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如何面对全球能源变局
■ 环球财经记者 刘美
日本核泄漏事故阴云未散，利比亚硝烟又起。众所周知，自从三次科技革命以来，能源成为了国家经济的命脉。为了争夺对世界资源与能源的控制权，从武力攫夺到金融战争，国与国之间屡起纷争。如今，世界能源掌控版图又将出现怎样的变化？中国对此又该如何应对？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所副所长赵宏图及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刘军红，在接受《环球财经》记者专访时，表达了他们对上述问题的看法。
全球核能复兴面临政治冲击
赵宏图认为，核能源是一种政治性很强的能源，二战后曾一度被认为是最有可能替代石油的能源，但后来美苏相继出现安全性隐患，导致核能发展趋势受到很大的抑制。美国在三里岛核泄漏事故后，已有约三十年没有建新的核电站。欧洲的核能相对比较发达，但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以后，加上欧洲绿党的兴起，欧洲在政治上反对核能的声音一直很强。
前些年在油价上涨和气候变化的推动下，核能一度出现复兴。本次日本核泄漏事故无疑给这种复兴带来很大影响。人们心理上受到很大冲击，反对核能的声音一定会更大。现在很多国家都发表声明，要对核电项目进行安全性的全面检查，一些在建或筹备中的核项目都暂停了，在某种程度上放缓了核能发展的步伐。
应尽快建立全球性的核能源安全监管体系
但赵宏图同时表示，从长远来看核能肯定要继续发展。历史上每次核事故都会给人们带来巨大的心理冲击，但过后人们会理性思考，我们是否需要核能，核能究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赵宏图认为，由于欧洲国家核能比例已经很高，因此遭遇的阻力会大一些，但在新兴国家如中国、俄罗斯、印度等，核能发展的势头还会持续下去，只不过会更重视安全性与技术上的进步。
刘军红也对《环球财经》记者表示，在长期范围内，核电仍然是一种相对成熟并具有充分潜力的能源。他认为，日本核泄漏事件带有某种特殊性，日本发展核电的监管体制存在弱点，可以说是一种反逻辑的体制。日本核电是国家战略、经（济）产（业）省推广、民间运作。其中负责监管的安保院只是经产省下属能源厅再下属的一个单位，相当于是“球队”本身同时充当“裁判员”的角色，很难确保其中立性，不能令民众信服。而我国的核安全局是独立于政策制定部门的单位，两国没有可比性。
刘军红认为，以法国的经验来看，全球大规模推广核电是可行的。与其他清洁能源如风能、太阳能相比，核能的效率最高、相对成本最低。他在采访中援引报道称，比尔·盖茨投资的能源公司正在研发一种无需更换燃料、最长运转100年的小型核电站。据称这种技术可实现10万千瓦的小型反应堆发电，非常适合中小城市使用，而且100年的运转时间将使单位时间发电成本接近于零。如果类似技术能够获得突破，核能将展现出更加巨大的潜力。
刘军红呼吁，发展核能、维护核安全代表着全世界的利益，中国、美国、日本、法国等应当联合推出全球性、通用性的核能安全体系，这应是本次日本核泄漏事故带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能源的海外投资应区分“走出去”和“拿回来”
从能源本身的角度，赵宏图认为，不论是石油、天然气还是发展核能所需的铀矿，都已经形成了相对成熟的市场，在目前尚不存在资源性枯竭的前提下，与人们经常谈到的供应制约需求相反，从根本上讲是需求决定供应。近些年有些国家建设核能的发展速度较快，导致铀的供应紧张，铀矿价格大幅上涨，在这次日本事故的冲击下，这种情况可能会有所缓解。同时与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时相比，石油市场也更完善，出现产油国故意中断供应的可能性明显降低。
至于我国的石油进口会否受到目前“大中东”动荡局势的冲击，赵宏图表示，“首先要区分两个概念：‘走出去’和‘拿回来’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走出去’指的是对外投资，理所应当获得投资收益。实际上我们在利比亚石油相关的投资比较少，重点还是劳务输出。即便是石油方面的投资，也并不是说要把石油‘拿回来’。投资拿的就是投资的收益，它和投资产生的石油怎么分配（是否要把石油拿回中国来）是两个概念。能源投资也是一种投资，并不意味着占有资源。从这个层面来讲，我们应该探讨的其实是企业如何评估对外投资的政治风险。欧美国家一方面会帮助企业避免风险较高的投资地区，另一方面则通过发展国内的保险行业，让企业在遭受突发事件时能够获得赔付。这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中国能源企业海外收购容易遭遇政治偏见
对于近年来我国企业尤其是能源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和收购时屡屡遇阻这一问题，赵宏图分析认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东西方在认识国家与企业关系方面存在文化差异。在西方尤其是美国，国家与企业分得很开。当然他们的原则也是企业利益要以国家利益为重，例如很多与能源相关的投资，有些项目是美国企业与当地合作的项目，但后来美国和这些国家交恶，要对它们实行制裁，美国政府就会要求企业从这些国家撤离，这时企业利益就要为外交利益让步，但企业本身并不是跟国家绑在一起的。而在中国，“国”和“家”是一体的，在民众的观念中，还是相信企业对外投资“走出去”和“拿回来”要连在一起。
赵宏图建言，不宜过度宣传“企业投资要跟国家利益挂钩”，这容易给我们的企业带来很大的负担。“我接触的很多西方人不理解，他们认为国家和企业应该是分开的，他们认为中国的企业有国家背景，于是就担心你投资的目的，就要审查你。抛开对方的保护主义不谈，我们的很多并购失败与上面谈到的这个问题是有关联的。”
“事实上，当我们说中国的能源企业‘走出去’时，是跟‘请进来’（而不是‘拿回来’）相对应的，这两个词的根本含义是改革开放中的对外投资和吸引外国投资。但外国人因为对中国不了解、不信任，‘走出去’就被西方理解成对外扩张，和西方争夺资源。国内也有很多误解，认为到国外投资就一定要把资源拿回来。实际上，我们企业拿到的份额油基本上都卖到国际市场了。从投资的角度来说，我们的企业去投资开采，主要是出于当前国际石油业上游高利润的驱动。”
新能源取代传统能源还需要漫长过程
枪声一响，油价就涨。刘军红介绍道，一般认为当国际油价超过70美元/桶，替代能源的收益性便成立。又有学者说国际油价超过100美元/桶，将成为传统能源向新能源过渡的转折点。目前油价再度突破百元大关，新能源自然成为关注的焦点。
对于新能源取代传统能源“转折点”这一说法，赵宏图表示了质疑，“我认为新能源取代传统能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首先油价是波动的，是不是能一直稳定在100美元/ 桶以上很难说。2008年金融危机时油价一度涨到147美元/桶，然后很快就下来了。”
赵宏图认为，新能源的发展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本身的经济性。在人类历史上，前几次能源转型——不论是煤炭取代木柴，还是石油取代煤炭，背后都是使用能源的那些设备——或动力系统的根本性变革。
蒸汽机的发明使煤的需求大幅增加，内燃机以及汽车推广之后，对石油的需求大幅增加。而现在还没有在动力系统方面发生根本变革。所谓混合动力车、电动车，至少在目前还存在很多问题，很难像蒸汽机和内燃机那样大规模应用，更不能引领主流能源的转型。
何祚庥建言中国能源战略
■环球财经记者 刘洋
北京，初春。
与往年同样明媚的阳光下，“购盐潮”背后所体现的日本核泄漏事故印记，悄然加在这座千年古都之上。3月17日，曾参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开发的中国科学院院士、理论物理学家何祚庥老先生，在武警总医院住院部接受了《环球财经》专访。何老腰椎有疾，不日后将接受一个较大的手术。也因此，何老此前推掉了其他一些媒体的专访请求。
就在一天前，3月16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应对日本福岛核电站核泄漏有关情况的汇报。会议决定立即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全面安检；立即停建不符合安全标准的核电站；核安全规划批准前，暂停审批核电项目等。会议要求继续加强辐射环境监控和重点区域监测。
见面远比想象中轻松，耄耋之年的老者对于前一天中央做出的决定表示了高度的认同。《环球财经》杂志社副社长彭晓光与何老的对话也从这里正式开始。
技术难度制约发展空间
彭晓光：日本地震引发的福岛核电站事故危险等级不断提升，这一事件既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也引起了人们对中国核能发展的关注，各方面都在对此进行评估。我们想听听您对此的看法。
何祚庥：我不完全是专家。我们这代人都有一个传统的梦想，将来中国的能源问题能够通过核能得到最终解决。现在的核工还抱着这样的理想，但是我已经放弃了，放弃的原因并不是我对核能不忠，而是我个人认为难度较大，这种难度不仅体现在技术上，也体现在成本上。
发展核能，是我国两代科学家传统的梦想，但梦想与现实之间是有距离的。除了技术和成本，还要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资源问题。在发改委一次座谈会上，我曾提出一个材料，我说我国应该发展可再生能源，理由是核能资源不够，当时有一个数据表明，以中国的资源发展核能，一共只能够25座标准核电站（100万千瓦）运行40年。去年年底，我国在快堆后处理技术上取得突破后，媒体曾报道说“由于快堆技术的成功，我国的核资源可支撑年限将从60年延长到3000年”。我个人认为这个说法不够准确，因为它没有说明是多少千瓦的核电站运行3000年。
与世界核工业先进国家相比，我国还有很大距离。我们现在是世界第八位，印度是世界第七位，排名只相差一位，但实际差距有多大呢？我这里有个材料，据《中国核工业报》2011年3月2日报道，印度的实验快堆1985年实现临界，中国实验快堆2010年才实现临界，差了25年；印度于2004年开始建造的50万千瓦电功率原型快堆将于2012年建成，我们国家正在建设试验快堆只有25兆瓦，约是印度的二十分之一，且可能在今年建成，而我国拟自主设计的示范快堆项目尚未立项；印度已拥有3座小型热堆乏燃料后处理厂，我国的第一座大型热堆乏燃料后处理厂尚在拟议之中；印度于2005年在世界上率先完成了快堆乏燃料的水法后处理热实验，我国快堆乏燃料后处理技术研究刚刚起步；印度具备了快堆MOX燃料制造能力，并可为即将建成的原型快堆提供燃料，我国尚未掌握快堆MOX燃料制造技术；印度自主建成了3座高放废液玻璃固化厂，我国尚不具备玻璃固化厂的建设能力，目前依赖进口。
核能受到推崇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其被认为是清洁能源。核能也可以说是清洁能源，但是如果放射性产物得不到妥善处理，就成了危害极大的污染能源。全世界过去的核电站成本都很低。上世纪60年代美国的核电站一度做到1度电4厘钱。那时候觉得核电前途一片光明。成本如此之低的原因是那时没有重视安全问题。美国三哩岛事故、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出来以后，大家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于是要确保安全。
方法之一是设计上进行改进。过去不确保安全是为了省钱，因此确保安全的必要条件是多投钱。首先要保证核反应堆的设计安全，再者是外墙的抗震能力。应该说日本人在设计核电站时是考虑到了这个安全的。日本建筑的抗震结构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技术领先的，因此这次福岛核电站泄漏事故，不能怪日本的工程师和设计师，9级地震确实是太大了。在安全问题上，不给钱是做不到的。我们的高层建筑结构水平与日本在技术上还存在差距。因此中央最近重新审视对核电工业的发展，我认为是非常正确的。从安全角度和成本角度都应该加以考虑。
核电宜用于特殊用途
何祚庥：此外还有资源方面的考虑。中国是国际上公认的贫铀国，各国铀的储量是保密的。但全世界铀矿的数字是公布的，目前约为500万吨天然铀。我个人的计算是，中国土地面积占世界陆地面积6%。中国是贫铀国家，不可能超过平均值。因此我的毛估是中国天然铀储量不超过30万吨。但有一个变量来源于青藏高原，其下的铀矿储量目前是个未知数。
彭晓光：目前我们的铀主要从哪里进口？
何祚庥：最开始找加拿大，但是加拿大因为美国的关系不卖。后来找澳大利亚，一开始成功了，还草签了协议，但后来美国一施加压力，澳大利亚马上就决定不卖了，只是象征性地给了一点以表示友好。现在只能依靠哈萨克斯坦，但目前还未见到正式合同。
还有一个问题，中国现在的规划是要建设100座或者200座核电站，印度的规划则是400座。如此一来，全世界肯定会出现抢矿问题。
彭晓光：印度也是贫铀国，但印度在全球购买资源显然比中国遭遇的阻力要小很多。
何祚庥：对。这会成为未来国际政治的一大问题。我认为我们对核的作用应该有一个正确定位。我的观点是，不把核能作为基本电力，而是作为特殊用途和补充能源。
首先，将来最能发挥核能优势的地方是船舶。一次装料，30年运行。未来，大型船舶和航母、潜艇都可以是核动力的。在这些方面，核能的经济性是石油和煤无法比拟的。
其次，核电站可以做成移动电站，哪里缺电就搬到哪里。核电站就是一个船，现在俄罗斯已经研究出来了。这样可以非常好地解决中国电能的临时调配问题，将来京津用电紧缺就把船开到渤海，一根电缆就可以把电输入到电网，上海紧张就到上海，广东紧张就去广东。
还有特殊的，用其他能源很困难的地方可以使用核能，但不要去跟基本电力抢市场。
很多人说核电站的建设也有规模效应，规模大了成本就低了，历史上核电站成本很大，现在很低了。但我说：错啦！历史上核电站成本低，现在成本变高了，因为要重视安全问题啦。规模效应可以降低一些成本，但是为了确保安全，会增加很多成本。我也不认为规模效应能够降低成本，要做出来才算。更重要的是铀价的成本也要有一个长远的眼光，铀精矿价格飞涨。2007年7月，在现货交易市场上，每公斤U3OS高达358美元，在长期合同市场上为每公斤247美元，而2004年中期，这两种价格即仅为每磅20美元上下。
彭晓光：重要的是我们要注意在矿产资源上不能过分依赖国际市场。
何祚庥：是的，这也是我建议只将核能作为补充能源的原因。目前，世界上只有法国将核电作为基本电力，日本所占比较多，也仅占30%左右，美国有反核运动，核电的发展受到阻碍，最近奥巴马表态仍要发展核能。我国的志向是核电占整个发电量的5%。
建议加大水能、太阳能、风能建设
何祚庥：我们国家的能源结构要调整，我建议首先应考虑水能，目前我国的水电技术也是最成熟的。
彭晓光：但是发展水电引发的地质破坏等环保问题所引发的争议也比较大。
何祚庥：我看到近日有些报道非常有意思，日本出了核事故，一些国内媒体却将关注点放在置疑怒江该不该开发，我们该不该盖水电站上。我在这里问一个问题：目前全球核电站已经先后出了三次特大事故，但是水电出了几次大事故？不要说我们中国，就是全世界哪个国家出过一次大事故？一次大事故都没有出过。今年的一号文件里面有一句话：“十年来，我们在水利上欠账过多”。这句话，表明中央已经在考虑战略调整。
为什么需要发展水能？第一，水能是清洁能源。第二，会不会破坏环境？当然，要开发水能，树总是要砍掉一点的。但是，这种破坏是一次性的，是局域性的。
还有我们的水能资源是全世界第一。理论上是7亿千瓦，技术可开采的是5.4亿千瓦，经济可开采的是4.5亿千瓦。但是，我跟水能专家说过，5.4亿千瓦都可以可开发利用的。
我们国家的水能利用率只有30%，世界发达国家的利用率都在80%到90%之间，而且我们国家的水能资源最多。现在“三江保护区”，导致澜沧江不能开发，怒江不能开发，金沙江也不能开发。这么好的水能资源，就因为一些不明争议而白白地付之东流了。这次中央拨付4万亿发展水利，我举双手赞成！
其实，除了水力发电，水能还有另外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做抽水储能电站。什么叫做抽水储能电站？上游有个库，下游有个库，用能源把下游的水抽到上游，然后放下来发电。像十三陵水库上面就有一个约几十万千瓦的水电站是抽水储能电站。
为什么要建抽水储能电站？电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但是用火电调整峰谷比，代价太高；核能原则上可以调，但是成本太高，所以基本上也被认为是不能调的。所以，我们核电站建设时都要求建设配套的抽水储能电站。江西省要建设一个400万千瓦的核电站，同时就要求江西省建设400万千瓦的抽水储能电站。重庆要上马600万千瓦的核电站，也要求建设配套的600万千瓦的抽水储能电站。
同时，我们的火电都要向超超临界技术发展，我赞成。投资虽然大一点，但是效益高多了。但是超超临界的特点是不能停、不能调。因此，如果我们国家要大干快上超超临界火电站的话，我认为也要发展配套的抽水储能电站。
抽水储能电站更重要的应用是什么？是为风能服务，为太阳能服务。我们现在发展风能，但是风能不能上网。不能上网是有原因的，因为风电的波动是电网吃不消的，可能我需要电的时候没风，有风的时候电能又太多了，所以，风能有个外号叫“垃圾电”。但是，如果我们让风能去抽水，让水能去发电不就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我们国家水量很多，且地形复杂，所以，我们有足够的地形、足够的水去建设超大型抽水储能电站。
大到什么程度？我曾跟老同学、曾任长江水利办公室主任的魏廷铮一起去三峡转了一圈，就在三峡水库上面不远，还可以修一个上库。有足够的地形和足够的水，那个地方可以做几亿千瓦的抽水储能电站。长江三峡的装机容量是2200万千瓦，但是其地形条件很可能修建一个超大型的抽水储能电站。当然，实际情况是要打折扣的，但是2亿千瓦是可能的。而且，这里的电网跟全国的电网是连在一起的，这就给全国的电力调配解决大问题啦！所以，要重视大型和超大型抽水储能电站的建设。
所以我认为，能源结构的调整第一位是水能，这个水能既包括水力发电，也包括抽水储能电站。而且，要把抽水储能电站提升到战略高度。因为，只要这个发展好了，我们才能发展风能和太阳能，不然我们的电网受不了。
彭晓光：这次“两会”有代表质疑，为什么要给风能产品和太阳能产品的出口提供这么多的补贴。
何祚庥：从产业扶持上说，我认为目前我们对太阳能产业研发的扶持力度还不够。人们都说，太阳能产品是多晶硅，高耗能、高污染。但是最近我们研究所有一位陈应天教授发明了一种廉价生产太阳能级多晶硅的新方法，低耗能、无污染、价格便宜，成本只有传统产品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但这个项目目前没有经费支持。
我认为，中国发展太阳能的前景远大。中国的太阳能资源是每年17000亿吨标准煤，这是照射到地面上的，连植物吸收的也在内。我们每年消耗的是30亿吨标准煤，500多倍。植物光合作用的能源转化率为千分之二，但我们制造的太阳能电池板的转化率为20%。只要我们能够开发全部太阳能能源的1%，中国的能源问题就基本上全部解决了。
这么好的资源，为什么不用？因为太阳能太贵了。我承认，现在确实有点贵。但是，我们还有很多好办法可以让它便宜下来，这需要资金支持。
彭晓光：目前国内的太阳能产业还缺乏特大型龙头企业。煤炭、石油都有龙头企业，但是太阳能没有。
何祚庥：一方面我们对太阳能不够重视，另一方面，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政策去通过研发降低成本，使得太阳能可以利用。但中国的能源问题最终还是要依靠太阳能来解决的。因为资源量摆在那里嘛！现在惟一的问题是需要通过技术进步来降低成本。
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对其本国的清洁能源发展做了一个排序。第一位是风能；第二位是太阳能；第三位是水能，美国的水能已经开发得差不多了；第四位是天然气；第五位是洁净煤技术，但是这个成本也很高；第六位是核能。
我们国家也需要根据自身资源、技术条件做相应的能源发展规划，我们一直在说“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转变发展方式，能源是关键。按照我的理解，过去是以火力发电为主，要么是开采煤，要么买石油，要么买天然气。但是现在，煤快没了，天然气不好买。于是寄希望于核能。以我个人的看法，我建议第一是发展水能，第二是太阳能，第三是风能。
风能为什么排在最后？风能价格便宜，但是风能的开发有地域限制，而且风能占地面积太大，每平方米的风能发电量是5瓦，而太阳能可以达到50瓦。而土地是需要计入成本的，沙漠可能不用钱，但是沙漠的开发也是需要钱的。
（实习记者向捷对此文亦有贡献）
构建中国海外保障体系迫在眉睫
无论是保障我国能源和资源的海外供应，还是保护我国企业在海外的工程与投资，都需要构建一个有效的海外安全保障体系。此次中东、北非地区的乱局给我国的海外投资敲响了警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
■ 陈晓进
中东、北非乱局仍在持续进展之中，全球化时代，中国无法独善其身，在这一波乱潮中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如何在海外经济利益迅速扩张的同时，建立起相应的海外保障能力，已经是迫在眼前的难题。
北非乱局搅痛中国经济的神经
根据商务部的统计，受地区局势动荡影响，今年1至2月，中国在非洲地区承包工程业务新签合同额34.7亿美元，同比锐减53.2%，其中，在利比亚新签合同额同比减少45.3%，完成营业额减少13.9%。中国在利比亚共承包了50个大型项目，涉及金额188亿美元。目前13家央企在利比亚的项目全部暂停，而且复工无期，这些投资主要集中在基建、电信领域，预计将面临较大损失。
中东、北非的混乱局势也影响了我国能源进口。2010年中国进口原油2.39亿吨，原油对外依存度已超过50%。中国从中东和非洲的原油进口量占总进口量的81%，而发生动乱的中东、北非国家，恰恰都是石油生产大国，而且都与我国有着长期稳定的供应关系。中东、北非两地政局的动荡会严重威胁到中国能源供应的稳定。近日，仅仅是心理担忧的预期因素，就已造成国际油价大幅上升，纽约和伦敦布伦特原油市场在利比亚动乱升级的2月23日暴涨，突破和逼近每桶100美元/桶大关，达到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对我国石油进口造成一定影响，可能会严重影响到我国经济发展大局。
更为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是：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动乱，造成该地区政权的频繁更迭，很可能使我国多年来在此地区的外交经营成果付诸一旦。以利比亚为例，如果卡扎菲下台，欧美必定会扶持成立一个亲西方的新政府，欧美参战国在此地区的商业利益将得到确保和优先，而我国的经济利益是否能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安排，则成为未知之数。
海外保障能力落后于海外经济利益的增长
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始，我国在分享全球性的开放市场，加入全球资源的统一配置的同时，也在全球化产业链中确立了自身的位置：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悄然风靡全球。随着制造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我国对于各种自然资源的需求也相应地不断增加。无论是石油、天然气等能源，还是铁、锰、铜、钾盐等大宗矿产，我国的后备储量都严重不足。因此，充分利用海外资源，寻求和建立海外稳定的矿产资源供应基地，就成为维护我国资源安全、保障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多年的经济发展也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具备“走出去”争取海外市场的实力。目前，中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遍布全球将近200个国家和地区。根据商务部的统计，我国2010年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900亿美元，有54家企业进入了全球最大的225家国际承包商名录，共完成了海外工程营业额505.91亿美元，在入选企业数量和业务总额两方面，均为全球第一。我国企业在非洲地区和亚洲除中东以外地区占领了市场高地，其中在非洲地区共完成营业额208.0亿美元，占36.6％。
无论是保障我国能源和资源的海外供应，还是保护我国企业在海外的工程与投资，都需要构建一个有效的海外安全保障体系。而此次中东北非地区的乱局给我国的海外投资敲响了警钟：我国尚未建立起与自身海外经济利益相适应的安全体系，我国的海外保障能力发展已经远远落后于海外经济利益的增长。因此，在遇到重大的地缘政治变动时，我国的海外利益就很可能处于尴尬局面。正如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所言：“未来5至10年，中国在海外的投资可能会超过中国的吸收外资，故建立有效的海外投资安全保障机制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向谁借鉴——英美日的经验比较
历史上，大国在对外经济扩张时期都曾经面临如何建立海外安全保障的问题。大英帝国当年发动战争，建立海外殖民地的初衷，是为了保障其主导下的海外贸易。可以说，整个大英帝国400年的成功，是经济上的成功扩张，军事上成功保卫了经济扩张的成果。
美国在二战后实行的经济扩张，与英国直接运用军事力量建立殖民地的方式不同，采取了另一种策略：掌握制造业高端，通过掌握铸币权的金融信用，向发展中国家负债，从而“不战而攫人之财”。同时，美国也在控制能源和贸易航运路线的战略关键地区建立了数量庞大的军事基地。如在中东、北非，美军的基地和设施遍布于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巴林、阿曼、埃及、肯尼亚等国家。军事力量和金融手段，共同构成了美国保障其全球利益之盾。
与英美两国相比，日本走了一条和平扩张之路。日本在二战后事实上经历了两轮高增长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海外扩张热潮：第一轮发生在上世纪50至60年代，日本充分利用廉价劳动力，把大量商品出口到国际市场；第二轮发生在80年代中期，日本在许多关键性领域奠定了优势地位，许多企业开始寻求海外投资办厂，收购了大量海外资产。之后20年日本本土经济长期低迷，海外资产收益成为日本的经济支柱。
由于受到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国内外环境制约的限制，日本无法运用军事手段建立海外安全保障，因此长期来实行经济外交，用政府开发援助（ODA）为主要方式开辟海外市场。1980年的日本《外交蓝皮书》宣称：ODA是“为确保日本的综合安全保障而付出的建立国际秩序的代价”，也是为“确保广义上的安全保障”所必不可少的。在上世纪90年代，日本利用西方国家普遍陷入“援助疲劳”之机，一跃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对外援助国，并连续多年保持了这一冠军宝座。通过ODA，日本另辟蹊径、扬长避短，获取了廉价资源，拓展了海外市场。
客观看待我国当前面临的国际处境：我国的军事政策是防御性质的，海外军事力量弱于一些西方大国的局面将长期存在；我国一直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并无成为全球霸权国的野心；同时，维护现有国际经济秩序的稳定，也是符合我国实际利益和立场的。因此，我们宜充分运用外交和经济力量，建立我国的海外安全保障体系。
充分运用外交和经济力量构筑海外保障体系
为减少发达国家对中国与非洲、东南亚等国家合作的担心，我们应该加强与欧美国家各种形式的交流，建立高规格的双边和多边对话机制。据悉,法国总统萨科齐即将访华，重点议题是与中国商谈建立“20国集团”秘书处问题。我国应充分发挥我在“20国集团”中的影响力，借机与法国探讨我国在利比亚当前和未来的商业利益问题。
在资源外交上，应更加重视周边国家，有利于提高中国资源供应的可靠性。加大与中国周边地区国家的经济合作力度，比如与东南亚地区、中亚地区以及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与共同开发。这不仅是因为这些周边邻国同样也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与矿产资源，更重要的是这些邻国在中国周边地区，中国的影响力辐射更为有效。同时，中国加快与周边地区的经济合作，将有助于周边财富带的形成，从而对形成一个和睦繁荣的亚洲局面，大有裨益。
在经济上，应继续加强对非洲等地区的援助。从2000年来，我国已免除31个非洲国家100多亿美元的债务，在非洲展示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我国援助非洲采取了不同于西方大国的友好方式，承诺不以干涉内政、强迫非洲国家改善人权等作为援助的先决条件，更不会像西方国家建议非洲大陆采行新自由主义或经济改革计划。许多受惠于中国援助的非洲国家渐渐与我国拉近距离，过去十年中非经贸关系几乎成倍数增长。当前，西方大国受到金融危机的拖累，大量对外援助项目面临削减。我国应借机继续加强对非援助，增强对非洲地区的影响力。
此外，还应充分利用国际规则，建立健全对外投资保险体系。目前国内这类海外投资信用类保险审批程序繁琐，且费率较高，应从国家海外资源战略和方便资源开发类企业走出去角度考虑，对相关的保险体系进行改革。除通常的出口信用保险外，中国还是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的缔约国，该机构可向跨国直接投资者承保外汇冻结险、资产征用险、合同中止险、武装冲突和市民暴动险。对这一险种，亦应加强对资源类走出去企业的宣传。
中国与南非在“金砖国家”框架下合作探析
中方可推动在中国与南非优势互补的领域开展涉非多边合作，扩大新兴大国的利益交汇，扩大南南合作的领域，减轻西方对中非合作的压力
■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 汪巍
2010年12月，中国作为“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轮值主席国，与俄罗斯、印度、巴西一致商定，吸收南非作为正式成员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南非的加入将有利于“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发展，促进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合作。2011年4月中旬，“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在中国海南三亚举行。“金砖国家”是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西方国家都无法参与的“论坛”，是中国在西方制定的游戏规则之外提高国际影响力的最重要的经济机制。
伴随“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逐渐形成，作为全球新兴经济体代表的“金砖国家”国际影响力也日益增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算，“金砖国家”的GDP总量将从2008年占世界份额的15%上升到2015年的22%。“金砖国家”同发达国家不是一个竞争关系，而是开放、包容的，是南南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南北合作的桥梁。南非经济约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0.5%，南非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将有利于五国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联合国改革、减贫等重大全球性和地区性问题上协调立场，更好地建设一个公平、平衡的国际政治新秩序。
在“金砖国家”框架下，中国与南非可在以下领域加强合作：
1.共建国际新秩序。南非主张通过政治和外交努力，建立更加公正、民主的国际秩序。2011年，所有“金砖国家”要么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要么是非常任理事国，这将有利于中国与南非等“金砖国家”密切协调配合，倡导多边主义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合法权益，在加快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解决全球经济失衡问题；在北非国家政局动荡的形势下，“金砖国家”可支持非洲国家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反对外部势力干涉非洲国家内部事务，支持南非在维护非洲和平与稳定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2.在“金砖国家”平台结合南非等国，积极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和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在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面，一是完善国际货币体系，促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合理化；二是推动“金砖五国”相互贸易结算逐步放弃美元而改用本币，中国可与南非在此方面采取协调行动。
南非主张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给予新兴经济体更大的发言权，要求公开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负责人的选举，结合南非的要求，在未来的国际金融机构改革中，“金砖国家”可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除了要最终实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平等享受投票权外，还要制定公平合理的总裁任职资格和选拔程序、制定科学的份额计算办法和动态调整机制、改革投票规则，避免任何国家有一票否决权等，以使它的治理和决策机制更加符合世界经济多极化的要求。
南非认为，应加强对金融活动和金融产品的监管，监管范围应扩大到非银行金融系统，应建立有效的金融预警系统，中国可结合南非利用“金砖国家”平台要求对国际金融机构实施更严格的监管，特别是将曾长期游离于监管之外的大量对冲基金、主权财富基金、衍生金融产品和信用评级机构等纳入监管范围。
3.联合南非支持我国人民币汇率政策。巴西财长皮蒙特尔近来表示，巴西总统罗塞夫4月份出席北京“金砖国家”峰会期间，有意把人民币汇率“疲软”问题列入会议议程。目前巴西本国货币雷亚尔“被高估”，制造商丧失竞争力，造成出口下滑，国内企业受损严重，经济增长减缓。皮蒙特尔质疑中国让人民币的估值偏低，说明巴西可能会加入迫使人民币升值的行列，以获取贸易竞争优势。
针对巴西对我人民币汇率的言论，我国除做好巴西工作外，也可通过南非做巴西的工作，说明人民币升值将造成国民财富流失和中国海外资产贬值，从而挤压中国本土资本生存空间，说明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符合中国国情，从而最大限度地利用“金砖国家”的支持来平衡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4.与南非共同推动贸易自由化进程，在“金砖国家”框架内外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在后金融危机时期，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有所抬头，巴西、印度等国家也先后对中国产品发起了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这就需要中国和南非一道，在“金砖国家”框架内外，推动贸易自由化进程，抵御当前出现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
5.利用南非的渠道，利用“金砖国家”的资金，在非洲开展项目。非洲现在是世界上经济增速最快的地区之一，今年经济增长有望达到5%，而南非是非洲最大的经济体和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之一，其国内生产总值约占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经济总量的1/3，对地区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引领作用。南非相关企业在非洲金融、电力、电信、建筑、农业等行业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南非每年对非洲投资约14亿美元。南非公司几乎遍布大半个非洲，南非积极推动在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成员间实现85%的商品免关税流动，有利于“金砖国家”成片开发非洲市场。近年来，印度、巴西、南非三国携手开展几内亚比绍农业开发、佛得角卫生诊所等项目，中国可结合上述三国的资金，一道在非洲开展项目。中国、巴西、南非可合资经营经坦赞铁路到约翰内斯堡的铁路旅游线，开发东南部非洲的旅游资源；南非公司迫切希望进入南苏丹，中国可与南非等“金砖国家”携手协助将于7月9日诞生的南苏丹共和国保持稳定，促进“金砖国家”在当地的市场开发。
6.中国与南非在“金砖国家”框架下实现互利共赢。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南非近两年经济增速放缓，失业率升高。为此，南非新政府2009年5月上台以来，采取了“向东看”策略，希望通过扩大与新兴市场国家合作，带动本国经济增长。南非总统祖马去年9月表示，与中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合作会给南非的经济增长带来机遇。南非财政部长普拉温·戈尔丹认为，“金砖国家”将给南非带来刺激经济增长的良好环境，包括学习经济快速增长的经验、共享知识和技术，并将增加南非的贸易额。
中国已是南非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南非也是中国在非洲的第一大直接投资目的地，中方可推动在中国与南非优势互补的领域开展涉非多边合作，扩大新兴大国的利益交汇，扩大南南合作的领域，减轻西方对中非合作的压力。巴西汽车业已直接抢滩南非，巴西与南非财团还合资在非洲勘探开发矿藏；中国可结合南非、巴西优势开展多边合作；可结合中、俄、巴西航空、航天合作的成果，扩大与南非空间技术合作；利用巴西海洋石油技术优势，中国可与巴西合作开发南非海洋石油，为南非经济营造有利的发展环境。中国与南非在“金砖国家”框架下加强合作，将有利于南非经济加速增长，预计南非国内生产总值2011年至2013年的增长率将分别为3.5%、4.1%和4.4%。
7.携手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挑战。南非认为不能因为减排制约南方国家的发展，发达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承担更大的责任；中国可结合南非等“金砖国家”，强调发展中国家受气候变化影响最为严重，要求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上的支持，应对气候变化。
中国与南非已经确立了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战略伙伴关系，中国与南非在“金砖国家”平台加强合作，可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气候变化等重大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推动国际秩序朝更加均衡的方向发展。
非洲资源角逐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客座研究员
■ 《环球财经》编委 张捷
亲历非洲买矿：获得海外资源何其难
2007年时笔者曾与世界某著名贵族家族合作，到非洲买矿。这次经历一波三折，从起初的惊喜到后来的惊魂，最后虽然协议没有签成，但收获良多。尤其是对方在谈判过程中处处设陷，可谓步步惊魂，一不小心就可能会押上自己全部的身家，甚至自由。近些年来，到非洲投资的中国企业家日渐增多，当时的一些心得、体会、反思，权当野人献曝，供同行参考。
一、法律陷阱与律师缺失
非洲欠发达，但绝对不是我们想象的没有法律，相反的，很多非洲国家的《矿业法》极其发达，他们在欧洲殖民时代就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矿业体系，相关法律规定有几百万页，能够装满几个房间。所以在这里，矿业律师是最挣钱的行业！在这里一个好的矿业律师每小时收费2000美元以上，最好的律师要10000美元以上。
法律的复杂就意味着可以设置陷阱的地方多多，这里的矿业法不光要有矿山的归属，还有地上的土地使用权，否则不让你开采；还有地下的土地所有权，没有这个所有权矿不是你的；还有毗邻权，你开采要周边的土地所有、经营者同意；还有环境保护要求；同时严格规定了采矿对于地下水等等的影响要承担的责任等等；把矿山开采完毕，还有恢复环境的具体要求和承诺等等，每一条都可以成为陷阱。而且这里实行的是案例法，很多问题是依据已往案例判定的，光读完了法律还没用，如果不了解当地曾经有过什么样的判例，一样会被人家忽悠。所以别看法律继承了西方的体系，但是由于案例结合了非洲土著的惯例，了解西方相关法律不等于就了解非洲法律。
当地一名老华侨告诉我们，在这里做矿，商业间谍商业贿赂横行，拿一万美金一小时的律师也是会被买通的。这里没有什么商业信誉，诚信极差，他让我们一定要在中国找一个懂非洲矿业法律的专家，由法律专家提出问题。同时在当地要找多个律师，让他们彼此不知道对方，分别问同样的问题才行。
回国后，我们立即先寻找国内的法律资源支持，结果发现找不到一个懂非洲矿业法的专家。如今很多中国企业到非洲进行投资，按照当地律师服务的规则，对于你咨询的律师，你提出的问题他必须如实回答你，答错要承担责任，但是如果你没有问到，他也没有义务必须提示你。如果根本不懂，甚至自己都问不出问题来，那还做什么项目？
二、合同欺诈与诚信思考
在即将签约的最后时刻，我们在合同中发现了一个大问题，他们在诉讼地上做了手脚。我们约定的诉讼地在新加坡，这是考虑到双方距离折中，而且新加坡以华人社会为主。但是他们在合同的某个条款里面，隐藏了如果有欺诈要通过当地法院的意思，这句话是使用当地的土语引用在里面的，当初谈判气氛轻松时，谁也没有深究，就被他们糊弄了过去。
由此还有一点感受非常深刻，就是外国人不像我们原本想象得那样诚信，连大家写得一致的东西都会在打印时再偷偷改回来，可以说是一点基本的诚信都没有，也没有任何的商业道德可言。
这让我想起李鸿章签署中俄密约的时候，俄国人在签字前邀请李鸿章吃饭，然后让秘书偷换了文件。对此很多人都嘲笑李鸿章是饭桶，却少有人谴责外国人的不诚信问题。事实上，就笔者个人经历而言，我认为中国人很多时候诚信是很好的，反倒是一些外国人的诚信、温文尔雅，是建立在他们的利益有多少之上的。他们之所以表现得诚信，是因为面对的利益不够大。在重大利益面前，他们的诡计比中国人厉害多了，所以千万不可以迷信外国人的信用。
三、人身安全与国家保障
我们在城里上街购物时发现一个怪现象：商店都关着门营业，买东西的人要敲门排队进入，而且是一个一个地进，前面的人不出来，后面的人不让进。
老华侨告诉我们，这是因为当地的治安极其成问题，商店都被打劫怕了。首先这里没有死刑，可以随便买卖持有枪支；而且在战乱时遗留的也很多，基本上全民有枪。当然这也没办法，因为野外到处都是食人狮，这些狮子在战乱时吃惯了死尸，如今见到人就攻击，如果把老百姓的枪都收缴了，也是有问题的；再者就是在这儿杀了人，只需交几千美金就可以保释；最后是当地推行当事人主义的刑事诉讼规则，对于杀人犯，如果受害人家属不追究，就没有人尽力追，甚至没有机构为你起诉。
当地的抢劫犯基本上来源于内战时的雇佣兵，内战结束后他们没有生活来源，在非洲多个国家流动。凡是有矿的地方都富得流油，而且携带钱款的外来淘金者特别多，这是他们抢劫的首选。这些人10多岁就当兵，各国的军事组织出于自身需要给他们进行了特种训练。他们每个人都在战场上打过10多年以上，是百里挑一的幸存者，杀人无数，也多次面对生死，视生命为草芥。警察根本对付不了他们。
我们想尽早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打算第二天叫辆出租车去机场，临行前给老华侨打电话告辞。他听说我们要叫出租车去机场，便大惊失色，一定要派车送我们去机场。我们觉得一再麻烦人家实在是不好意思，但是他态度坚决，我们也就不好拒绝了。
等见到老华侨后我们才知道，当地出租车司机基本上与劫匪有勾结，发现适合抢劫的目标后，他们会用手机以当地土语通知劫匪在预定的地点打劫，再与劫匪分赃。难怪这里的出租车都是奔驰320，不抢劫是很难收回成本的！
据老华侨介绍，当地劫匪最爱抢中国人，尤其是直接去机场的中国人，90%以上叫出租车去机场的中国人都会被抢劫。这里的黑人大多数没什么钱，没得可抢；而抢劫白人就会是一个大案，有国际压力，尤其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是会动用特种部队（在当地是维和部队）进行报复的，所以他们不敢。而抢中国人基本上就没什么“麻烦”，中国人爱带现金，而且都没有枪，也不会使用枪。何况去机场的都赶飞机，为了不延误飞机，连报案的都少。如果遇害，通常是受害人家属到这里追诉杀人抢劫犯的财力都没有，基本上都是不了了之。
发达国家的企业在非洲进行项目合作，都是有国家在背后做安全保障的，我们会不时地看到美国等国为保护其公民而动武，进行所谓的“维护和平”行动。在整个过程中“国家”躲在外面，交易中所有的事情是合法的私人企业在市场公开交易下，以所谓“公平”的规则形式进行的。但个人是有国家归属的，最终个人在当地取得的资源，当然也就控制在国家之下了。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这次非洲之行，那位老华侨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他在非洲生活了多年，熟知当地情况，在关键时刻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里我们可以思考一下我们的华侨政策，不一定要强调“落叶归根”，也可鼓励他们在海外定居入籍。另外笔者注意到，在非洲发展的欧美人士，大多拥有双重国籍，因为没有人会为了非洲的国籍而放弃本国国籍，但同时如果他们没有非洲国籍，在当地的行为就受到巨大的限制。非洲对于外国人的政策和我国不一样，他们“反殖民”的那根弦绷得非常紧，对外国人的最惠国待遇与本国人的国民待遇差距甚远，所以没有当地国籍干什么事情都不顺利。而美国等国利用双重国籍政策，在当地投资上相对于我国公民占了很大的便利。
非洲酋长的政治智慧
回首此次非洲之行，惊险不断，也精彩不断。尤其行前“夜郎自大”的心理，在踏上这片土地后逐渐荡然无存。而当地部落酋长所展现出的政治智慧与经济智慧，更让我们刮目相看。
一、“我们的政策就是要歧视外国企业”
去非洲投资首先要关注的是投资所在国的税率，这是投资的关键问题。我们前往考察的这个非洲国家，税收高昂——所得税最高达到48%；对于外国人，还要再加上股东税，是利润的25%。该国酋长的理由是你的钱不在他们的国家消费，是他们的损失，所以要征收你的股东税，而且他们本国人成为股东要交个人所得税，你们外国股东是要给外国交个人所得税的，但是你的这部分收入来自非洲不应当由你们政府征收。我们问酋长，难道你们就不害怕把投资商都吓跑了吗？酋长的回答至今让我汗颜：“如果没有钱赚，税率再低你也不来；如果有钱赚，尤其是你们来开采资源赚大钱的，再高的税，只要能赚钱，你们一样得追着我们。税率低了资源就被掠夺了，而且对于你们这些外国人如果给的优惠不当，你们比我们的国民商业经验多多了，你们就会利用这些优惠欺诈我们的国民！我们发展经济绝对不能建立在放任外国投资掠夺的基础上，所以我们的政策就是要歧视外国企业。”
酋长还表示，他们的重税思维与我们的税收思维是不一样的：他们的国家是以重税来与西方殖民资本进行博弈的，因为在殖民地时期西方早就对该国勘探了一个遍，好的矿产地的所有权早就在西方殖民者的手里了，剩下的就是他们认为价值不大的矿业。而这些矿产在这些殖民者没有开采的时候，你是不知道有多少的，你在人家的土地上勘探，都要土地所有者的同意。而对于这些西方殖民者的产权，即使是国家独立了，也是要保护的，国家如果强行征收，西方列强是不干的，他们的维和部队就是要保护他们在该国的资产所有权。而非洲酋长们的重税，主要就是针对这些殖民者的，因为非洲的部族居民是自给自足的，基本没有什么可以纳税的地方。课税是国家主权，全世界都一样，西方说不得。
由于重税，西方殖民者即使拥有矿藏的所有权，也无法开发拿走，因为只要开发就要给酋长交税，利益的大头就变成酋长的了。所以西方殖民者采取的对策就是不开发，而非洲部族的对策也是不开发，双方一起耗着，谁着急谁就吃亏，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持久战。
我们问：这样耗着的话，国家和政权维持所必需的开支从哪里来呢？怎么让你们有能力长期耗下去呢？酋长的回答再次让我们意外——那就是受贿啊！在这样高的税收下，如果你想要低成本的就得行贿。
贿赂横行是非洲国家留给我的深刻印象，但是黑人老百姓却不憎恨行贿受贿，因为能够出血行贿的是外国淘金者和西方殖民者，受贿使他们黑人部族在取得权力后获得了财富。但是要开采大矿山建立大企业，进行规模经营，却不是光靠行贿受贿就可以办到的，也不能按照行贿受贿的方式生存，所以在此经济社会模式下外国人能够干的就是小矿尾矿，只能是短线、短期的行为，没有触动他们部族和国家的核心资源，而且在必要的时候还可以以行贿和偷税为理由，把以前承诺的全部撕毁。但如果降低了法定的税率，则西方大规模的开采就开始了，真正的核心大矿就会被掠夺一空。中国在非洲的矿业投资，成功的多限于小矿尾矿，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非洲酋长还带有感情地说：这些矿藏和自然环境，就是他们部族黑人将来经济上翻身所依赖的根本，即使他们这一代没有发展，也不能就此断送子孙后代的希望。如果失去了这些资源，他们的部族就会被世界边缘化，就没有了在这个世界生存的空间，所以他们一定要通过税收分到相当的利益。而且世界的资源越来越紧张，谁在最后关头能够持有资源，谁就有生存权！所以他们要耗着，而西方发达世界终有资源紧缺耗不起等不及的那一天，到时候大量的税额和运输矿石的基础投资会使他们国家发达起来。
酋长还说，他们实际上对待投资有优惠政策，就是允许投资进行大比例的折旧，三五年就可以折完。这样大比例的折旧，实际上就是投资者的利润马上就可以通过折旧折光，没有利润当然也就不用缴纳什么税费了。
对于这样的优惠政策，仔细一想就能明白其中奥妙：几年后投资者没得折旧了，就会有巨额的税款，惟一合理的对策就是将超额折旧费再投资新项目然后再折旧。这样的结果就是你如果在他们那里不断地投资，就总可以大提折旧不上税，直到你要把利润拿走才上税。因此在你不断投资滚动的情况下，酋长们实际征收的税额并不高，甚至收不到税。简单地说，这一税收政策的目的就是让你的投资拿不走，同时你还要不断地追加新投资。显然，这样的结果比政府征收你的税款要有利得多，而且政府的管理成本也极大地降低。从中可以看到，他们的高税率政策是经过仔细研究的，是非洲酋长们和西方殖民者等博弈智慧的体现。
二战后世界经济发展如此之快，但是非洲的资源却没有动，仍拥有着大量的铁矿而且品位极佳，中国进口的大量铁矿石等等都来自澳洲和拉美相对发达的国家，不能不说受到非洲的相关政策的影响。
最后酋长自信地说，我们给子孙留下了资源和环境，这在将来会是最值钱的东西，而不是美国发行的“废纸”。
二、多层平衡的智慧
非洲之行让我们明白：非洲远远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待开发的处女地，而是世界各国利益博弈的棋盘。
非洲各种资源的产权早已落在当年欧洲殖民者的手里。二战后，这些非洲殖民地的欧洲宗主国沦落成为世界二流国家，而美国崛起成为世界霸主。美国的策略就是让非洲的部族进行民族独立，因为这样一来，既受到非洲部族权力的压力，又失去宗主国靠山的滞留在非洲的欧洲殖民者，就要想方设法找到更大的靠山，其中很多人就会设法取得美国的身份，受美国的保护。欧洲殖民者后裔拥有非洲各国矿产的产权，而具体矿山有多少是外人不知道的，因为他们现在的财产表面上是以土地所有权的形式出现的——在非洲这些殖民者的庄园面积是以多少平方英里或平方公里进行计算的。这些土地所有者当然知道自己的土地上有多少矿藏，因为他们的祖先买入或者圈占土地的动机不是搞农业、工业和房地产，而是占有资源，没有资源勘探价值的土地一般是不会买下也不会花费成本圈占的。几百年下来，有资源勘探可能的土地，都成为了私人产权的土地，这些土地的所有人多数是当年殖民者的后裔，包括这次邀请我们来非洲的就是欧洲贵族。
美国通过在非洲提供武力保护吸引他们入籍，对这些资产的控制权美国也就有了发言权。这些前殖民者经常有多重国籍，一个非洲的，一个美国的，还有一个是原来欧洲宗主国的。酋长所说的依靠国际力量的制衡，就是他们部族和欧洲宗主国、美国以及拥有其殖民资源所有权的利益集团等等多方位的制衡。而且他们与美国的黑人团体有广泛的联系，通过这些团体给他们的部族募捐，同时也极大地影响了美国内部的决策，因为黑人的选票对于美国政党也是非常重要的。他们也帮这些有影响力的美国黑人到非洲寻根和落实部族的身份，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
我问酋长，为什么不担心他们持有这样多的资源会被他国觊觎，西方列强的军事力量比你们强大多了。他很得意地说，他们的做法就是制衡，在美、俄、欧甚至包括中国之间维持一个国际平衡。而且他们遵守西方的游戏规则，这些矿山已经属西方殖民者私有了，只要对之提供保护而不剥夺，西方还会侵略你、然后抢劫西方人自己的私有矿山吗？非洲酋长们取得政权后承诺保护西方殖民者的矿山和土地的所有权，正是出于这一考虑。对于这些殖民者他们尽量将其多国化，不让一家独大，搞一个全世界各种力量的平衡，这样他们就更加安全了。
中国在非洲潜在的最大对手是印度
我们在对于非洲战略的时候，有一个不可忽略的问题就是要认清最大的对手是谁。笔者认为，在未来这个对手不是欧美，也不是非洲的部族，而是印度。
印度自独立以来，在从四流被奴役的国家到三流富足国家的道路上快速发展。近年来印度国内局势缓和经济发展迅速，是正在快速崛起的大国。
后来得知，我们当时没有能够实现的非洲项目，最终的命运是被印度某著名私人财团所得，他们给非洲部族和欧洲殖民者开出了极为优厚的条件，但他们的思路不是在这里开采，而是不开采、先储备。印度的这家私人钢铁财团的规模比我们几家最大的钢铁厂还要大，中国的民营资本绝对是没有这样的实力的，更不可能有这个财力支付高昂的费用收购了放置在那里不动。印度是铁矿石的出口国，但是印度的财团仍然这样着力储备资源，让我们吃惊之余也有叹服。同时他们还有一个让我们非常接受不了的说法，就是明确表示这些东西绝对不能给中国人，尤其是不能与印度的铁矿石出口造成竞争。
印度也是西方殖民者撤离后新建立的国家，印度与很多非洲国家有共同的宗主国，他们的法律制度相近，官方语言一致，并且在殖民统治时期有大量的印度“阿三”滞留当地，在当地人脉资源非常丰富。印度与很多非洲国家殖民时代的宗主国是一样的，他们当年的殖民者在印度和非洲都有产业，这样内部人脉关系也比中国要多得多。印度非常懂得非洲的游戏规则，也非常有在非洲类似博弈的历史经验，印度国内的各种原始部族的情况与非洲也是类似的，他们有天然的亲近感。所以在非洲的竞争中，与印度相比，他们的软实力更为强大，是我们不容忽视的对手。
印度在非洲的战术就如鬼子进村一样，“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印度在非洲的资源战略嘴上喊得不响，但是印度的企业底下做得不少！
随着中印两国的快速发展，未来“资源战”恐难避免。有关机构预计到2025年，印度对石油的消费水平将和中国相当，但这个占世界人口总数16％的国家，其石油储量只占全球的0.4％；有专家预计，在海外油气资源领域，不久的将来，印度将是中国最主要的竞争对手。中东的石油早已经被西方发达国家控制，而对于非洲大陆，他们也绝对不会放过任何机会。此次多国部队军事干预利比亚，又是一证。
在世界资源版图的改写上，中国面临的竞争无疑将更加激烈，前有列强，后有印度。中国要从非洲利益棋局的旁观者变成一个博弈者，首先要做到的就是提高博弈水平。
首先，这里的博弈规则是西方列强制定的，中国当前还没有打破规则和自己制定规则的能力，因此现阶段我们要做的是学习和利用这些规则，尽可能地向这些规则靠拢。再者，中国对于这样的国际博弈没有太多历史经验可循。历史上，中国与非洲交往更加注重的是政治不是经济，我们援助了非洲，但是没有渗入非洲，而西方国家对非洲的渗透则是无孔不入。
在此我将信息获取、规则掌握、智慧积累、博弈技巧、价值构建等能力笼统地合称为软实力。目前，我们的软实力与硬实力的快速发展不够匹配，在数次海外竞购中的折戟，不是因为我们硬实力不够，更多的还是软实力上的不足。
资源版图是国家民族生存的核心
我们看动物世界就可以知道，几乎所有的群居动物的群体都需要有自己的领地，自己种群的食物来源就要依靠这样的领地提供，失去领地也就意味着要被淘汰。对于人类的生存也是一样，农耕民族没有足够的耕种土地，就是要饿死；而游牧民族没有足够的牧场也是一样，人类的战争就是为了争夺生存的权力。
从古代开始，国家的版图就非常重要，因为在农耕、游牧和渔猎为主的古代，领土就是资源，但是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资源的种类也越来越多，已经不仅仅是领土，尤其是在二战以后，领土的作用变得不大，更多的是经济资源的作用，包括对于原材料、能源的占有和定价权，对于金融的控制和货币的发行权利，对于信息和人才的控制等等，这些我们也可以类似于领土一样，把它看作国家的资源版图，这是一个国家更加广义的版图概念。英国以一个岛国成为日不落帝国，就是在于其控制了海洋资源控制了资源的运输，使得它能够通过贸易达到资源的优化和对于他国资源的掠夺，其领土和资源的版图是差别巨大的。而美国通过金融霸权，通过美元的世界货币性质，使得它通过国家信用就可以取得世界资源，其资源版图遍及世界，其国家的强大已经超过了领土的概念。
随着世界对于资源的认识，以及资源危机不断发生，不让资源外流成为国家竞争的关键，国家的资源总量决定国家的实力，社会人均能够控制和享有多少资源成为国家和社会发展程度的衡量标志。美国之所以成为“超级大国”的根本数据支撑之一，在于美国以不到世界5%的人口消费了世界约45%的资源，而美国GDP占世界总GDP约为21%，其资源消费比重多于GDP比重一倍以上。
在商品社会发展以后，虽然自己没有生存的某些资源，但是在商品社会可以通过商品的交换和贸易解决资源的不足，但是有一个关键点是不能忽略的，就是贸易力量要均等，双方都要交换自己没有的必需品，如果一方是必需的而另外一方是可有可无的，这样的贸易结果就势必不平等。你只能接受出售劳力来换取必需品，对方则把价格压低到仅仅够你生存的水平，除非你可以有足够的武力进行夺取。
揭开西方对非洲的新殖民主义
对于近年来中非之间越来越密切的合作，西方舆论冠以“新殖民主义”的大帽子，原因就是中国与非洲的贸易往来是以国家企业为主体资源贸易为主的经济行为，西方历史上掠夺非洲也是国家行为和资源为主。笔者认为，这种对中国非常不公正的歪曲，是西方国家遏制中国发展的惯用伎俩。事实上，西方当前对于非洲的做法才是在世界发展以后的新殖民主义，而从历史上到现在，中非往来是以共赢为目的的盟友关系。
对于中国与非洲的交往，我们首先要看到中国的做法与西方当年有极大的不同。中国与非洲的交往，是拿着非洲国家急需的美元等外汇硬通货，进行双方自主自愿的贸易和投资。西方当年殖民非洲却是拿着刀剑而来的。在资源贸易上，西方当年对于非洲的资源是贱买，而中国则是贵买。对于中国的资源需求，西方的资源国家也是争相向中国出售的，中国的铁矿石需求就成为了澳大利亚的支柱产业，而加拿大的矿业公司的产品也是大量出口中国，铁矿石三大矿山的利润是中国所有钢厂利润的数倍。在中国大发展、大量高价购买资源的时候，西方的做法反而是不希望非洲能够把资源卖给中国，分享他们炒高资源在中国获取暴利的权利。西方要由他们的资源国家高价向中国出口资源而不是非洲，难道中国也殖民了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因此这个所谓的“中国殖民”，是对于原来“殖民主义”一个重大的概念偷换。
西方对非洲又做了什么呢？西方自己标榜的是对于非洲无偿的大量粮食人道主义援助，牢牢地占据了道德制高点。但是在西方援助非洲粮食之前，非洲的粮食是能够自给自足的；援助之后非洲反而遍地饥饿了。按照西方的说法这是非洲战乱的结果。是的，这个原因确实存在，但非洲一些国家常年战乱不休，除了种族等因素外，一些西方势力在其中的活动，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非洲的饥荒是因为耕地不足、人口过多吗？当然不是。非洲的粮食总产量不足1亿吨，进口5000万吨，粮食总消费量是1.5亿吨。非洲的人口与中国相当，为10亿多人，人均粮食不足150公斤（中国目前的人均粮食消费量是450公斤）。而非洲有耕地2.7亿公顷，是中国的2.17倍。非洲土地的水和热资源比中国好，普遍是三熟地。同时非洲还有宜农荒地9亿多公顷。因此非洲本来是不应当有饥饿的，为什么一谈及非洲，首先让人们联想到的就是饥饿呢？
非洲除了有大量的耕地和农业资源以外，同样也不缺乏劳动力，非洲的失业率极高。西方人说“非洲人懒”也是难以成立的，因为再懒的人在饿肚子的压力下都会勤快起来的，而真正造成非洲现状的就是西方在非洲的新殖民政策，其重点就是用粮食倾销摧毁了非洲的农业，让非洲在饥饿的情况下只能对于西方国家主权依赖，使得非洲许多国家的主权独立性不得不为要饭而让道。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有句名言：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经济。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所有人！在西方所谓的援助倾销下，非洲的农业彻底破产了。
西方给非洲的粮食援助，实际上是西方存储过的仓粮，新的粮食收割下来以后，老的存储粮是需要处理的，这些粮食就被西方以所谓的援助方式给了非洲。对于非洲的农民而言，非洲的交通运输成本极高，非洲的基础设施非常落后，粮食的购销渠道也不畅通，因此农民要把自己种植的产品到市场上买，其运输和销售中间环节的成本就超过了城市里面的粮价。由于历史上的殖民，非洲主要城市基本上都是海港城市，从西方把廉价的仓储粮和援助粮运输到这些海港城市的海运成本很低，因此非洲本国的农业产品基本上与之没有竞争力，在非洲种植粮食也无法卖出去得到货币。
对于农民而言，即使是在千年以前的农耕时代，也不能仅仅依靠种植粮食而生存，也必须出售一部分粮食换取其他生活必需品。但是在西方这样的粮食倾销模式之下，非洲的农民以自己的农产品换取不来任何其他商品，这样的结果就使得种地难以维持生计，这才是非洲即使是失业和挨饿也会土地荒芜的真正原因，农民因种粮无法生存而成为城市贫民窟里的难民。在非洲大量存在着巨大的贫民窟与荒芜的耕地相对应的情况，这些贫民窟也对城市和社会造成了隐患。在粮食安全被控制下，导致非洲一些国家的政治稳定也要看西方粮食的脸色，最近的北非动荡就是与城市贫民的吃饭问题密切关联的。
倾销使得非洲国家对于西方产生粮食依赖，目的无非是要非洲对于西方的政治依赖和经济依赖，使得非洲不得不向西方贱卖资源来换取粮食。而且这样的贱卖还得非洲国家求着西方自己送货上门，这就是西方在历史上以血腥为主的殖民主义之后，发展成为以倾销和粮食依赖为主的新殖民主义。但是中国的出现，支付高价向非洲国家购买资源，客观上让非洲这些国家增加了收入，使得西方殖民者在当地获取利益的博弈破产，也使得西方资源国家高价向中国出售资源获取暴利被非洲分一杯羹。
理解了这一层，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些西方舆论，一定要将双方的共赢“中非合作”妖魔化为“中国的新殖民”。这种“贼喊捉贼”的把戏，一直是西方舆论把持道德制高点来制约中国发展的伎俩。
利比亚战争会否引发新一轮“石油危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
□ 王翔
继突尼斯、埃及之后，利比亚局势日益失控，全球油价也随之“发烧”。3月2日，纽约商品交易所4月原油期货自2008年9月以来首次破百。3月19日、美、法、英等多国部队开始对利比亚进行军事干预后，WTI和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均应声上涨。作为非洲第一大储油国和第四大石油生产国的利比亚，历来是欧洲的重要能源供应地。法国道达尔、英国皇家壳牌等8家欧洲石油公司占据利比亚原油总产量的72%，政治动荡引发的停产减产直接影响了欧洲石油供应。据巴克莱资本公司估计，利比亚石油日产量的六成将受到冲击，其余产能也面临严重的不确定性。
利比亚乱局会否引发新一轮“石油危机”？以笔者浅见，至少目前还不会。
第一，战争打响，利空出尽。利比亚战争前期，国际油价已经从80多美元/桶涨到100多美元/桶，提前消化了利比亚局势的利空消息。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前，国际油价经历了约4个月暴涨；但战争爆发后，市场普遍认为战争将很快结束，国际油价跌至25美元/ 桶后才逐渐企稳，回到了暴涨前的水平。
第二，其他石油输出国将增产补缺。就石油产量而言，利比亚只占全球的2％，即便是损失50％的产量，也只占全球的1％。而利比亚因动乱减少原油出口后，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其他成员国特别是沙特迅速增产，以补充全球原油供应。目前，以沙特为主要支撑的OPEC剩余产能仍处于较高水平，具备很强的市场调节能力。国际能源署机构首席经济学家比约尔形象地表示，“沙特阿拉伯做出了一个漂亮的举动，再次向世界证明关键时刻他们能够扮演石油界的‘央行行长’。”
第三，石油安全保障体系将发挥“稳定锚”作用。经过数次石油危机的冲击后，世界主要石油消费国建立了石油安全保障体系，仅IEA就拥有约16亿桶的战略石油储备，能够满足其成员145天的进口需求，将大大降低市场对于供应短缺的担忧。
不过，跳出利比亚局势看全球，此次中东、北非乱局波及的国家已超过10个，其中包括巴林、约旦、伊朗、阿曼、阿尔及利亚、沙特等重要石油出产国。中东、北非地区也出现进一步动荡的可能性，将对原油市场形成持续的炒作动力。新的危机——甚至仅仅是对新的危机的恐惧——仍有可能将油价推得更高。
硝烟散后看核能
《经济学人》 2011年3月24日
发生在3月11日的日本地震与海啸引起的福岛核电站事故，目前看来已经在可控范围内。但危机还远未结束，对未来的忧虑、恐慌和不确定性将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人们对能源问题的讨论。
在很多环境主义者眼中，当务之急就是把核能完全排除于未来能源的考虑之外。“总而言之，那群专家完全不可信。”每一个反应堆都有可能失去控制：三哩岛如此、切尔诺贝利如此，现在又出现了第三个例子——虽然这次事故的严重程度比切尔诺贝利小得多。
福岛核电站固然存在设计上的问题，糟糕的规划也是原因之一，设计者们似乎没有充分考虑到在地震带上修建核电站的风险。然而凡事都有两面性，最近几年日本民众对核电的信任与日俱增，2005年的一次调查中，只有25%的日本人相信核电是安全的，去年这个比例上升到40%以上。这种改变的原因之一，是过去几年里日本肃清吏治，及其带来的决策层的改革活力。
但在另一方面，尽管去年遭受了欧洲火山灰和美国墨西哥湾石油泄露的双重打击，国际航空业丝毫未显现出疲态。对于石油人们仍然饥渴，相反对核能的态度却可有可无。核能发电只占全球发电量的14%，更糟糕的是，一般核电站的设计寿命只有40年，而目前全球核电站的平均寿命已高达27年。这意味着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中，人们虽然为了石油你争我夺，对核能却始终兴趣寡然。
这不仅仅是切尔诺贝利后遗症，核电最大的问题还是——它太贵了。本次日本事故后，它无疑会变得更贵。某些核反应堆虽然一开始是安全的，但如果同类设计的反应堆发生事故，它们就会被判定为不安全。例如7个德国反应堆直到3月中旬还是“官方认定安全”的，现在却只好关闭了。
既然核电又昂贵、又危险，那为什么还要发展核电呢？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气候变暖。2009年，全球为发电总共释放了90亿吨的二氧化碳。如果没有那占14%的核电，这个数字将达到110亿吨，整整多出来一个日本再加一个德国的碳排放量。
根据联合国环保署的预估，到2020年全球碳排放量应缩减至440亿吨（现在是540~600亿吨左右），而目前即便所有国家都尽最大的努力，也只能减少到490亿吨，其中还有50亿吨的差距。在这种情况下，目前核电带来的20亿吨减排量其实是十分重要的。法国兴业银行的分析报告认为，如果现在发达国家完全停建核电站，任凭已有反应堆在达到设计寿命后关闭，那么将在2010-2030年间带来平均每年8.6亿吨的碳排放，这将给人类阻止气候变暖的努力带来巨大打击。因为目前来看，核能是惟一可靠的非碳能源。其他方式——不论是风能、太阳能，还是碳捕捉与储存（CCS）技术，都还没有展现出大规模应用的潜力。
核能应用现状
因此，完全停止核能发展应该不在全球政治家的计划之列。然而，核能在各国的发展现状究竟如何呢？
首先是美国，这个在现有核电容量上领先的国家，很有可能成为民用核能的第一个逃兵。2007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向核能项目优先贷款的法案，2010年1月奥巴马总统的国情咨文中表示将建立“新一代安全、清洁的核电站”。这个野心勃勃的计划，即便没有日本的事故，也不大可能实现了。美国人已经发现了另一种便宜而可靠的替代能源——页岩天然气。气候立法的缺乏导致美国丧失了发展核能的经济动力。目前美国只有两座在建反应堆，都还没有通过监管部门的验收。已有核反应堆中有20个正在等待政府批准延期，15个即将提出延期申请，在这之前政府已经批准了64个，最近批准的是佛蒙特州扬基核电站——跟日本福岛核电站使用同样的设计，当地人正以此为理由想方设法关闭该核电站。
在日本这个核电占比高达30%的国家，内部关于核能的争议激烈程度远远超出外人的想象。目前日本民众对政府和福岛核电站的运营方——东京电力公司倍感愤怒，然而正如前文所述，在更换了官员和管理层后，日本人对核能仍有接受的空间。
欧盟内部，奥地利、丹麦、瑞典、希腊、葡萄牙和爱尔兰一向都强烈反对核能，但这几个国家并不代表整个欧盟。英国、捷克和芬兰都在计划修建更多的反应堆，其中芬兰和法国都是核电占比十分高的国家。正在由法国人负责修建的欧洲压水堆（EPR）也不大可能因此次事件而停止。
法国人甚至把日本事故看作一次契机，因为EPR的安全性被认为高于传统核反应堆。如果全球建立新的安全标准，例如规定只能修建EPR型反应堆，那么对法国来说是个重大利好。虽然英国、捷克和芬兰都想用美国西屋电气的技术（芬兰人也在考察韩国技术），但他们也并不排斥转用EPR技术。
对核能的态度最摇摆不定的欧盟国家无疑是德国，最支持和最反对核能的势力全都拥有大量拥趸。2002年中左政党上台后，一度宣布要在2022年完全停止核计划。去年中右势力上台后，又批准了7座核反应堆的延期计划，而因为本次日本事故，这7座反应堆又被暂时关闭。
争夺天然气？
如果这7座反应堆无法重开，根据一家咨询公司的预测，德国碳排放量将在十年内增加4.35亿吨。德意志银行认为德国可以通过修建23座以天然气为能源的发电站，来弥补核能发展停滞造成的碳减排缺口，这也代表了“后福岛时代”能源发展的趋势。美国与加拿大的天然气储量足以自给自足，其他发达国家则需要进口——或者通过液化运输（LNG），或者通过铺设天然气管道。
为了天然气，欧洲国家必须搞好和俄罗斯的关系。这对于某些国家来说可能是比较痛苦的——想想看，本国停止核能发展而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反而送钱给俄国人去发展核武器。
欧洲国家暂时不必担心，因为美国发现页岩天然气的宝库后，那些原本供给到美国的LNG恰好可解欧洲与日本的燃眉之急。然而这些LNG可以用多久，目前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最大的变数在中国，如果中国的核电计划放缓，为了完成减排计划就需要进口更多的LNG，那样将有可能导致天然气供应紧张。
天然气只是应急之选，虽然跟煤、石油相比，天然气相对“清洁”，但跟核能相比，后者才是碳减排的更优选择。福岛核事故虽令人沮丧，但不足以改变可持续能源发展的大趋势。尽管人们担心核辐射的健康隐患，但因烧煤释放的硫化物、汞和烟尘而丧生的人要多得多。
任何一种能源组合，都是风险、供给安全性、经济成本和环境损失的集合体。对无法躲避的核能放射性的恐惧，扭曲了人们对风险的总体评估。但核能带来的长期效果将证明它自己的价值。为了人类的健康与环境的改善，人们必须要找到更具持续性的能源组合，天然气作为备用的应急能源，可以减少寻找过程中的风险。核能将减少碳的排放，也将带来高昂成本与系统风险。不论如何它都将成为人们的一个选择，尽管它的未知性是如此的令人恐惧。
（本刊记者 刘美/译）
在过去的几天里，国际油价始终跟随利比亚局势波动：当卡扎菲的政府军占上风，油价就在利比亚原油出口即将恢复的预期下明显下跌；当反卡扎菲武装取得某种胜利，国际油价就会应声上涨。
大家不禁要问，原油期货投资者们为什么这样大惊小怪？不错，利比亚是重要的产油国之一，但它出口的石油只占全球原油供应总量的2%而已，况且在过去几周内，由于OPEC国家的增产，这一比例肯定又下降了不少。
事实上，油价的波动很难用短期产量来解释。根据官方消息，利比亚原油日产量已经从160万桶下降到40万桶以下。而在国际石油市场上，交易员们早已经倾向于把利比亚产量忽略为零。在北约联军的空袭下，利比亚的石油出口也的确接近于零。
真正引发人们担心的是利比亚政局的长期影响，分析师们正在讨论持久战争的可能性，政治家们正在严肃讨论该国的政体巨变，这一切都将导致利比亚原油出口的长期萎缩。
沙特的确能够补上利比亚的空缺，但人们普遍担心沙特的石油产量无法持续保持高位。有分析师认为该国正在过量开采石油——这是必然的，在如此高的油价下，谁不会过量开采呢？但问题是，这种情况能一直持续下去吗？
沙特面临的另一个危险来自邻国巴林，两国同样是“少数派”逊尼派执政，领导“多数派”什叶派的国家。如果巴林形势进一步恶化，宗教派别争端很可能扩散到沙特东部，从而威胁这个世界第一原油出口国的安全。
现在美国坚称，巴林的问题应该在国境线之内解决。这对沙特以及原油市场，都是一个大好消息。
（本刊记者 刘美/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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