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革命，是一场脱离英国的运动。从经济利益来讲，英国限制了北美殖民地急剧向西拓殖侵占印第安人的土地，并通过东印度公司垄断茶叶等贸易来追求高额利润。用今天的话来讲，作为原料出产地的北美殖民地，还遭受着英国的盘剥。
当然，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美国开国精英创建出一整套合法性、合理化的脱离术语，而这既包括被视为历史进步性的共和政体、民主权利观念，也包括一套最终助推美国成为新帝国主义的例外主义和大陆主义，成长为孤立主义，以及而今甚嚣尘上的“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特朗普主义。
两者合二为一，其实无法脱离。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雅特聘教授王立新在其所著的《帝国的叙事话语：国家身份塑造与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一书中谈到，美国建国时面临突出挑战：族群和种族构成复杂多元，不同族群之间没有共同的血缘和历史经历，这个国家也没有中国、希腊乃至引发那样的历史文化传统。所以要让一个国家稳定的啮合在一起，就必须进行自我解释和自我发现。
18世纪末，也就是美国开国后不久，美国人致力于凸显自己与欧洲人的不同，否认美国的文化源自欧洲，强调美国制度和文化的不同。这种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是诚恳的，无论是华盛顿、杰斐逊还是汉密尔顿，都相信自己建设的是一个新社会，建基于崭新的共和主义，没有君主，没有压迫，每个人都能自由成长，“具有世界意义”，可以产生众多美德。
《帝国的叙事话语：国家身份塑造与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书中概括指出，当时的美国人相信“欧洲存在严格的社会等级、对个人自由的压迫以及沉重的债务和税收负担；而美国是一个平等的社会，各级政府致力于保护公民的自由，没有严重的贫富分化和阶级压迫。欧洲是一个矫揉造作、腐败、堕落的地方，美国则是一个纯朴、纯真、充满朝气的社会”。
这种观念经由杰斐逊阐释，就意味着美国需要避免走入欧洲那样的工业化道路，而安然发展农业。杰斐逊示范了最彻底的孤立主义，认为美国人甚至不需要去欧洲学习其他知识，欧洲相较于美国优越的知识就只剩医学知识。不仅如此，要避免美国文明受到侵蚀，就需要尽可能减少与欧洲以及其他文明的接触。
2025年1月上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副总统万斯，很多话术都传递出源自18世纪末期开国箴言的内在含义。实际上，民主党精英也很难正面对抗这些箴言，而是虚晃一枪，着眼于批评特朗普和万斯言行不一之处。
针对美国人的这种自我标榜，当时的欧洲人抱以嘲讽态度。英国《爱丁堡评论》的编辑西德尼·史密斯在1820年1月批评美国是一个“自命不凡的民族”，指出美国宣称自己是地球上“最伟大、最优雅、最开明和最有道德的民族”的说法简直可笑，指出美国一方面保留奴隶制，另一方面大谈公民权利纯属虚伪，而且美国也没有输出什么有价值的文化艺术、科学创新、工业产品。
美国人在当时回击的逻辑是，美国的优越性不在于自己有多少成就，而是在知识生产和传播方面的平等性；而且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欧洲大陆回复到黑暗残暴的君主统治，所以美国就没有沾染欧洲君王制度和贵族制度的腐败和堕落。
有意思的是，美国19世纪获得的大片领土，包括向法国购买，侵吞墨西哥的领土，圈占印第安人原住民的土地，这最终被用来证明美国文明优越、美国自治和共和主义的实验获得成功。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历史学界、政治学界以更大的热情来包装和渲染美国文明的超然优越，甚至歪曲历史，将民主实践的成功解释为西部环境的产物，而非欧洲舶来品。很多深受这套理论影响的外国历史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是如此热情地拥戴美国体制，根源就在于此，他们甚至鹦鹉学舌般地援引了美国民主理论纯属自己发展的观念。
美国开国到20世纪初塑造的一整套政治、历史观，使得美国人看待旧大陆抱以鄙视、悲悯的观念，一方面，因为欧洲充满暴政，不断爆发战争，所以美国必须恪守孤立主义，这样才能远离欧洲的纠纷，同时也让欧洲自己深陷纠纷而不断削弱，减低欧洲干涉美国乃至美洲大陆事务的能力。另一方面，既然美国的国家实验如此成功，而深受欧洲影响的美洲其他地区备显疲弱，所以美国有义务建构以美国为中心的体系，来主导美洲；待到时机成熟，美国的天定使命就是输出自己更为优越的政体和价值观念体系。
也就是说，孤立主义、大陆主义本身就隐藏着可以发展为美式国际主义的引子，如《帝国的叙事话语：国家身份塑造与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书所指出的那样，既然美国的共和政体建构、民主实验如此成功，就必然是“自由民主的灯塔”，所以待到旧大陆暴政造成的“大洪水”褪去，作为方舟幸存者的美国就要向全球铺设自己的实验。
所评图书：
书名：《帝国的叙事话语：国家身份塑造与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
：王立新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5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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