概，我便一直在思索他：自我认同的尊严、痛斥教条主义、与俄罗斯共存——在血光迷离的今天，每一条都变得恍然遥远，宝贵得难以置信。
他们怀念苏尤姆别凯女王，但并不鼓动为她复仇。他们从不畏惧牺牲，但敢于放弃冤冤相报。他们对“民主”不奢求太多，只须信教自由和允许传统。他们是穆斯林，即便自卫中也禁止过份。他们是游牧民，比起国界更在意亲人故乡。他们的思想被一部苦难史随时纠正着，从自己卷入的帝国遭遇中他们深知：吹嘘昔日荣光是危险的，压迫他者就是自寻灭亡。
历史沉重地翻过了一页。
至二十世纪前夜，1897年喀山县会读写的塔塔尔人已经超过了俄罗斯人达到百分之二十以上！这难道不是不可思议吗？被驱逐到外布拉克渠贫民区的塔塔尔人，在文化上已经能与俄罗斯人并肩对话。1906年第一场塔塔尔语话剧在喀山上演，而塔塔尔语报纸早已问世一年。
到了1916年，“新方式”学校在全俄已达5000所。随着教育改变，一切都跟着变。文学、戏剧、风俗、妇女，报刊、印刷，喀山在跻身俄罗斯名城的同时，也不露声色地变成了欧亚内大陆穆斯林的文化中心。它的故事在远近传诵，渐渐与伊斯坦布尔、开罗、贝鲁特并肩，四城媲美。
噢——就在这一背景下，我读过汉译本校样的《东方五史》手稿，从塔城装上了驼队的货架，穿越沙漠，远赴喀山印刷。
（10）
锋刃的另一侧，是地理上的西欧。越过北大西洋加上美国，那一边是“西方”。
它凝望着俄罗斯：一群骑光背马吞毛啜血的野蛮人，他们那苟合的“兀鲁思”（国）居然一气膨胀成了巨无霸，这令人不安。
从西欧投来敌意的凝视，它一连在几个世纪里一眼不眨。
它的瞳孔里烧灼着苦痛的历史，仿佛它正目击着呼啸而至的蒙古骑兵扫荡着“孛烈儿”，成串地拉走了条顿的奴隶。那瞳孔里更奔流着一条永恒的界河，好像那条亦得勒-伏尔加大河向西移动了，如今它沿着黑海——再一次“把世界分成两半”。
就在这目不转睛的凝视之下，百无顾忌的俄罗斯却雄心勃勃。它丝毫不怀疑，唯自己才是正教的捍卫者，新一代的罗马帝国。沿着彼得堡向南，它要与天主教的西方一决雌雄——何止东扩鞑靼地，何止南进高加索，这儿才是第一战场，前进！目标是多瑙河与地中海。
从寒冷的湾岸向温暖的黑海，一路的地名令人谈虎色变。阿速（黑海迆北），孛烈儿（波兰），马扎儿（匈牙利），边境看似平静，其实杀气潜藏。
这块犬牙交错的窄长土地，不像塔塔尔斯坦那种“无边的原野和森林”。它是一条竖立的刀刃：从波罗的海沿着湾岸，向南一字排着芬兰、立陶宛、波兰、乌克兰，个个都是俄罗斯的怨敌。
到了“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时代，刀刃上的敌人更增添了一群。“民族恨”，在受压迫的历史、对国家暴力的恐惧、尤其全无自由的人的漫长受辱中——成了难解的死结。自由的渴望，在无辜的受辱中像心头的疤，与悲愿的民族主义孪生共存。
此外，一种罗马天主教对拜占庭正教的正统优越心理、以及西欧文明对东方野蛮的厌恶和蔑视，也在不断地蔓延。
帝国不仅给败者带来了厄运。
俄罗斯的大国崛起，是伴随着对钦察塔塔尔、西伯利亚、哈萨克与乌兹别克、东蒙古的征服实现的，但想不到却被西方扣上了一顶“塔塔尔-塔塔罗”（Tartaro，地狱来者）的帽子。
西方心理深层的意识是：“撕开一张俄罗斯人的脸，就会露出一个塔塔尔人! ”西欧人固执地说：不，不光是基因，俄罗斯活脱就是野蛮人，它即是蒙古之轭的复制品——要记住：波兰以东，就是“亚细亚的野蛮”[13]！
这种话语，表裏复杂。
确实，光是拔都汗，就攻打过波兰七次。如前引佐口透书，1241年拔都汗在里格尼茨大败波兰与条顿联军的战役，是东欧史的大事件。传奇老将速不台的在匈牙利只是稍露峥嵘显示了一下他的统帅才能，若不是凑巧因窝阔台大汗骤死而匆匆撤围，波兰的覆灭无可避免。[14]
但是西方的“鞑靼戒备”，更像一种天主教士的布道故事。它没有更多表述自己的意识形态：在西方思想的奥深处，还存藏着对“哈扎尔-卡薩”犹太人的知情、憎恶、警惕、以及迟早一战的情结。
一个被我们觉得匪夷所思、其实早在北亚草原横行的突厥系王国——哈扎尔国，进入了眼界。有谁能知道：这是一个视角，日后它或许还将成为解开世界死结的纽绊。
哈扎尔-卡萨尔，这一名称很像哈萨克与哥萨克，归根结蒂是突厥语的gaz，流浪、自由。在严谨的犹太研究著作与“阴谋论”之间被议论传闻的《第十三支族：哈扎尔帝国及其遗产》[15]一书，指出这个词汇是对游牧、骑兵的描述，特别说德语的Ketzer，有“异教徒”即“犹太”之含义。
在新兴的阿拉伯哈里发国崛起，并给予波斯的萨珊王朝以最后一击之后，原来残存散落于亦得勒（伏尔加）左右的西突厥诸族中较大的保加尔、哈扎尔、马扎儿诸国里，渐渐地哈扎尔称霸了。
一时间，世界北方曾出现过——拜占庭、哈扎尔、阿拉伯的鼎立。
哈扎尔与号称无敌的阿拉伯双方，都想越过隔离它们的高加索山脉——熟悉它们的元朝所谓的“太和岭”。在“众门之门”的高加索隘口打耳班，双方攻防几度。前述伊本·法图兰前赴保加尔的取道就不惜绕过浩茫里海，为顾忌犹太的哈扎尔，而放弃了打耳班近路。他们辛苦地绕行阿姆河口，“河水将解冻三个月，眺望着它的景色，宛似看见地狱之门打开着”[16]。
至于哈扎尔人的皈依犹太教，阿拉伯史料与希伯来史料都有记载。
简言之，逃避拜占庭帝国的迫害流入黑海以东的犹太人，是哈扎尔王国犹太化的主要动力。号称“阿拉伯的希罗多德”马苏迪（Al-Masudi）在十世纪地理名著《金矿与宝石的草地》里，对亦得勒的居民构成记述道：
这个城市里有穆斯林、基督徒、犹太人以及异教者。犹太徒包括王、随从和同族的哈扎尔人，他们的王早在哈伦·阿尔·拉施德哈里发的时代就已经成了犹太教徒，从伊斯兰各地以及希腊人的国家（拜占庭）来的犹太人也集中在这里。实际上，现在也即希吉拉三三二（943-4）年希腊人的王强迫王国里的犹太人改信基督教……这么一来，很多犹太人就从希腊人的国逃到了哈扎尔。[17]
他所说的“希腊人的国”即拜占庭-东罗马帝国。这是十世纪中叶的一次异类驱逐事件。希伯来史料呼应了马苏迪的记录，使用的表述是“下一任国王的迫害不是灭国，而是慈悲的逐出国外”。
这场迫害能够确认。因为它甚至引起了欧洲西端科尔多瓦哈里发国的注意，详细记在著名的《哈扎尔书简》里。[18]
总之，里海之滨的哈扎尔国犹太化了，它将给世界带来复杂至极的影响。
以中国式的蒙古-鞑靼常识，很难想象这里说的是西突厥的一支。但是，若对哈扎尔王的称号是“可汗”心怀疑惑，那么听说了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努斯和哈扎尔王女结婚后呼唤她的爱称“其其格”（常见至极的蒙古语名字“花儿”），我们该目瞪口呆么？[19]
这个黑海与里海间的霸权虽然一度强大，但还是被新称霸的罗斯人打垮了，它在里海之滨的要塞亦得勒被毁，渐渐地声名黯淡。
蒙古-鞑靼给了它致死的一击。拔都汗的蒙古怒涛席卷而来，哈扎尔最后亡国了。
所谓的“离散”开始，仓惶的犹太人成群西逃。
他们经过熟识已久的乌克兰，一路渗透留居，主要进入了波兰。
而此时的西欧，以罗马天主教为中心的意识形态也已成熟，他们对继承着拜占庭（东罗马）宗教与传统的俄罗斯、以及从牧畜蛮族里变身而来的东来犹太人，充满了排斥、厌恶、歧视和仇恨——
于是，世界的主题之一形成了。
这一主题，这种思想，就是后日欧洲人“排犹意识形态”的根源。但它只是根源之一，不是全部。尤其经过了希特勒时代以后，这个问题成了“世界的最大禁忌”。因为禁忌的威胁，以及不歇的宣传，中国知识分子对它的认识过程尚远未起步。
欧洲人的犹太认识，复杂得多也深沉得多。涉及它，必须从一开头就分寸准确。但我们不仅缺乏基础，而且对史实难窥全豹。
俯拾零星记录：
哈扎尔人向西，向匈牙利、立陶宛、波兰的迁徙移动，是一场绵延“五、六百年血与汗的大事业”，有趣的是“匈牙利犹太人和波兰犹太人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有着太过相似的特权地位”：即职业都是“造币局长官、专卖盐业管理人、收税吏、贷款业（银行家）”。[20]
而宗教歧视本来就根深蒂固，于是对犹太人的限制加剧了。1496年波兰议会在封建领主与教会双方的压力下，决议“禁止犹太人获取农地”。[21]这一结果是：移民从农村转向都市，哈扎尔彻底洗去了突厥痕迹，变为了城里人。
历史继续翻页。
到了十九世纪德意志帝国兴起，西欧的意识形态正式奠基。对亚细亚的认识偏见，浸染了各式的知识阶层：从文学界的畅销小说《借方与贷方》[22]，到最左翼的马克思、恩格斯的俄国观。
顺便说：或许由于暗中运行的、资本宣传的禁忌与控制——中国虽然自近代以来几番鼓漾起翻译大潮，但一直不得见《借方与贷方》的中译本问世。
也许，恰是此刻在“新俄罗斯-顿涅斯克”的巨炮对轰，换句话说：是在“阿速”与“孛烈儿”原野上的死拼——才是剔除政治表层、打开“西方”与俄罗斯之间数百年敌视的钥匙。
这种“敌视”，至少它是“蔑视与误解”，甚至能使恩格斯在其《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中这样写道：
正是对俄罗斯的憎恶，才是德国人中间出现的最初革命热情。[23]
自由主义的白，马克思主义的红——如此内裏三重的“西方”，虽然被中国各派启蒙知识分子亦步亦趋地模仿，但它的内中包藏，其深莫测。
由于他们与俄罗斯共有的殖民主义历史与意识形态，人们常常忽视了他们对“波兰以东”的斯拉夫民族、以及“更野蛮的”亚洲怀着怎样的种族意识。若不是因为他们白纸黑字地写了，我们显然不相信他们居然认定：俄罗斯的血液里流着鞑靼-蒙古的基因。
一个短语的概括最深刻：“蒙古人与黑人”[24]。这一提法，这种话语，虽然对北亚草原的牧人和我听来，它简直匪夷所思，但它却是一种西欧上流对东方的种族主义情结。
于是，就在近代世界渐渐成形的时点上，西欧的种族主义者把他们厌恶与仇恨的焦点，称为“犹太蒙古人”。反犹主义者盖沃尔克·弗里茨在1915年写道：
在东欧犹太人中成为问题的，是数百万之多、穷窘、不仅肉体道德都乖僻而且人种也属劣质的人，即犹太系蒙古人。[25]
他指的“犹太系蒙古人”，就是阿什肯纳兹-哈扎尔犹太人。
188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暗杀。不是在别处，正是在今天战火熊熊的乌克兰敖德萨一带，发生了对犹太人的屠杀。大批东欧犹太人逃亡涌进德国境内，造成了德国的憎恶犹太人风潮加剧。
如今这个情结愈来愈清晰了，当然只是在一个侧面清晰：在西欧知识人与贵族阶级的心底，有一个深深的、烙印般的戒备符号。他们一直在心理上对抗着这个追逐他们的敌人。
远从前13世纪，迟到哈扎尔犹太人定居波兰，危险的“东方蛮族”就成了西欧心底对匈奴、哈扎尔、钦察、鞑靼、蒙古、俄国的一个顽固认识：
自匈奴的阿提拉以来，嗜杀的成吉思汗、从哈扎尔变身的犹太人、野蛮的苏联俄罗斯——它们是文明的永远敌人。
但是，以上只是简化了的一半话语。
拔都汗扫荡的哈扎尔国消失了。但在它故地的北西，却出现了“离散”以来未曾有过的“高密度的犹太人的出现”[26]。在西欧的罗马天主教的眼中，他们与渊源不同的、其进入欧洲的时间能远溯罗马时代的另一些犹太人相比，是更另类低等的一类。
与他们源头不同的一批犹太人，早在10世纪末的法兰西与莱茵兰就已经扎下了根，并发育得羽毛丰满。《第十三支族》的一笔概述，可谓一针见血：
他们在英国被厚遇为王室的高利贷借债人身份，其主要的工作是为政治经济的投机事业……提供资金。[27]
说它一针见血，是因为读着这一分析，便不能不联想到一度几乎搅乱了元朝的“斡脱”（ortaq）[28]。
“斡脱”问题在元史中异常醒目，它曾在元朝引起很大的社会骚动。那也是个难缠的蒙古史宿题，也许这条注释倒是一个横向的启发。那也是由于一种与最高权力攀附孪生的“人”，他们以一种“特权地位”对各阶层实行了伤害，因此必然地身处冲突的焦点。
愈是对照元朝，愈是觉得《第十三支族》的揭露酣畅淋漓：
这些高利贷者靠着暴利砌筑了莫大的财富，然后再为王室的利益把钱财以各式各样的方式吐出。他们完全处于王室的庇护之下，相当长久地继续着富裕的生活。谁都没有留意：豪宅美衣及强大话语权的背后，隐藏着他们所身处的危险。且在不觉之间，遍及各阶层的负债者们的愤怒，在一点点地蓄积着……[29]
欧洲的历史叙述在此后渐渐暧昧，仿佛存在一个断层般的缺环。
——因为它是史上最大的禁忌。
只剩下我们，被四方的地平线束缚了视野的游牧民，心理上还想不通：他们不是亚洲内陆的一支“白鞑靼”吗么？在中国唐代文献里被写作“可薩突厥”的，与阿拉伯、拜占庭围绕着高加索的“门中之门”打耳班隘口争夺里海草原的哈扎尔，怎么一场鞑靼暴风之后就连骨头都改变了？
我们显然低估了伏尔加河流域亦牧亦商的经济构成。尤其我们牧人的脑袋，小觑了商业本身孽生的“高利贷”是什么东西。我们从来就对“资产阶级”一脑子浆糊。由于浅薄的灌输，到老了还把糊涂当常识，反资反帝一辈子，却对资产阶级的生成变迁，一字不识，陌生无知！
血统和缘起，愈来愈宛似迷宫。但无疑人群在经济处境中被改造。一些哈扎尔缘起的人，就是先经营高利贷、后操纵银行的金融资产阶级。
不仅停留于金融的侵占。
他们——与巴勒斯坦毫无瓜葛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还发动了在巴勒斯坦的殖民主义征服，制造了一个以色列犹太国。于是当代世界被植入了一个毒癌，至今天癌已几番发作。就是它，导致了不尽的流血，导致了不熄的战争，导致了911事件以及藉它出现的“反恐”历史时代。
它是蒙古史关联的最远、也最大的话题。以日本思想家板垣雄三的一句话结束它吧：
催生了以色列的，正是效率化地驱逐犹太人的帝政俄国以及继承了它的纳粹主义。还有英法——它们企图遮蔽欧洲基督教（它与中东基督教不同）的反犹思想，一边叫嚷“补偿”纳粹的犯罪，一边向中东钉进控制的楔子。[30]
话题虽然延伸得太大，但它环环相扣，考验着人的智力。确实它难以捕捉，但惟有它，是打开世界之谜的钥匙。
好像完全逸脱了蒙古史？
不。正是在抵达此处之后，求学蒙古史的初衷才得到了回应。
（11）
一部鞑靼-蒙古史，如一幅长卷画面终于到了它的末尾。
在追究之末，旧有的印象淡漠了：天之骄子，横扫欧亚，都一阵风消逝远去。昔日辉煌的追求者，大概只感到了失落。
蒙古史的考据与通论多得像连绵的山，读久了渐渐会觉得隔阂。在漫长的过程之后我终于明白了：自从离开了乌珠穆沁草原，我想向这个领域求索的，不是考据，不是通论，只是一种超越了民族主义的——“游牧的美”。
我想用五指刨开草皮，我想找到像我家额吉的那种……宽容、忍耐、善良、平等对待每一条生命的天性。
我也想找到，能够超越乌珠穆沁善良的、身在潮流前头的蒙古-鞑靼气质。我想发现它的人物。那种人和他们的思想，能串联我一生经历的游牧与信仰，牧人及穆民。
无疑，无论俄罗斯还是乌克兰，早把他们脚下土地上的那个克里米亚塔塔尔人——伊斯玛依勒·贝·伽斯普林斯基（Ismail bey Gasprinskii）排斥于九霄云外。不仅忘光，更挤出了今日的血腥残杀、挤出了半岛和黑海。
但伽斯普林斯基在克里米亚播种的不是战争，而是文明的《翻译者》。它早晚会成为克里米亚的重要文物，在良知恢复后闪烁光彩。
俄乌战火燃起前不久，我曾徜徉在巴赫奇萨莱。一条条辨认着路名，把拉杆箱拖过山道，找到了“布尔什维克路11号”，一个克里米亚塔塔尔姑娘经营的旅馆。
巴赫奇萨莱，布尔什维克街11号
踩着那条半山上的沙石小路，我几趟寻觅，但直觉找不到当年的印刷所了。因为我很了解什么是“迫害者”（kafir，卡费尔），他们把一切都凶恶地毁掉，再无耻地涂得光光。
而当年伽斯普林斯基掀起的“新方式”教育，使俄罗斯穆斯林跃出了麦德莱斯（经文学校），并宣示了与教条分子的泾渭两界。它是真正的文化提升，而并非陈旧的“复兴”。不仅有思想而且随之行动，麦德莱斯在启蒙的风暴中成批地被淘汰了。取而代之的“新方式学校”，造就了一代新型知识人——直至今天，中国的穆斯林也没有抵达这一步。
能看到一幅宝贵的讽刺画，1908年第42期《毛拉纳斯拉丁》（即阿凡提）：伽斯普林斯基手里拿着的报纸上写着“翻译者”，对面一黑一白两个长袍教士是“格迪米斯特”（古典派、老规矩主义者），一个抡着大棒，一个举着鞋子，他们跳着骂着：“卡费尔”（异教徒）！“新方式是对教法的背叛”！
《毛拉纳速剌丁》1908年第42期的讽刺画：被“老规矩主义者”毛拉攻击的伽斯普林斯基
也许争论的双方都没意识到：十九世纪末的“新方式”开辟了塔塔尔各族的未来。人们曾忧心忡忡的，镇压与同化苛政之下的“文化经济双绝灭”，居然因教育的一线牵动，导致了民族的升华。
苏尔坦·加利耶夫
献身这片热土的著名人物很多。
可以列出的多是塔塔尔人，也有其他不同的“白鞑靼”。他们中很多人最终埋骨异国，也有的决计留下，默默在自己家乡迎送生死。
比如末代全俄穆斯林宗务会穆夫提（法官），在遥远日本博得大名差点被日本军国扶为设计中的“穆斯林王”的阿布杜拉希德·易卜拉欣；有巴什基尔民族解放领袖，独立运动被镇压后改投学问的突厥学大师图坎（揭秘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的《第十三支族》后来突然死去的所引用《伊本·法图兰行记》时，就使用了他的译本）；还有亲赴革命中的俄国，竭力于联合布尔什维克抗击英法的事业未果、转身加入了中亚“帕斯马奇”游击队战死在帕米尔的、原奥斯曼帝国海军大臣恩维尔·帕夏……
俱往矣。
在塔塔尔斯坦历数它的人物，像是注视一幕幕悲剧的皮影戏。
但他们都有一种神秘的魅力。他们都曾竭尽全力地去突破狭隘的束缚。他们都渴望挣扎出内陆草原，朝着自己意识到的“人类”或“国际”攀爬。
当然他们都失败了。或者说他们一定会失败，因为历史正处在蒙昧阶段。但是作为人，他们以生命的鲜烈异色点亮了黯晦的历史，把遍地的猥琐照射得无地自容。
他们可能被封存良久，但宝藏都是深埋的。它否决了滚滚泛滥的污浊文字，等待着地球襁褓中未来分娩的青年。
我想不合时宜地，举一个红色的例子。
就在托尔斯泰因一夜阑入乞丐收容站，突然目睹了底层的极度贫穷而导致思想激烈转折的1881年前后，一个重要的人物诞生在塔塔尔斯坦——他就是穆斯林共产主义者苏尔坦·加利耶夫（Mirsäet Soltan-galiev）。
读者感到陌生，人们全不知道：苏尔坦·加利耶夫处于列宁时代政权体系中穆斯林的最高点[31]。他的志向，是发掘伊斯兰内藏的社会主义底蕴，企图让它与共产主义的“革命”相熔合。
没有篇幅了。也许只挑这一节能简洁地介绍这个人物？请留意他对殖民主义批判的视野和措辞：他早就和“成吉思汗的蒙古诸汗”一划两界。
克里斯托·哥伦布！这个名字被欧洲的帝国主义者由衷喜爱赞叹不休。但正是他为欧洲的掠夺者“开拓”了通往美洲的路。英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德国等国在对“土著”美洲的抢夺、破坏和荒废中各逞一能。它们在“土著”美洲的牺牲之上建起了自己资本主义的城市和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文化。在欧洲人“发现”的美洲、在它们那些蹂躏者作出的残虐行为面前，连帖木儿或成吉思汗等蒙古诸汗对欧洲的侵入也黯然失色！……“爱和平”的现代美国人为了创造“进步与技术”的富裕“大都会”文化，有必要让数千万美洲原住民和黑色非洲人死灭，把出色的印加文明从地上斩草除根。芝加哥、纽约，以及“欧洲化”的其他美国都市的摩天楼雄姿，是在被不人道的种植园[32]折磨致死的“美洲印度人”和黑人的尸骸、以及被毁坏净尽的“印加”城市的废墟上建起的。[33]
他的思想是：塔塔尔摒弃汗国情结，不选择复国主义。
它的超前意味也许将在未来振聋发聩。当帝国呼喇喇地大厦倾，当绝望的小民族有了机会的时候。
苏尔坦·加利耶夫从塔塔尔和各少数民族的苦难中，提出了帝国主义时代的“被压迫民族，本身就具备无产阶级性”的命题。
在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分割已经完成的时点，他强调社会主义革命与殖民地解放的一致性。针对布尔什维克的阶级斗争宣传，他把伊斯兰定义为：在帝国主义的殖民征服中“受压迫的与抵抗的宗教”。
他批判的锋刃，笔直地对着西欧工人阶级和马克思主义内在的“东方主义”，指出西欧诸国工人阶级事实上也是帝国主义掠夺的殖民地财富的一种间接享有者，因为他们从殖民利益中分了一抔羹；马克思主义是西欧文明中产生的，它的东方认识中隐现的西方优越思想，挥之不去。
——巧的是，对这一点托尔斯泰也怀着同感。他说，“我认真地读完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简直可以通过《资本论》的考试，”他接下来对马克思的批评尖锐得似乎离谱，但也许又是道理被他一句说破：“使我惊讶的是，他把十分普通的东西讲得相当复杂，相当深奥，让人读了很不舒服。”[34]
百年之后，这些观点正被人逐一地重视或认同。
苏尔坦·加利耶夫当然不能与托尔斯泰相提并论。但是，或许他比起托尔斯泰，瘦弱的肩头还扛着一个民族的重负。在暴力称雄的革命中，他的思想使他每一刻都冒着被划入异端的威胁。何况，从巴什基尔到哈萨克，几乎所有穆斯林的民族主义者，都拒绝他的“共产主义与伊斯兰”思想。
也许没有谁读过《我是谁》（Кто я）。有点像瞿秋白，苏尔坦·加利耶夫用自传文体，以俄语披沥，记下了一些少数民族布尔什维克的心事[35]。
生下我的是环境，隶属的环境，痛苦的压迫和贫困绵亘几世纪的环境。我是被压抑民族的被压抑人群的儿子，哦，尽管作为革命者我也是奴隶的革命者。我一直意识着这一点，总对自己不满。我有思想，也有感情欲望，但意志却不足。意志比起思想和感情显得少。……
“我一生目标都向着自由，但一生都感觉自己是奴隶”（波斯诗）
这是一个定居的游牧民、一个喀山塔塔尔人的悲剧故事。
他的“环境”——“主要由患着‘伊斯兰过敏症’的俄罗斯人、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人组成的布尔什维克首脑层”，他们的意识与思想里，带着“几乎‘成了皮肤感觉的’对亚细亚的无知与偏见”[36]。
于是，和狭隘民族主义者们话不投机的他，既然在与布尔什维克联手的过程中口口声声“穆斯林”，凶险的结局就命定难逃。
读者已经猜到了：苏尔坦·加利耶夫先是被投入著名的卢比扬卡监狱，再被斯大林不动声色地抹杀。由于对他多角度的污名化，甚至今天在喀山，即便在他的母族同胞中，知音和理解者也不多。
最忠诚的儿子得不到同胞敬重，也许是世间的常象。但是思想和魅力，并不以俗世名誉的多少衡量。他们如埋在岩层里的宝石，靠自己的资质与时间长久地对抗。一旦发掘之日到来，表层凿开，污名误导纷纷破碎——他们将与真理一块显现。
那时他们会谦卑地微笑，告诉人一切都是顺从自然。
喀山，我在离开它时觉得自己犯了错：一切都还没看懂，什么都还没想透，就到了尽头，到了离别的时分。
暮霭中，苏尤姆别凯的尖塔如一幅剪影。
（12）
俄国在锡诺普的大胜，让西欧列强猛醒了。
叙述要先回到那个名字: Tatar。西欧——至少波兰和普鲁士的贵族们不能忘记: 那个恐怖的拔都汗刚一露面就杀到了他们的家门口，他们名副其实，是“从地狱里来的”（ex tartaro，拉丁语）！
难忘塔塔尔的恶名，恰恰就是“地狱恶魔”（前文已述，tatar与拉丁词tartaro谐音）！更难忘野蛮人居然战无不胜，它硬是长驱直入到了匈牙利，还团灭了西欧联军。
所以当英法震惊地发现：“半野蛮人”的俄罗斯，居然真地打算占领君士坦丁堡挺近地中海，而且已经控制了欧洲的大动脉——多瑙河的出口，“国家核心利益”让英法不再犹豫，他们断然出兵，援助日薄西山的奥斯曼帝国。
只因这个原因，托尔斯泰才目击了塞瓦斯托波尔的血战。
而俄罗斯，它以种族主义的竞赛当作回答。它狂妄地自诩：唯我才是西方的旗手，唯我才是罗马帝国的继承人和正牌的十字军。
这一俄式意识形态，经过了苏联时代一直延续至今，延续到它对高加索少数民族的灭绝式镇压，与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中。
当年它的目标，一是南进并粉碎令西方五百年咬牙切齿的奥斯曼帝国；二是沿着鞑靼蒙古的来路向东，征服一切亚洲游牧蛮族。
黑海舰队的奇迹令人难以置信，因为唯有上帝才能使帆船穿越黑海，在传奇的锡诺普、在天下闻名的奥斯曼海军母港一鼓全歼它的舰队！
俄土战争，克里米亚战争，“最后的南进”一直是俄罗斯右翼的口号。
战争惨烈至极，但终战无期。对奥斯曼的系列战争一直打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直打到沙皇和帝国自己灭亡了，还没有完！
对俄罗斯的政治地理感到古怪和刺激的人可能不少，但我猜看破这种地理的第一人，也许是明治巨谍明石元二郎。他在遗稿《落花流水》中，开篇释义第一句就是：
距今约千年前之今露西亚帝国欧洲封疆内，斯拉夫种族以贯“诺夫哥罗德”、“基辅”、“敖德萨”之狭少长带，为其生息区域。[37]
大公时代的俄罗斯，东西只达到伏尔加流域，南北更不过是窄窄一条。与后日不仅穷极了地尽头、而且抵达了海尽头的膨大帝国相比，它的古代地盘，狭窄得不可思议。
北起波罗的海的湾岸三国、南至直到黑海的波兰与乌克兰，它们与俄罗斯吞并分割恩仇情怨，纠缠了数百年。如今它们一字甩手，如盾牌阵，结成了一道敌视的壁垒。
上一次怒斥俄罗斯的是波兰，伴随着电影《卡廷森林》的热演。此一轮怀着血海深仇的是乌克兰，大打出手的战场正是“诺沃罗斯”（新俄罗斯）——昔日克里米亚汗国的牧场。
站在塞瓦斯托波尔，绵延的大陆通向圣彼得堡。纳西莫夫海军上将广场上竖立着巨大的宣传画，一个在黑海之滨披着俄罗斯三色旗的美女伴着一句口号：“回到未来，我们和俄罗斯在一起！”（Назад в будущее, Мы с Россией）
“回到未来：我们和俄罗斯同在”
离开北京前看了一个乌克兰电影《顿巴斯》。不消说那电影里的口号是相反的，而且针刺死穴一般，挨个讽刺了公决、民兵、正教、尤其讽刺了“新俄罗斯”这个词儿——但我没觉得它批判的是殖民主义。
确实，从鞑靼人的马鞍之间远远望去，高喊着祖国的两家之间，正所谓春秋无义战。
进入二十世纪，眷顾帝国的风向骤然变了。
在锡诺普博得大名的俄罗斯海军，这回把奇迹让给了别人：绕过地球远去中国旅顺的波罗的海舰队，在不远万里的远航之后，就在到达当天，在日本海上被全军歼灭。
随着日俄战争的惨败，新帝国的噩梦开始了。
曾经的哈扎尔，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究竟何时与原在英法的犹太人合流，留待别人细考——此刻的他们不仅早已身价百倍，而且已然是操纵欧洲各国政治经济的金融巨手。
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遇刺后在乌克兰发生的屠杀，使他们与沙皇及罗曼诺夫王朝结了仇。1905年前后爆发的日俄战争，究竟是日本为了确保朝鲜成为自己的殖民地而铤而走险，还是这股国际金融势力要操纵新兴的日本军国去毁掉俄罗斯——并不易细究。
在滚滚的巨额金钱流动下，所有的仇敌都站了起来，像注入了活力。
日本驻俄罗斯使馆“武官付”、后来大致职务为驻斯德哥尔摩武官、但在整个欧洲各地展开谍报工作的明石元二郎大佐，据记载在日俄战争期间使用了73万日元（此笔巨款在上世纪80年代折合20多亿）活动经费[38]。但书中关于钱的来源语焉不详。
从他煽动的各式各样造反来看，他的成功过于巨大，超出了一般天才间谍的能力。但日本陆军以欧式的骑士道尊严，不愿留下不洁的间谍战痕迹。于是“一个人比得上十个师团”的明石元二郎业绩被删除干净。他的世界顶级的行动与那个时期世界的最核心记录都消失了，只剩下一个笔记本。
笔记本被这位风流巨谍题为《落花流水》，被一代代日本军人文人抚卷兴叹。这个本子里记满了从芬兰到波兰一切反对党的密码，列宁的名字被以汉字记为“礼仁”[39]。用日文汉字“礼仁”转写列宁：レイニン/reinin”/ленин，读音惊人地一致。
那是1917，真是呼喇喇地大厦倾，从芬兰湾到黑海，没有一个盟友，没有一人同情，为俄罗斯帝国送葬的喊声响彻云霄。
苍天当死，黄天当立，岁在一七（1917），天下大吉。无数人都苦苦等待那一年。
喀琅施坦德教堂里的圣像：被东正教封圣的尼古拉二世全家
当年还是皇太子时曾在日本遇刺的尼古拉二世，于十月革命中被送到俄罗斯帝国的殖民地乌拉尔，全家七口都被残酷地枪决。如今他的家族受到同情，被封圣为“牺牲与拯救的圣徒”。但是，流水的悲欢故事只说明了一个道理：没有不灭的帝国。
随着结论太迟地浮现，蒙古史终于翻到了末尾。
俄罗斯并不是塔塔尔。但从拔都汗到查干汗，也确有内在的一根线——它就是“也客 兀鲁思 /ike - ulus”（帝国），不祥的魔影。
记得某一次回草原，在日暮时分乔布格我家的努特格“nutuq、营盘”上，我和哥哥阿布盖随意地聊天。那一天，不知怎么讲到了苏联和“沙皇”。
用蒙古语说出“查干汗”（沙皇）这个词时觉得挺顺口。但感觉古怪，像沙子粘着舌头。
（13）
当喀山与克里米亚的塔塔尔知识分子掀起启蒙的巨浪时，托尔斯泰也抵达了一个作家可能的辉煌顶点。是的，《战争与和平》与《安娜·卡列尼娜》等一系列炫目巨著，也许并不能解决内心的矛盾。托尔斯泰在激烈的精神搏斗中，意识到了启蒙的意义。
穷人的悲惨无助、司法的存在荒唐、暴力的永远危险、宗教的侵略潜质、私有的万恶原罪——这是托尔斯泰总结的人类社会几大病灶。
应该再数一遍，一共五项：每一句都开人心窍，每一条都千真万确，每一字都不失分寸，每一个都是今天更要思考的原则。
他针锋相对地开始了长久的，对国家主义的讨伐。他把国家暴力比作一根黑线，“珠子是人，黑线是国家”。他对着俄罗斯大声疾呼：“摆脱对国家，对祖国的迷信，不再对任何暴力政权唯命是从”！
这种彻底的号召，提升了整个俄罗斯人的水平。因为“一旦人对国家和政权的态度发生这种变化，那就是旧世界的末期，新世界的开始。[40]”
托尔斯泰主义诞生了。
托尔斯泰
彻底自由的个人，可能达到罕见的高度。在日俄战争中爱国主义还曾被突然唤醒，“听见亚瑟港（旅顺）沦陷时他哭了”[41]——但是很快，托尔斯泰“对拒绝服兵役的情况极其感兴趣”，他的飞跃是坚决的：他反对参军当兵，“拒绝学杀人”。
他那颗伟大而敏感的心灵中一种思想矗立而起，即：“基督教与爱国主义之间的根本冲突”[42]。
他一步从顶峰跳下，沉入朴素。
他较真地为工农和儿童编写启蒙读物，这就是被整个世界称道、然而难能模仿的《识字课本》和《读本》。我最吃惊的是：对于我，理解过去和警示未来特别重要的两部——《高加索的俘虏》和《人到底需要多少土地》，居然都收录在《读本》里，供工农和儿童阅读。
我联想着塔塔尔人的故事。
这是两种不同的启蒙么？托尔斯泰与他们是在殊途同归么？
比较虽然有趣，但结论很不容易。
二十世纪塔塔尔启蒙者的谱系中，有一个早期共产主义者穆拉.努尔·瓦希托夫（Мулла-Нур Вахитов）曾企图沟通两种启蒙：他先在喀山参加了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小组，后来在彼得堡上学时，发表的论文里出现了“东方被压迫人民”的概念。他被学校处分的1910年，正值彼得堡民众悼念托尔斯泰逝世、要求废止死刑。受了托尔斯泰的感染后，瓦希托夫的视野已经不停滞于自己民族的解放，他的口号是“全人类的爱”。在1917年他甚至充满信心地宣言：“未来的塔塔尔斯坦，将是亚细亚革命的跳板！”[43]
而托尔斯泰的营养获取，大概不会经由精英渠道。
一个非常特殊的细节被托尔斯泰研究者李正荣留意了：
俄国人传统的襁褓，很有东方色彩，总是用绷带把婴儿紧紧地裹在里面，据说是为了扳正婴儿的骨骼。小托尔斯泰一生中第一个记忆就是被捆绑着的感觉。他想把胳膊伸出来，却做不到……[44]
我读到时惊愕得瞠目结舌！
这是我在乌珠穆沁看惯了的习俗，每个蒙古包里都支着一个木架。它让人浮想联翩：蒙古-俄罗斯的血液，居然达到了如此之深的交融……
托翁记忆中婴儿被捆进的木架，乌珠穆沁蒙语叫做“乌里给”（ulogi），它曾给无数怀念母亲的蒙古诗歌以灵感。
我二十岁就会唱的长调《乃林古和》（修长的青马）里，用蒙古句法，“u”作头韵的那一节是：
乌里雅斯（杨树）的木头哟，用上了
乌里給做了的，是阿爸……
托尔斯泰的潜意识，循着一声襁褓的呼唤。这个细节也更让我坚信：想读通一部蒙古-鞑靼兴衰史、要揭露“查干汗”俄罗斯的罪与罚，托尔斯泰是开锁的一把钥匙。
当帝国疆土抵达了大陆尽头，当自己也抵达了思考的尽头并决意选择朴素的启蒙时，“鞑靼”游牧民给了他灵感。就这样托尔斯泰追上了在喀山与他擦肩错过的知识，写成了伟大朴素的作品：《人到底需要多少土地》。
他若是下笔，表达便高人一等。
这一篇，从思想到形式实在太过超前了。隐藏在儿童读物里的道理那么明快、诙谐、好懂，以致我们都像孩子一样，听完了有趣故事就忙着跑去玩耍——而今天不得不花费力气指出：这一篇，把欧亚内陆游牧民的价值观，置于与资本主义对立的另一极。
板垣雄三在批判日本幕府对虾夷-爱依努的殖民主义征服时，对《旧约》中该隐残杀胞弟亚伯的故事提出新解。板垣指出这个古老故事里藏着人类古老的基因——
该隐的农耕缘起中，天性追求土地占有，改造自然。唯因此，疆土扩张、私有制与国家、帝国霸道都随之而生。而其兄弟亚伯的游牧传统，却习惯于与大自然的共存，尤其不在意土地的私有。板垣雄三的揭破一针见血：
“圣经中该隐杀死亚伯的兄弟相杀，是人类最初的杀人事件。杀人犯是农民这一点，暗示着农业的攻击性。”[45]
这一论断是看透殖民主义的聚光镜。托尔斯泰虽然顺着这一思路把俄罗斯农民也划入“亚伯”之中[46]，但《人到底需要多少土地》表明，他的晚期思想在向着游牧民的思维倾斜。他的这一段话特别值得注意：
古人用“Mиp Bам”[47]这句话来相互问候。那种在他们看来永远是最高幸福的和平，现在已在西方民族中完全消失了，并且岂止是消失，人们还努力借助科学来使自己相信，人的最高使命不是在于和平，而是在于所有人的彼此斗争。[48]
连句式都与塔塔尔穆斯林的问候语“平安（和平）给您”一模一样：Mиp Bам就是和平给您。“古人以Mиp Bам问候”……古人是谁？这句俄语的语源是什么？不知道。我们只读出托尔斯泰在强调问候语不仅使用“和平”而且它“永远是最高幸福”。我想说，若具备这一句的双语体验，或许就能触碰托翁的感悟。
阿拉伯文“赛俩目”：平安（和平）给您
与托翁并行的塔塔尔，他们渴望的是什么呢？
是民族的救亡。为了解放他们才思考宗教，不过不是托尔斯泰式的天马行空。也是为了解放他们才思考帝国，由于包括蒙古帝国带给他们的苦难。肩上一个共同体的负重，不允许他们随心所欲。
——两者的区别，导致了人们从未把两者联系起来。
这是一个童言无忌的议论：
由于他以一个巨人的个体投身，因此思想的伟大历程完成了；也由于思想者只是个人，他没有实现与民众的同在。
那些“形而下”地泥泞血污、与自己的亲生母族一起奋斗的勇者，都在凶残的暴政之前消失了。而巨人般的托尔斯泰，却在人类的传诵中永生。
这暗示着一种什么道理呢？
在俄罗斯读着他们的文字，心里涌起异样的感觉。
（14）
我打着手势，想问开小旅馆的姑娘，克里米亚塔塔尔人被“集团驱逐”的事。我绝望地没去翻《维加·马列耶夫》——这样的话题太难了。
这个小旅馆蹲踞的山岗，怎么看都像格拉纳达。包括它上方漂浮的空气，低谷里穿过的风。也包括这个表情沉着的姑娘——她是克里姆塔塔尔（克里米亚塔塔尔）人。
“是的，到了乌兹别克斯坦。”
她清晰地回答说。不知为什么，好像听她亲口说了，我才确认了克里米亚塔塔尔人全民族地、被斯大林驱逐到西伯利亚的事。
“我就出生在塔什干，”她声音平静，但眼神严峻。
昨天她回答我说：“Да , я крымтатар.(是的，我是克里姆塔塔尔。)”。
在克里米亚半岛中央的巴赫奇萨莱，亲耳听一个克里米亚塔塔尔姑娘说她出生在中亚的塔什干，那一瞬心里的滋味无可形容。
历史难道就这样被确认么？
塔塔尔旧妆
待到他们从西伯利亚的流放地回来，一个民族只剩下12万人。故乡早在别人手中，今天正被俄罗斯和乌克兰喋血争夺。他们能说什么呢？
可能有人关心他们的苦难，但没有人承认他们的权利。“国际社会”在无视他们的基础上援乌挺俄，并不承认殖民主义的罪恶。
于是克里米亚塔塔尔蜕尽了骄浮，变得深沉而缄默。
这样的一种性格（它只是性格吗），默默地传遍了黑海以东，也浸入了喀山的行为和性格之中。是的，不仅只在塔塔尔人中。它如一个缄默的魂，潜入了整个喀山。
——我离别喀山那天，老城区落着小雨。
沿着当年隔开棚户区的布拉克渠，我散着步，数过一座一座清真寺。俄语把清真寺读作“篾切齐”（мечеч），车站篾切齐、牺牲者篾切齐、接着是篾切齐·努伦拉，紧挨经学院的篾切齐·伽里，再一座不知名的篾切齐……还没算上最出名的篾切齐·马尔扎尼。
在篾切齐·努伦拉门口和人搭话，一个老汉不由分说把我拉进门去。他告诉我塔塔尔斯坦现在有1500座清真寺，光是喀山市就有85座。他脸上泛着满足的神情，“我在乌兰巴托……我士兵”，他曾是乌兰巴托的驻军，会说一点蒙语。我们一块度过了一个黄昏，告别时拥抱着，用蒙语互道了“巴依尔太”（再见）。他的神情神秘甚至快活。我不由暗自盘算，若是能再来喀山和他一块过两个月，会有很大的收获。
和塔塔尔人在篾切齐的殿上并肩紧挨，心里的感觉不知是怅惘还是留恋。我忆起奥斯曼的“米拉”（自治），只觉得恍如隔世。他们罕言寡语，我也从不饶舌。
人群内部的少数自治，是一个飘渺的梦。虽然更多的人懂了：“允许别人生存”会带来宝贵的和平。正如所谓Pax Tatarica，“鞑靼和平，蒙古的和平”一样：它被人诟病，被人遗忘，一逝而再不返，但其实它并不落后，反而令人再三深省。
话题绕远了——出了篾切齐，为寻找布拉克渠迷了路。
但那条渠是从现代喀山市剔露出古代的标志，喀山陷落后塔塔尔人被驱逐于布拉克渠之外，度过了三百年的忍耐偷生。1917年革命后，一度还曾有一个“外布拉克”自治共和国愤而独立过。
小雨沙沙，从篾切齐·努伦拉出来，在古旧的建筑里转着，旁边是一座东正教堂。天色已晚，该抓紧了，于是我拦住一个刚从教堂出来的女人问路，还是维加·马列耶夫的句式：“对不起请问，在哪儿有布拉克渠？”
那俄罗斯女人想了想，然后领我们大步走。
我的句子让她明白，说清楚很麻烦。一连走过了两条街。这么远！我想为耽误了她道歉，但没那么多单词。
她表情坚毅，大步走着，不管雨下大了。我直觉她知道我是谁，更知道我刚从篾切齐出来，正因此才要帮助我。
当年塔塔尔人被驱逐于这道渠外
到了地方我满怀感激，但想说的说不出来。
我想告诉她，我真高兴，因为目击了塔塔尔人与俄罗斯人的亲切相处。我想说，只要我们都有这样对别人的好意，只要我们……
但暮色已浓，雨脚更密，我只说了一个“大的谢谢”（спасибо болъшое），像一个没说出的祝福。
我一刻一分地，舍不得地度过在克里米亚的最后时光。
巴赫奇萨莱是唯一没被涂改掉的塔塔尔语地名。骄阳西沉之后，日暮时分的“花园宫殿”那么朴素，如折磨尽头残剩的一息，如干涸后没有水滴的流泪。这么一想我更不能容忍普希金那恶俗的诗了，他哪里懂得“鞑靼的深沉”！[49]
但巴赫奇萨莱不回应我的激烈。
曲解算得了什么，彻底的污名也习惯了。他们知道自己受的苦，也曾由自己带给别人。听不到他们吹嘘蒙古骑兵的无敌、横扫世界的传奇——像在内蒙古听到的一样。
巴赫奇萨莱朴素的风景在落日下染红。在慈悯的暮霭中，它与众世界，包括他人的世界融作一体。它的孩子，克里米亚塔塔尔与裸石灌木厮守着，艰难地活着，决不发一言。遥对冥冥的创造者，他们真心地顺从了。
都议论他们是蒙古人，是的，他们是蒙古运动最深沉的一支后裔。
都知道他们是穆斯林，是的，他们的沉默令穆斯林感悟不已。
游牧民的家乡一语，用 “营地-努特格”（nutuq）表达。这很有趣，也是一个难题。确实“家乡”里藏着一个占有权，但是对游牧民来说，努特格更是变移的。关于蒙古语表述的nutuq，我年轻时曾写过：
“努特格，它是远方山麓下的一块圆形的墨绿色的草，它是毡房迁走后留在草原上的一块痕印……隔年的青色努特格是冬春盘，也是不冻盘；而隔年的黑色努特格因为是夏秋之季留下的，并没有那层干透的硬壳，所以羊群卧上去就会冻病……我曾多次见过一个牧人那样静静地凝视着一个远远山麓下的努特格。我似乎听见过他们和那个黑绿的印迹之间往复传递的一支音乐。
也许十个努特格就可以构成一个牧人的青春，一百个努特格就意味着一部草原史。”[50]
——那时能写出的，只是一点感觉。
但努特格不是边境，而且“边境问题从来不是游牧民的问题”[51]。与热土躬耕的农民不同，游牧民族珍惜的家乡一词、蒙古语的“努特格”（nutug）和突厥语“亦勒”（il）、以及阿拉伯语“瓦坦”（الوطن /al-waṭan），都与资本主义的“民族国家”概念大不相同。
我亲身体验过——由于草场、盐碱需要、灾年迁徙等缘故，“努特格”的边界与比邻的生产队之间发生过的摩擦与宽容。1970年的大雪灾中，我们走场远投邻居额仁戈壁的冬营盘，住了整整一冬。我唯一的长篇小说《金牧场》里描写的避灾走场的牧业队，在东部乌珠穆沁各地游牧了二十年——
没想到那种体验在今天发酵了：我懂得了游牧民族的家乡边界是弹性的，“邻人的生存”是更大的事。
是的，“家乡爱源于信仰心”[52]。而信仰的名字叫“和平”，所以最珍贵的家乡——是和平。
（15）
该告别了，已在机场。
漫步走着，看见了一座中亚式样的钴蓝色拱门，招牌上写着“узбечка”。问服务员，那憨厚的姑娘回答说：是的，我是узбечка!
于是我猜这个店叫做“乌兹别克姑娘”。饱餐中突然意识到：俄罗斯到处都有清真餐，这是一个民主的记号。
也可能，这个记号，它通向人们痛苦渴盼的民主时代。
莫斯科机场的乌兹别克快餐店
我吃着，回味着出发前带来的念头：无边的原野，鞑靼和喀山，托翁的指导，帝国的陷阱。
是的，在这最后的一站，在这篇写得艰难的文章结尾，该对他们写几句祝福。
我喜欢在街角，散漫地一眼望去，和我的环境作些比较。
每辆汽车都为过马路的我们停住。涅瓦大街和红场旁，年轻人的演奏让我们入迷。卢比扬卡监狱和旧克格勃大楼前，人民已经敢去公开抗议游行。虽然还有人想当新沙皇，虽然对“东方”还露出十字军口音，但一次次观察后我还是确认了：俄罗斯拥有托尔斯泰和苏尔坦·加利耶夫，他们正在经历最大的难关，但他们并非“东方的野蛮”。
我愿作证：普通的俄罗斯人——他们正在呵护手里娇弱的民主。因为我宛如在为自己作证：我们和他们不可思议地形影不离，我们与他们都迎送着酷似的命运。
在临别的一刻，我们走在街上。也许只有在彻底的无言中，人才能达到真实的交流？他们与我们都在沉默，包括此刻。我一笔笔写着，切肤地感受着一种交流，在难测其深的底部流淌。
我们命定一样，在缄默中度世。缄默者的痛苦，他人不知。那是一种遗产般的罪孽，被帝国强加给每个臣民，一点一滴，不见尽头。
那个护照上缺少一个印章的克里姆塔塔尔牧人，在辛菲罗波尔迷了路。机场人员把他赶了出来，他不知该去哪儿才好。“唐姆嘎”（印章）陌生而无情，“努特格”（家乡）再也寻不见了。
传说中的家乡原在“钦察”，到了爷爷的爷爷，家乡已是“阿速”。如今家被占，路已断，受尽了压迫，也欺凌过别人。
在辛菲罗波尔机场外的原野上，“原住民”克里姆塔塔尔人形单影只。Pax Tatarica，“鞑靼的和平”？没人理睬它。
他被赶了出来，痴痴地站立在马莲草丛中间。我看见他的眼角流着泪，显然他无计可施，无处可投。
暮色降临的一刻，他再也忍不住了，一头扑在草地上，独自哭了起来，一面喃喃地祈求。
噢，Pax，Mиp，Salām！你像天堂一样美好，你让人盼望得心痛。[53]
啊，和平，和平，和平！你像暴风中的一根细苗。不知哪一年，你才能发芽抽枝长成森林，用宽阔的荫凉为人们隔开烈日！
那首姐姐唱的歌，题目其实是《乌拉尔的山楂树》。它遍布西伯利亚和黑龙江，在那里开着白色的花。
帝国全都灭亡了，只留下人民和植被。
我决定以后接着读维加·马列耶夫，哪怕未必再来俄罗斯。我有个野心，想哪一天抱着原文念一遍《人到底需要多少土地》，哪怕半懂，读得结巴。
是的，这就是鞑靼或蒙古，我游牧的尽头，我求学的起点。
从在乌珠穆沁大草原上放牧的“色赫腾-加洛”（知识青年）时代开始，经过了如此漫长的时间，穿越了欧亚内大陆，抵达了伏尔加河，如今它教给了我最后一课：
骄横的帝国只留下仇恨，失败了才懂得尊重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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