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的冬天，寒气渗骨。
我蜷坐在起居室壁炉前的沙发上，无精打采地翻阅着《泰晤士报》
大波波娃罩着一件宽松的毛线衫，正在桌边冲着咖啡。
“你不冷吗?”我望了她一眼。
“亲爱的，跟莫斯科相比，这算不了什么。”她端起了两杯咖啡。
“华生，报纸有什么消息吗?谢谢。”福尔摩斯在窗台边接过大波波娃的咖啡。
“你快来看，澳大利亚发现了一名中国间谍。”我喝着咖啡打起了精神，大波波娃在我脸上吻了一下，拿起小包，出门上街去了。
“级别高吗?”福尔摩斯还在望着窗外。
“看起来很高，负责亚太地区情报站的。”
“澳大利亚能抓到这样的人物?”他口气里带着嘲弄。
“不是抓到的，是间谍自己叛变。”
“1993年出生，22岁就在香港执行重大任务，25岁操纵台湾九合一选举，26岁投奔民主……”福尔摩斯笑了一下。
我白了他一眼，“知道了还问我，不过，的确有些荒唐。”
“亲爱的华生，但你还是相信这事?”
“报道很详细，你怀疑澳大利亚的能力?”
“如果澳大利亚说大波波娃是俄罗斯间谍呢?”
“白痴才会信。”我大笑着。
“她正在街上跟一个男人说话。”福尔摩斯把窗帘合上了一点。
“让我看看，让我看看!”我连滚带爬到了他身边。
“你很紧张?”福尔摩斯微笑着。
“切，不就是个卖花的小男孩。”我松了口气。
“间谍往往就是这样传递情报。”
我回到沙发边，端起咖啡，“你们这些侦探，总是疑神疑鬼。”
“那你刚才何必紧张?你是怕她跟别人约会。”
我不想搭理这话题，“这两天澳大利亚都在谈论中国间谍。”
“袋鼠会成为五眼联盟最大漏洞，因为智商。”
“歇洛克，你不能用年龄来推断王宝强是不是间谍。”
“王宝强?”
“是的，王宝强还说到澳大利亚的任务是干涉它们政局。”
“是马蓉出卖了他，还是在拍《唐人街探案》第三集?”
我脑子一片混乱，又偷偷去翻报纸，“王立强，是的，他叫王立强，不过，叫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的斯诺登出现了。”
“斯诺登在香港带着材料逃命，王立强带着一张嘴在悉尼编故事。”
“你怎么知道他在编故事?”
“上海警方公布他是一名在逃的诈骗犯，并提供了2016年判决书，《每日电讯报》总比《泰晤士报》快一点点。”
我呆了一会，“王，王立强是个逃犯?”
“准确地说，是一个狡诈的诈骗犯，他还涉嫌伪装证件罪。”
“那澳大利亚议会的情报和安全联合会主席哈斯蒂，今天为什么还要敦促政府提供政治庇护，让他入籍?”
“华生，哈蒂斯骑虎难下，因为前天发力过猛，只能将王立强利用到底。”
“相互需要?”
“是的，就像我们的外交大臣庇护嫖客一样。”
“真是丢尽了脸。”
“我们能把嫖客说成民主斗士，澳大利亚为什么不能把骗子说成叛逃间谍?”
“政客上了《 The AGE》的当，最早就是这媒体爆的料。”
“撰稿的麦肯齐为传媒巨头费尔法克斯集团工作，而麦肯齐又是多项新闻大奖得主，内幕权威，《 The AGE》一登，《悉尼先驱晨报》跟进，引爆澳大利亚舆论，然后炸到了台湾，嗯，就像手雷扔进粪坑。”
“歇洛克，你是指人们过于相信媒体?”
“王立强向麦肯齐爆料，正是西方媒体最喜欢的共谍题材，《纽约时报》也冲向粪坑抢食。无所谓相信，因为反华是种政治正确。”
“所以，深圳警方的视频与上海警方的通报一样，政客会选择无视?”
“华生，最需要王立强谎言的是台湾政客，骗子遇上了骗子。”
“昨天，蔡英文在呼吁戒慎恐惧，而韩国瑜在赌咒没拿过王立强一分钱。”
“就算上海警方保持沉默，五眼联盟也会轻易发现王立强的无数漏洞。但情报工作是为政治服务，所以，让王立强变成斯诺登更重要。”
“反华大合唱。”我掏出了一根烟。
福尔摩斯叹了口气，“我们居然跟嫖客，诈骗犯组成合唱团。”
“这很不体面。”
“一个26岁青年，妻子米雅在澳大利亚读书，他带着几千万现金四处活动，并负责港台情报工作，他想去看妻子，但冷酷的上级不让他离开，直到2019年4月23日才请假成功去了悉尼，而妻子2017年给他生了个儿子……”福尔摩斯陷入了沉思。
我感觉哪里有点不对，我喝光最后一口咖啡，“澳大利亚应当立刻逮捕王立强这个小骗子。”
“这样就等于证明中国是清白的。”
“歇洛克，澳大利亚总不能把屎当巧克力吃。”
“我们给澳大利亚带去了囚犯，却忘了带给他们智商。”福尔摩斯深深吸了一口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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