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国际金融体系演变三个阶段和全球经济危机
：[美]比伦特·格卡伊 达雷尔·惠特曼 著 房广顺 车艳秋译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1 期
http://www.cctb.net/llyj/llgc/zbzyyj/201102/t20110212_25892.htm
摘要： 美刊《社会主义和民主》2010年7月号刊登了比伦特·格卡伊和达雷尔·惠特曼撰写的题为《结构性转变和体系性缺陷：全球经济危机》的文章，认为战后国际金融体系的演变可分为三个阶段：布雷顿森林体系阶段、“石油美元”体系阶段和新自由主义化的资本主义全球化阶段。当前仍在深化的全球金融经济危机是第三阶段进入危机和终结时期的表现，世界未来将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因为当今的金融资本极难调控、世界面临巨大的生态危机、美国相对实力下降、凯恩斯主义的缝缝补补根本解决不了问题。该文关于战后国际金融体系三个阶段的演变的具体过程和机制的论述极全面而到位，值得参考。
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大国兴衰》中详细地记录了美国这个世界强国的衰落过程，并把美国的经济健康指标，如工业化程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等，与欧洲、俄罗斯、日本作了比较。他发现，在过去的50年里，由于全球金融、贸易组织方式的根本性的、结构性的变化，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变化。
肯尼迪不是唯一认为美国势力出现结构性衰退的学者。其他从历史角度分析全球政治经济的批判思想家，如安德烈·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1998）、艾曼纽·托德（《美国秩序的崩溃》，2002）、乔万尼·阿瑞吉（《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2007）、尼尔·弗格森（《货币崛起》，2008）、彼得·高恩（《心脏地带的危机》，2009）、法里德·扎卡里亚（《后美国世界》，2008）等都认为在美国势力衰落的同时，地区力量开始崛起，特别是中国在崛起。在他们看来，美国的衰落反映了在适应新的历史条件的过程中全球经济经历了结构性改变。
当前的危机不仅仅是管理或调控的问题，而是体系性的问题。
当前危机的成因
主流经济学观点认为，本次危机的直接原因是美国次贷危机；次贷危机的影响已经通过全球金融管理的互通网络传递到其他国家。但是，我们认为此次次贷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集中的历史过程和资本追逐利润最大化的特性。
此外，作为一种政治现象，次级抵押贷款得到了政府的鼓励。究其原因，一是它追求利润最大化，为资本的利益服务；二是它制造了对私有房产的价值幻觉，使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中得到巩固。但现实是，次级抵押贷款不是为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设计的，而是为资本家设计的，目的是为资本家创造巨额利润。次级抵押贷款刺激房价上涨，但房价上涨带来的收益昙花一现、终成泡影。最终，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承担了投机风险的后果——他们失去了工作、退休基金缩水、工资降低，而造成体系破产的罪魁祸首——投机者和银行家——得到了政府提供的巨额补贴。
为了根除大萧条的历史环境，布雷顿森林会议（1944年）采纳了凯恩斯主义的自由主义药方，设立了机构。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运行不时因内部原因而中断，并一直存在诸多缺陷，这些缺陷如今已清晰可见。当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探讨当前的危机时，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布雷顿森林体系从来没有像人们期待的那样有效。更确切地说，世界政治经济暗流涌动，美国经济的根本性变化、资本集中导致的失衡和紧张、资源枯竭等问题都不断迫使美国修改条款，以保住体系监护人的地位。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带来了一系列的变化，我们可以将这些变化划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该体系的正当性最为充分，第一阶段结束的标志是1971年美国单方面放弃金本位制。随后马上进入到第二阶段，即“石油美元”体系，美国再一次单方面修改了体系，将美元与石油价格挂钩，从而既保证了对美元的需求，又保持了美国货币的特权地位。也是在这个阶段，凯恩斯主义屈居于新自由主义之下，不再是全球资本的主导经济范式。第三阶段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早期、苏联解体之后。从此，世界经济全球化真正开始，资本的触角前所未有地延伸到欧亚大陆中部。当前的危机标志着第三阶段的结束和不确定未来的开始。
布雷顿森林体系：自由主义者对大萧条的回应
布雷顿森林会议产生了两个主要的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这两个机构仍然是全球经济的关键组成部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是监管各国货币、维持金融稳定；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如今的世界银行）在设立之初的中心任务是战后重建，是将资本引入开发项目的主要渠道。这两个机构是作为广泛合作的组织建立的，但在实践中，它们仍受控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美国占据着机构中的重要位置，并主导着对机构行使控制权的投票集团。这两个机构虽然历经多次调整，但其基本性质和权力分配格局在60多年的时间里没有任何改变。
战后，只有美国的经济实力毫发未损。基于这个现实，美国设计了新的世界经济秩序，掌握了控制权。美国在设立全球经济机构时也贯彻了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体系，即这些机构的性质应该是资本主义的，但同时受中心权威的监管。美国顺理成章地成了中心权威。尽管这个时期——从布雷顿森林会议一直到1971年——通常被称作“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但联盟内部的分裂和冲突从未间断。而且，全球经济的迅速扩张不能仅仅归结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战后经济扩张反映了战后重建的大背景——除了布雷顿森林体系成员国之外，还有其他经济体、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的重建。也可以说，黄金在这段时间内主要流向美国，战后，全球80%的黄金成了美国的黄金储备。
布雷顿森林会议的代表们在体系设计方式和控制权归属上分歧严重（毫无悬念，美国和其资本主义盟国将获得控制权）。苏联和其社会主义盟国的反对人人皆知，但在资本主义阵营内部也出现了分歧：一些欧洲国家的代表团，尤其是法国，对会议明显偏袒英美的倾向提出了抗议。最终，苏联离开了布雷顿森林体系，成立了一个对等的社会主义体系——经济互助委员会（COMECON），在正在形成的冷战政治联盟之外又建立了一个对抗性的经济阵营。一般而言，每个体系都会有一个霸主维持体系的稳定性，加入经济互助委员会的各国政府在国家社会主义的框架内运行。与此同时，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成员国致力于资本主义积累。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资本主义定位导致了体系的不稳定。这种不稳定性体现在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运行方式上。美国控制着这两个机构，因为美国支配着这两个机构的理事会（类似于公司的董事会）。美国银行家和工业资本家从中受益，在战后顺利地掌控了世界贸易和金融。从20世纪40年代晚期到50年代中期，这种发展模式在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内部顺利运行，必然地推动了美国的资本投资和工业出口，使美国工业生产和出口迅速扩张。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确保美元的国际贸易储备货币地位的同时，也满足了各国对货币稳定性的渴求。这样，布雷顿森林体系将美国在战争中积累的经济实力延伸到了战后。
但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在促进战后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不断地削弱着美国的影响力，这可能表明，美国对短期利润的关切凌驾于其公开声称的对体系长期稳定性的关切之上。1944年会议上暴露出来的资本主义政府之间的摩擦不仅反映了意识形态的差异，也反映了国家之间的利益竞争。当20世纪50年代的战后重建将西欧和日本从美国的投资和出口的目的国变成了美国的国际竞争对手时，冲突不断加剧。竞争的第一个牺牲品是以美元稳定性为基础的汇率。
实际上，保持美元与黄金的固定兑换率是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基础，外国政府可以按固定兑换率用美元兑换美国财政部的黄金。这种制度安排意味着其他国家的政府也需要积累美元，以保护本国货币的价值，同时便于与其他布雷顿森林体系成员国进行贸易。这些需求保证了美元的价值。因此，与其他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成员国相比，只要美国在工业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那么它就一定在贸易上拥有比较优势。同样，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也为美国的贸易管理和财政管理提供了额外的优势，但条件是美国的黄金储备必须足够偿还美国的国际债务。这种制度安排的致命弱点是把历史看作是静止的：当欧洲和日本采用更新的、更有效的生产体系进行工业重建时，美国丧失了工业竞争优势。这个体系的稳定性丧失了，美元开始随着竞争性市场的波动而波动。
从历史上看，在20世纪40年代晚期和50年代早期，当越来越多的美元在美国之外循环、当其他国家将越来越多的美元投资到美国时，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这个基本制度开始走向解体。因为应收账款也是用美元结算和支付的，因此结算和支付条款一定有利于美国，美国债权人和银行从设立和管理债权债务账户中获得了巨额利益。这些结构性优势又因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而倍增，因为在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中，政府、银行、个人都被鼓励用美元进行交易，建立在美元之上的全球体系的逻辑性和实用性得到进一步加强。
起初，这种制度确实成功地把美国与国内金融管理的职责分离。但是美国银行中不断积累的利润最终导致了美国对这种利润积累的过分依赖，阻碍了美国对国内的投资，而投资是保持一个国家竞争优势的必要条件。当创造出的利润又被投机资本家控制，用于支出而不是利润再投资时，这个必要条件就无法得到满足。结果是，美国开始插手国内经济事务，同时又做出“美国的经济事务只与美国国内政治相关、与国际市场无关”的姿态。美国政府的做法误导了美国民众，使他们认为美国的债务及相关政策与全球政治经济无关。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一直到60年代，美国一直沿袭着这种做法，而其他国家也越来越不相信美国可以继续认真履行其布雷顿森林体系管理者的职责。
美国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控制力日渐削弱。体系内不公正的权利和财富分配模式导致美国过度利用了美元的储备货币优势，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决定性的转折点到了。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当其他国家央行里的美元越积越多时，人们对美国国家债务、国际贸易赤字和金融赤字的担忧开始增长。曾几何时，其他国家央行甚至不再要求美国用黄金偿还美元债务，因为人们确信美国将采取行动保护布雷顿森林体系成员国的利益。但当美元越积越多时，外国央行开始意识到，美国的政策、美国的财政管理方式，特别是美国在前欧美殖民地的愈演愈烈的军事干预，实际上是美国政治、经济实力相对、持续下降，以及美国对合作性国际组织布雷顿森林体系责任感下降的表现。1965年，这些国家的担忧最终得到了证实——林登·约翰逊总统宣布，美国将实行“大炮加黄油”的经济策略，在外继续对越南的军事行动，在内推行“伟大社会”的经济扩张。当美国的国家债务和美国之外积累的美元迅猛增加时，这种政策的愚蠢之处显而易见。
1960年，美国的黄金储备为300亿美元，足够美国履行自己的义务；到1965年，美国的黄金储备下降到了令人恐慌的水平，几乎不够偿还美国对其他国家央行的负债。这时，形势急转直下，并最终导致美元与黄金联系的终结。有鉴于此，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在1965年要求美国财政部用黄金偿还其对法国的3亿美元债务，不再允许美国延期支付黄金。尽管美国同意了，但是显而易见，美国没有能力满足所有的此类要求，因为美国的黄金储备水平不断下降，在1970年下降为美国债务总额的55%，到1971年迅速下降到债务总额的22%。美国黄金储备的急剧减少导致外国央行蜂拥而至，要求美国把债务兑换成黄金，最终，理查德·尼克松总统不得不在1971年8月15日公开宣布美元与黄金的固定兑换率时代的终结。
尼克松的声明有力地昭示着美国的违约：美国没有履行其在国际支付上的责任；也没有为了所有国家的利益维持美元储备货币的地位。但富有戏剧性的是，尼克松此举不仅挽救了美元，使美国继续控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也“挽救”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使该体系的其他机构避免了彻底垮台的命运。当然，美国也部分地丧失了对世界贸易和金融的影响力，美元再度走弱，其他国家的央行开始增加并开发其他币种，以规避美元价值暴跌的风险。因此，1971年8月15日之后，美国面临着输入性通货膨胀的风险，不得不说服其他国家继续将贬值的美元作为购买经济商品和服务的手段。
1973到1993年：不稳定的“石油美元”体系
当美元在国际金融中的强势地位崩溃之后，美国进入了长期的经济动荡时期，历经1971年的衰退、1973年到1975年的更深层次、更长周期的衰退，1979年到1980年的恶性通货膨胀，1981年到1982年的严重衰退，1987年的房地产泡沫和股市恐慌，最后是1992年到1993年的又一次深层次衰退。从1971年到1993年美国共经历9次所谓的“经济困扰”时期，而危机中间的年份是一次危机到另一次危机的不轻松的过渡。在此期间，为恢复美元的地位和美国的经济实力，美国从未放弃将美元与另一种商品——石油——挂钩的努力。这种“石油—美元”体系导致了经济和政治的双重矛盾——经济矛盾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从没有找到一种方式，把体系内的巨额利润和由巨额利润催生的大范围投机活动循环起来；政治矛盾是石油—美元体系把全球政治的焦点转移到了中东和其他石油产区。了解该体系在矛盾中的发展历程将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当前的危机。
美国在1971年8月15日之后迅速着手重建美元在全球金融中的主导地位。石油这种战略性工业原料的重要性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开始显现，因此石油成了一个合乎逻辑的选择。石油与黄金不同，石油在现代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可能会使石油的价值进一步上升。在1973年阿拉伯—以色列战争后的石油禁运中，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的发达经济体因无法获得大批量石油而陷入恐慌，石油的优势被生动地显现出来。但是，将美元与石油联系到一起需要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发挥各自的外交艺术，因为当时沙特是石油禁运的领导者和布雷顿森林体系成员国的主要石油供给者。当然，这种努力不是为了布雷顿森林体系本身。
美国和沙特经由外交手段在1972年到1974年达成了一系列协议，将石油销售与美元挂钩，这就是所谓的“石油美元体系”，并最终正式成立美国—沙特阿拉伯联合经济委员会。从经济层面，协议规定欧佩克（OPEC）的石油销售只能用美元计价。这个规定人为制造了欧佩克石油市场对美元的需求，使美国主导了石油市场。自从签订这些协议，一直稳居世界石油生产国前列的沙特成了美国最可靠的盟友，在欧佩克内部享受特权，作为美国的代理人不受生产配额的约束。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沙特利用自己欧佩克“生产调节者”的地位，通过“管理”石油价格增加或减少石油生产、制造石油稀缺或过剩，以满足美国的利益。
根据美国与沙特之间的协议，石油美元经济的全球体系悄然建立起来，不仅为美元设定了最低价，也使美国得以再次操纵国际贸易、打击竞争对手——欧洲和日本。石油美元事实上取代了1971年之前的黄金美元本位，保证了对美元的需求，并通过欧佩克的交易规则和实际操作把美元的价值与石油挂钩。根据设计，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的所有工业发达国家从欧佩克或规模较小的石油生产商购买石油，但石油必须以美元定价，石油购买只能以美元进行。这样，美元成了必备的储备货币，美元的霸主地位得以恢复。美元的需求被人为地提高；油价在1973年阿拉伯—以色列战争后开始上涨时，对美元的需求增加，美元价值进一步上升，再一次为美国国内支出和军事支出提供了补贴。但是，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也因此继续攀升，最终又影响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稳定性。
石油美元体制的建立再一次为美国提供了双重好处：一方面，美国可以制定国际石油贸易的条件；另一方面，美元的价值上升，而且不受国内货币政策和经济政策的束缚。石油美元体系制造了对美元的需求，需求决定了美元的价值，因此美国不必放弃其他商品和服务，只需印制美元购买石油就可以了。但是，石油美元经济也有着阴阳两极。美国在受益的同时，把自己的经济问题输出到其他国家，其他资本主义经济体的成本被强行抬高，其中后殖民地国家受害最深。当1973—1975年衰退开始时，美国把衰退的影响转嫁到其他资本主义伙伴身上；1974年之后，这些国家不得不再次承受油价上涨带来的压力。同样，当布雷顿森林体系处心积虑地寻找投资机会以利用体系内累积的美元时，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恶性通货膨胀和1981—1982年的剧烈全球衰退（两者也与石油美元经济有关，再次导致全球银行体系中美元的堆积）演变成了全球危机。当石油出口国无法吸收石油出口带来的巨额美元收入时，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存款银行开始到经济不发达国家寻找获利机会。
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的危机中，美国未能利用其体系内的支配地位履行领导职责。美国的再一次失职使危机进一步加剧。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没有采取措施促进国内和发展中国家的合理的社会投资，却选择了利用过剩的石油美元促销美国国库券。美国国内利率因此走低，成了对美国经济的另一种补贴，但同时美国在财政投资上越来越依赖外国投资者。这种做法类似于通过投机人为提高物价，从长期来看来得不偿失。最终，通货膨胀爆发，人们对美元的预期价值下降，对美元的需求开始下降，导致美国国内利率急剧上升。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利用银行中越积越多的石油美元，存款银行不得不互相争夺着投资新渠道，导致更多的过剩石油美元被投放到发展中国家中。基本商品价格的快速上扬在这些国家形成了通货膨胀螺旋。但和以往一样，大量资本流入银行业掩盖了深层次的金融问题，人们忽视了危险。就银行而言，银行通过贷款获得暴利，没有罢手的动机；就政府而言，尽管政府最终要为经济负责，但政府可以借此机会制造繁荣假象，因此也没有自我批判、彻查体系的愿望。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游戏应该结束了；当美联储为遏制通货膨胀、保护美元而大幅提高利率时，更多的发展中国家陷入了深度衰退之中。
石油美元危机本来有可能拖垮整个布雷顿森林体系，但美国的新冷战战略——即所谓的“星球大战”计划——的巨额军事支出起到了一些平衡作用。该计划由罗纳德·里根总统提出，目的是通过美国的巨额军事支出拖垮苏联。这种战略确实暂时地吸纳了过剩的石油美元，但也在美国引发了以商用和民用房地产投机为主的投机潮。尽管这次投机潮远不及目前的投机泡沫严重，但房地产价格暴跌是大萧条之后美国遭受的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创造了美国股价单日跌幅最大的纪录。如果说在此前的经济萧条中，民众仍然对经济抱有信心，此时，民众的信心已被动摇。
尽管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危机频发，但布雷顿森林体系仍然继续运转，似乎世界经济结构没发生任何改变。更确切地说，不时发生的体系改革只是针对体系中迫在眉睫的问题，而不是意在解决潜在的体系性的问题，如美国淡出全球经济势力中心过程中的再次平衡问题。1991年，苏联和经济互助委员会解体，为布雷顿森林体系提供了机遇，使其可以通过体系的全球化和重要职能私有化来规避这些根本性变化带来的冲击。
1993年至今：新自由主义化的资本主义全球化
1993年之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走向全球化和私有化。苏联垮台，新自由主义崛起并受宠于美英资本主义，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转变的时代背景。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体系，因为当经济互助委员会这个对等的体系解散之后，其前成员国和苏联解体后新成立的国家别无选择。在新的获利机会出现的同时，美英开始沦为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形态。新自由主义源起于米尔顿·弗里德曼等美国保守经济理论家的论著，后成为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美英政治经济的主要组织的理论，其主要的理论诉求是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不能为资本主义带来繁荣。自由主义否定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理论基础——制度主义和政府调控，推崇自由市场，主张将自由市场置于私有企业的管理之下。但新自由主义破坏了公民和政府之间建立社会契约的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即政府应提供必要的社会服务），并使经济权利集中在私人资本家手中。
20世纪90年代早期社会主义体系的瓦解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扩张和新自由主义的重建开启了大门，但与此同时，曾帮助布雷顿森林体系安然度过多次危机的重要安全阀门消失了：从1949年到1991年，经济互助委员会的国家社会主义经济体为布雷顿森林体系成员国的生产过剩提供了长期的、相对稳定的市场，从而部分地缓冲了资本主义危机。同时，当美国及其布雷顿森林体系盟国推行冷战战略、禁锢思想交流、为军国主义及其在后殖民主义世界的干预行动辩护时，社会主义市场也起到了制衡的作用。一旦这个安全网络和制约力量消失，两极世界带来的舒适平衡感也随之消失。1991年后，布雷顿森林体系频繁暴露于资本主义的自身矛盾之下，如资本主义的投机倾向、生产过剩倾向、过分依赖于美国的领导、无视不当经济政策和政治后果之间的联系等。
20世纪90年代末，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演变成为一个完全统一的全球金融体系，美国在新自由主义重建中的作用更加显著。1991年之前，美国拥有控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制度性力量；1991年之后，美国又拥有了在世界范围内劝导公众和私人机构接受新自由主义的说服力。因此，当美国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即美国在大萧条时期制定的限制银行投机性投资的法案），而代之以格雷姆—里奇—比利雷法案（即所谓的《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时，美国已在世界范围内有效地引进了赌场资本主义。此后，赌场资本主义搅动了全球经济，推动了巨额资本集中和资本在全球投资者之间的流动、推动投机资金向国际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转移，促进了一系列的新的、便捷的投机性投资工具的开发。
全球经济转变为新自由主义经济，结局必定悲惨。早在1987年美国储蓄和贷款协会危机时，新自由主义的破坏能力已初见端倪。之后，借着因特网渐增的影响力和全球通信革命，新自由主义的破坏力更加巨大，其倡导的不加管制的货币交易迅速波及全球银行体系。首先制造了亚洲金融危机，使美国政府不得不疯狂耗资数十亿美元对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进行紧急援助，随后导致美国的互联网泡沫。1999年下半年互联网泡沫破裂，再一次证明不加管制的投机行为是多么危险。过去十五年来，新自由主义的一系列失误使投资行为变成投机行为，投机性债务的金字塔出现，全球账面资本从相对适度的70万亿美元膨胀到90年代末的700万亿之巨。更为严重的是，新自由主义使资本主义政府无力从债务中自拔。因此，资本主义政府没有采取措施抑制资本主义过剩，而是袖手旁观，鼓励更大规模的投机，最终出现了2008年的崩盘。
对当前危机动力的理解
当前危机的动力和其历史上一样，隐藏在表象之下。诚然，次贷危机只是个加速器，但也体现了因全球政治经济环境改变而导致的一系列政策抉择。有一些变化是资本主义政府能够掌控的，如撤销萧条时期制定的金融市场法令；但是另一些变化，如全球贸易和通信系统的迅猛发展，中印崛起成为世界重要的经济中心等，从历史的角度说，是超越国家政策控制的。分清外因和内因，对于理解危机的发生原因、发生过程以及分析危机将如何冲击全球政治经济，是十分重要的。
我们认为，理解当前危机有两个最重要的方面。其一：危机的意识形态源头是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提供了与众不同的危机管理工具；其二：全球体系内的非政府动力快速发展，严重削弱了单个国家政府遏制危机的能力。如同新自由主义诞生时受到了苛刻的审视，其管理工具也应受到严格检验，以确保这些管理工具的时效性。并且，当新的关系和动力在全球体系中产生时，在全球政治经济能否向更民主的、更社会主义的形式演变的问题上，我们必须考虑这些因素。
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危机替换策略
目前，人们普遍认为1999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撤销是次级抵押贷款泛滥的罪魁祸首（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实行于1933年大萧条时期，旨在遏制不受监管的投机行为，因为当时的投机活动已使大萧条愈演愈烈、无法终止）。此外，人们认为该法案的撤销加剧了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因为投资银行得以广泛进入之前无法进入的投机性投资领域。但事实是，撤销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行为本身已经表明，新自由主义进入了美国金融体系的心脏，成为开发金融服务业“现代化”新方法的途径——即把集中在货币中心银行的大量资本重新循环起来、获得利润的新方法。如果把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撤销看成是新自由主义对自由派凯恩斯主义内在矛盾的回应，那么就要思考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资本主义的改革如何在危机中诞生。当然改革的目的不是为资本主义经济体中的大众利益服务，而是为金融资本的利益服务。
运用这种广义的、结构性的分析方法，我们可以得出下列结论：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撤销和之后的次贷危机的扩大很可能是资本主义为了避免先前政策调整导致的后果而采取的危机替换策略。在1971年美国放弃固定货币兑换率和美元黄金本位制之后，美国随即采取了相似的危机替换政策。越战期间，当美国国际债务不断累积导致危机出现时，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不再愿意为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奢靡行为提供补贴，美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矛盾开始暴露。于是，美国利用自己的地位创造了石油美元体系，有效地促进了美国国际银行业的利益、维护了美国在全球金融的控制地位。但是，通过分析当前危机的成因、危机与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联系，我们可以看出，当大量新资本涌入资本主义银行体系、追逐获利机会时，石油美元体系迅速成为又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的根源，而且此次危机更为严重。因此，这两种危机替换策略只不过起到了暂时缓和危机的效果，但在全球政治经济中又引发的新的矛盾和紧张，又需要新的危机替换策略出现。
如果我们把新自由主义及其政治经济改革看成是危机替换策略，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美国从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确立的世界经济警察的地位。美国对体系的控制权是这个体系的核心矛盾之一，因为它建立在美国是永恒的世界经济和政治最强国的假设之上。但同时，体系又以竞争性资本主义为中心构建全球政治经济，因此冲突是必然的，并且当其他国家取得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进步时，冲突将会加剧。新自由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和80年代的英国萌生，其核心主要是论证剥夺政府政策制定权的合理性，甚至是必要性。通过美国在布雷顿森林经济机构中的核心作用，这种思想迅速传播到全世界。新自由主义不仅改变了这些机构的指导思想，也改变了其运作的结构。当美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的角色不断被质疑时，体系改革的重心越来越倾向于危机替换策略，特别是“以市场为基础”的政策，而不是真正的结构改革。
货币循环和次级抵押贷款
次级抵押贷款是个严重的教训，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当前的危机不是一次普通的、由少数投机者的恶劣行为导致的衰退，而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性危机。作为一种经济体制，资本主义最有效率之处是制造并加剧经济和政治的不平等，其最无效率之处是无法对社会需求和系统变革作出回应。在本次危机发生之前、次贷危机发生的同时，货币像旋转木马似地持续流转。分析货币的循环方式将有助于理解，危机是不可避免的，是由现代资本主义内部的矛盾对立决定的。
目前，资本主义理论和政治中存在着两极。一极是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凯恩斯主义，坚持只要建立机构对基本经济功能（尤其是货币和市场准入权）进行监管，资本主义是可以被驯服的。另一极是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从凯恩斯主义的废墟上萌发，满足了资本主义不断提高利润的需要。半个世纪以来，在世界政治经济中，我们可以看到资本主义在两极之间的摇摆，但因为两者都存在着基本矛盾，因此都无法战胜对方。一些批判政治经济学家，如苏珊·斯特兰奇，早就预见到了这些矛盾。在《赌场资本主义》中，苏珊·斯特兰奇对全球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并指出投机性投资导致的货币循环甚至在当时就开始编织投机的网络，直至导致目前的危机。
次贷危机的根源往往被归结为：政府撤销了萧条时期政府对银行业的管制，使投资银行有权进入并最终主导了房地产市场。但是，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撤销本身就是20年来放松管制运动的产物（放松管制运动是由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提议的、由金融资本家实施的、旨在增加获利机会的运动）。因此，很明显，危机的根源不是投机——投机只是导火索——而是旨在鼓励投机的金融体系的设计方式。货币循环导致投机狂热，投机狂热过后，货币循环才暴露出来。货币循环必须被看成是基础性的、系统性的现象，而不是系统内个别人的恶劣行为导致的后果。
如果次贷危机的根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经济历史学家似乎是这么认为的），那么21世纪初货币循环的动因也可以追溯到同一时期。而且，货币循环与巨额资本（即体系内生成的利润）再循环的问题相关。这两个时期的主要区别是利润来源不同：20世纪80年代的利润来自美国货币中心银行里积聚的石油美元；21世纪初的巨额利润来自苏联解体后的狂热投机。后者与前者不同，后者的来源和影响更为全球性，并因新兴通信技术带来的全球经济变革而大大强化。
引人注目的是，虽然两次危机相隔约20年，但在危机的形成方式、危机对体系的危害、危机为将来危机埋下了隐患等方面非常相似。例如，在两次危机中，为了增加贷款方的利润，在正常抵押贷款程序中没有资格购买住房的借款方（在次贷危机中多为投资者）根据“特殊”条款获得了借款资格。此外，在两次危机中，都是借款方——而不是贷款方——承担了违约风险。两次危机中资本主义银行都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和保护，没有受到任何损失。
两次危机的最大不同之处是贷款规模和导致灾难的潜力。例如，近期用做次级抵押贷款的全球资本数量令人震惊，仅美国就一度达到12万亿美元，而在上一次危机中需要循环的过剩石油美元在20世纪80年代最多仅为约1110亿美元。此外，在第一次危机中，冷战处于全盛时期，美国的势力与战后基本持平，这使美国可以轻易迫使其他布雷顿森林体系成员与之合作；但当前美国国力的明显下降限制了美国单方面制定全球政策议事日程的能力，使危机加剧。最后，在第一次危机发生时，政府普遍对本国经济有着很强的控制能力，美国也拥有强大的管理全球经济机构的能力，而当前危机清楚表明政府的经济控制能力普遍下降。
从历史的角度看，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撤销在帮助投资银行进入房地产领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原因是房地产部门为银行提供了几乎不受监管、牟取暴利的机会。这个过程的私有化只不过是一种危机替换策略，实施了这个政策，政府不必为之后的危机担责，同时政府作为银行和投机者最后贷款者的角色得到了维护。
银行的破产
货币如“旋转木马”般的循环方式及其后果也揭示了银行在危机中破产的原因。与其他更为民主的国家不同，美国的中央银行——美联储——完全由私人部门控制，来自企业、银行和财政部的代表行使理事的职责。这种制度意味着危机是由资本家管理的，而自我标榜为“民主”的美国国会对这些资本家没有什么控制力。最后，危机的最坏结果是由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承担的。因此，并不是所有银行都受到了危机的影响，个别银行的倒闭只体现了美国资本主义的部分缺陷。广义上讲，美国资本主义的缺陷体现了新自由主义重建过程中（新自由主义重建始于20世纪70年代，其特点是支持金融资本、不支持工业资本）国家资本之间的利益冲突。新自由主义重建之后，经济势力的金字塔结构开始出现。美国对国际银行业和金融业的依赖性进一步增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护美国经济和美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但是，这种金字塔结构进一步扩大了美国资本主义的内部冲突，从长远角度看，削弱了美国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领导者的活力。
从危机发生时美国国内和国际的投机性投资工具（如信贷违约交换[CDS]）的开发方式和运营方式上，我们可以清楚看到次级抵押贷款与美国货币中心银行及金融机构之间的联系。当人们只顾着批评这些工具时，他们忽略了美国金融体系和银行体系不断增强的投机性。更确切地说，大多数分析家只限于批评政府的松懈管制、把矛头指向贪婪的投机者，却没有注意到投机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的“母乳”。金融的多层次化意味着次级抵押贷款的高风险可以转嫁给第二层、第三层、第四层、第五层的投资者，风险最终被转移到毫不知情的公众身上。公众的退休基金缩水，国家财政受损，大笔税收被用于解救投资银行。今天，即使当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被要求为这些奢侈行为买单时，也没有人出面解释用于“解救”银行和投机者的数万亿美元的具体去向。
还有一点需要理解：事实上只有中小型银行才可以真正破产。中小型银行破产后，其资产就会被大银行以极低价接收。因此，在2009年第三季度破产、倒闭、被兼并的140多家银行中，绝大多数都是以地方企业、房屋所有人等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为主要客户的小银行和/或地方银行。在那些货币中心银行和投资银行中，只有贝尔斯登公司在2008年3月被美联储强制性兼并到美国银行旗下；遭受同样命运的还有雷曼兄弟，这个有158年历史的国际投资银行和美国最大的金融机构之一被迫在2008年9月破产。小银行和大银行的截然不同的命运反映的不是美国政府在金融管理中的重要作用，而是美国政府允许金融资本家（他们几乎不受政府控制）代行这种金融管理职责。因此，当大投资银行层出不穷地创造投机工具时，它们已经“太大而不能倒闭”了，因为它们已经成为了美国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核心。
2008年银行业危机的遗留问题可以更好地诠释金融资本和政府职能的结合。例如，当人们开始讨论银行资产（包括次级抵押贷款）的标的价值时，危机就已经出现。根据美联储的规定，当对资产的价值存在怀疑时，银行提供贷款的能力将受到限制。因为贷方不能评估新增贷款的风险，所以最后新增贷款降至为零。这种“信用恐慌”通过联系日益紧密的全球银行体系及其借贷网络迅速扩散到全美国，然后是全世界。紧急出台的不良资产救助计划（TARP）不可能对债权人（无论他们是私有房主、小公司，还是州政府或地方政府）有任何实质上的帮助，因为这个计划的焦点是缓解萦绕在美国银行周围的投机压力。再后来，新上任的奥巴马政府出台了经济刺激计划，在宏观经济持续衰退的情况下仍然集中力量稳定银行。政府以银行为中心的政策使工人阶级受害最深：失业、丧失房屋赎回权接踵而至；同时，社会保障网络缩小、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不再提供一些重要的服务，更令他们的处境雪上加霜。
未来之路：展望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的社会主义
当前的危机既是制度性危机也是意识形态危机。在危机发展过程中，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可信度、美国的经济和政治领导力被不断削弱。首先受损的是新自由主义在塑造制度上的意识形态力量；接下来必然受损的是美国主导的全球政治经济。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将在美国或全世界取得胜利。但是至少有两个因素似乎朝这个方向努力：(1）资本主义作为经济组织原则的明显无效率、不同形式的社会主义在发展中国家中相对的成功；(2）恶化中的全球生态危机只能通过合作的、民主的参与才能解决。
如果美国想从这种经济危机螺旋的模式中脱身，那么美国国内和国外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广泛批判必须上升到新的层次，超越凯恩斯主义自由派的改革方案。半个世纪以来，美国资本主义在缩减对人民和对经济的投资、加剧不平等方面表现得最有效率。但布雷顿森林体系为美国提供了帮助——美国从倒霉的发展中国家搜刮财富，部分地弥补了缩减投资对美国国内的冲击。但是，当中国、印度和巴西崛起、成为新的经济强国集团时，这个手法不再管用。现在，即使孤陋寡闻的美国民众也意识到美国没有为民众提供基本的服务，包括在其他发达经济体中极为普遍的医疗保健服务、有效的教育等。缺少了这些，美国不太可能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世界中成为具有经济和政治竞争力的强国。
现在，凯恩斯式的自由主义被看作是新自由主义的接替者，但是它的作用不会超越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在当时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缓解了美英资本主义的突出矛盾，但战后欧洲最终还是放弃了凯恩斯主义，选择向民主社会主义靠拢。凯恩斯自由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被颂扬，被称作“新的道路”，因为当时资本主义岌岌可危。当时，为适应社会主义的思维和结构，并使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所用、所控，社会主义者、甚至共产主义者都被邀请加入政府。虽然这种制度从来都不尽完美，但是这种妥协使社会主义的提议合法化，时至今日，受危机影响的民众仍然受惠于当时建立的广泛的社会保障网络。因此，社会主义重建的基础在我们脚下，在公众意识里，社会主义重建蓄势待发。
如何在自由主义的雷区中前行、确保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重建，是社会主义者面临的挑战。这意味着在意识形态上要有效地抵制凯恩斯自由主义的观点：“最好的方式是进行有效的、民主的监管”。但是，历史几乎无法为这种观点提供佐证，因为凯恩斯主义忠于资本主义，因此不可能对市场进行有效的监管，从而无法避免资本集中。此外，从美联储的历史上看，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一直是试探性的、犹豫不决的，最终取决于资本家的权力和资本家保护自身财产的需要。因此，即使是凯恩斯自由主义提供的最为仁慈的福利待遇，如免费教育、住房补贴、劳动力最低工资等，从来都不是稳定的，总是由取得体系控制权的资本家决定。实际上，当资本主义和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资本家总是“胜利者”，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总是“失败者”。
第二个因素是愈演愈烈的全球生态危机。这个因素可能是迈向民主社会主义的更大的推动力，因为它挑战了资本主义制度——这个以剥削人民、剥夺地球资源为必然手段的制度。这个趋势是令人鼓舞的，因为可持续发展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本质是合作和民主，这个理念开始在国际社会流行。欧美之外的国家也将意识到批判经济生态学者提出的这种趋势，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专家成了这种理念的最有力的发言人。诺贝尔委员会将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纪念奖授予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表明该委员会已把可持续发展前提——合作和民主——作为环境政治学的中心。
环境可持续性的中心问题是在人类欲求和自然需求之间保持平衡。如很久之前卡尔·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的自然趋势是将所有人类关系降低成为客体化的和量化的市场价值。资本主义的这个普遍趋势同样企图将自然缩减为在资本主义市场上可以交易的经济价值。因此，不出意料，气候变化国际协议的焦点是市场机制（如排放交易制度），因为该协议是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框架中、站在新自由主义的思想高度上制定的。正如批评家们所说，在这些资本主义的建议中，没有一种建议在真正意义上承诺减缓全球变暖，更不用说终止全球变暖了。实际上，在资本主义政府依靠经济增长获得政治上的合法性的同时，它们也依靠获取和使用自然资源的便利性——这就与遏制资源消费、维护可持续生态环境的努力背道而驰。
不幸的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战胜了自由主义的环保组织，以至于有时难以判断哪些决定是对生态可持续发展有益的。目前很多重要的生态辩论（如气候改变的挑战）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幸运的是，社会主义开始对生态危机作出回应，提出了诸如“气候改变是否会促进世界公平？”“资本主义能挺过气候危机吗？”等问题。在论证民主的社会主义能够通过提供一种超越资本主义市场的方案时，我们应首先援引奥斯特罗姆、生态社会主义运动倡导者和批判政治生态学家们的观点，即为了长期可持续生态环境的共同目标，人类有能力超越资本主义培育的竞争关系进行合作。
（房广顺：辽宁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车艳秋：辽宁大学公共基础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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