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奴隶制时期，黑人在南方奴隶制种植园体系下被“合法”奴役，其作为特殊“动产”的非人身份损害了黑人奴隶的健康。在内战后将近一个世纪的种族隔离时期，黑人被笼罩在严格的种族隔离制度下，在这种高度种族敌意的社会治理逻辑下，黑人几乎被切断了与主流白人医疗体系的所有联系，黑人的健康状况处于历史最低点。
民权运动之后，虽然直接的歧视性社会规范被纷纷废止，但医疗种族主义并未消失，而是转化为更为隐蔽的存在形式——黑人居住的社区相较于白人社区卫生健康条件更差，反映了美国社会在居住空间上的种族不公与隔离。黑人在医疗保险方面也处于劣势，更加依赖于政府资助的医疗保险计划，如医疗补助（Medicaid）和儿童健康保险计划（CHIP），这些计划往往覆盖范围有限，支付水平低，可选择的医疗机构和服务更少。不平等的医疗保险制度与美国社会族裔间的经济不平等、贫富差距、税收政策等有着密切的联系。
除此之外，对黑人的种族歧视还存在于社会思想认知体系中，难以清除。奴隶制时期，对黑人进行的非人化贬低是维持奴隶制稳定的思想根源，直接导致黑人沦为医学人体实验的对象。种族隔离时期，以黑人是不可接触的劣等种族为核心理念的种族主义思潮大行其道，在医学界表现为颅相学等种族主义伪科学。美国医学界不仅在科学上“证明”种族隔离所谓的“合理性”，还为优生学指导下的非自愿绝育以及有悖医学伦理的人体实验提供“指导”。在社会伦理道德层面，白人优越主义思想导致黑人被“去人性化”。此后美国医学界一系列严重侵犯黑人生命权、健康权与生育权等基本人权的行为在心理上被“去罪化”，反映出当时流行的种族优劣等级观念给美国黑人医疗健康带来的严重后果。
民权运动之后，直接性的种族主义思潮虽然在多方的压力下从主流社会舆论中退场，但潜意识的刻板印象与偏见仍然在医疗领域发挥着作用，如不少医生与护士仍然认为黑人相较于其他族裔对疼痛的耐受度更高、更不遵守医嘱与更容易滥用药物等，这不仅影响医疗判断，还让黑人更有可能遭遇不公平的医疗收费。另外，在隐性种族主义的社会思潮环境浸染下，黑人对医疗健康系统缺乏信任，减少了他们寻求医疗帮助或参与健康项目的意愿和能力。
（原题《美国社会针对黑人的医疗种族歧视：历史与现状》，摘自《人权法学》2024年第5期）
单位：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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