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中新自由主义面临的冲击和挑战

国际金融危机中新自由主义面临的冲击和挑战

    

    提  要： 2007年爆发的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给新自由主义所鼓吹和推行的价格和利率市场化、国有企业私有化、贸易自由化、金融全球化等理论观点、政策主张和社会秩序以沉重打击，引发西方有识之士对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体制模式产生不同程度的“信任危机”。西方政要和学者分别从解除对金融的管制、加剧贫富分化、推行贸易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等方面剖析金融危机的实质、原因和危害，认识到新自由主义是导致这场秧及全世界的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金融危机逼迫西方国家由自由放任转向政府干预，促使西方有识之士探求彻底变革资本主义社会的道路，扩大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影响，预示着新自由主义最终被社会主义所替代的历史命运。

    2007年以来，始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国际“金融风暴”，在导致西方金融体系崩溃和实体经济衰退的同时，也引起西方国家的政治动荡和思想震动。这场被西方主流媒体称为自20世纪30年代那场大危机和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危机”、“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啸”，充分暴露了新自由主义的实质和影响，迫使西方国家的各界人士对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特别是对其集中体现的“华盛顿共识”进行比较客观的分析和评价，对其理论上的谬误和实践上的危害进行比较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及时了解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对新自由主义这一在西方近三十年来占主导地位的理论、政策和体制模式的强烈冲击，有助于我们把握西方思想和政治领域里的最新动向，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
    一、国际金融危机暴露了新自由主义理论、政策和体制模式的缺陷和弊端
    作为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西方中右翼政党奉行的思想学说，新自由主义代表了“极端富裕的投资者和不到1000家庞大公司的直接利益” 。属于这种理论的学派及其代表人物的思想观点虽然有一些差别，但他们大多主张：（1）自由市场占主导的发展模式是最有效的，能够在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分配公平等方面达到最优化，反对国家干预和计划调节。（2）国家只应承担保护私人财产权、调节货币供给的有限经济职能，反对公有制和社会福利制度。（3）个人自由高于政治民主和社会平等，维护既有的伦理道德和社会秩序，反对现代的“多元民主”和激进的“平等主义。（4）实行贸易、投资、金融自由化，要求发展中国家放松对资本和金融市场的管制。然而，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给新自由主义所鼓吹和推行的价格和利率市场化、国有企业私有化、贸易自由化、金融全球化等理论观点、政策主张和社会秩序以沉重打击，必然引发西方有识之士对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体制模式产生不同程度的“信任危机”。
    首先，金融危机引起西方思想界乃至经济界的人士对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教条产生怀疑，新自由主义由崇拜的对象变成了批评的靶子。英国学者乔尔?盖尔认为：“美国和世界现在正处于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的开始阶段。这次危机代表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自由市场的最大失败。” 日本大型智囊机构三菱UFJ研究咨询股份公司理事长、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中谷岩曾经是美国式市场万能论、新自由主义的信奉者，在担任细川内阁“经济改革研究会”委员、小渊内阁“经济战略会议”的代理议长时，挥舞“开放市场”的大旗，推进“日本的美国化”，自称是将“结构改革（新自由主义）引进日本社会的首要人物”。最近，他写了《资本主义为什么会自我崩溃？》一书，痛心疾首地进行反省和忏悔。他认为，“这次金融风暴暴露了全球化资本主义本质性的缺陷。考虑到当今日趋严重的环境污染、食品污染、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全球化资本主义将不可避免地需要进行巨大的修正。如果允许我说得更严厉些，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资本主义已经开始自我崩溃了”。以“结构改革”和“放松管制”为口号“登场的新自由主义思想，由于其市场第一主义带来的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大潮流，不仅在日本，而且在全世界也引发了各种矛盾和严重的问题” 。作为新自由主义的急先锋，中谷岩的“转向”引起日本经济界和整个社会的关注，被说成是一个“惊天动地的事件”。
    其次，金融危机导致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破产，逼迫西方政要和学者检讨新自由主义政策的错误。据《纽约时报》2008年10月23日报道，曾经执掌美联储18年的格林斯潘在国会听政会上，受到了他“一生中最严厉的审问”。多位国会议员指责他通过保持利率在过长时间内过低而造成了房地产泡沫，并且不能驾驭风险的爆炸性上升和经常出现欺诈的抵押贷款。格林斯潘这位长期推行放松监管的所谓“经济圣贤”，此时不得不承认“现代风险管理的范式已经走偏了好几十年了”，他已经“动摇了对放松监管这一政策的信念”。 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伊藤诚认为：“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表明了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破产”。对住宅、金融及其多重证券化管制的放松和废除，在强调个人承担风险的同时促进人们获取住房资产及从中产生的抵押债券的证券交易，“这些都是信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的主张。我们看到，随着这次危机的恶化，其对策也是事后性的、市场追随性的，而且是不协调的和不公平的。” 就连西方右翼政要也对美国式的自由主义模式进行指责，埋怨美国政府疏于监管，抨击华尔街投机无度。法国总统萨科奇向全国发表讲话说，目前金融危机表明“金融资本主义的终结”，那种认为“市场万能、不需要任何规则和政治干预”的观点是“疯狂”的。德国总理默克尔也非常不客气地说，“贪婪、投机和管理不善”导致了这场金融危机，美国政府应该为金融危机负管理不当的责任。日本首相鸠山指责：美式自由主义，造成了日本贫富悬殊。法国总统甚至高呼“自由主义终结了”，并提出要建立“新布雷顿森林体系+新资本主义”。
    再次，金融危机还暴露了新自由主义体制模式的局限，促使西方思想界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衰颓之势，担忧资本主义制度的前途命运。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大卫?科茨认为，目前的金融和房地产危机只是更大危机的一个方面，应被视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特殊模式的体制危机，即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危机”。这种自由主义形式的资本主义能够促进产量和利润的增长，但这种经济的扩张能力现在到了尽头。再一次的经济扩张需要一个比目前房地产泡沫更大规模的资产泡沫才能实现，但现在很难想象如此大规模的资产泡沫该如何产生。“美国大多数主要的金融机构都需要大量的政府救助，金融部门的资产正在大规模缩减。很难想象新自由主义模式在这种情况下还能维持得完好无损。” 德国阿克塞尔?施普林格股份公司的董事长德普夫纳也撰文指出：所谓的金融危机也许是自由市场经济此前从未经历过的最严重的信任危机。随着经济不景气的蔓延，只有一种东西行情看涨：反资本主义情绪。“资本主义的信任危机发生在三个重要领域：市场具有自我调节力、放松管制是私有经济取得成功的前提、不在私营经济领域进行国有化和国家投资的美国政策，这三个教条似乎都失去了魔力。” 从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个历史进程和发展趋势来看,新自由主义虽然解除了国家对大资产者的某些限制,扩展了垄断资本的增殖空间,但抛弃了凯恩斯主义时期所实行的对市场经济的某些调节措施,取消了工人运动所取得的某些积极成果,使垄断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和统治更加严厉,使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更加激化，最终发展到在资本主义框架内无法调节和缓解的地步。
    实践检验理论，事实胜于雄辩。上述美国、德国和日本的学者和政要通过金融危机对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的反思和检讨，从不同角度和层面揭示了新自由主义作为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意识形态的实质和危害，表明西方的有识之士对新自由主义有了一些清醒的认识，逐渐从新自由主义的迷雾和桎梏中挣脱出来。美国马萨诸塞大学经济系教授大卫?科茨说：“新自由主义思想在过去三十年占主导地位，但现在似乎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它的合法性，甚至连一些保守的知识分子都不再固执已见。” 我国理论界可以从西方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和批判中，得到一些可资借鉴的材料和有益的启示。
    二、新自由主义是导致这场秧及全世界的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
    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不仅有人从“监管缺位”、“政策失误”、“低估风险”等方面分析导致此次危机的直接原因，而且有人从体制和制度方面剖析此次危机的根源，认识到金融危机是新自由主义推行的恶果。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认为，全球金融危机已演变为经济危机和就业危机，对金融、实体经济及各国政府收支平衡产生巨大冲击。在很多国家甚至演变为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对地缘政治，对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全球地位产生重大影响。“这一后果的始作俑者就是过去30多年来自由市场意识形态所主导的经济政策。这一政策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经济自由主义、经济原教旨主义、撒切尔主义或华盛顿共识’，其主要哲学包括：反对征税、反对监管、反对政府、反对投资公共产品，推崇不受管制的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自由修复的市场。” 美国经济学家大卫?科茨更加明确地说：“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家们宣称，如果没有国家的管制，金融市场会更有效率，人们就能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回报率最高的领域。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没有管制的市场非常容易发生危机，而且在新自由主义条件下金融危机会变得更加严重。” 为什么说新自由主义更容易导致全球金融危机呢？西方有识之士着重从以下三方面进行了研究和探讨。
    第一，解除对金融的管制，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节。智利学者马塞尔?克劳德说：很多人认为，当前的金融危机是次级抵押贷款泡沫，但这只是危机的导火索。“它的深刻原因与解除金融市场的调控进程、风险评定公司的行为和世界各中央银行的引导有关系。” 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的德国现任总统霍斯特?克勒，在接受《明镜》周刊采访时说：在盎格鲁—撒克逊型的金融领域，人们相信可以从“无”中生出钱来。投资银行和所谓的金融创新愈来愈和实体经济脱钩，关心的只是利润的最大化。人们抛弃了经济的伦理基础，脱离了多数人的生活。“市场缺少透明性，导致金融公司的风险蔓延开来，遍布世界各地，涉及全球的顾客。最后是没有任何人知道是谁真正承担了风险，正是这种情况使金融系统变得可怕。” 据统计，2007年美国实物经济达到3.5万亿,而美国金融衍生品高达320多万亿美元,两者之比竟为1:91；就世界而言，2007年全球实物经济为10万多亿美元，而全球金融衍生品竟达681万亿美元，两者之比也高达1：68。金融资本通过投机和高杠杆运作，使虚拟资本急剧膨胀，必然会与实物经济严重失衡。一旦金融泡沫破裂，不但引起金融体系迅速崩溃，而且给实物经济造成巨大破坏。当美国及西方金融体系遭遇危机的风险越来越大，但这些风险被置之不理，或被视为杞人忧天之时，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就难以避免了。
    第二，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加剧了生产过剩。法国经济学家杜梅尼尔和莱维认为：“引发此次金融危机的体制因素，除了有效的金融法制监管的缺失之外，还包括美国经济采取的新自由主义道路”。这条道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受到美国政府的大力推行，导致国内债务和外贸赤字成倍增长，推动美国在内外经济失衡的轨道上越滑越远。资本持有者和处于收入金字塔最高层的那些人越来越富有，但他们与大众之间的距离则越来越大。这种“经济失衡的不断加剧”，正是“次贷危机背后隐藏的深层次原因”。 在美国左翼学者威廉?塔布看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面临的第一个危机是金融体系的动荡，这种危机加深着人们对英美主流经济体系的不信任。在资本主义不合理的社会结构中，生产过剩与社会需求得不到满足并存是这个体系的特征，资本利用它的阶级力量，并挑动工人阶级互相反对，其结果是处处给工人压力，迫使他们接受更低的报酬。特别是在布什任总统期间，美国在五个制造业领域丧失了第一的地位。工资被压低了，退休金、福利减少了，卫生保健的负担转嫁给工人和他们的家庭，雇员被迫从事兼职工作，他们作为临时工被雇佣和解雇。诸如此类的情况都是为了实现利润目标，并且为公司所背负的巨大债务融资，这些债务是由于广泛存在的借贷以从事金融收购业务而产生的。“由于资本占有的剩余价值不能在生产领域找到出路，就融入了金融投机领域。在那里，它被吸进投机的泡沫中，这些泡沫终将破裂，并在整个经济领域中造成混乱和痛苦。” 据统计，1980年，美国的公司高级执行总裁（CEO）的收入是普通工人的收入的42倍；到2000年，这一比例就上升到531倍。 2000年，美国贫困人口为3160万人；到2007年，增至3620万人，其中有2950万人靠领取食品券生活。 虽然这次金融危机是信贷扩张引起消费领域特别是房地产领域的生产过剩危机，但说到底仍然是美国普通群众收入少、消费不足造成的。这进一步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揭示的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必然导致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
    第三，推行贸易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加剧世界经济动荡。2008年10月16日，西班牙皇家埃尔卡诺研究所网站登载了马德里自治大学教授施泰因贝格的文章《世界金融危机：原因与政治对策》。他在文中写道：2007年8月爆发的次贷危机已经发展为整个金融系统的危机，其震中已不仅仅在美国，而且扩展到了欧洲和日本，并对新兴经济体的发展造成重大影响。“世界金融危机是20年来金融自由化和全球资金流动过量的结果。”这两大因素推动了金融热潮，冲淡了风险意识，造成家庭和企业负债过多、非传统银行部门监管不足等问题，形成房地产和其它部门的泡沫。美国房地产泡沫的破裂促使危机爆发，金融全球化又将危机迅速传播到全世界。 美国《国际经济》季刊的创办者戴维?斯米克认为：金融危机的种子“伴随着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就已经种下了”。一些新兴经济体，包括印度、西欧以及一些生产大国——如俄罗斯，都发展了市场经济，大大扩展了全球产能。新兴市场向西方工业化国家出口商品、服务和石油，反过来，以外汇储备的形式积聚了大量的储蓄盈余资金。“日益膨胀的资金洪流在一种挣脱了束缚的金融体系中肆意翻腾。很显然，是这些资金的任意流入流出才造成了今天全球恶性的金融危机。” 有关统计资料表明，20世纪60年代，全世界最富国家的人均收入是最穷国家的人均收入的30倍；到20世纪末达到74倍；到目前，又大幅度提高到330倍。短短50年，就翻了10倍多。世界南方欠世界北方的外债总额从1991年的7940亿美元增长到目前的3万多亿美元，短短10年，就翻了4倍多。从本质上讲，金融资本对其他一切形式的资本的优势，意味着食利者和金融寡头占统治地位，意味着少数拥有金融实力的国家处于和其余一切国家不同的特殊地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正是依靠贸易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不仅推动更高程度的生产社会化（表现为国际化、全球化），而且使生产资料和金融资产向少数人和少数国家更大规模地集中。这就必然在全球范围内使穷国的穷人愈来愈穷，富国的富人愈来愈富，最终导致波及全球的金融和经济危机。
    从理论上看，新自由主义抛弃了古典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某些过时的东西，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垄断资本扩张的要求，强化了垄断资产阶级对广大人民群众和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和统治。与此同时，它反对国家对经济的调节和社会福利制度，极力推行私有化和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强迫发展中国家开放资本和金融市场，又加剧了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社会冲突。这次金融危机正是新自由主义加剧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所产生的必然结果。西方有识之士从解除对金融的管制、加剧贫富分化、推行贸易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等方面分析金融危机的原因，认识到新自由主义直接导致了金融危机。这是西方思想界对新自由主义进行理性思考和批判的积极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社会的发展走向和人民群众的进步要求。但是，要全面深入地揭示金融危机的根源及其与新自由主义的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必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论，认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基本矛盾的本质特点和必然趋势。
    三、国际金融危机预示着新自由主义最终衰亡的历史命运
    为应对这次空前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美英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采取各种“救市”措施，包括将损失惨重的主要金融机构及银行国有化，加强对金融体系的监管，为经济注入数千亿美元，等等。这些措施与新自由主义及其集中体现的“华盛顿共识”是背道而驰的。西方各界人士和主流媒体都感到，金融危机使新自由主义者倡导的理论政策、打造的体制模式遭遇了一次“最残酷的打击”，必须对全球管理体系进行改革。2008年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一份世界经济走势的报告中指出：全球主流经济政策正在发生大转变。同年10月，俄罗斯高等经济学校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系主任谢尔盖?卡拉加诺夫认为，世界历史的新时期正在开始；“我们面临的是整个世界管理体系的危机、全球发展基础理论的危机、国际体系的危机；这一危机将清理掉冷战结束后人为强行保留下来的或尚未改革的东西，我们需要在老废墟上建立新的全球管理体系” 。
    首先，金融危机促使西方国家由自由放任转向政府干预。美国学者卡特琳?本霍尔德指出，1929年的大萧条之后就曾出现过主流经济政策上的转变，它先是带来了一段实行保护主义政策的时期，随后促成了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兴起，最终是福利国家的理论。另外一次转变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价格冲击之后，决策者的注意力重新放到供给方的措施上，并加强了那些认为私有化和自由市场是刺激经济增长的最佳途径的人的力量。目前，全球政界和工业界的巨头们“似乎正在达成一种共识，那就是资本主义制度将经历一次罕见的巨大转变，将催生一套新的经济政策”。“2008年的历史可能是这样的——这是为重新开始管理某些市场、实行再分配税收体制和开展新形式的国际政策协作打下基础的一年”。 欧盟委员会和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等呼吁，增加银行在证券等金融衍生品定价信息方面的透明度，终止自由放任以加强金融监管。2008年11月6日，德国著名学者哈贝马斯在接受德国《时代》周报的访谈时指出，新自由主义的“议程早已丑态百出”：承认证券商们绝对的主导地位；对日益增长的社会不公无动于衷；容忍低层人群贫困、儿童贫困、低工资等现象；怀着私有化的妄想，削弱国家的核心功能；把公共领域廉价出卖给金融投资商；文化和教育取决于赞助商们随经济行情不断变化的兴趣和心情。随着布什时代的结束和新自由主义所吹牛皮的破裂，克林顿和新工党的纲领也走到了尽头。“人们不要再对新自由主义信以为真，而要让新自由主义离开舞台。那些‘市场命令’下毫无限制地征服生活世界的全部计划必须经受审查”。 不论资本主义国家采取怎样的手段对市场经济和劳资关系进行调节，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市场经济的弊端和劳资双方的矛盾和斗争就不可能消除。这种矛盾和斗争只是尖锐与缓和、高潮与低潮交替发生罢了。
    其次，金融危机促使西方有识之士探求彻底变革资本主义社会的道路。2008年11月在巴西召开的第十届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大会就“资本主义危机”发表了《圣保罗宣言——社会主义是替代选择》。与会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认为，当今世界正面临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这次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同资本主义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与本质特征密不可分。当前的危机表明，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正不断恶化，资本主义固有的历史局限性决定了通过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的必要性。“新自由主义的破产绝不仅仅是一种资本主义管理政策的失败，更是资本主义自身的失败，同时也是对共产主义理想和模式的肯定。我们坚信只有同垄断资本政权、同帝国主义集团及其同盟彻底决裂，并通过自由、深刻的反垄断变革，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解放事业才能最终实现。” 2009年春，英国的《资本与阶级》杂志发表未署名论文《当前危机与社会主义者的反应》，指出在金融危机形势下，“马克思主义者具有特殊的使命：分析危机的原因和它的演变形式，对世界范围内的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进行保护和建立他们之间的相互团结的战略进行讨论”。该杂志还表示：“要在分析危机并形成替代战略中起巨大作用”。 2009年5月，已有94岁高龄的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在接受法国记者专访时说，自由主义低估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希望和成果，它想以苏联的错误和失败诋毁共产主义运动，但如今“资本主义陷入危机，共产主义思想的回潮正是对自由主义宣传的一种回答。”“人们不仅重新找到马克思，而且还重新发现社会主义传统。” 这些论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国家的史学界对一百多年来共产主义运动与自由主义这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斗争、较量的历史进程和前景的看法，人们从中可以得到历史的启迪。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金融危机还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扩大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影响。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媒体开始提出“中国式经济发展模式的成功，对世界来说究竟是喜是忧？”这样的问题。西方的一些政要也意识到，中国对西方国家构成的威胁，并非来自中国的经济、军事和地缘政治等方面，而是来自被忽视已久的“中国模式”。这种威胁不是中国力量本身，而是中国的发展经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詹姆斯认为，中国肯定要利用全球金融危机的机会来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力，“中国式的政府集中控制的模式较好地避免了金融危机的冲击。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看来，相比美国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中国模式太具有吸引力了。美国正面临巨大危险，那就是发展中国家将抛弃美国模式，转而向中国模式学习。” 美国左翼学者威廉?塔布更加明确地说：“建立在尊重主权和经济互利基础上的‘北京共识’引起了广泛的兴趣，它是通过巡航导弹和经济威胁扩展民主和‘自由’市场的华盛顿共识的替代方案。” 上述对“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的评论从一个侧面表明西方思想界对中国发展道路及其巨大成就越来越重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给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构成的巨大冲击有了更深切的认识。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西方有识之士加强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世界上共产党和中左翼组织发动反新自由主义的斗争，预示着新自由主义最终被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所抛弃、最终被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所替代的历史命运。只有从理论和实践上划清马克思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等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才能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顺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368期，摘自2011年第1期《国外社会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