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税治汇
卢麒元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这是一个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逻辑。外资蜂拥而入中国，是因为中国可以提供其他国家无法提供的高额投资回报。这才是我国汇率问题的关键。抓住这个关键，办法其实很简单。
请注意笔者的用词：提供。提供一词的含义，就是通过转让国家利益或国民福利来增加外商投资回报。换句话说，就是提供了巨额外商投资补贴。关于各种提供补贴的方法，已有详细分析，这里不再赘述。
笔者认为，在我国特定的发展时期，国民经济亟需资本投入，适当牺牲国家利益和国民福利，换取经济发展，增加国民就业，可以算是一种权宜之计。然而，当中国累积了30000亿美元外汇储备，成为主权投资大国的时候，仍然使用权宜之计，确实有点儿胡闹。
笔者认为，生产要素价格的调整，需要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政府不宜过度干预。但是，在生产要素价格调整到合理水平之前，政府有责任通过二次分配来保障国家利益和国民福利。简单一点儿说，我们必须对环境和特种资源予以保护，我们必须对高额资本利得实施累进制征税，我们必须对外汇结算进行平衡管理。我们有必要通过税费调整，对严重受损的国家利益和国民福利进行补偿。同时，我们必须降低高额外商投资回报的巨大吸附效应。
笔者认为，我国应该开征三税一费。所谓三税：第一，环境补偿税；第二，特种资源税；第三，资本利得税。所谓一费：外汇损益补偿费。我们应当让外商投资利润回报恢复到国际平均水平。
笔者知道，有些人一定又会拿国际惯例说事的。管理层必须明白，崛起的中国必须创造国际惯例，而不是被国际惯例所束缚。此外，必须让外资及其代理人稍息。外资及其代理人在我国干政的局面早就应该结束了。挂一只“羊头”，就可以“横扫”神州的历史早就应该结束了。
笔者一直惊讶，我国政、商、学三界，人才济济，照理不应该举国昏昏然的。所谓货币政策，包括那个所谓的汇率问题，还有那个伪得太大的“热钱”问题，本质上都是财政问题，是经典的社会分配问题。就财政技术而言，解决方法并不复杂。为什么非要画地为牢？为什么要自设圈套？升值！升值！升值！举国上下，就像是被下了魔咒一般！如此简单的问题，竟然变成了“两难”？
在经济学上，货币政策是社会分配的工具之一。汇率政策当然不能例外。所以，汇率政策几乎毫无例外是国家财政管理的范畴。以税治汇，根本不是发明创造。这是宏观经济管理复位。中国金融当局强横介入社会分配是很不正常的现象。笔者必须强调，国家经济主权的主体是财政主权，财政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货币政策管理权。国家经济主权不容分割。金融管理权不能凌驾于财政管理权之上。我们不能允许金融利益集团强横介入社会分配，获得制度和政策安排的非法暴利；我们无法接受金融利益集团制造两级分化、激化社会矛盾、扭曲国民经济结构的严重后果。我们必须让金融利益集团受到有效约束。一句话，我们必须对货币政策实施正常的、规范的、有效的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主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前不久，笔者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蹲在墙上》。其实，经济学是最讲政治的。管理层必须从墙上下来。管理层需要学习的不是国际惯例，管理层需要解决的是立场问题。经济管理无非是利益分配。立场一旦确立，绝无两难可言。管仲解决了立场问题，方法就层出不穷了。管仲的许多方法后来都成了“国际惯例”。一部《春秋》，哪里容得下小聪明！如果管仲蹲在墙上，齐国何以称霸春秋？
以税治汇，要点在于将财政金融统一管理。政府必须实现国民经济管理的统一和协同，这或许可以大大“提高驾驭开放经济的水平”。毫无疑问，这也是落实三个代表理论和学习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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