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叫深圳模式,不如叫香港模式
大家好!我是一个80后的香港居民,这是本人首次发表文章,目的是向大家展示香港这个在很多内地同胞心目中形象美好的地方其实并不怎么样,希望大家从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由盛而衰的过程,了解到香港的发展经验并不值得借鉴.文章未免粗浅,希望大家予以指正.
香港在好多内地人心目中是一个遍地黄金,而社会福利制度良好的天堂,强者上进就有回报,弱者亦能得到社会充分照顾,这也许是来自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的印象,但如果大家有留意近来有关于香港旅游业的丑闻,可能也已经意识到香港回归祖国十多年来社会发生了不少变化,正是当今香港人的口头襌"搵食艰难"啊.
香港由盛而衰的过程
回到正题,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事实上是香港的黄金时代,但这只不过是一个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社会经历的最后一个经济繁荣期,而为何在80年代初会出现一个历时十多年的繁荣期,此后经济却出现一个灾难性的后果呢?这与房地产业演变为一项非常重要的支柱产业有莫大关系.香港的房地产业起源于战后40年代后期经济恢复发展,同时人口猛增.战后至现在,香港经济以及房地产业呈现明显的周期性盛衰循环,从80年代开始,香港房地产酝酿一个特大泡沫,这泡沫把经济危机的爆发延后了,亦因为这个原因,危机的累积和叠加,使香港的经济在狂欢后遭受到致命的打击,然后演变为地产发展商主导的垄断资本主义.我们首先回顾一下战后香港的经济发展过程吧.
战后香港的经济发展
于二战结束后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期,因为政治因素,内地的资金,设备和人才从上海和广州大量流入,对香港的工业化起了重要的作用.而香港人口也由1946年的60万人,急增至1959年超过了300万,香港在大量资金和劳动力的推动下,逐渐由转口港过渡成为工业化的城市.同时,人口的急剧上升造成住屋需求急增,香港的房地产业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萌芽的.1955年,商人霍英东投资兴建一幢香港当时最高的大厦,大厦以分层分单元出售,“卖楼花”等经营方法的革新(一直以来只能整幢大厦买卖的),是香港房地产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加速了地产市场的繁荣.但房地产发展当然与穷人扯不上关系,贫穷的内地移民在港九各地搭建一些简陋的木屋聚居,称为寮屋区,这些地方环境恶劣,易生火灾,终于1953年末一场寮屋区大火,政府不得已为灾民兴建徒置大厦,促成了公营房屋的发展.
进入60年代以后,纺织,制衣,塑料以及新兴的电子,钟表和玩具等工业等得到迅速发展,随着经济的增长，与之相比社会福利设施则显得相当不足.房屋的严重短缺,物价上涨和医疗,教育资源的匮乏都是社会所诟病的问题,港英政府却一直未有正视.于是终于在1966年因天星小轮(往来维多利亚港的渡海轮渡)加价引发持续多日的示威和暴动.第二年,又爆发了更大规模的历时数月的左翼社会运动”六七暴动”,造成了人命伤亡,政府以武力镇压暴徒并乘机清除了香港的左翼势力.
60年代中期的社会动荡,令港英政府反省对香港的管治态度,开始主动策划社会事务,于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建立民生福利制度,包括全面改革雇佣条例,加快兴公营房屋,扩展公营医疗,教育等,并成立廉政公署打击主要在警队内部的贪污,令香港社会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同时大力发展基建.
基于以上背景,70年代的社会发展打下香港的经济起飞的基础,承接70年代后期的快速发展,居民收入增加,财富有所累积.1981年香港房地产市场达到一个高潮,但随后而来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及中英香港问题谈判,令港人出现信心危机.1982年底,香港楼价比1981年下跌60%,1983年房地产市场全面崩溃.直到1984年9月.“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市场才重新复苏,并在“声明“规定了每年的卖地数量,土地供应将会减少的预期下向另一个高峰进发.说到这里,请容我转一下话题,谈谈香港的土地政策和公共房屋制度,因为这个方面与经济和房地产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香港的土地政策及公营房屋制度
现今香港房价之高,属于世界数一数二,但香港政府从来不承认有高地价政策,翻查香港的历史,的确没有一届政府有政策檔表示要推行高地价政策.然而,香港的确有一个高地价的环境,究竟这样的环境是怎样演变而形成的呢?
这要从鸦片战争的年代说起,当时,英帝国正在发展成为世界工厂,帝国主义的发展需要四处搜掠原材料与拓展市场,这不仅要占据殖民地,还需要建立一条全球的贸易路线,英国的商人极需要在全球各地建立不向他们征税的自由贸易港.鸦片战争胜利后,英帝国遂向清廷提出割让长江口舟山群岛的要求,但由于舟山群岛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清廷极力反对,所以英帝国只好退而求其次,选择中国南大门广州附近的香港,这个水深港阔的港口.由于英国把香港定位为一个自由贸易港,以致香港政府没法从贸易中征税，那香港政府哪来财政收入呢?香港这弹丸之地没有多少天然资源,港英政府唯一可以掌控的是土地,于是只能以此去交换金钱，逐渐养成了依赖土地收入的财政系统,包括土地拍卖以及向地土持有者征收的地税收入.由于土地都在政府手里,供应上完全没有竞争对手.一个垄断的供应者一定很快就会意识到,获得最大利益的办法,就是不要把土地一下子都卖出去,慢慢的卖,才可以卖得好价钱.限量卖地于是成了历届政府的惯例.
基于这种背景,港英政府根本没有诱因利用矜贵的土地向社会提供住房福利兴建公营房屋.直至1953年末的一场寮屋区大火,五万多名灾民家园尽毁,无家可归,成为一个政治问题.当时政府为了尽快解决问题,便火速在火场原址附近兴建徒置大厦安置灾民.这种徒置屋邨设计简单,没有独立厕所及厨房, 却为公共屋房政策开创先河.
徙置屋邨是第一代的出租公营房屋，原称徙置区，兴建时间由1954年至1975年，当时，这些规格为七层的大厦大多由徙置事务处管理，当时仍居住在寮屋区的人口如果符合资格便可入住.而在徒置屋邨的基础上,公营房屋政策有所发展,出现了以不同的基层市民为对象的廉租屋.
而目前香港的公营房屋制度大体定型于1972年港督麦理浩宣布实行一项名为“十年建屋计划”的政策,该政策目的是要在1973年至1982年的十年期间,为180万香港基层居民提供租赁形式的公共房屋 ,简称公屋.在1973成立的房屋委员会，取代其它建屋部门,并统一管理已落成的出租公共房屋.
于70年代末出现一种低于市价销售的住房,称为”居屋”,名称来源于另一项政策”居者有其屋计划”,此类住房的发展方式在日后出现过变化,有不同的正式名称,不过政策模式大体一样,所以笼统地都被称为”居屋”.居屋的销售配额大部份分配予公屋居民,小部份分配予其它合资格的市民.目的是诱使经济条件较好的公屋住户迁出.居屋的买卖受到限制,数年内不得转让,但政府保证原价回购,这期间过后住户可以在市场上买卖,如果新买家并非公屋居民,需要向政府补回折扣额,例如政府发售时以私人住宅的市价六折出售,转让时就要按出售时政府对市价的估值向政府补回40%的差价,此后该单位就可以在市场上不受限制自由流通.
虽然日后还有其它类型的公营房屋的出现,但数量上不占多数,影响力十分有限,所以公屋和居屋成为香港公营房屋的两大体系.
公营房屋对香港经济所起的刺激作用
近年不少房地产市场上的既得利益者以自由市场学说评击政府不应太多地干涉市场.姑且不计较自由市场学说本身就存在不少不合理假设,而公营房屋的出现以至发展都涉及政治考虑,并非单纯是一项福利政策.就事实而言,公营房屋对香港的经济起了如下的刺激作用,其发展过程有着必然性:
一. 建徙置区变相为厂商兴建工人宿舍,令工厂可以支付较低的工资,建公屋实际上是政府对工业产品出口的补贴;
二. 安置寮居区居民,可清拆寮屋区从而获得可发展的市区土地;
三. 开发市郊和填海区的时候,起牵头投资和带动经济活动的作用,这些地方的土地如果一开始就交由私人发展是没有效率的,除非以极低价钱卖地,这显然不符合公共财政的利益.反而由政府政策引导对住屋有急切需要的人口迁入,可以带动该地区的经济活动,让小区设施和交通配套得以尽快正常运作.当小区变得生活便利以后,才对有意置业者产生吸引力,土地价值更高;
四. 提供一个阶梯,让一部份无产者变成有产者,为房地产市场培养生力军.公屋有一种惩罚性机制促使富户转投居屋市场,而居屋虽然没有一个以入息和资产作根据的强制性迁出机制,但基于人们希望改善生活环境或者虚荣的心理,多数经济能力较好的住户,还是会选择转投私人住宅市场.这也有助促使基层市民殷勤工作,以期有朝一日得以成为有产者.如果没有这种阶梯,城市无产者难以积蓄足够的资本置业.
所以公共房屋政策实际上对香港的经济和房地产的发展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最后的狂欢派对
继续之前的话题,不计80年代初的起伏,整个80年代香港房地产业整体上在70年代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因为各项因素,房地产业逐步成为一项支柱产业,有能力置业的市民沐浴在资产升值的泡沫当中.1990年，港岛区的房价比1981年上升了一倍以上.不过,此后房地产价格的急升,给香港房地产市场的健康以及整体经济的发展埋下隐患.90年代初期,国际游资加入炒买香港房地产,令房价飙升,本地投机炒家更加不理智地追逐物业资产,加速房价严重脱离居民购买力的过程.从1991年到1997年房价上升4倍左右,若从1985年房地产市场复苏算起,到1997年时房价已上升了9-10倍.
是什么支持着那么惊人的升幅呢?在这个房地产泡沫形成的同时,出现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就是楼宇按揭(抵押)贷款的普及.虽然银行的楼宇按揭业务较早期已经出现,但直到80年代初尚未普及,只有一少部份社会的上流人士基于良好的收入和信誉可以使用.及至银行察觉房地产的快速发展,物业价格以及居民收入持续上升,认为那是一项风险较低的营利业务,于是一改作风主力开发按揭业务,令更多人成为有能力置业的一群.加之90年代香港邻近城市大力发展轻工业,在内地低成本的诱因下,香港曾经蓬勃一时的产业逐步北移,出现产业空心化的现象,而厂家将产业转移后,流动资金显得充裕,这些工业余资转而加入追逐资产增值的行列.
面对信贷膨胀,港英政府曾在91年打算修改银行业条例,把按揭贷款上限由90%改为70%,虽然在银行业界自愿配合下,最终并无正式修例,但还是形成了金融监管当局的一項有力的监管政策,此后购房者必需付出房价30%作首付,这政策曾让房价一度出现调整,但在市场异常亢奋的气氛下,很快又调头向上.随着房价上升,信贷规模亦越来越大.泡沫爆破前,炒房者甚至购入几套房子,向几家银行同时贷款,此时市场已潜藏巨大风险,随时有爆破可能.当经济增长一旦放缓甚至出现收缩,由信贷所支持的资产泡沫必然爆破,而且是毁灭性的.当然派对狂欢当中的参与者是不容易察觉危机正在悄悄临头.
回归祖国的欢愉气氛过后,98年国际金融风暴,港元遭受狙击令利率短时间内急升,终于令泡沫爆破了,香港从此走向衰落,随后数年经济出现收缩,政府财政出现巨额赤字.政府采取了措施避免经济全面崩溃.但到了03年的时候,非典型肺炎(SARS)疫症恐慌还是引发了经济问题的总爆发,好多公司倒闭,勉强支撑下去的也得紧缩开支大举裁员.在房价达到谷底伴随大量职位流失的情况下,不少人因为失业无法偿还房贷被银行强制接收房子,当中不少个案是房子被拍卖套现后仍资不抵资债,被迫宣告破产,一直以来不少人为改善居住环境而把全家收入投入到居住的房子上,这刻房子却让他们一生的心血全都付诸东流.由此香港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社会正式宣告死亡.
政府面对经济危机的应对
香的的经济转型其实由90年代己经开始,上面提过,香港的高租金高工资环境,以往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已经没有生存下去的条件,内地工业城市的兴起自然对厂商产生莫大的吸引力,于是逐渐把生产线转移内地.与此同时房地产市道兴旺,社会上并未察觉问题已经出现,港英政府也大限将至,当然不会在意(也不排除是有意为回归后留下烂摊子的可能),反正表面上经济气色良好,主权交接时能维护前宗主国的面子就好了.直至98年金融风暴把经济漂亮的外衣毫不留情地刮走,才让整个社会意识到经济转型是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当时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曾设想过从不同方面向高科技产业转型,但均未曾成功.
自99年起其后数年,政府面临极大的经济困难,开源无方下唯有在节流上面设法.政府决定减省公共财政开支,主力缩减公务员编制,一连串措施包括暂停招聘公务员,减薪, 推行自愿离识计划,非核心事务以临时合约形式招聘员工,这些措施由99年的财政年度开始实施,03非典时期执行力度最大,直至07年才有所放宽.新入职公务员附带福利的削减和退休金制度也作出了改革以减轻政府长远的财政负担.
估计董特首的思路是希望凭借这些改革提升政府部门的效率,并以省下的资源为基层市民开创职位,在某些方面产生过积极的作用.政府于2000年解散了负责监督市政服务的市政局和区域市政局,原市政总署负责的工作由康乐文化事务署和食物环境卫生署取代,以节省两局议员和市政总署高层的薪酬开支,同时大量市政服务工作外判予私人公司承包.又例如最为人诟病的房屋署,一直在公共房屋的管理事务上被指作风官僚欠效率,部门内冗员众多,改革后多数行政工作由薪酬较低的合约文职人员负责,前线管理工作由管理公司负责,屋邨前线事务及加强了的保安工作由增加了的管理员执行.清洁及保安等职位的增加吸纳了一部份的失业产业工人.另外,青少年就业压力颇大,政府开办了一些免费职前课程和津贴私人企业设立见习职位.
可是总的说来,由于基本法规定香港公务员应享有不低于回归前的生活水平,这限制了可以减薪的空间,公务员成为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因为这个技术性问题,港英时代遗留下来的不合理薪酬架构令社会出现一些不可调和的矛盾,政府的努力对大势的影响有限.在敌意政党的煽动下加上市民对公务员的嫉妒心态,整个社会对政府产生更大的埋怨.其实政府已做了一切能力范围内的事了,制度性的缺憾并非任何人能挽救的.
而影响更大的是,政府因应公务员退休金制度改革而提出的全民强制性公积金制度的立法,撤销了以往离职补偿的做法,改变了劳动市场上的长期雇佣文化,对劳动市场作出一个坏榜样,受影响最深的是清洁工,保安员等非技术劳工,原因是一方面大量产业工人失业转投该等非技术职位,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私人企业以及物业持有人或业主法団效法政府改变直接庸用清洁工和保安员的做法,转而把这些工作外判承包,令这种只提供专门服务的公司有了更大的生存空间,于是更多同类公司加入竞争,在价低者得的原则下,这些公司为了出价更低,只能尽量压低属下员工的工资.于是失业的产业工人以及本来就从事非技术工作的工人最终还是成为受害者,承担了资产泡沫带来的恶果.从事文职工作的白领也好不了多少,经常被雇主要求作没有补偿的加班工作又不敢反抗,开罪了雇主丢了工作更不是味儿,也不知道公司会否减薪,在裁员问题上会否向自己开刀.总之朝不保夕,人浮于事的消极气氛在整个社会上弥漫着,这种气氛让人没有兴致消费,经济越发萎缩.
房地产市场方面, 政府的立场不得已由本来打算压抑房价变为防止房地产市场的崩溃.市场上把房地产价格的暴跌归咎于董特首在1997年宣布的”八万五建屋计划”,该计划系鉴于回归前房价高企,没有房产的市民承受昂贵租金而提出的,计划每年兴建八万五千个公营房屋单位.市场的指责显然是在寻找代罪羔羊而已.但政府立场的改变并非全是政治压力的缘故,因为事实上当时经济已太过倚重房地产业,这个市场的兴衰牵一发动全身,不单在于卖地和地税收入,更重要的是房地产交易的活跃带动着一连串的消费效应:高端的新房子的落成,吸引了希望改善居住环境的市民,当他们入住以后,本来的房子就在二手市场吸引下一个经济能力稍逊而希望改善居住环境的买家;一个房子的易手,买卖双方都要支付中介和律师的费用,然后买方需要向银行贷款,交收后房子重新装潢,然后需要搬运公司搬家,也可能要添置新的家具和电器.就是这样,一纵一横的交错效应对消费起极大的刺激作用.而且大部份置业的市民都有房贷,如果房价进一步下跌,银行将会出现不少坏帐,问题会漫延至另一大支柱金融领域而无可挽救.
于是政府首先在土地供应上做工夫,设立一个叫”勾地表”(正式名称是”供申请售卖土地表”)的制度,发展商如对勾地表内用地感兴趣,可向政府申请出售有关用地和表明他愿意付出的最低价格,并交纳按金,名义上是让市场自行决定最合适的土地出售量和增加土地供应的时间,实际上是在拍卖土地前先试探地产商的出价,如果价格过低就干脆不卖地,以免土地流拍或贱卖而进一步打击市场信心.继而在02年宣布无限期停建和售卖居屋,以减少供应的方法稳定房地产市场.另外, 政府较早前成立的按揭证券公司,于99年开始承受按揭保险,只要购房者交纳保险金,银行就能批出房价85%的贷款,其后更放宽至95%,企图以增加信贷额度支撑房价.
到了03年,政府最担心的情况还是出现了,而且形势比想象中还要恶劣,对疫症的恐慌引发全港出现信心危机,有外国居留权的市民打算移居外地率先抛售资产,引发连锁反应,于是股市崩盘房价暴跌,本地居民害怕感染不敢外出消费,加上外国对香港发出旅游警告,令经济活动差不多完全停顿.全港一片愁惨雾,像是末日一样.虽然这种情况由疫症引起,但折射出的事实是,香港的经济模式根本不堪一击.
垄断资本主义的萌芽以及经济复苏
正当全港市民坐困愁城苦无出路之际,香港这个被评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遭受”到了中央政府的”强力干预”.一是与香港政府签署”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二是开放内地居民来港个人游.香港的商贸及以旅游业为轴心的一系列行业如酒店,零售,饮食等,获得不少实惠,令香港变为外向服务性的经济型态.此外,香港政府推出“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吸引主要是内地富人来港作投资移民,让资产价格得到了支持.另一方面,政府决定自04年起土地供应只会以勾地方式提供,奠定了地产发展商的绝对垄断地位.
近年形成垄断优势的地产发展商均为华资财团,都是经过几次的房地产的起伏,汰弱留强后生存下来的.早期的具规模的地产投资都是由英资财团包办的,直到50年代随着房地产市场的扩展,华资才在地产业活跃起来.后来银行业希望在高额利润的房地产生意上分一杯羹,于是纷纷向地产商贷款,结成利益同盟,一时间众多房地产发展商进入市场,出现百花齐放的境象.60年代中银行的挤兑风潮使两个行业出现危机,不少过份进取或实力较弱的银行和发展商都被淘汰了.到70年代英资的太古集团将清拆船坞和糖厂后腾出的大片土地兴建了全港首个大型私人住宅屋苑,使房地产业出现了新形势,促使当时的大型华资发展商斯联手投地发展,小型发展商的生存空间大大缩小.后来英资财団因为97问题部署局部撤出香港,终于将房地产的支配地位让与几大华资财団.以至政府全面退出房地产市场,甚至如今变相将土地供应的决策权交到发展商手上,使地产发展商得到前所未有的垄断地位.
这些地产商的规模在数十年间急遽膨胀,除了经营有道之外,与香港一直以来的低税率政策有很大关系.低利得税及薪俸税率是港英政府为英资财团和初时大多数为英国人的政府官员度身定造的,好让他们能占有大部份从香港所得的收入,而这些财富会由财团调离香港用于帝国主义的全球发展以及由退休人员带回英国本土.当华资财团崛起以后,便受惠于这种政策环境,他们不会把经营所得撤走,而会用于扩大业务.由于不断的进行再投资,财富以几何级数的速度猛增.
在经济起步阶级由于市场开放而经营成本尚在一个较低水平,不少商家有能力进行商业经营,政府以低税率对经营有道的商家作出回馈,大大地鼓励着商业冒险精神.而在市场上的众多参与者互相竞争之下,对市民来说亦能受惠,因为商家为免资金链断裂,必定要做到货如轮转回笼资金再投资,所以货品定价会在市民能接受的一个合理水平.可是到了少数的优秀者脱颖而出,在市场上独占鳌头之后,初期那种自由市场派所津津乐道的效应就会渐渐消失.对于营业成本不菲的房地产市场,这种现象尤为明显,当地价越推越高,有能力参与的发展商就越来越少.
经过多年经营,各大地产商所支配的财富已经渗透到商业每一个环节,包括直接的收购,控股以及间接的商铺,办公楼的租务市场等.当几个大企业己经占有了大部份市场份额之后,他们明白已没有可能用任何方法把其它参与者打倒,采取竞争的手法经营只会损害自身利益的情况下,企业就会转为联合以谋求互惠共利的方法.虽然没有实质证据指证地产发展商互相勾结,但从侧面可以看到这种迹象.于60年代中成立的地产建设商会,外界一直对其运作所知甚少,最近曾有传媒去信商会询问商会的章程,会员资格,以及如何监管地产发展商等均不得要领,商会俨如一个密谋组织般神秘.商会对于政府不损害利益的要求会表现合作,然后向外界发出一些声明或指引予以支持或满足,可一旦损害利益,商会虽不会明确反对,但就会指政府的干涉可能会影响房地产市场运作,有损市场经济健康之类云云,于紧接着的土地拍卖会各大发展商的行动就会出奇地行动一致予以冷待,大有要以拖垮政済一拍两散要挟政府之势.由于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依赖比发展商更大,所以每次政府跟发展商的较量,大都以政府让步结束.
非典过后,政策向商贸和消费行业倾斜,可是因为劳动力过剩,导致大部份基层劳动者的工资都没有随经济复苏而提高,财富分配更加不平均,只有少数人享受到复苏的好处,贫者越贫,富者越富.因应这种社会结构,加上政府人为地制造供不应求的现象,发展商的策略也作出了改变,他们只针对富有阶层建屋,所以将所有土地都发展为高档项目,而且以大面积单位作为主力.经济复苏使香港与内地的商贸关系加强,更多内地人把资金带到香港,为发展商提供了更多的客源,于是房价逐步攀升,社会很快又重新披上了繁荣的外衣.可是基层市民不单未能受惠于复苏,反而生活负担日重.
垄断资本主义之下香港的社会面貌
本来经济在98年和03年的重大挫折后,并未失业的基层市民在收入略为下降而消费品价格却因通缩而大幅调整的情况下,生活水平实质上反而有所上升,而随着经济持续复苏,他们很快又处于不利的位置上,当中有几方面的因素的:
一. 首先是个人游的开放,大量内地旅客来港消费,零售业的复苏非常强劲,持有商铺的地产商或个体业主眼见零售商户财源广进,自然希望从中分一杯羹,为谋求最大的租金收入,都会在原租约届满后提出大幅加租的要求.租金的不断上升催促着商户进行一场淘汰赛,为适应这种环境,商户只能倾向走高档路线,争取消费力较强的客户群,而未能转型的商户只将成本转嫁消费者,直至无法承受租金压力,唯有另觅合适的商铺继续经营或结业;
二. 住屋供应一方面减少,另一方面需求持续上升,令房租随着房价上升.而需求来自于两个方面,一种是实质性的,数年间不少市民组织了家庭,他们需要一个独立居所,离开父母自立成家,另一种是投资性质的,本地以及外来的投资者眼见物业价格在谷底回升而纷纷追涨;
三. 公共事业的经营者在有可观营利的情况下仍以通胀率持续上升为理由申请加价,由于他们申请的加幅并未超出法例所限,所以政府没有根据否决申请;
四. 来自内地的食品和生活食品价格急升,由于港元与美元挂钩,而美元弱势,人民币汇改后兑美元持续走高,港元由最高1兑1.05人民币左右的水平跌至现今1兑0.83左右,与此同时内地物价亦持续上升,由于乘数效应,来自内地的货品价格数年间出现了以倍数计的升幅.
虽然政府公布的通胀率只不过是每年几个百分点,但对基层市民来说衣食住行才是主要的开支,尤其食品方面是无法节省的,生活开支以每年几十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这个才是对基层市民适用的”实际通胀率”.所以两极分化成为近年社会的明显现象,既得利益者透过资产增值地位越来越牢固,基层劳动者工资增幅轻微而负担日重,生活过得越来越苦.最突出的例子是清洁工人,一般工资都在五千港币左右,假设他能住上公共房屋,粗略地计算一下,每月的租金加杂项开支大约二千元,平均每天只能花不超过一百元,不要忽略香港的消费指数,就以快餐店一个套餐来说就要三十多元,他们的收入只能勉强养活自己,没有闲钱花费在文化消闲之上,别说成家立室,连自己的退休生活都没有保障.有一部份不合资格入住公共房屋的基层劳动者情况更糟糕,根本租不起象样的房子,只能屈居于仅有一个床位空间环境恶劣的”笼屋”之中,他们干的是厌恶性的粗活,过的是没尊严的生活,比内地的农民工好不了多少,我想很多内地朋友都没有设想过香港有这种事的.
04年的时候就发生了一场小风波,政府为节省开支打算以证券化的方式成立”领汇”基金,将公共屋邨的商场,肉菜市场,停车场等商业物业分拆出来,并由基金旗下的管理公司以商业手法经营.在少数几个立法会议员的支持下,公屋居民以司法复核的方式挑战政府的上市计划,虽然被判败诉,但政府在不明朗的因素下还时暂时搁置了上市计划,于是导致打算投资领汇的投资者举行集会,抗议公屋居民”阻人发达”的行为.另一方面,领汇事件亦引发香港对公共资产私有化的讨论, 04年底百多名学者及民间人士联合发表圣诞宣言,呼吁社会讨论公共财产私有化，希望各界正视当下严峻的社会不公平及贫富分化问题,随后超过30个民间团体发表联合声明,反对公共资产私有化.不过因为普遍的香港人政治意识并不强烈,反对的声音得不到回响不久就消散了,05年底政府卷土重来成功上市.不久之后,负面的影响就开始浮现了.因为领汇以商业原则管理,以提升旗下商场的竞争力并增加租金收入,于是对的陆续约满的租户大幅加租,原本的租户大都是以屋邨街坊为对象,小本经营薄利多销的,面对领汇的迫迁实在无可奈何只有结业.这样不仅压缩了小商户的生存空间, 为大型连锁集团开拓市场,对屋邨居民来说也减少了廉价的商品和合适的服务,加重了生活负担.
如是者,做生意的也不容易,因为经过非典一役的大淘汰之后,能在商场上存活下来的大都是具规模效益的大集团,当经济复苏后,这些大集团便迅速占据市场,面对成本上升小企业要站得住脚根本不容易,能够成功突围的只是少数,其余的都在艰苦经营.文章开头提过的旅游业丑闻,也是因为这种环境而产生出来的.高质素的旅行团根本不会让香港的小型旅行社接待,小型旅行社只能接待内地零团费或廉价旅行团,然后从团友在商店购物消费收取回佣,而旅行社为节省开支,所雇用的导游都是没有基本工资的,完全依靠分享团友购物的回佣.由于这种畸形的经营模式,衍生出各种恶劣的宰客手法实属必然.
社会福利方面,由于普遍家庭的收入都下降了,加重了社会对公共福利的依赖,导致公共服务的质素下降.以医疗系统为例,初级医疗网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面临极大压力,每日的配额都不敷应付,获转介医院专科门诊的病人,如果初步被评定为非紧急类别,往往要一年后才获跟进.公立医院的医护人员工作压力沉重,间中会发生医疗事故,这在以前很少听闻的.政府面对这种情况亦无法为医疗系统增拨资源,为节省开支,推出了用者自付计划,要求病患者自费购买昂贵药物.最近更计划推出强制性医疗保险计划,企图把医疗系统完全市场化,受到市民的强烈反对.
房屋政策方面,虽然政府仍然维持公屋政策,但入息上限并无因应经济形势的而相应作合适的上调,这明显是为房地产市场着想,希望把更多人推向私人住宅的买卖和租务市场.这令刚投入社会的年青人处境非常尴尬,由于香港早已实施普及教育,具有一定教育水平的年青人毕业后当然不至于要投身低收入的非技术职位,但高收入职位却竞争激烈,所以大部份年青人都处于高不成低不就的境地.希望独立或准备成家立室的年青人,他们不符合资格入住公屋,只能付担高昂的租金,如果想购买私人住宅,就非向银行申请高额的房贷,背负沉重债务负担不可.
社会上普遍仍怀缅着八九十年代的光景,那个表面上欣欣向荣,机会处处的年代.眼见就业前景暗淡,而创业的成本高且风险大,一部份年青人感觉社会出了问题,自己的前途似乎被既得利益者所操控,于是指责有钱人无良,大财团贪得无厌,政府与大财团官商勾结等,比较激进的甚至以行动的方式表达反社会的倾向.很可惜他们并未认识到当今社会上所发生的一切,只不过是早已为前人论证过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现象,他们对垄断资本家出于道德上的批判,对他们自身的处境以至社会的进步毫无裨益.社会上的既得利益者把80,90后的青年人标签为反叛,激进的一群,指青年人缺少了长辈刻苦耐劳,艰苦奋斗的精神.
如今,在美国量化宽松的金融政策下,大量热钱流入香港把利率推至历史低位,在通胀持续上升,现金购买力持续减弱的预期之下,市民纷纷把资金投入房地产市场投资保值,房价直指97年的历史高位,大有再创新高之势,在房价严重脱离普遍市民购买力的情况下,承受着昂贵租金的”无壳蜗牛”叫苦连天,整个社会再次被绑架在地产发展商的战车上,以信贷支撑的资产泡沫又再膨胀起来,结局如何请拭目以待.
“香港模式”的总结
八九十年的繁华境象为香港人带来骄傲,而一曲”东方之珠”也许为不少内地朋友带来对香港无限的憧憬,可是世纪之交无情的现实伤害了不少香港人的自尊心,也给内地的朋友展示了一个活生生的反面教材.
总结香港现代经济的发展过程,能够快速的实现工业化只不过受外来因素的刺激所致,并非香港人以及资本主义者自诩的非凡本领所致的,而八九十年代的所谓黄金时代只不过是一个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社会的回光返照,这十多年的繁荣无非是信贷不断膨胀,预支了未来的收入,把房地产泡沫的爆破时间延后了.而政府提供的福利,其实主要是来自地价的收入,当地产发展商形成垄断之后,从他们身上”借来”的福利,最终必定要奉还的.其实那个年代财富的分配同样非常不平均,那为什么社会上似乎出现了一个大众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现象呢?当中存在一个容易为人所忽略的因素,就是内地供应的廉价食品和日用品,这变相为全港市民提供了生活补贴.近年香港普遍的基层市民的绝对收入其实相对90年代并非相差太远,但因为内地进口价格急升,重要的生活补贴取消以后,困境就显现出来了.
如果低估了内地食品对香港经济的作用,就无法完整地理解香港经济的发展过程,因为财富并不可能一下子从内地农民转移到香港的垄断地产集団的,这个关系要经过一连串复杂的过程才能最终确立.财富需要首先积累在经济活动所衍生的高收入群体,经过一轮运转后,越来越多人积累了足以置业的资本,以及消费行业的蓬勃发展,使商铺租金一路上升,最后这些积累一方面透过市民向地产发展商购买房屋,以及经过全体市民的消费活动,以租金的形式,最终大部份直接或间接地流向了大型的地产发展商,不断地滋养着这些垄断资本发展壮大.而全过程就是一般人只着眼于经济体积膨胀,市民生活得到改善的表象,形而上地所理解的”繁荣”,并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常态,而忽略财富不断趋向集中最后形成垄断,继而窒碍生产力的发展的一面.
了解了这一点大家就会明白,”香港模式”之下出现的所谓经济起飞,简而言之只不过以全中国的农业生产力补贴一个弹丸之地的城市化过程而已,而地产发展商却为最终的受益者,他们透过房地产开发,把财富从市民的储畜当中转移出来.随着信贷的膨胀,地产商从社会上透支的财富就越来越多,而风险则留给了购房者和银行.地产商透过各种形式渗透到经济的每个环节,基本上立于不败之地,而社会公共财政却越来越依赖地产商的投资,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对广大市民来说,能够受惠于资产增值的只限于收入高而稳定的专业人士和中高级公务员以及暴利性的房地产和金融从业员,这部份人成为了资本家的附庸,专门为富人服务,其余的劳动大众只能成为资本家的剥削对象.
结语
反观内地的发展模式,个人认为与香港有非常相似之处.经济特区的成立,以政策优惠吸引外资,并以较种地”吸引”的工资使大量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就业,这与香港40年代末大量资金和劳动力流入,刺激工业化发展进程的情况是一样的.由于物价仍然受到限制,市场化的经济特区同样享受着计划经济式的物价补贴.所谓的经济奇迹,其实就是以剥削农民,补贴城市发展的手段所致.
这种做法其实不是新事物,在苏联初期的困难时刻与新中国成立之初,同样实行了国家资本主义,以剥削农民的方法补贴工业化发展.不过与改革开放所不同的是,在苏联和新中国实施的国家资本主义底下的对农民的剥削只是作为短期性的措施,剥削农民所得的利润由国家支配并为社会主义工业化,保卫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服务.而改革开放是打算以长期对农民的剥削支持越来越地方的城市化发展,而剥削农民所得的利润转由私人支配.以廉价的农产品方式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居民的储蓄当中,而居民的储蓄最终流向了地产发展商以及其它垄断企业.而操在外资与国内垄断寡头的庞大资金基于资本逐利的本性,一定会停留在发达城市寻找增值的机会,催生房地产,股市及商品的资产泡沫,而绝不会流向农村支持农业的发展.
城市居民由于住房福利的取消,被迫购买商品房,于是大量的居民储蓄变成了地产商的利润,造就了少数地产寡头的垄断,购房者得到了住房之外还有一大笔房贷.房价成为一座大山,但政府对房地产业却投鼠忌器,房价疯涨民怨沸腾,这个问题不管不行,而管得太死就会令价崩溃经济马上就要硬着陆.内外资金深知政府过份依赖房地产发展经济的模式这个死穴,所以与政府抗衡到底,这就是房价越调越涨的原因所在.
当今全国的社会乱象被归咎于官僚的贪污腐败,其实只要大家了解一下香港的情况就知道贪污腐败并非问题的根源,因为廉政公署的监督,香港政府以至整个社会已经算得上比较廉洁了,市场可以自由进出而不受权力的限制,但是经济仍然要出问题.可见贪腐只是问题加速恶化的催化剤而已.
大家进一步想象一下,以全国的农业生产力补贴少数的地方进行城市化当然轻而易举,但随着越来越多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一定会导致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受到限制.当越来越多的地方进行城市化,居民消费力越来越强,而农业的生产力停顿甚至萎缩,廉价农产品对城市居民的”补贴”必然无法进行下去,出现不能以行政手段控制的恶性通货膨胀,到时候城市居民那种与社会分享发展成果的感觉就会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续而发现社会原来存在着诸多的矛盾.这是因为资本对农民的剥削已经到了极限,必需寻找其它可供剥削的对象,于是城市居民无可避免要成为下一批牺牲品.
各位内地的朋友对国内问题的了解一定比本人更加深刻,本人不打算继续在此班门弄斧了,不过作为香港由盛而衰的见证人本人自觉还是胜任的,国内的经济发展过程对本人来说实在似曾相识.我想,也许特色社会主义是存在着某些不可调和的基本矛盾的,这方面的问题就交给内地的朋友去研究了.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