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国知名财经作家高连奎撰写的《中国大形势》正式出版，此书以“解决问题”为出发点，对中国进行了全新、全景式地解读与剖析，并提出了将“提高劳动生产率”作为经济发展首要目标及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会”等一系列切实可行的主张，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为此，本书高连奎接受了本报独家专访。
从打击“新五蠹”入手
北方周末报：民生是“十二五”规划的落脚点。中国民生问题到底是什么？
高连奎：我认为当前中国民生问题比较复杂，首先就是贫富分化问题，其核心原因不是社会分工不同，不是所谓的城乡二元结构，原因是中国社会存在着巨大的“财富非正常转移”，这也是中国最应该警惕并进行彻底治理的。这些人或行为可以称作“新五蠹”，他们的行为有的是非法，有的是合法但不道德，但相同的是，他们对社会都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和巨大的财富转移。
这些人或行为包括职业投机客、政府及企业内的贪污受贿者、非法及不道德的商业行为、黑社会及色情业、不受约束的高管薪酬。这是造成当前中国贫富分化的根源所在，缩小贫富分化就必须从打击“新五蠹”入手。
其次是民众生活没有保障问题。现在的中国物欲、名利的观念非常强，而道德、公益的观念渐渐淡漠，这些都是生存压力大，生活没有保障的结果。中国的社会保障费用，应该由向富人有效征税而来。中国的财产税、遗产税、消费税、个人所得税、资本利得税等都不健全或者是偏低。世界各国的福利体制都是通过高税收完成的，中国根本就没有必要减税。
最后是民众生存成本过高的问题，经济越发展，民众生存所必须的产品就越多，民众的生存成本也就越高。因此民众生存成本提高本身就是经济发展的直接结果。当然这不是要反对经济发展，而是要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将民众从高昂的生存成本之苦中解脱出来。
低生存成本就是最大的福利
北方周末报：“让人民活得幸福有尊严”成了政府工作的目标。将民众从生存成本高昂之苦中解脱出来，就能让人民生活得幸福、有尊严吗？
高连奎：要想民众生活幸福，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让民众有钱，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提高民众的收入；另外一种是降低商品的价格，从而变相地提高民众的购买力。我在《中国大形势》一书中所说的提高劳动生产率采取的是第一种方法，而建设“低生存成本型社会”采取的第二种方法。
在我的“低生存成本型社会”理论中，将民众的消费分为生存型消费、享受型消费和奢侈型消费3大类。一般低收入群体的消费以生存型消费为主，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以享受型消费为主，而高收入群体的消费是以奢侈型消费为主。建立低生产成本社会就是降低生存型消费品的价格，以满足民众对生存必需品的需求，从而达到降低生存成本、缓解民众生存压力之目的的社会模式。
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会”，需要政府利用市场手段来建立，而不是依靠行政手段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模式不仅适合中国，也适合于世界上其他国家。因为这些问题中国与世界都同样在面对。至于具体办法，我提出了根据商品的消费层次进行征税、建立专门的生存保障型产品供销体系、控制好级差地租、适当保存一些廉价的商业及生活模式、合理布局工作区及生活区等具体的建议。
关于让民众生活得有尊严，我认为建设“低生存成本型社会”的主张没有改变“多劳多得”的原则，福利社会相当于将一样东西直接送给你，而“低生存成本型社会”则相当于低价卖给你，因此“低生存成本型社会”不存在施舍的问题，这样可以保障民众的尊严。
北方周末报：你刚才谈到了，要想民众生活幸福，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让民众有钱。按照你的观点，有钱就会幸福吗？
高连奎：现在人们总是一味迷信收入的增长，但是收入的增长不一定给民众带来幸福感，因为在收入增长的同时，民众的生存成本也在增加，甚至增加得更快。美国、日本、欧洲可以算是世界上的高收入国家，但是那里的民众照样面临生存难题。因此要想让民众获得幸福，降低民众的生存成本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如果能够在人们的工资水平保持固定不变的前提下，大大降低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则相当于变相提高了民众的购买力，可以大大舒缓民众的生存压力。“低生存成本型社会”也就是这样一种从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减轻民众生存负担的社会模式。对普通民众来说，低生存成本就是最大的福利。
帕累托改进
北方周末报：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会”属于一种什么样的改革模式，这个模式现实吗？
高连奎：大部分改革都会伤害到某个群体的利益，会造成既得利益者的反抗。但是我的“低生存成本型社会”主张不是在不同的利益群体之间进行利益重新分配，而是在每个人的消费行为间进行利益分配，比如我们将生存型消费领域的产品价格降得非常低，让人们可以用最少的钱解决生存问题，享受型产品的价格可以稍微高些，而奢侈品我们将价格定得非常高。这些可以通过税收手段进行调节，也就是提高享受型消费品和奢侈型消费品的税收，来补贴到生存型消费领域。这种改革在经济学上基本上属于帕累托改进，是最理想的改革方式。
中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也积累了非常严重的民生问题。但又不能放任民生难题不断加大，又不想背负沉重的税收负担，在这种情况下，“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模式则不失为一个可行性的选择。但这是一个系统的工程，需要政府的推动，需要税收制度的改革。只要有政府、学术界和民众的一致认可，那推动起来就比较容易了。
北方周末报：有数据显示，《中国大形势》可与《货币战争》媲美，您是何初衷完成了这样一本经济著作？
高连奎：我比较喜欢研究一些具有前瞻性的课题。作为一名“80后”学者，我们这代人对社会转型之痛感受最深，我们赶上了大学收费，赶上了大学生贬值。中国几千年来都是婚前父母为儿女准备好房子，而这些对于我们的父辈来说已经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然这些问题都是社会转型造成的，作为学者我不能一味地抱怨，这些问题需要解决，也需要进行学术方面的突破。下决心写这本书，是因为我提到了“低生存成本型社会”理论，这种理论性的东西如果以文章的形式写出来不如以书的形式更有影响。《中国大形势》最大的特点就是建言，它的定位是“中国经济民生问题系统性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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